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蔚彬：任仲夷与《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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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金秋，中共十六大开幕前夕，我去医院看望即将出席这次盛会的“党代表”任仲夷同志。

　　八十八岁高龄的任老敏锐不减，谈锋犹健。他从党的十六大的召开，说到老同志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要勤学习，多读书。他认为人的真知既来自直接的实践，也来自间接的实践，所以要通过书本去获取来自间接实践的知识。但不能死读书；
不能只读一种书，只读一种观点的书。那样做会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任老风趣地说：“不读书，会蠢；
只读一家之书，也会蠢。”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的任老，正是通过涉猎广泛的阅读，理性深邃的思考，始终保持着超乎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同舟共进》有幸成为陪伴他生命最后十年光阴的刊物之一。

　　八十年代末，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的吴南生同志亲自策划创办了《同舟共进》月刊；
创刊之初，他就提出不要走机关刊物的老路子，要让《同舟共进》成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议论国家大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舆论渠道。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刊物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吸引团结了党内外、政协内外的许多读者作者，其中也包括一批阅历丰富，思想敏锐的革命老前辈。

　　任老大体上就是在九十年代中与《同舟共进》结缘的，先是阅读编辑部送去的赠刊，后来开始在刊物上发表他的文章和访谈录。2003年1月，终于欣然接受我们的聘请，担任《同舟共进》的顾问。而他生前最后一个形诸文字的谈话，一篇深刻阐述了他的思想见解和政治理念的重要文章，正是通过《同舟共进》一字未改地公之于世。作为当时刊物的主编，我至今感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最大的幸运和欣慰。

　　2

　　2001年5月1日，任老为《同舟共进》手书条幅一帧，写的是马克思的一段话：

　　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委靡不振。

　　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为《同舟共进》题”。

　　在建党八十周年前夕，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人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我们这份刊物的信任和期望，编辑部同仁深受鼓舞。

　　根据这些年同任老的接触，我感觉到，这份信任，来自于对《同舟共进》坚持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己任这一办刊方向的认同。事实上，任老几年来在《同舟共进》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其主题概括起来，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就是改革体制弊端，发展民主政治。

　　《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2000年第8期），介绍了作为党的十五大代表，任仲夷同志在大会前对十五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得到采纳；
在十五大小组会上，又针对大会报告中新加进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作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发言，得到好评。文章还介绍了任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考，如对民主与集中、少数与多数、民主与法制、照搬与借鉴辩证关系的分析，无不别具新意，令读者深受启发。

　　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之际，任老应约写的纪念文章直截了当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建设》为题（2001年第6期）。文章再次强调“经济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加强民主建设首先是发扬党内民主”，并对当前政治改革的步骤提出了四条建议。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和以往一样，任老对自己准备发表的文章特别谨慎，总是不厌其烦，反复修改。这篇文稿付印前，我专程到任老家中最后核校。交谈中，任老忽然提出，文章在政协刊物发表，政治体制改革同政协很有关系，是否应加上一小段？我说了我的看法，任老当即同我商量着提出了修改意见。文章刊出时，加上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现有国家架构中，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可以作为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何改进政协民主监督形式，强化民主监督职能，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从这件事，不但可看出任老构思文章时的缜密周到，更可以感受到他政治眼光的敏锐。

　　2001年年末，任老“抱着学习的目的”到顺德考察当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做法，回来以后，写出《与时俱进必须解放思想》一文（2001年第11期）。文章明确表示，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一定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任老不说套话空话，而是一语破的，深中肯綮：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两者是不可分的。不解放思想就不能与时俱进，要与时俱进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关键是实事求是。

　　只要回想一下当年各地层层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过程中流行一时的种种形式主义的做派和学风，就可以知道任老这段话的真正价值。

　　2002年，《同舟共进》分别在年初和年末刊出任老的两次重要谈话：《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2002年第1期）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2002年第11期）。论题本身就语出惊人，流露出“仲夷式”的机智和幽默，展现出提问者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这两次谈话中，任老以一种近乎天真无邪的孩童心态，探寻一个有趣却又严肃的哲学命题：既然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子里原来就有的；
那么，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任老认为，“这个问题也要搞清楚。”

　　任老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答案是：

　　从认识的来源来说，错误思想终归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直接实践中来，就是从间接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都是客观外界各种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凡是如实的反映了客观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不论对的还是错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

　　对于实践的局限性和错误实践的后果，任老也作了具体的分析：

　　实践之所以会产生错误思想，是由于人们在每个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这种有局限性的实践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有局限性的认识，即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思想。这个问题，与人的认识过程有关。作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时代某个具体的人的认识，则是有限的，这是认识的辩证法。人的实践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具体的实践又是有限的，这是实践的辩证法。

