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中国文化的危机？

　　张祥龙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一文中说：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

　　“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

　　“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
（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
（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
（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

　　“针对以上的四个标志，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道家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道教徒这么一批人或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佛家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这样，或者还要兴旺得多。至于西方宗教团体就更不用说了……能够存活到近一千年的大宗教或准宗教，后来又完全灭绝了的极少，就像耆那教（天衣教、白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明教）这样衰微的宗教至今都还有传人。像儒家或儒教这样，影响曾经那么巨大深入，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

　　“其次，以我的观察，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是一种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在三千年中变化不少，但还是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之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

　　“第三，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教育上，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

　　“最后，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儒家语言集中存在于《四书》、《十三经》等经典中。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不含标点、竖排的繁体文本），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

　　“此外（本文作者以为这是第五点），官方承认的节庆假日可看作是一种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我们现在都过什么节呢？从春季开始，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九月十日教师节、十一国庆节、（西历）元旦……从国家法令上看，没有或边缘化了元宵节、端午节、七七牛郎织女‘乞巧’节、重阳登高节、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腊八节等等，只留下一个春节，但是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也被禁‘哑’了.”[**]

　　这里，张祥龙先生显然担当了儒家文化精神的自觉传承者的角色。在一个不那么重视传统的时代，这一定能起到某种矫枉纠偏的作用；
张先生表现出的问题意识也十分难能可贵，这种问题意识在中国学术界是亟需培植的。可是，只见张先生摆好了擂台，却不见什么人应战。岂有此理？不应战，一个重大问题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为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遂敷衍出以下文字。

　　张先生触及到一个大问题，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很可惜。那问题就是：究竟儒家文化本身更重要，还是儒家文化曾支撑过的中国文明更重要（注意，本文所谓“文明”不仅指基于特定地缘－自然环境的精神形态和生活方式，更指禀有此精神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见本书第一章、第二章有关文字）？问题也可以这样表述：什么是中国文化？尽管这个问题极大，决非一篇小文所能说清楚的，但本文作者仍觉得有必要作一番宏观的讨论。不妨再次简述一下本书的基本观点，即，作为绵延而宏阔的时空连续体，作为有数千年精神历程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文明比曾经支撑过它的局部性要素----如某“家”某“教”----宏大得多，也重要得多，尽管这些“家”或“教”曾是构成该文明同一性的重要元素；
这是因为，文明的同一性从根本上讲源自其所处的特定地缘－自然环境，源自这种环境中自生的本原性要素和来自外部的新要素的有机结合；
文明应当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的动态结构，在其相对自主的演进和与其他共同体的互动中，应当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既能守持其先前品性，又能敞开自己，不断吸纳新质素，以发展和丰富其内涵，发掘和实现其潜在的可能性。

　　先谈谈张先生文章的第五点。这里，只能说张先生的观察只部分地符合事实。除春节外，其他传统节日的确都被边缘化了，或至少未能用法令形式制度化。这主要是激烈的社会革命造成的（“文革”更是负有重大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社会对充分就业、生产规模（GDP、DNP等）和生产效率的追求造成的。可是，中国文明仍然存在着，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西方国家来看，经济发达后会出现这种趋势，即bank holiday之类的“公假日”设得越来越多），政治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边缘化的传统节日重新受到重视，或以国家法令形式使其制度化，并非不可能。何以见得？“文革”中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几乎被禁绝了，但现在即使没有国家法令规定，各地都在庆祝这些节日（经济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比内地、北方更为隆重）。如果这些节日能恢复，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腊八节迟早也应能恢复。至于现代节日，那是现代国家都要设立的（中国设立教师节，更是对儒家尊师传统的继承，这在缺乏这一传统的英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建国后，就先后设立了独立日（国庆）、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劳工节等现代节日；
甚至看似宗教节日的感恩节也并非传统基督教节日，而是新大陆移民所特有的节日。

