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腐败现象和教育的关系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经济上的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方面的问题，还非常严重。关于腐败问题，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高官落马的极多。一般的研究认为，腐败问题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比如独立的监督制度和公开的新闻制度，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文明的主流，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我有时候也想，在这些制度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早些年，学术界一直流行一个说法。当人们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风气较好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好，主要是当时在社会上活动的社会成员基本都是“民国时代”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教育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这个说法是不是完全经得起推敲，可以先不论，但它注意观察社会成员成长经历的完整性，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时代的教育成功不成功，当然不能完全从社会风气上看出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尺度。不然好教育和坏教育就没有区别了。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多了一些正面评价，其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注意到科举制度对人的道德修养很有帮助，因为儒家经典除了在知识层面发生作用外，主要是道德理想教育，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那些有功名的人，个个操守极好，但从相当的研究事实观察，从科举中出来的人，在道德操守方面，总体经得住考验。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专门讲过这个道理，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对很多清官的评论价，齐如山认为，只有科甲出身的人员才有此操守。他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
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齐如山讲了两个原因：一是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之匾额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

　　齐如山的分析，大体符合事实。按它的道理来观察当下的社会风气，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提出问题，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官员，大体是1940、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其中以1950后的三代人为主。我们从腐败的事实观察，大体也看出那些出事的官员集中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个年代中出生的人，他们的教育中可能有一些问题。当然再好的教育，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当一个群体中的主要成员思想道德成为普遍问题的时候，从教育的角度反思，可能也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些人受教育的时代，那些教育的内容可能与社会现实脱节，从而导致教育的虚伪化，因为不是一种诚实的教育，所以在道德感化方面，并没有对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出现腐败问题，就对过去的教育完全否定，但反思那种教育的缺陷，对于我们理解和防止更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比如我们可以从教育与社会脱节的角度来注意一些问题，特别是说假话、大话和空话成为主要风气，这样的教育能对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吗？

　　还有一个角度，我也想提出来讨论。我们注意到现在腐败现象的发生，贪财好色是一个基本特点。这个现象的产生，也和中国社会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相关。一是中国社会有一度时期极端贫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财富的理解可能会非常狭隘；
二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特别压抑，对人的许多自然欲望极度限制，从而在人格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对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当然这只是从一般的道理和基本的现象观察，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特征，而是希望注意从时代的总体发展上观察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从而更好的提出新时代的道德理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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