　　如果说，上述思辩性的文字读起来多少有点费力的话，那么，当任老把理论与实践联系一起时，人们马上看到了真理的简洁明快：

　　有些思想要许多年才分辨得清楚。只凭一种权威下结论，就有可能搞错，变成压制正确思想了。压制正确思想，就大错特错了。……明明白白去压制正确意见的事时有发生，而武断地把正确当作错误去压去批就更为多见。我们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它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批《新人口论》，批商品、市场都阻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多少年。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思想、繁荣学术文化的正确方针，舍此无他途。

　　任老用“大跃进”、“放卫星”以及“文革”中的红卫兵、破四旧、大批斗为例子，说明错误思想一旦支配了群众，可以造成何等惨痛的后果。最后的结论是：

　　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也会形成物质力量，成为历史的反动。

　　真是令人振聋发聩的议论啊！这也正是任老为什么执着地要搞清楚“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原因。

　　智者充满哲理的思考，引起了读者和传媒很大的兴趣。2002年底，《南方周末》推出“2002中国传媒杰出表现”的评选结果。这是该报邀请国内著名的传媒研究者、资深编辑记者一起参与的一项活动。十个评选项目中，“推动舆论自由杰出表现”是针对传媒机构设置的。其评价标准是：致力于实现传媒作为“公器”的地位，使之成为信息自由流动、歧见得以表达和整合的公共平台。这个项目的获选机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工作团队。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项目获提名的机构依次为《同舟共进》杂志、新浪网新闻频道和凤凰卫视资讯台。评委对《同舟共进》的提名理由是：“一直敢于讲真话，敢于提示历史和社会矛盾的焦点，胆识过人。”他们列举当年第11期的《任仲夷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以往各期的部分文章，认为“都是一般报刊罕见的精品。”

　　《同舟共进》的可读性，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矛盾的热情关注，以及对政治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冷静思考之中的。我想，正是因为有了像任老这样慧眼独具，胆识过人的作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思想的精品，我们这个刊物才可能为推动思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阅读的自由作出自己的贡献。

　　3

　　翻开2002年第5期《同舟共进》，封二是任老和漫画大师冰兄老人在说“悄悄话”的一帧彩色照片。编辑的设计对白很有意思——冰兄对颔首微笑的任老耳语：“我今天跟您说的话，一百年之后才好公开。”

　　几个月后，编辑部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里面是《同舟共进》第5期封二复印件和一位旅美作家写的超短文《读画有感》（2002年第10期）：

　　一位是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位是前辽宁、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前者絮絮细语，后者微笑聆听，气氛和谐，神情兼备。尤有编者设计的“对白”，深刻幽默，可圈可点。

　　既然可以在公开场合“耳语”，那么，畅所欲言的局面，还会远吗？

　　在两年之后的2004年盛暑，我不知道任老是否也怀着这种期待春天的善良愿望，接受一位晚辈的采访。但任老这次确实是“畅所欲言”了一番。尽管他在谈话中间曾感慨“再过两三个月我就91岁了”，但是，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的访谈，记录下来的不仅仅是一位革命家饱经风雨的人生历练，不仅仅是一位开拓者开放改革的胆识魄力，不仅仅是一位领导人着眼未来的政治思考，更多的是一位不老的战士坚守理想信念的澎湃激情！

　　也许在赤日炎炎的七月任老根本没理会春天还有多远。当任老决定把这篇反复斟酌，再三修改过的访谈交《同舟共进》发表时，嘱咐采访者关山：就这样发吧，不再改了！如果有人要在鸡蛋里挑骨头，让他挑去吧！鸡蛋本来就是有骨头的嘛，要不怎么变小鸡？还提请编者“笔下留情”，尽可能保留原貌。

　　尽管态度如此决绝，我理解老人的心。这篇题为《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长篇访谈，编辑部讨论后决定一字不易地在2004年第8期《同舟共进》全文刊出。

　　7月22日，《同舟共进》第8期开印前，我履行主编职责，以《答客难》的形式为这一期杂志撰写卷首语。议论所及，也就说到了任老的访谈录：

　　本刊是一份严肃的政治性刊物，自然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参政议政”本是政协职能之一，“参政”之前提当系“议政”，惜乎此等常识，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忽略一旁。夫议政者，议论政治，议论国家大事之谓也。即以本期所发文章而言，有访谈本刊顾问任仲夷长文一篇。任老年届九十，与一后生放谈国是，纵论政治，思路敏捷，新意迭出。先生所谓“政治家”，孰能及之？

