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密……不透风———关于《暗算》的一次咖啡吧谈话

　　今年元旦前的两天还是三天——我记不太清楚了，十年未见的老朋友、捷克汉学家高一乐来电话，说他刚到广州，待两天，问我看过电视剧《暗算》没有，想同我聊聊。

　　高一乐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与欧洲近代思想的关系，有点成就，不过早已退休———高一乐是他的中国名字，捷克原名很长，我一直记不住，仅记得G开头。

　　因眼睛患病动过手术，我已经好些年不看电影电视。我对高一乐说，可以推荐一位朋友跟他聊———我们系里有位教中国古代思想的中年老师，叫尚悠，学问很好，读书多且广，可惜几乎不写文章，在家除了看书就是看片子、听古典音乐。虽然不搞什么研究，这家伙却喜欢侃，前不久还在饭局上大谈《暗算》，眉飞色舞 ———我对高一乐说，同尚悠聊，保你开心。

　　为了尽老朋友之谊，我找到我的年轻朋友万全(我叫他小万)请他帮忙———他去年从北京一所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来到南方，在一家传媒写专栏，也是个影迷，同尚悠刚认识。让他陪高一乐和尚悠去二沙岛那间高尚咖啡吧，一边喝咖啡、吃小咸鱼，一边聊《暗算》，由我埋单。

　　下面所记的谈话大要，是小万第二天讲给我听的———我尽量保留小万讲述时的原貌。

　　一部国家主义的电视剧？

　　昨天傍晚，我先到广州宾馆接高先生———小万对我说———然后带他去二沙岛，尚悠老师在高尚咖啡吧等我们。尚老师同人见面就熟，高一乐老师腼腆些，笑起来像个孩子———他精神和身体都很好，不像七十出头……中国话讲得不错，虽然四声咬得不太准，但流利、清楚，用词准确，几乎没有动词与名词搭配不当的时候。

　　《暗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讲中国革命历史的电视剧———我们在一个包间坐定后，尚悠老师说———通常电视剧不及电影拍得精致，但这部电视剧比我看过的所有同类电影都好。老实讲，除了小时候看《冰山上的来客》感动过好几天，我还没有被哪部国产电影感动过，这次却深受感动。凡涉及中国革命历史的电影和电视剧，大多装腔作态，从情节、表演、化装到场景设计，都缺乏真实感———咱们的红军、八路军那个时候哪有整整齐齐的清一色衣服穿？再不然就是缺乏让人感动的东西，别说让人回味再三了。《暗算》出手不凡，你看其中的人物，个个有型，即便次要演员，张张脸都挑得极具个性。周围好些朋友津津乐道其中的情节，其实，最值得称道的不是情节，而是道德感。无论外国电影还是中国电影，我还从来没有过自己崇拜的男角儿，只有崇拜的女角儿，但这回呵，安同志(编者注：《暗算》主角安在天)成了我的偶像：仅仅那张脸就是天生的道德形象———有信念、有好品德、坚忍，还很温厚、懂得体贴……真正的男人味哦，难怪好多网上女人说安同志是“女人杀手”。

　　我忍不住说，尚老师，你吹得恐怕有些过头吧。这个片子好看，没错，拍得好，电影语言流畅、细腻，干净利索，挺讲究镜头品味。不过，我倒觉得，这部片子的最大优点在于，赞颂革命历史英雄的技巧或者说手法有历史性突破：你一定注意到，前两部的革命历史英雄(编者注：《听风》主角阿炳和《看风》主角黄依依)都不是党员，这就突出了人民群众在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当然，真实是这部作品的最大优点———毕竟真实才具有巨大感染力呵。前年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性的电影和电视片我追着看，几乎没有哪部片子搞得像真的，实在让人失望……人家欧洲人或美国的犹太人多会搞自己的 “新传统”教育：要么是访谈性记录片，配大量历史资料镜头———没历史镜头，老照片也行呵；
要么是编得跟真事一样的故事，无论哪种，意识形态语言从不挂嘴上———潜移默化嘛。《暗算》属于歌颂我们“新传统”的作品，它的优点就在于潜移默化，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语言，尤其形象语言方面，甚至刻意打破八股式脸谱 ———好些人的脸相很中性，看不出是好人坏人……加上故事情节“反特”，看起来当然精彩啦，但也仅此而已。

　　不过，我还想说，这部片子明显有国家主义倾向，张扬“国家利益”……不是吗？与其说《暗算》没有意识形态语言，不如说在塑造新的意识形态语言。这跟时势很合拍呵：国家正在“和平崛起”，《暗算》激励人们为国家的第二次“翻身”献身。尚老师呵，上次听你在课堂上讲，“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出自所谓“国家理由”，这是西方专制主义时代的政治语词。难道我们能够只讲“国家利益”，忽略现代的普世价值———自由和民主？

　　听你前面的说法，还以为你是个“新左派”，现在才看出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尚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说。

　　我感到自己脸上有些发热，心情一下子有点儿激动。

　　斗士呵……别不好意思嘛……你觉得，《暗算》的主题是国家主义？

　　你怎么断定我是自由主义？我脸上写字了么？我故意调侃。

　　研究生毕业、在传媒中干的年轻人，好多不是新左就是自由主义，后者居多……一个人看到的只能是他能够看到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从你刚才对《暗算》的点评，就看得出你是哪派……《暗算》是不是国家主义，待会儿再谈———你觉得《暗算》没别的主题？

　　当然喽，网上还有这样的说法：《暗算》的主题是天才与死亡。你看，阿炳和黄依依都是天才，只要是天才，命就奇特得很———生得奇、死得也奇。这固然也可以算是《暗算》的主题，但我觉得，这些天才命运的故事不过是为国家主义这个主题服务而已。正因为如此，《暗算》才显得妙，喜欢的人很多———寓教于乐嘛……

　　歌颂自然道德品质？

　　天才故事至多让人惊叹，不会让人感动，即便天才死了也罢——尚老师说。什么东西才让人感动？道德的东西——即便爱情故事，没道德成分在里面，至多让人叹息，不会令人感动。17世纪有个法国作家叫费纳隆，擅写对话，他说过，“天资再好，没有可靠的道德基础，结果往往只能导致自己名誉扫地”。与你的感觉和看法不同，我觉得，《暗算》的主题是歌颂道德德性，因此《暗算》让我感动。

