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中国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民主

　　邵颖波先生在《财经时报》上撰文说，环保问题的根本是政治问题。其实推而广之说，民生问题的根本是民主问题。所谓民生，是指事关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具体事宜，无非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大致属于生存权发展权之列。民主问题则基本上属于实现民生的途径。这可以比之过河，过河的目标是民生，而为过河准备桥或船则是民主。没有桥和船，过河之类只能是空谈。所以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民生属于实体，而民主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程序。民生方面如果出了大问题，大体可以在民主方面找到原因，这虽非绝对，但从宏观上观察，却应当算是一个规律。中国当今的许多问题都是这一规律的证明。

　　山西黑砖窑案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受奴役人数达千人之多，存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就在当地政府眼皮底下，那些现代奴隶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媒体这样报道现场景况：“成年、未成年的农民工在这里像牲口一样被黑心的窑主和工头迫害和压榨着。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晚上睡在只铺着草席的砖地，有打手和狼狗巡逻；
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而且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
只要动作稍慢，就会遭到毒打，加之被强迫搬尚未冷却的砖，他们个个遍体鳞伤；
由于一年半没有洗澡理发刷牙，他们个个长发披肩、胡子拉碴、臭不可闻，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
在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却得不到一分工资……”。如此骇人听闻的犯罪，当地媒体从没有任何报道，地方政府及公检法诸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坦然高卧没有任何应有的作为，如果不是外省媒体的披露，这样的惨剧还不知要上演到何年何月。事件被报道并惊动中央之后，山西当局这才开始有了明显动作。省长于幼军先生认为，此事之所以发生，相关的地方政府不作为是重要原因。省委书记张宝顺先生则站到主张严打犯罪的最前列，要求对相关刑事责任人员从重从快成批次定罪处刑，以平民愤。其实静下心来稍作思考便不难发现，黑砖窑案之所以发生并肆虐十年之久，根本问题在于当地政府脱离了民主法治轨道，或官商勾结或拒不作为，缺乏民主的制度和程序，使贪腐官员既无权力机关监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又无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得以恣意妄为。老百姓们手中既无选票以左右有关官员的命运，又无足以号召同侪以显示强大力量的喉舌，成为沉默的无助的大多数势难避免。所以这里的民生问题无疑又应当归结于民主。

　　无锡太湖蓝藻水污染案是人祸引发的天灾，江苏省委已召开会议就治理太湖环境作出决策，决心即便GDP缓一点也要恢复太湖水环境。不仅是太湖，中国各大水系的污染情况都已到了积重难返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国家环保局已经为此祭出了“区域限批”作为最后的法宝。总局官员警告：全国性水污染已经把人民生活逼得无路可退，如若继续放任，中国将成“死水之国”。若真的成了“死水之国”，等于自己把自己开除了“球藉”，官民人等一律完蛋，官员们自然不能视若无睹。所以我们的政府作为往往表现为一种“危机处理”，必须待到情况严重到无以复加，已经退无可退、千钧一发之际，才有大行动。尽管事情有个发展的过程，在矛盾开始显现的时候处理难度要小得多。但问题是，开始出现的矛盾可能非关大局，只是部分利益攸关者有所反映，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之下，利益攸关者的呼吁很容易被忽视。即以太湖为例。环太湖化工企业有上万家，都向太湖排污，这上万家企业又分属不同的地方政府领导，虽说环保重要，又有哪个官员愿意牺牲自己的GDP去成全治理太湖的大业？所以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下来视察时，有老百姓跪求治污，问及为何不找地方政府，答道找了根本没有用。这就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官员们特别是大权独揽的地方“一把手”集权于一身，可以把所有的老百姓一起拉上“牺牲环境促发展”的列车，老百姓在这样的列车上集体失语无所作为，必须等到危机出现时驾车人才能有所动作。而在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这样的情况决不可能发生。原因是，民主制度可以让老百姓的个人意愿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并可能形成集体的意志或权力机关的意志影响和限制政府的作为。一是有所谓新闻自由。凡涉及权利保障的都是敏感话题，一经报道，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强大的社会压力随之而来。其二是有所谓议会政治。这种体制设置本身就是为了使各个不同利益的群体通过正当程序进行利益博弈。西方议会经常的景观是，稍有风吹草动，就鼓噪起来，嘀嘀不休的批评不绝于耳，动辄还有对政府的质询、追究责任、弹劾，等等。这种政治当然也有不少弊端，有总结完善之必要，但确是防止权力集中、专断以致一条道走到黑的良药，对解决我们的问题有针对性。

　　如果说上面所指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性，那么遍及全中国的集权问题和权力滥用问题、官员贪腐问题、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以及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等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关系民生，并且总是能在民主问题上找到原因。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有一种误导，以为既然是共产党领导，既然是人民政府领导，即具有代表人民的天然合法性，民主已在其中，因此无须再要有什么民主的制度和程序，使党和政府的行动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有这种思想指导，我们在大大小小的涉及民生的决策中犯下了多少错误，大规模的公开的行政侵权对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形成了多大的侵害，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许多事最终只剩一点聊以自慰：“出发点是好的”。所有这些，同样在缺乏民主的制度和体制上找到根源。批评者要反驳说，民主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良方。诚然如此。但如同人们对钱的态度一样，有了钱不等于什么都行，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民主也一样，有了民主决非什么都行，没有民主却是万万不行。有学者撰写大块文章强说，我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却不知何所依据而云然？百姓集体失语，人大“橡皮图章”，官场集权和贪腐盛行，又作何解释？

　　从历史上看，民主其实是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目的是翻身作主人。这个主人除了要有饭吃有衣穿，更重要的是要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的“主人”究其实还处于奴仆之列。从民主的内涵看，既是一种制度和程序，又包含着实体的内容，例如“发言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自由就是一种实体权利，又可以归于民生的内容之中，两者难以截然分开。实行民主的好处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保证决策的正确，防止大的失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防止个人专断和权力被滥用；
二是以正当程序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使所有的利益诉求都有正常表达的渠道，通过法定程序使争议得以妥协，防止矛盾的暴发和激化，实现社会和谐。弱点是可能影响某些效率，另外从官员的角度看，当官可能不会那么爽，没有了感恩戴德的百姓，只有挑剔难缠的国家公民。集权专断所造成的局面只能是少数人的自由和多数人的不自由，大多数人的正当权利受侵害并且缺乏救济的渠道，最终的结果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过去几千年历史兴亡的周期率，根源就在于此。现在我们回头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程，发现在建国以前我们党对于“民主自由”讲得多，高举了民主的旗帜，赢得了全国老百姓包括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支持和爱戴，建国以后这方面讲得少了，后来甚至成为忌讳，以为这是专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知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贯主张。直至近年来的各级代表大会以“民生”为核心议题，仍然没有将“民主”的旗帜高扬起来，殊不知，我党本来就是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旗手，没有民主何来民生，正如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早在六十年前，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先生论历史兴亡周期率时就已经指出，我们能够走出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先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当说，理论上和方向上早已解决，剩下的只是实践问题，而这一实践问题又是何其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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