　　现在回头再读，这简短的几句评说还是恰当的。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任老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理论积累。在这篇访谈中，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了纵向回顾，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了横向比较，在对中国现实政治透彻了解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他以严密谨慎的文字表述、无懈可击的逻辑推论，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途发表了自己最后的意见和建议。广大读者和众多媒体特别注意到，文章涉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确确实实摆在面前，而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却往往有意无意绕开的若干问题。

　　其一是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

　　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三权分立”与坚持共产党领导并不矛盾，怕什么？

　　其二是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可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八十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
最怕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其三是关于小平同志的不足：

　　总的来讲，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人无完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自己就说能对半开就不错了。显然这是他谦虚的表现，但不能说他没有过。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

　　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

　　何等精辟的见解！正视这些问题，需要何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胸怀！这是一位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老革命家积一生经验留下的金石之言，诚恳坦率，无私无畏；
忧国忧民，语重心长。试看今日之域中，紫阁黄扉，衮衮诸公，有如此政治家风度和品格者，不知能找出几人？

　　4

　　7月30日，第8期《同舟共进》出版，比以往早了五天。

　　读者反应强烈，编辑部每天都要接听求购的电话，接待上门索购的读者。虽然事先已增加印数，却依然是洛阳纸贵，一册难求。

　　当然，也有来自远方的若干非议，风传千里。虽说风无形影无踪，却很让一些关心刊物的读者陡生隐忧。任老很坦然，编辑部也很坦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留着让历史去评说，让人民去选择吧！

　　整个8月，《同舟共进》就在广大读者的热评和无形无踪者的暗咒中继续自己的运作。

　　但是，第9期的编辑出版工作，却因屡屡遭到领导的临时“审查”而处于半瘫痪状态。该期付印前，编辑部奉命临时撤下四篇文章（一长三短），其中包括省文联和广州军区读者高度评价任仲夷访谈录的两封来信摘要。我以主编身份，专门询问了文章被撤的理由，未得到合理解释。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在9月2日就已经被秘密免去主编职务。所有的人，包括编辑部同仁和我本人却是在若干天之后才知道了这一事实。10月8日，我发出致《同舟共进》顾问函，向任仲夷、吴南生等诸位顾问报告了事态的发展，并最后表明了编辑部的立场：

　　这些年来，社会上某些部门某些个人对《同舟共进》的办刊宗旨、方向有不同意见，甚至产生某些误解，我觉得完全应该理解，也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必隐瞒自己的观点。第8期卷首的《答客难》，以假设答问的文体，正面表明了编辑部的办刊理念。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实将会证明，这篇短文阐明的本刊立场，其观点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同舟共进》创刊之初，南生、应彬同志确定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办刊宗旨；
十六年来，在历届主席、顾问的扶持爱护下，在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读者作者的关心支持下，编辑部按照这个方针努力办好刊物，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以相信，我们这份杂志，以及任仲夷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辟议论，必将载入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史册，载入中国新闻出版的史册。

　　事态的发展引起顾问们的严重关切，南公多次询问有关的情况变化，任老则襟怀坦荡地表示：要问就来问我嘛，为什么不来找我谈呀？

　　十天后，任老、南公和其他几位曾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顾问联名辞去《同舟共进》顾问职务：

　　《同舟共进》编辑部

　　并请报社长、副社长和有关领导：

　　考虑到《同舟共进》今年第九期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觉得已不适宜担任贵刊的顾问，请允辞并请在今年第十期起，不再刊登我们为贵刊顾问的名字。

　　专此，并候

　　撰安

　　任仲夷 郑 群 祁 烽 杨应彬 吴南生

　　2004年10月19日

　　任老领头，五位顾问，分别用不同的笔墨，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正如南公当时说的，“我们完成了历史任务”。

　　几个月后，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任老。晚饭时候，任老特意招呼我在他和王玄大姐身边就座。不当“顾问”了，任老一句也没提杂志的事，只是同我谈家常，关切地询问我现在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情况。见我只顾答话，任老风趣地拿筷子比划起来：“快吃，人的嘴呀，要说话，也要吃饭，这才能和谐！”

　　我顿时想起他在多个场合讲到的这个意思：“和”就是有口要吃，“禾”者粮食，“口”者嘴嘛！“谐”者皆言，就是都要发言，都能说话。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说话，天下就和谐了。

　　面对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慈祥聪慧的笑容，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带来的不快一下子烟消云散。任老说了他想说的话，我们做了编者该做的事，我们和老人一样感到生命的充实和精彩……

　　2006年9月18日深夜初稿

　　11月15日任老逝世周年之日凌晨改定

　　（萧蔚彬，原《同舟共进》月刊主编。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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