　　道德？什么道德，国家道德？新左派呼唤的民族道德？至多可以说国家主义道德，知识分子有良心的话，恰恰要……

　　要“呐喊”……你真的很“主义”哦，小万。

　　此话怎讲？

　　仅仅盯住“自由”，用“自由”取代所有最基本的道德，以为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

　　尚老师，我看你是个新左吧———我也笑眯眯地对他说……只讲国家利益、不讲个人权利，算有道德？

　　这么说来，《暗算》的主题谈不上道德？

　　鲁迅先生的道德力量，不就在于他争自由表达的权利？“匕首和投枪”还需要去争自由表达的权利？搞错了吧……鲁迅倒是要争“启蒙”———自由表达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追求的道德，鲁迅已经有了，但这种道德不是基本的自然道德。

　　自然道德？从来没听说过……

　　比如基本的是非感———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仅仅作为一个听觉天才的离奇命运，阿炳的故事并不会让我感动，哪怕他年纪轻轻就死了———如今，有是非感这种自然道德死了，才让我感怀系之，唏嘘再三……在我们的后现代社会，稀缺的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是非感？阿炳耳朵忒尖，尖在哪里？尖在能分清谁是谁家孩子、谁是哪村人，总之，能分清最基本的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相反，你看，如今的知识分子最擅长的就是：混淆是非……阿炳容不得最最基本的是非不清，否则他没法活，一听见有人想当然地不分是非———比如究竟是母狗的崽还是公狗———阿炳就跟人急。阿炳死于听见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孩子的声音，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难道不是最最基本的自然道德问题？

　　尚悠端起咖啡杯呷了一口，摆出打算好好教育我一番的样子接着说：与这种天然的是非感相匹配的是阿炳的好人直觉———阿炳没政治觉悟，他仅仅为母亲、为安同志工作，而非为国家……因为他天生的直觉告诉自己，自己的母亲和安同志是好人。什么叫 “好人”，如今你这个自由主义哲学博士说得清楚？新左派文人说得清楚？你问阿炳，什么叫“好人”，他一定也说不清楚，但他凭自己天生的直觉知道谁是好人，而且凭这直觉懂得，惟有信赖好人，自己的生活才可靠、安全，他谁都不信，只信靠自己觉得的好人———安同志是党员，阿炳的妈不是，所以，好人是自然而然的，阿炳与这“自然”有一种天然联系，如今各路启蒙知识分子切断的就是这种联系———你这个哲学博士读书比阿炳多，却不一定知道谁是好人，而且，离了好人，你恐怕觉得活得尚好吧，因为你有“主义”……

　　阿炳能够出来为国家工作，靠的是他耳朵尖——可这耳朵尖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天生的偶然带来的：这就是自然的道德品质，而非某种政治伦理的道德修养——阿炳能分清自然的是还是不是，所以，无需培训他掌握敌情、启发阶级觉悟，他就可以为国家作贡献啦。总之，基本的、自然的道德品质不是什么政治教育培养出来的东西，而是一个人身上自然而然禀有的。自古以来，有些人身上天生禀有的某种基本品质就被人们的共同生活经验认可为“好”的道德品质——比如分清是非、为人正派、勇敢、善良等等，任何一位好母亲都会从小教育孩子持守住这些品质，或者向这些品质看齐。而我们的后现代社会、传媒或课堂哩，却不断地用种种现代的所谓自主道德取代这些品质。

　　从生活中其实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并非人人都有这些品质，某人有一种这种品质已经不错啦——能分清是非的人，不一定勇敢，阿炳就胆小得很呵。反过来说，有的人身上则非常突出地具有某种这类基本的自然道德品质。总之，这些品质总是偶然地出现在某个个人身上，古代的圣王说要“隐恶扬善”，意思就是要张扬这些自然的道德品质，不要张扬有些人身上同样自然而然的不道德品质……古人称为“凶德”——可以说，所谓“自然的”道德品质是指对人群生活来说自然的好品性。我们的后现代社会有个突出特征：自然的道德品质贬值以至于一钱不值……种种后现代道德－哲学观念作为现代启蒙的结果畅销起来，就是自然的道德品质的全面贬值——比如现在的女性主义要教你，女人应该是……算啦，扯远喽……反正什么是什么被搞乱喽。我觉得，阿炳的故事让我感动，首先是因为，在如今因飞速现代化而引出的非自然道德的社会氛围中，它讴歌——我要用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儿——讴歌基本的自然道德。

　　可是，我说，你所谓的这种自然道德在剧中被用来为国家主义服务啊！

　　只知道盯住一样东西，与你们喜欢攻击的新左半斤八两。国家主义并非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低限的政治原则。换句话说，国家主义并不排斥其他政治诉求，比如，并不排斥你要的 “自由民主”啊……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可能是非常国家主义的，比如说人家美国。严格来讲，你喜欢讲的个人，只有在国家这个机体中才实实在在地在。从前没有国家，也就不谈什么个人及其权利……古代的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可不是一回事哦。不过，我这样子说，可别把我当成国家主义者喔，请分清什么是……什么不是……尚悠用手在空中比划了那么两下。

　　高先生一直没说话？我问。

　　没有，这不，一坐下来我就同尚悠干上了，高先生在一旁嗑瓜子儿、吃开心果，笑眯眯听我们说，不时还拿笔在纸上记点什么。

　　勇敢，还是敢“疯”？

　　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在黄依依的故事中不是很明显吗？———我紧逼尚悠不放。

　　我不这么看，尚悠说，冲突的是个人爱情与个人信念，而非个人与国家。不过，我仍然要说，即便黄依依的故事，真正的主题仍然是自然的道德品质。在旁人眼里，黄依依有“生活作风”问题———所谓“乱搞男女关系”，这说法唤起的恰恰是人们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伦理的记忆。在“五四”时期或者在今天，黄依依就会被看作爱情至上、率性而为的“新女性”喽……但这些“看法”同样不过是在用某种现代的政治伦理看人，如此看人当然看不到一个人身上的自然品德，看到的仅是现代政治伦理所看到的东西———用你熟悉的庄子的话来说吧：你并没有置身自然的人间世，而是置身于非自然的人间世；
尽管你也在人间世里，看到的全是非自然的东西，却自以为可以看到超自然的东西———没有自知之明是你们这些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最突出的道德品质，实际上，与超自然的东西还隔着一层自然的人间世哩……