　　再看看张先生的第四点，即“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在他看来，在学校禁止读经、文言文的退隐和白话文的兴起致使中国人与“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相隔绝，故而儒家文化的独特语言不再被用来表达“关键思想、深刻情感和艺术形式”了。姑不论什么是“关键思想、深刻情感和艺术形式”，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如何认识和对待一个文明的同一性问题，也牵涉到文明本身与其局部性构成要素的关系问题。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不变化的语言，汉语也不例外。汉语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语言，其中文言文固然是重要的资源，但白话文也同样重要。不仅大量章回小说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宋明以来大量佛学和理学著作也用文言文写就。在清末民初的现代转型中，实践表明仅用文言文是无法有效表达大量外来新事物的，而使用白话文，翻译外来词汇就便利得多，于是有白话文运动。结果是，汉语自佛教引入以来再次得到了迅速成长繁荣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家现行政策要求学生有基本的文言知识，这对于保持文言传统来说意义重大（尽管尚未达到本文作者心目中更高的要求）。反观英语国家，拉丁语、希腊语本为承载两大西方传统即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古典语言，但目前只有少数中小学仍教授拉丁语，且所占课程比重很小；
希腊语因难度太大，只有极少数中小学开课；
相应地，大学古典语言专家同教授研究西班牙语、汉语、日语、法语、德语的人员相比，人数少不知多少倍。但英语国家不太有人抱怨现在学生无法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其实，生活世界在变，语言也得变。

　　现在看看张先生的第三点：“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教育上，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只有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先说说价值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观念早已被否弃（也应被否弃），但最核心的儒家价值“仁义礼智信”仍在中国人生活中发挥根本作用，“忠”、“孝”观念也仍在发生重要作用。[##]从医学方面看，包含在宗教或其他形式的传统文化中的人类价值几百年来一直面临着世俗化的冲击，而与世俗化大潮平行的，是与现代科技紧密相联的工业化。在工业化西方社会中，传统医学或医术已让位于现代医学，但西方人中鲜有哀叹 “放血疗法”（西方传统的治疗方式，包括用蚂蟥给病人放血，直至1880年代，伦敦的医生仍在使用[11]）传统之被抛弃。中医有其独到的价值，在养生和调治某些慢性疾病方面更是强于西医，但若能在保持中医传统的前提下，让西医为我所用，有何不好？目前中国医疗卫生系统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与中医本身无关，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中医固有的长处将更加彰显，为更多中国人乃至非中国人所认识。从音乐看，西方古典音乐是以民间音乐为基础开出的现代艺术形式，引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音乐（包括京剧音乐）的合理化、体系化起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形成一种民族音乐（包括京剧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包括意大利歌剧）并立的局面，单从声乐来看，更形成了民族、美声和通俗唱法三足鼎立的独特局面，从而丰富了中国音乐文化，提高了中国人的音乐素质。在教育方面，中国虽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私塾、书院、大学和科举，中国现行教育体制虽从西方引进，但应看到，西方教育体制也有一个从学教合一（教育与宗教不分家----主日学校、大学主要教授神学课程等）到学科日益细密化的发展过程。今天，欧美教会早已退出中心位置，这从绝大多数中小学要么是世俗私立，要么由政府财政支持（少数教会学校除外），教授世俗性质的课程是不难看出的；
从绝大多数大学要么是世俗私立，要么由政府财政支持，教授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法律、政治等世俗课程（一些大学的神学院除外，但基督教背景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多与一般大学大同小异，否则学生就业将成问题）也是不难看出的。

　　接下来看看张先生的第二点，即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以农业、家庭为本的“社会土壤”已不复存在了。这个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看到，不仅仅是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正在迅速消失，从世界范围来看，各种传统价值形态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不说都已经完全消失，至少是正在消失，甚至可能是正在迅速消失。因此可以说，张先生文章的第二点既不是问题，又是问题。说它不是问题，是因为传统文化形态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的消失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是两千年来尤其是16世纪以来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逐渐演进的结果，即现代性。[**]除非“轴心时代”以来各文明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宏大过程本身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或者说，人类文明早就走上了一条根本上大错特错的道路，否则根本没有理由哀叹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消失了。说它也是问题，是因为现代性是一个大悖论，它既将人类潜力前所未有地开掘了出来，又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价值形态的单质化（这究竟是不是问题，其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个人主义的膨胀、人与自然与社会的疏离等等。现代性将是今后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不断争论的大论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一次大转折、一个大挑战，决非儒家文化或中国文明所独自面临的窘境。

