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父亲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

　　如果我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这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有一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一段轶闻

　　在我详细阐明之前，我要讲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

　　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来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父亲的教诲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防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20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后来他们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我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袁世凯就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拿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袁世凯死后，他又重新当上许将军的参谋长。但是袁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了，于是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变成一个顾家的男人。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情势如此，却带来一些不便。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却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的存在。这也触及到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运动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便仍然和全中国之间的政治之间有可疑的关系。连蒋介石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变，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就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那么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父亲的想法自然而然地会导致以下结论：要尽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如果避免不了，个人应注意其缺失和诡诈之处。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之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时间，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如此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他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长期奋斗后，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成形中的历史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点，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和诅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

　　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

　　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原载：《黄河青山———黄仁宇自传》，三联书店出版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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