　　离开种种现代的“主义”道德眼界，在自然的人间世中，黄依依的个人道德品质看起来就不过是自然的勇敢而已。黄依依似乎爱得很 “疯”、很大胆，但“疯”或大胆其实都不算是勇敢，勇敢基于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好东西、值得去追求的东西——所以，勇敢散发出来的人味是美， “疯”或胆儿大指的是自己并不清楚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是否值得去追求，就不管三七十一去追，所以散发出来的人味是丑。勇敢的行为必然伴随着一个人对什么是好生活的认识——你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看起来勇敢而已……斗士嘛，其实是胆儿大或敢“疯”。黄依依凭自己的自然直觉感到，安在天是个品质优秀、心性难得的男人，她同样凭直觉知道，与他一起生活，自己的生命会很美好，于是身不由己、奋不顾身地去追……

　　《看风》一开始就铺展得很清楚，黄依依根本不关心什么国家不国家的，还明确表示不喜欢做“保密性质”的工作。但为了自己的追求，黄依依用自己的生命下赌注：她其实并没有把握破解密码，却以破解密码后带走一个人为条件进了“保密单位”。刚才说了，所谓勇敢，就是冲着自己认识到的更高、更好的东西而去，相反，所谓懦弱，就是不愿冲着更高、更好的而去。对于黄依依这样的女人来说，迷恋上安同志这样的人———仅仅就这个人本身来说，不就是在冲着自己看到的更高、更好的而去吗？

　　那你如何解释她与汪林的关系？汪林被发配到农场，黄依依还去看他，破解密码后甚至要跟汪林走……

　　在黄依依身上，与勇敢这一自然的道德品质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自然的善良、正派——你应该注意到，黄依依明确表示，处分汪林而不同时处分她，是不公正的；
汪林因为与她的事情被发配去后山放羊，黄依依觉得对不起他，看到他处境很惨，于心不忍……后来与机要员张国庆的事情更凸显出黄依依身上自然的善良品质：这段关系写得很含混，一方面在非自然的人间世层面展现黄依依与张国庆的关系，好像两人有什么“不正当关系”似的，另一方面则在自然人间世层面展现两人的关系，这时又很清楚，她与张国庆没那种关系，只是出于自然的善良给这个我们如今在生活中都十分熟悉的机要员全国粮票，为他因偶然过失被处分说情——黄依依身上的自然美德还不止这些，她有教养，还虔敬，瞧她好几次拜祖冲之神……一个人没可能一点儿不虔敬、不正派、没教养，却出色地勇敢。阿炳信赖自然的好人、凭耳朵听得出自然的好人，有自然的“好人”感觉，黄依依就是个自然的好人：善良、正派——如今这种人咱们得打起灯笼找才能找到，因为现代－后现代伦理……

　　又来啦……算了吧，我挥了挥手打断尚悠，知道你又要攻击我啦……可汪林实在不咋地哦，你看他那张脸———好像我念本科时的一个老师。

　　《看风》并非一出悲剧，但我看了后特别心酸，好些天心情都没味道，沉甸甸的——我在想，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心酸，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会儿我只能说：黄依依与汪林的关系，凸显的是黄依依勇敢到进入绝境，或者说，勇敢到自我毁灭的地步，因而让我感到心酸……很清楚的是，黄依依把汪林当成安同志的替身——你一定记得整个《暗算》中惟一的一场“床上戏”吧，非常节制、有内涵的“床上戏”：酒后的迷糊、清晨醒来的失落，黄依依背过脸去要汪林穿上衣服，汪林非要黄依依看着他穿、非要她看他的身体——那身体怎么让人看得下去哩，黄依依给了他一巴掌……你把中外电影中的“床上戏”都剪下来比比，有多少像这场戏那样细节设计得有品有味有质地？

　　我不愿意说，黄依依与汪林的关系是她勇敢时犯了错……也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时犯了错，似乎她缺乏分辨、衡量的能力 ———她是数学家呵，这是精确衡量的结果：勇敢在遭遇痛苦时选择了另一种痛苦……何况，两人的事情其实很复杂———跟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遇到的事情一样复杂，也就是说：自然地复杂———两人的关系起因于黄依依在痛苦中的迷糊，人性毕竟自然地脆弱……接下来是精确衡量痛苦后的选择，出事后则是善良的同情心在支配黄依依的行动……

　　密……还是谜？

　　就算这样的解释马马虎虎说得过去，我说，你又如何解释：黄依依在汪林叛变(编者注：汪林在与黄依依的关系被发现后，被发配到后山放羊。期间又结识了一位农村寡妇)以后没有离开701单位，反而留下来，连安在天也觉得这是个谜……还有，安在天安葬了前妻回来，临时伪造了一件礼物——他并不知道黄依依留了下来，根本没为她带什么礼物——送给她，好像有点儿那个意思，小黄拒绝了礼物，把门对安在天关上——黄依依难道不清楚，两人这时已经没有生活在一起的障碍了？用你的话说，“自然地”善良的人恐怕都会问：为什么不是幸福的结局？明明可以是幸福的结局嘛！

　　答案得从编导提供的情节去找，不能凭想当然，尚悠说……可以肯定，黄依依留下来是精确衡量痛苦的结果。但问题是，衡量怎样的痛苦，如何衡量的？我不知道，没想清楚。我只是在想，为什么编导要把安在天对黄依依讲述自己与妻子小雨的事情安排在最后时刻———第二天，黄依依将要随汪林而去，安在天则要“回家探亲”。安在天最后的独白说：那天晚上，他对黄依依讲了小雨死在他手上的经过，这深深地伤害了她——小雨的故事为什么会伤害到黄依依？或者说，黄依依受到了怎样的伤害？难道她从另一个女人的痛苦中破译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痛苦的秘密？

　　谜呵，是个谜呵……我说，确实不好理解。不过，也许没那么高深吧，这情节不是编导的败笔，就是故意玩的噱头……

　　是谜，还是密？———高一乐突然插进来……对不起，我们老外学中文喜欢或者说不得不咬字眼儿。如果是“谜”，就是编导有意迷惑人，让人辨不清、想不明，进而让人迷恋……所谓“回互其辞，使昏迷也”。编故事嘛，当然得尽量搞出让人迷恋的效果，古有“怀其宝而迷其邦”的说法，如今要迷观众呵。但“谜”终归不过是一时的遮掩，“谜”底终究是要让人或想要让人知道的东西，就像你们古人讲的，要“使民无迷惑之忧”。如果是“密”，就是另一码事……“密”的古字形仿的是有如堂室的山，隐秘、隐曲的东西就是：看起来是这，实际却是那，让人以为看明白了，其实根本就没明白———说到底，“密”是有意不让人知道的东西……