　　最后讨论一下张先生的第一点也是最有趣的一点：“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是不是这样呢？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儒家的问题。暂不论何为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儒家是一种入世而非出世的生命形态，应是没有疑问的。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过类似于佛教出家人团体的儒者社团的根本原因。儒家不仅没有佛教式的出家人团体，而且与国家政权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传承者也因之主要是已获功名（进士、举人、秀才）的士人（政府官员）及其后备军----希望获得功名的人们，聚集在私塾和书院、崇奉孔子孟子、渴望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个体或团体。当然，儒家与地方共同体也结合得十分紧密；
知书识礼，未必获得过功名的地方乡绅、学校教师和自由学者也是重要的传承者。尤需注意的是，草根阶层家庭层面上的亿万民众同样是儒家文化传承者，也许是最重要的传承者。相比之下，佛道因出世取向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未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唐代尊佛道，但国家机器的运作不可能依靠这两种宗教，而是依靠受过儒家经典训练的士大夫；
在寺庙势力过度膨胀时，国家政权也有过“灭佛”之举；
更重要的是，尊佛道不等于抑儒----与儒家关系至为密切的科举制便兴起并繁荣于隋唐时期）。佛道虽影响过无数中国人，但因其过于出世的取向，也未能成为支撑地方共同体和个人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在清末民初急剧的社会、政治转型中，儒家的上述第一种传承者亦即士人转变为现代政府官员、公务员、现代政党及其反对派；
第二种传承者亦即地方乡绅转变为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现代职业人士及多少具有现代意识的晋绅（尽管1949年以后晋绅阶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和单位领导人以及居委会负责人）；
第三种传承者的变化相对较小，即便经历了“文革”浩劫亦如此，直至目前仍有大量具有儒家意识并且以“生命实践”延续着儒家信念的农民。

　　在此意义上，儒家显然是并非没有传人的，那就是接受了现代观念、占全国人口93%以上的汉族中国人和处于汉化过程中的其他民族。是的，当今时代的确看不见“以团体的方式”和“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或类似于宗教团体的儒家文化传承者，可是儒家既然因其自身的性质，在历史上从未以宗教团体的面貌出现过（唐宋佛道过于兴盛，遂有韩愈和周程朱王等理学家自觉站出来维护儒家道统，但很难说他们是以“团体”或宗教共同体的形式行事的；
在这一时期儒生士大夫入佛出佛、入道出道，最终归宗儒家的精神历程中，儒家理念与佛道发生了深刻的互动和融合，从而大大深化了其观念形态，大大提高了其理论素质），为何偏偏在工业化了的21世纪中国要儒家与形形色色的宗教比量，以其缺乏类似的宗教团体为悲哀？

　　考察一下印度和日本的情况，不难发现那里的印度教和神道教虽然存在（顺便说一句，佛教在日本的影响或大于神道；
神道是日本原始宗教在外来宗教刺激下形成的；
国家神道更是一种在原有神道基础上拼凑出的畸形的现代意识形态，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支撑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已主要是现代意识形态，支撑国家经济生活的已主要是现代经济观念，从整体上看，作为宗教的印度教和神道教已然衰微。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仍然“红火”，这对印度和日本来说定然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在印度，近一二十年一再发生的大规模、流血性宗教冲突，一再上演的寡妇殉夫惨剧，现代印度人淡化乃至消灭种姓制的运动（他们已为之奋斗了一个多世纪）之停滞不前，根本原因都在于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势力过大；
在日本，国家神道既是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又是培植新的右翼分子的温床，政客们因之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以拉选票，结果招致邻国愤怒，进而引起举国忧虑和反对，这从最近日本媒体言论和民意调查中是不难看出的。当然，耆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仍然存在，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从来就是以宗教团体形式存在的。

