施卫江：一本塑造了我的世界观的好书：《新的综合》

　　我生性好读书，不读则已，读则求得甚解。

　　可惜生不逢时，我的童年和少年正好经历了文革的全部时期，目睹了历史的疮痍。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饥荒的年代，学生的课外阅读书籍少之又少，有之也都是些宣传“英雄”、“模范”之类的，如：雷锋、焦裕禄、黄继光、邱少云等等。这类书籍不外是高杨起“性善论”，传扬“奉献精神”的。它们无非是承载起道学的传统：人性本善，而人之为善，就得放弃自我，处处为他人着想，于是有“斗私批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高谈阔论。可是孤僻的我，性情总是与众不同：喜欢独立地思考，志向于探索真理。我回忆起小时侯的情景，这类书籍从未打动过我的内心，大概是气质和秉性的格格不入吧。所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思考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就越来越不满意那些“英雄”、“模范”式的宣教。我老是觉得，华丽的文饰、空洞的宣教与现实中的伪善和粗暴根本对不上号。这是为什么呢？

　　我困惑着、求索着，可是极需精神食粮的时候却面临着饥渴。

　　历史终于跨入了开放时代，1980年5月，大胆走在思想启蒙前列的《中国青年》杂志，策划了在其刊物上刊登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导全国数万名读者进行“人生观”的大讨论。与许多读者一样，该信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参与其中的大讨论，思想热情顿时高涨了起来。

　　在学校生活学习的饭后课余，我的脑海里时常回味着潘晓提出的论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许多人所着意探寻的。“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高调的话语曾经多么激人奋进，却渐渐地为新时期的青年所怀疑、所否弃。我当时也开始反思：人凭理由要放弃自我的价值去成全他人？成全他人岂不是让他人用正当的理由来取消我的利益？这些问题关涉到“公与私”、“集体与个人”的理论关系，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严密的科学上所支撑的依据呢？

　　“我终于摸到了海底，我的锚就牢牢地扎根在这里。”一位诗人如斯说。

　　1982年夏天，我在大学图书馆翻阅《百科知识》的时候，阅读到一篇介绍社会生物学的书《新的综合》的文章，我的思路豁然开朗。“呵，真的太精彩了！”我兴奋不已，就象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发现了一个力学原理而欢呼“尤里卡！”那样。毕业后我闻悉，《新的综合》的编译本刚在我国出版，于是如获至宝地赶紧购来，汲取养料，它所蕴涵的阳光雨露终于滋润了我的心田。我茅塞顿开，找到了有关社会和人生真实底蕴的科学规律来。

　　“新的综合”，顾名思义，这本书高度综合了众多学科，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它从两个基本原理出发，推演出社会生物学的大部分理论：第一，动物的进化不仅是结构的进化，而且也包括行为方面的进化。因此，动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百万年来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通过遗传、变异、演化而来的。换言之，动物行为也是进化的产物，也具有自己的进化历史。第二，一切生物进化过程的主角都是复制基因，生物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每个个体都不过昙花一现，唯有基因可以长存不朽。

　　社会生物学学说的首要命题是：基因是自私的，因为它不自私就不可能存在。这里说的是单个的基因，基因自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于试图尽可能大地扩张与自身相关的基因库队伍。为此，基因创造了生存机器（机体），并让生存机器无条件地为自己服务，使得基因能流传下去，因此基因自私的对象绝非单纯针对自身，而是覆盖于各级等级的亲缘基因，由此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自私策略（即选择）。既然基因操纵机体，那么，一切生物行为的伦理性问题也都可以根据基因的自私性作出的行为选择来得以解释。

　　基因既然是自私而冷酷的，那么如何解释在群居生物中的利他主义行为？《新的综合》作者威尔逊认为：“由于同一种基因拷贝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个体之内，因此使得不同的个体有了共同的利益。社会生物学认为，个体行为中的利他主义形式的原因，就是基因的这种共同利益，换言之，利他主义行为是出于基因自身利益的需要，说到底，还是基因的自私性所造成的。”

　　因此，在社会生物学中有 “亲缘选择”的学说，它是指“自然选择在血缘关系网这个组织层次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亲缘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尽管基因天性是自私的，但是由于近亲体内有不少基因是共同的，所以，每个自私的基因必须同时忠于不同的个体，以保证那些拥有相同基因的动物生存。”，“如果为了拯救更多的近亲个体而牺牲一个个体，对于基因来说当然是合算的。因为它失去了一个拷贝，而保住了更多的相同拷贝。于是，操纵个体对亲属表现出不惜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就会在基因库里传播开来。”

　　所以威尔逊说“人类和昆虫都具有极端的牺牲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心灵和昆虫的“心灵”（如果有的话）功能相同；
但却意味着这种行动不需要什么神圣的或超绝的力量来引导。我们有理由去找寻更为普通的生物性解释。”尽管威尔逊承认：“利他之举的形式和强度有一大部分是文化决定的。人类的社会进化显然是比较有文化性而不太是遗传性的。”但他接着说：“其中有一个要点，即行为背后的情绪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已强烈地表现出来，只有这一点可以认定为是通过基因进化的。社会生物学的假设并没有说明各社会间的差异，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与别的哺乳动物不同，以及为什么（在狭义方面）他们与社会性的昆虫这么相似。”

　　好书引导人生及价值观。我读罢此书，学会了直面人生的态度：人是由基因操纵的，基因的自私性必定导致人以利己为重，利他主义不过是利己主义的放大，因为它归根到底也受最大限度地繁殖后代的基因利益支配。人生其实是场进化论的博弈，利他主义就是一种功利的计算，理性的人意味着懂得在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权衡好利益关系而取得某个比较优越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我深刻理解了：现代性社会里的主流伦理观，之所以是先以个人利益为重，再推及社会群体利益的功利主义原理。这样，立足于消极性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唯有人人学会保护好自己了，才使社会灾难大大降低，从而增进了社会的福祉。

　　看吧，《新的综合》就是以如此严密的推理和清晰的论述，高屋建瓴地将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行为，统统包涉其内，一网打尽，一览无余。威尔逊的创造力和理论勇气使我敬畏，书籍中所透发出的精神伟力更是动荡了我的血脉，感发了我的意志，一种感恩的情怀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我终于认识到，关于“人”的问题，凡以实证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便是相当地坚实而确切可信的。反之，某些号称是“科学”的理论、自居为“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说，总是想回避那些构建人之原初的物质性根据，剥离掉人的丰富多彩的感性层面和生理欲求本真，脱离掉人的真实性情，这只能说明根本不是什么“唯物”的货色，只是在施展“骗和瞒”的工夫而已，以达到极自私的“功利计算”目的，使扩充自身的基因库。

　　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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