　　故事本来就是破译密码嘛，《暗算》本身是个隐喻：破译生命的密码。我说。

　　有点儿道理，但你可以说“生命之谜”，却很难说“生命之密”吧———高一乐说。所谓“生命之谜”不过是说，生命本身让人看不透，或者说生命的真谛本然地被遮掩起来了……就像我在巴金小说中读到的：“死是谜，有人把生也看作一个谜”———他没说有人把生和死看作一个“密”，因为生命本身并非是有意要秘而不宣的“密”。我是老共产党员，17岁时提前一年入党，我父亲就是干地下党的，从小听他讲过好些干秘密活动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理解，《捕风》给我的印象最深、感触也最多，我很想听听你们怎么看。

　　没错，高先生说得对，尚悠说，虽然生命之道既深且微，谁都在经历生命，却不知道其中原委，但生命之道至多可以说是“谜”，而不是“密”。我们这几代人大多是“五四”启蒙精神教出来的，当然只知道有“谜”，不知道有“密”——尚老师说着瞟了我一眼——我们的夫子有言：“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如今，自由民主政治伦理对什么事情都讲究公开性，凡秘密的事情都要不得，整天热衷于揭秘……从形式上看，《暗算》三部曲中，就数《捕风》最具动作性，情节设计得合理、紧凑，还很出奇，峰回路转——正当你以为情节在这里只有了结完事，它却能突转出另一条线索继续编下去……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好看，实际上，虽然《捕风》情节紧张、动作性强，扣人心弦，我却觉得，《捕风》在《暗算》中最具宁静品质，让人透彻地感到静谧——密者静谧嘛……《捕风》整个看起来的确慎密、封闭，可以说本身就是个 “密”……而钱之江这个人物至少在戏中给人的感觉整个来说是：“深”……什么叫“深”？“其静也敛之无余，而其动也发之必尽”，非有至刚至柔之德不能为呵……

　　难道黄依依为什么留下来也是个“密”？我问。

　　这也许是个“谜”，钱之江的故事却是“密”……

　　这“谜”和“密”是两出戏，扯得上关系么？我说。

　　黄依依的故事与钱之江的故事连起来理解，才意味深长。安在天不过是另一处境中的钱之江，无论在《听风》还是《捕风》中，安在天身上都重现了钱之江的品质，处境不同而已——当然，处境的变化非同小可：在钱之江的处境中，守密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性命，而安在天的守密更多是职业纪律，不是性命危险……或者说，钱之江与安在天要守的“密”已经不是同一个“密”，但他们的“工作”性质一样，都干“保密工作”，都有使命之“密”。于是，黄依依的生命之“谜”与钱之江的使命之“密”就在黄依依与安在天的故事中相遇了。要解开黄依依既留下来又对安在天冷淡这个“谜”，就得搞清楚钱之江的使命之“密”。可是，即便已经解放了，安在天仍然在保守钱之江的使命之“密”——这倒是个“谜”，而非“密”，结果使得我们最终没法解开黄依依为什么最后会这样这个“谜”。

　　有信念是一种自然的道德品质？

　　尚先生，你的说法听起来满有道理———高一乐说。那么，你觉得，《捕风》的意图不再是体现某种自然的道德品质了？

　　非也，哈哈哈哈———听到高一乐夸奖，尚老师好像有点儿飘飘然起来，挪动了几下身子，装模作样呷了两口咖啡，然后用对老外说话时特有的慢调子说：编导当然也让钱之江身上凸显出某种自然的道德品质。你一定会马上问我：是什么嘛，嘿嘿嘿嘿……我要说……是：节制、审慎。首先体现在表演上：谁都看到，钱之江这个角儿难演得很，即便剧情编得妙，演得不好也会搞砸……云龙———别人说我是他的“粉丝”，其实，我是他所体现的自然道德形象的“粉丝”———演得多有节制，分寸拿捏得多到家呵，充分体现出咱们古人所说的审慎品质，这品质可不是常常都能见到的喔……搞政治、尤其搞革命这种非常政治，太需要这种品质啦……我遇到好些年轻人，蛮有政治热情，却偏偏没这品质———说着又笑着鬼脸瞟我一眼。我的意思是，审慎作为一种道德品质本来也是天生的，因而也就是自然的，不是培养出来的……你培养咱们小万试试看……我刚才说了，从编导设计的剧情到演员的表演，整个儿突出的是钱之江的“机静”———“心密而机静，经世之才”呵。难怪连代主任(编者注：《捕风》中负责审讯钱之江等人的国民党特务头目)也非常欣赏钱之江，如果钱之江不是共产党，代主任说过，一定会重用他……

　　说得好呵，高一乐打断尚悠，不过，我觉得，还有信念……信念，钱之江有信念呐———有信念算不算一种自然的道德品质？

　　信念，呃……这东西咱们中国古代……好像没有哦……尚悠一时接不上话，埋下头去像要品咖啡。

　　我是过来人，高一乐见状赶紧接着说，在我们捷克，如今还是有新党员不断涌现出来，但在我这个老党员看来，大多谈不上真正有信念，至多算有寄托……钱之江有一次同唐一娜说到信念与寄托的差别，我印象很深，他的原话大致是：有信念意味着你为那个更高的东西献身，有寄托意味着某个更高的东西为你服务。钱之江用这种自我理解把自己与周围的其他人区分开来，这无异于在区分少数人与多数人：少数人是有信念的，多数人是有寄托的……要多数人有信念，不仅没可能，恐怕也没必要，非让多数人有信念的话，整个社会就发高烧了。但一个社会里的少数人没信念，整个社会就会贫血，虚飘飘得像失去舵手的航船，在大海上一会儿被西风吹向东边、一会儿被东风吹向西边。在我们捷克，过去是要让所有人都有信念，结果使得昆德拉那样的自然德性在现代之后风行起来，多数人没了寄托、少数人没了信念，整个国家被西风吹着一窝蜂追仿美国，而美国实际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清楚……多数人不清楚倒也自然而然，我们的少数人也不清楚，从而不审慎、不节制，那就惨喽……