　　再看看西方。如所周知，历史上支撑过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基督教（也许还应将古日尔曼人的忠诚和尚武精神考虑在内）。可是自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文艺复兴时代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经过日心说、自然神论、进化论、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等一波又一波现代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洗礼，尤其是经过一波又一波现代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冲刷，基督教意识形态已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其最重要的标志莫过于在1962年梵蒂冈公会议上，罗马天主教当局被迫放弃“教外无拯救”之蛮横信条，承认基督教外的其他宗教或文化形态如佛教、伊斯兰教、儒家、道教等也有各自意义上的“拯救”。尽管当今时代罗马天主教仍有很大势力，但比之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教会享有比世俗政权更大的权力，动辄干预世俗政权的情形，它在政教分离被视为天条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已无疑被很大程度地边缘化了。使基督教边缘化的主要势能，不仅是现代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而且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意识形态，而现代意识形态又是在各种现代革命和运动的冲击下从基督教和源自古希腊的“哲学”母体中孕育出来的（这与中国化的现代意识形态在一波又一波现代观念、革命和运动的冲击下，从儒、释、道亲体中孕育出来是可比的）。当今美国，定期上教堂的保守基督徒明显多于欧洲，但这种美国人主要集中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相对而言）、信息不那么通畅的中西部和南部；
在经济更活跃、信息更为通畅的东西海岸和大湖地区，则有更多不那么定期上教堂、不那么保守的美国人。宏观趋势是，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督教价值观的进一步淡化将不可避免。从总体上看，基督教在欧洲被边缘化的程度高于美国，故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开明，在堕胎、同性恋婚姻等敏感问题上，其认识水平明显高于美国人。但美欧之间的差别并非是本质性的，或者说只是小异而大同。

　　实际上，没有一个文明，没有一种文化形态是不发展、不变化的。清末以来，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文明经历了急剧的转型，直至目前也远未结束，转型中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这是张先生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可如果把着眼点放到中国文明上（历史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如果把眼光扩大到两千年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历程上，便可能得出不那么悲观的结论。中国文明像其他主要文明一样，几千来来一直在生长、发展和变化。在最近一百多年中，这种生长、发展和变化的速度的确太快，也因之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明正在重新崛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否弃了儒家文化的一些“非本质连生物”，[22]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衙门酷刑、裹脚、姨太太、五世同堂到大家庭等等，而中国文明的重新崛起正是以对旧文化质素的抛弃，对新文化质素的吸纳为先决条件的，也正是在这种抛弃和吸纳的过程中实现的。当今时代早已不是不是衰朽不堪的清朝，或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早已没有“救亡”抑或“启蒙”问题的纠缠，大可不必像五四一代人那样悲愤填膺、呼天抢地，发出“打倒孔家店”、“烧掉一切线装书”一类的怒号，而完全可以心平气静、深入具体地重新认识自己的文明，对传统文化要素的长处短处、成败得失进行客观的评估，该保留的就保留、该抛弃的就抛弃（其实即便在五四一代人中，像梁漱溟一类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并不反对否弃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一类扼杀个人能动性的传统教条）。唯如此，中国才能不仅在经济、政治、科技意义上重新崛起，而且在文化上重新树立起自信。唯如此，中国文化才能像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深刻影响了东亚、东南亚那样，在新的创新中为人类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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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下论坛] http://www.creaders.org，送交者：二野，2005年6月30日14:04:29。

　　[##] 其实价值观分为多个层面，也包括在人生仪式的习俗层面。在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宗教传统中，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从婚嫁到死亡有诸多仪式，这些仪式不仅有赋予生命以神圣意义的符号作用，也有给个人以文化身份、给族群以社会凝聚力的符号作用。这方面，基督教的洗礼和犹太教的割礼最为著名。可是，在几百年来的世俗化、工业化浪潮中，许多人家孩子出生已不再行洗礼，对更多的人来说，洗礼已丧失了原有宗教内涵；
犹太教的割礼本来无太多积极意义，其目的不外乎是通过手术改变一个人的自然生理形态，从而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树起一道人为的生理藩蓠。中国文化同其他文化传统一样，也有各种人生仪式，如孩子出生后有满月、百日和周岁一类的庆祝活动，这种风俗延续至今，仍以不同形式保留在各地；
成年礼几近消失，但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尝试某种现代形式的成年礼；
在婚仪方面，中国各地仍保留着“三拜”传统，即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仪式；
丧葬方面的传统观念和仪式可能保留得最多，在农村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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