　　所以，现在我忒儿……喜欢跑到中国来住——高一乐特意摹仿了一下京腔，冲着尚悠莫名其妙地笑了笑，然后接着说，《暗算》让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问题——阿炳、黄依依都算是多数人，尽管一个是乡镇上的底层人，一个是当时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钱之江才是真正的少数人——《看风》在这个三部曲的中间，刚好是多数人与少数人关系问题打结的地方。《听风》的戏重点在多数人身上，我们知道，很多人参加革命工作，其实并没什么信念，至多有自然的美德……没关系啊，少数人有就行了……重要的是，少数人懂得看到多数人中的自然美德和凶德。尚老师刚才说到自然美德，我完全同意，仅想补充一点儿：所谓自然美德，也指“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品德，但“仁者见之”、“知者见之”——未必你们没看出来，《听风》和《看风》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安在天很会看人，以其“慈祥恺恻之心”发现阿炳，以其“明辨精详之见”相中黄依依，无论别人多么不相信，他总坚持自己看人的眼力。《捕风》的戏重点在少数人身上……《看风》则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纠缠不清——看看我们捷克的后现代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告诉你们吧：多数人与少数人混而不分，各自都不清楚自己，还经常把自己搞错。从前我们讲党群关系，党员当然是优秀分子，但优秀分子永远都是少数，哪有全民优秀的国家？群众嘛……自然是多数人，可如今在我们捷克，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党员，谁是群众……

　　哈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咱们尚老师最像个党员啦，可他偏偏……哈哈哈哈……

　　尚悠连忙用手按着我的肩，一脸严肃地说：开玩笑要分时间、地点、场合，人家高先生在说正经事。

　　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安在天所讲述的他与小雨的故事的要点，高先生接着说。虽然安在天与小雨已经一起生活了不短的日子，小雨却不知道安在天真正的身份，也就是说，安在天一直对小雨保守秘密——这可以说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保守自己的秘密，为什么要保密？按我自己的体会是，让作为多数人类型的小雨知道这秘密，会害了她——告诉你们我自己的经历吧：当年我入党后好些年，我妻子都不知道我是……那个……后来出于工作需要，安在天向小雨透露了自己的秘密。安在天说，小雨听后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请注意，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呵，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相当于哭了整整一生，因为这是为自己的整个一生命运的改变而哭！对于小雨来说，生活本来只有“谜”，没有“密”，如今却被拖进了“密”，她必然会因为“密”而死……但实际上是为安在天而死……这也是一回事，安在天就是“密”本身嘛——小雨死那场戏很短，却设计得好极：小雨喊出“开枪，一、二、三”，声调并非高昂，而是轻柔，尤其最后的“三”，缓慢而轻柔得简直就是一生的温柔都在里面的低唤，好像在最后说一声：“我爱你……开枪吧”……

　　这比我所看过的电影里所有高呼“向我开炮”的场景都真实……感人，我也有些激动起来。

　　你的意思是，所谓“保密”与这类少数人类型有关系？——尚悠收起了刚才的得意，一脸严肃，还点燃了一支烟。

　　在这段故事中，小雨的生命之“谜”变成了安在天的生命之“密”，高一乐说，所以她在剧中非那样死不可。生活对于黄依依来说，与小雨一样，本来只有 “谜”，没有“密”。安在天讲述的他与小雨的故事，在我们听起来至多是个“谜”，甚至是有人在网上说是情节破绽：都“解放了”，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在苏联？但在安在天那里，这可是个“密”呵……安在天用“谜”一般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密”——黄依依属于女人中智商忒儿高的一类，她真正要破解的不是蒋匪的密码，而是安在天身上的“密”……一旦她破解了这个“密”，自己的命运就彻底地被改变了。

　　哇……这样看来，《暗算》三部曲还另有妙道哦 ——尚悠从椅子上直起腰来，咱们中国人看不出什么名堂，你这个老外反倒能看出点名堂，真像后现代理论说的，需要他者的眼光呵。高先生，你的说法让我想起《庄子·人间世》起头三个对话，就像是三部曲，全涉及生活中的巨大难题：颜回问的是，如何才能与刚愎自用的君王相处；
叶公子高问的是自己作为国使如何与敌国君王打交道；
颜阖问的就更惨啦：作为一个贤人，他得去给一个天性有凶德的太子当傅保。尽管三人都是贤人，如今“不得已”要涉足过于艰难的人间事，该怎么办？要是换了我自己，早就一身冷汗……让我困惑的是，第一段对话是颜回问仲尼，第二段对话是叶公子高问仲尼，到了第三段对话，仲尼不见了，变成贤人颜阖与大夫蘧伯玉的对话，被问的人由高而低——我老在想：仲尼哪去了？为什么直到最后仲尼才又出场？我一直以为，这是个“谜”，现在看来，八成是“密”……这些对话涉及的毕竟都是国家大事呵。所谓“保密”当然指关乎社稷的事情，像《楚辞·九章·惜往日》里面说的，“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这里的所谓 “秘密事”，按朱熹的说法就是“国所秘之密事”……按咱们小万的说法，国家主义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喽，他刚写了一篇论文——“论先秦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萌芽：以孟子和韩非子为中心”……论证“事以密成，语以泄败”的说法是专制的表现……

　　我刚要抗辩，尚悠比了个stop的手势，接着说：不过，高先生，代主任也有信念啊，他并没有要保密呀……

　　没错，但他的信念在一开始也是要保密的；
再说，代主任自己讲得很清楚，他与钱之江的信念不同呀……刚才你俩都夸《暗算》有真实感，我不反对，但我觉得，《暗算》中仍然有败笔——从真实感来说的败笔：你们看那个老年的安在天，装模作样，演员也不像是同一个，配音也假兮兮的……

　　不对，很真实，我禁不住插话说，因为安在天退休时已经后现代了嘛……你看他居然坐在躺椅上，以后现代的上海外滩为背景留影———老革命会这样留影……

　　别扯得太远，尚悠打断我，还是来搞清黄依依为什么留下来这个“谜”，高先生，为什么安在天说，他讲述的与小雨的故事会深深伤害了黄依依？他怎么知道？难道因为黄依依从安在天与小雨的事情中得知安在天是搞秘密工作的？她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吗！

　　我在想，钱之江身上会不会有双重的“密”。表面上的“密”是他当时的特殊工作，另一层“密”是什么，我不清楚，而且不清楚钱之江自己是否也清楚。只是，《暗算》的整个故事都以“秘密工作”为背景，这让我想到西方思想史上的“秘密”和“保密”的问题。

　　西方思想史上的“保密”与“揭秘”

　　西方思想史上也有“秘密”和“保密”？没搞错吧，我说，从来没听哪位老师讲过，也没从西方人写的思想史中见到过呵……

　　18世纪的德国剧作家莱辛写过一部对话作品《恩斯特与法尔克：对共济会员的谈话》……

　　就是那个写《汉堡剧评》、《拉奥孔》的莱辛？我问。

　　没错，他还写过好些剧本，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剧作家。《对共济会员的谈话》可以说是部小品剧，主题是共济会员为什么要保密。当然，莱辛说到的保密，与后来革命党的保密不同——严格来说，革命党没什么可保密的，保密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恐怖统治，革命党的目的光明正大；
18世纪的莱辛所讲的共济会是个秘密组织，革命党性质上不是秘密组织……

　　慢点儿———尚悠说，你说的……不，莱辛说的这个“共济会”就是缔造了现在自由民主宪政原则及其普世价值的哪个共济会？

　　历史上还有过别的共济会吗？如今的Constitution(宪政)这个语词，本来是共济会的用语，指共济会为自己这个组织订的章程……共济会最早在英国出现，后来在美、法、德等地兴起，18世纪后期已经几乎遍布欧洲，有很多分会———左中右都有，各自都有自己的Constitution。

　　这么说，自由民主宪政是共济会搞出来的？我向尚悠要了支烟点燃，尖起耳朵听。

　　那不能这么说，只能说，自由民主宪政的形成与共济会有过不可小视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有桩著名公案嘛：美国立宪时，谣传国会议员中好些是共济会成员…… 《对共济会员的谈话》就提到这事……扯远了，回过头来说莱辛的小品剧吧。莱辛本来很想加入共济会，因为，共济会的目的是要清除人间世所有的恶——这目的对于少数有血气的人来说从来就非常有吸引力。莱辛当时在汉堡，汉堡的共济会分会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没批准他入会，他转到柏林，向那里的共济会分会提出入会申请。就在柏林的共济会分会决定吸收莱辛入会时，他却偏偏不入了，随即写了《对共济会员的谈话》——为什么莱辛不加入共济会了？这是一个“谜”还是一个 “密”？……《对共济会员的谈话》是一个资深会员与一个想要入会的年青人之间的对话，共济会在当时是秘密组织——也许现在还是，因此，这个资深会员与想要入会的年青人谈的话题主要就是：为什么共济会要保密。共济会被后来的启蒙知识人看作理性、自由且“看不见的教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把共济会看作新兴知识人志同道合的组织——据说，共济会的真正秘密是……

　　真可惜，没有中译本，我没读过……尚悠还没等高先生把话说完，就冒出一句。

　　有中译本也未必读得懂，我在德国留过学，看德文没问题，这篇作品的德文我在1968年就读过，后来又读过多遍，迄今不敢说读懂了，仅仅知道，这部作品说的是双重的保“密”。难读懂的原因是莱辛的写作方式：用揭示秘密的方式来保密。共济会有自己的秘密组织的规矩、章程乃至联络方式(比如说暗号之类)，对话在师傅(共济会称分会会长为“师傅”)与门徒之间进行，门徒想要知道共济会的秘密———师傅告诉他：什么是共济会的秘密。从表面上看，这个秘密就是“保密”：保守共济会的组织这个秘密，可我看来看去，总觉得还有个更深的共济会的秘密被这个揭密的过程隐藏起来了……

　　妙！尚悠说，《庄子·人间世》开头的几个对话都可以看作是师傅与弟子的对话，我在读的时候同样有这种感觉——在传授秘密的过程中，某个更大的秘密被隐藏起来了……不过，高先生，你能简单说说，共济会是怎么回事，它的保密性质究竟怎么回事儿？清除人间世所有的恶，这目的伟大而崇高，干嘛要隐藏起来——这究竟是个“谜”，还是个 “密”？

　　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发现，中国的学者喜欢把封建与专制连起来用，动辄就是“封建专制”……可封建与专制是两码事呀：在西方，封建是中古后期的政制形式，所谓“专制”———正确的名称应该是“绝对王权”政制，16和17世纪才出现……那个时候，宗教改革运动把传统教会搞得四分五裂，人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以刀枪相向，内战打得一塌糊涂。所谓“绝对王权”指君王在下辖地域内独有最高主权，首先针对的就是搞武装冲突的宗教派别，从政治领域排除教派权力，最低限度地为国家的和平和秩序提供保障，这就是所谓“国家理由”。绝对王权国家并非无法无天，国家有所谓“基本法律”，君王也得对自然法负责；
但如此法制把政治与道德－宗教分隔开来，直接的后果是个人被分割成外在之人和内在之人———或者说被切割成公、私两半：一方面是如今所谓法律面前政治上平等的公民，不再受中世纪式的封建等级制身份结构的制约，但得按“公民理性”或者说国家理由来规范自己的外在行为；
另一方面，个人作为“私”人，可按个人良知来决定自己信什么，国家不管也管不了，但个人不得以上帝名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作为交换，君王主导的这个法治国家为每个公民提供保护，就像我现在拿着护照到中国来会朋友，护照上由捷克政府外交部写得很清楚，我受到捷克这个国家的保护；
反过来，倘若你要在这个国家中生活，就得顺从提供保护的君王 ———如今叫做国家……在思想史上，这就是著名的所谓“保护”与“顺从”的理论……所谓信念自由，本来的意思是：个人得把自己的道德－宗教认信隐藏在“内心密室”，in　secret　free(秘密地自由)信仰……不过，这并不等于“保密”，像你们“文革”初期打派仗时人们对自己属于哪派得保密那样，以免被敌对派暗算———“保密”指的是，倘若有人认为以国家理由为理由搞无道德的政治要不得，非要让自己的个体认信走出“内心密室”，进入王权专有的政治领域，就得秘密行事，对自己的行动保密。后来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要扩大个人信念的政治空间……秘密与启蒙、揭露与守秘，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大问题呵，你们的西方思想史老师不讲这段？

　　共济会的两种“秘密”

　　我们的思想史界呵，尚悠说，无论研究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基本上还在启蒙梦想中没醒过来哩……不过，这个话题不谈为好，免得咱们小万这样的人听了不高兴……高先生，你刚才说的，倒让我想起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先驱对内与外、私人与公共的区分，由此提出了自由的权利诉求……不过，思想自由、良知自由的问题，古希腊的时候就有喔……西方的近代史史书上的确提到各种秘密结社、秘密教团，共济会不过是其中最有历史影响的，但古希腊贵族政制衰微时就出现过秘密团体，这与近代的———比如说共济会有什么不同？

　　莱辛不仅是个剧作家——高一乐说——也是大学者，用今天的话说，是个文史学家，他长期待在一个老图书馆里整理善本，不时以“历史与文献”为题发表一些据他说自己整理出来的善本书稿，其实有些东西根本是他自己写的……不过，为了写《对共济会员的谈话》，莱辛倒下过一番功夫考索共济会保密性质的来由……共济会起初在英国是一种行业会，所谓“保密原则”不外乎是谨防门派的手艺绝活外传。大约到了18世纪的时候，开始出现“思辨的”共济会，也就是新兴知识人的行会，并很快风行整个欧洲大陆，据统计，18世纪40年代，仅法国就有200多个分会——这时，共济会分会的保密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么说来，共济会员起初不少是如今所谓搞自然科学的知识人？尚悠问。难怪我们好些启蒙知识分子是学理科出身的……理论物理、分析化学、基础数学之类……这类人一转到人文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尤其政治思想领域，脑子往往直愣得很……

　　我听了很不高兴———因为我本科念的就是理论物理———顶了尚悠一句：你知道“假舅舅”的领导(编者注：《捕风》剧中的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彩云”)是学什么专业的呢？看他那满头的白发和资深的眼镜，没准是学康德伦理学出身的哩。

　　高先生完全没听懂我俩在说什么，只能接着自己的话往下说——在共济会中其实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秘密：一种可以说是形式的秘密或保密原则，也就是共济会组织的具体规定、行内规矩等等……后来有共济会员退出，这些形式上的秘密早就外泄，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另一种性质的秘密可以叫做内在的秘密：秘密的共同信念和感情，也就是共济会员因接受秘传的信念而产生的一种特别的生存感觉……共济会的“兄弟们”不分国籍、民族、社会等级差别，都是“同志”，就像警犬和耗子那样，都为共同的圣殿工作，从而形成一种超乎自然伦常的道德感情——我不清楚后来的“国际歌”与此是否有关系，总之，共济会的秘密信念营构出秘密的共同情感，使得会员兄弟们有一种秘密的自足感，活起来觉得非常充实……难怪梵蒂冈教廷在1738年发出教宗诏书，“谴责和禁止”共济会，因为，共济会简直是在与大公教会争夺灵魂嘛。

　　清除人间世所有的恶，这目的很伟大呵，为什么要保密呢？还是搞不懂，我说。

　　要到达这目的就得搞大政治，但王权国家禁止宗教团体或类似的团体涉足政治，共济会的保密性质首先就在于保护自己的这种相当政治性的诉求———这种意义上的保密，相当于钱之江当年的保密，解放以后，这种性质的保密就没必要啦。这种性质的保密尽管从历史过程来看具有暂时性，但在当时却具有意想不到的意义：如此保密实际上营构出了一个秘密的新社会———共济会内部的社会，而共济会希望这个秘密社会将来成为人类生活的普遍形式，因为，这个社会才是道德的社会，自由和平等是首要的道德……共济会的原文直译的话就叫“自由工匠”，有free这个词……你们已经很难体会得到———我相信钱之江和安在天就能体会到：起初内在的秘密感觉的确是一种颇为美妙的自由感觉，在一个秘密的道德共同体内才会有的感觉，一旦与共济会内部的平等情谊连在一起，这种感觉就更为美妙得……

　　明白啦——我一拍桌子说，这不像是自由主义了吗，黄依依根本没受什么伤害，她破译了安在天身上的密……且听我道来——我故意卖关子，慢腾腾吸了口烟——通过小雨的死这件事，黄依依终于明白，安在天是个使命人，对他来说，与使命维系在一起的信念情感高于自然情感。黄依依终于回过神来，从安在天身上得不到自然情感，得到也靠不住，向那个苏联人开的一枪不就是证明？安在天的爱情在使命，要与安在天结合，就得与安在天的信念或使命结合……所以黄依依决定留下来当破译组长，成了少数人……什么叫“少数人”？不都是从多数人中冒出来的嘛……

　　觉悟得蛮快哦，尚悠说……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高先生说。内在的秘密感觉基于共济会的工作使命，也就是说，共济会要让自身的生存方式最终成为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反对道德与政治的分离，尽管眼下这还是一个需要保守的秘密，但这个秘密最终是要走向公开的，一旦整个国家……不，应该说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获得了彻底解放——摆脱“专制”，这个内在的秘密就见光明啦……其实，共济会在 18世纪兴盛的时候，教派内战已经过去100多年，“专制的”国家理由早已不成其为理由，但绝对王权式的国家形式还在……或者说专制还在，共济会要保守的真正秘密就是反专制——所谓反专制，意思是从道德上、政治上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弥合因民族、国家和封建等级残余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分裂”，促成人类一体的大同社会；
“人类”这个词我们如今用得很普遍甚至很随便，其实，这个词是18世纪才开始流行……因此，共济会的保密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掩护自己的政治诉求由内而外、从道德自由向政治自由推进……

　　难怪不得，尚悠说，启蒙主义者们无不具有高昂的道德热诚……

　　保密……还是该公开？

　　问题是———高一乐说———《对共济会员的谈话》借师傅向弟子传授秘密，公开讲出了共济会的第一层保“密”，又借口共济会员“不可说他最好缄口不说的东西”，莱辛好像有意要隐瞒共济会的第二层“密”———这与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很不同呵……要是到此为止，小万的解释就有道理。可莱辛笔下的共济会师傅说：
“共济会始终存在”———这话究竟什么意思？非常费解……新社会建成以后，共济会岂不没了存在的理由？绝对王权国家出现前，哪有什么共济会？……难道共济会身上还有第三层“密”，但莱辛隐瞒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谜”，尚悠打断高一乐说，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黄依依是学数学出身的——西方最早的知识人秘密团体就是数学人团体……毕达戈拉斯派呵，你老先生知道的……咱们中国古代恐怕也有类似的数学人群体，在哪儿我不清楚，凭直觉反正觉得应该会有，不然“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之类写给谁看？……安在天说他讲的事情伤害了黄依依，的确不过是他的一面之辞，我们毕竟没听到黄依依自己的说法，她内心怎么想的，咱们不知道，仅看到她完全变了样，见到安在天时冷冰冰的——也许，黄依依确实没受到伤害，但并非小万说的那样，毋宁说，她破译了安在天身上的“密”……数学对黄依依本来是“谜”，如今成了“密”……毕竟，即便黄依依是多数人，也得算是多数人中的异类：她看似有很强的爱欲，其实是有很强的上进心，追求干净、纯粹得跟数学差不多的东西，起初在多数人中间自己还没觉得，遇到安在天才醒过来，爱欲于是一下子变为“基命宥密”……在我们这些多数人眼里，她才显得是变得“冷淡”而已，在她自己或者在少数人眼里呢，怕是“澡身浴德”后的神妙莫测哦……不过这样一来，她要找到合适的爱人就几乎没什么指望啦，安在天恐怕也不在她眼里……

　　这不已经伤害了黄依依吗！高先生差点儿从椅子上腾起身来打断尚悠，激动得说中国话发音也乱七八糟——难道黄依依与安在天错了位……难道黄依依既非多数人也非少数人，而是……？毕竟是个女人呵……她笑起来的时候好美丽，但嘴角总隐含着一丝丝儿苦涩，让人揪心地痛，就好像美好的东西总是艰难的命……不管怎样，要说黄依依没受到伤害，我断难接受……你俩对黄依依的结局解释不同，就像后人对《对共济会员的谈话》各有说法：有共济会大师说，莱辛破碎了共济会的理念，有的大师却说，莱辛最为精当地表达了共济会的理念……最妙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有两个当时非常著名的德国哲人接着莱辛的《对共济会员的谈话》写了续篇，但方向完全相反。莱辛的对话是在法国大革命前最后一个十年之初发表的， 1793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第四年，著名的赫尔德发表了《关于一个不可见的可见社会的谈话》，公开主张把莱辛笔下的人物所隐瞒的“密”公开化，使之明确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几十年后，马克思流亡巴黎时，建议《前进》杂志在被关闭前的最后两期重刊莱辛这篇对话，就是在坚持走赫尔德的方向——当时，马克思正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决裂，积极倡议发表莱辛的这部作品，看来与他对共产主义同盟的理解有关……有意思的是，重刊这篇对话时，《前进》杂志用了“社会主义者莱辛”这个标题。

　　另一个写续篇的是著名的小施勒格尔——1804年，小施勒格尔给自己编的莱辛文选作注疏，写了篇《关于共济会员的谈话》，他说，没有大革命之前，我们应该保“密”，如今有了法国大革命，我们更应该保“密”……可是，康德带出的那帮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竟然都忘了，哲人生活本质上是密契性的……因为，哲学不过是一只翻飞的蝴蝶……因为，哲学基于一个最终的大“密”：绝对完满的善本身最终是没法彻底搞清的。“保密”与 “传达”相辅相成，压根儿就不传达，也就谈不上什么保不保密……如何把这个最大的“密”传下去呢？只能以秘传方式来传，所以，凡修炼到家的哲人在表达时肯定会用寓意方式……康德以后的启蒙哲人一个劲要到市场上去传布哲学，向大众揭密，恰恰因为他们认定，绝对完满的善不仅可以搞清，还可以实现，或者说已经搞清，因此应该实现，有何保密的必要？施勒格尔简直把古老的哲学传统说成了一种宗教——当然是内教而非外教。任何大宗教都有内教和外教两层，因为凡大宗教都既有信念又有寄托……钱之江老是念佛、做打坐状，在别人看来是有寄托，其实是有保密性质的信念……

　　没想到你这个老党员竟会懂得那么深……深者 “蕴奥而难见也”……我猜，你的意思是：黄依依肯定受到安在天的伤害，但究竟是哪层“密”伤害到她，就不清楚了，总之，是少数人伤害到多数人……在这伤害的同时，少数人也伤害了自己……要搞清楚黄依依究竟受到哪层“密”伤害，取决于安在天是否认识到这两层“密”及其相互间的历史关系，可我们没法知道这一点。

　　但这历史关系肯定是个“谜”、而非“密”……高一乐没再说下去，只埋头呷咖啡。

　　越听越迷……糊———我说，共济会的事情与黄依依同安在天的故事究竟有什么关系？高先生的说法倒像是“密”上加“谜”。

　　看来呵，尚悠摆出一副自得的姿势说，咱们这些被西方启蒙精神教育出来的中国知识人要搞懂“谜”还是“密”，根本就没指望——我倒是想起《庄子·人间世》中接下来的第四个对话：前面三个对话都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第四个对话中多了一位他者。有个名叫“石”的匠人带着弟子去齐国，路过一个神社，见到一棵高大的栎树——高大得甚至看周围的山也得俯视。弟子见了，惊奇得止步不前，师傅却看也不看，径直前行。弟子觉得师傅的行为是个谜，问师傅：我从没见过这等好材，你怎么连看也不看一眼？师傅说：够了，别说啦，什么好材，散木而已。当天晚上，这师傅就梦见那棵高大的栎树把自己训斥一通：你知道什么好材、劣材，什么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等散人罢：无用才是大用。这师傅醒来，把梦中的对话讲给弟子听——弟子听了觉得又多了一个谜，他问：既然志趣在于无用，怎么不在大山里站着，偏偏要到神社这地方来站着？这回师傅的回答就与先前不同啦，他说：“密！若无言。……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誉之，不亦远乎？”……哎呀呀……真所谓“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呵……

　　Sī　tacuisses，philosophus　mānsisses———高先生嘀咕了一句洋文，尚悠和我都没听出来是哪国的，愣在那里。高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句拉丁语，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尚悠朝高一乐举起杯子，高一乐也举杯，两人对视着，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微笑着，饮完最后一口咖啡。尚悠要付账———我和高先生没谁同他争。

　　我们三人各自打的离去，谁也没送谁。(篇幅所限，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暗算》三部曲梗概

　　《听风》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情报部门“701”搜索侦听台湾无线电通讯的故事。敌人实施“无线电静默”活动后，普通侦听员很难发现敌人的信号。“701”干部安在天请来听觉特别发达的盲人“阿炳”，找到了敌人的所有电波。

　　《看风》中苏交恶时期，蒋介石叫嚣“光复大陆”，台湾特务系统启用新密码。

　　“701”虽能接收到敌人发出的信号，却无法破译。安在天请来女数学家黄依依。黄依依是留学归国人员，个性奔放，因为喜欢安在天而答应调到“701”，条件是破译密码后带安在天退出情报系统。安在天决定献身情报事业，拒绝了黄依依的爱情。绝望的黄依依为了忘记与刺激安在天，就与刚刚认识的汪林逢场作戏。汪林受到处分，被发配到后山放羊。黄依依为此十分内疚。在安在天跟她讲过前妻小雨牺牲的经过后，她对安在天就失去兴趣了———小雨被苏联特务劫持，安在天为保护情报，开枪将特务打死，小雨也死于特务之手。

　　《捕风》宁沪杭地下党准备在上海召开会议的计划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掌握，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打入国民党军队通讯机关的地下党员钱之江，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地下党员张秘书。不料，张秘书被捕，情报为国民党收缴。国民党方面为追查泄密者，将破译这封密电的钱之江和另外几位情报人员隔离。钱之江为了将情报带出，阻止地下党会议的如期召开，服毒而死。钱之江的遗体被运回家后，地下党人根据他在遗书里留下的线索，在他的肚子里发现了情报。

相关热词搜索：暗算 谈话 不透风 咖啡吧 刘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