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攀：假若危机明天来临

　　时间：2007年1月30日上午

　　地点：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至尊厅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十分荣幸参加今天的盛会，在这里，我从三个方面来向大家报告我对亚洲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考。

　　一、危机也许并不遥远

　　今年1月，5名中国电信工人在尼日利亚被绑架了，他们来自四川仁寿县，在农村种地无法支付孩子上学的学费，在那里流传着“一人读书，全家返贫”的说法。男人都出门打工，越走越远，甚至盗了遥远的非洲，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在家里，农村劳动力少了，人均耕地多了，种粮食还是不赚钱。一位被绑架工人的父亲对记者说：“儿子回来后，过了年还要回去，家里需要钱。”

　　如此看来，贫困比绑架更可怕，留在农村能做啥？尽管非洲那么遥远，但农民们都相信，电视机里的领导们是一定能救出被绑架的工人的。

　　我描述这样的情景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0年间，亚洲各国经历了许多曲折发展，不少媒体在报道，亚洲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极快，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欧洲。在亚洲各国的媒体上，我们都能看到大同小异的对于中产阶级生活的充满向往的描述，其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是大排量的汽车、大面积的住宅以及时尚的奢侈品，但是很少有媒体关注，在亚洲，有数量巨大的农民正在背井离乡，亚洲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村人口转移。而这一切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似乎并没有考虑清楚。

　　在过去的10年间，亚洲人经历了比任何其他大陆都更多的困难，2003年的“非典”，2004年“禽流感”，2005年的东南亚大海啸，2006年的印尼大地震和山体滑坡......今后10年和15年，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少雨干旱和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发生，32亿的亚洲人还将经历什么？是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来临吗？或是饮用水危机和粮食危机？还是人口爆炸带来的就业危机？事实上，在我看来，亚洲的饮用水或粮食危机以及亚洲的人口就业危机比10年前发生过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加可怕，也更加迫在眉睫。现在的问题是，假若后三种危机中的任何一种明天来临，亚洲各国该如何应对？

　　二、亚洲人不能做“美国梦”

　　危机并不遥远，而我们似乎并不清醒，因为我们还沉迷在“美国梦”之中。所谓的“美国梦”，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它所禀持的理念是竞争、增长和发展，而不是和谐。

　　从前的亚洲奇迹或四小龙的评价标准，其实都是按西方发展模式衡量的结果，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也源于西方。但是，今天在西方，许多产业由于环境标准过高，污染过于严重纷纷转移到亚洲来，甚至英国的垃圾也运到中国来倾倒。重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线在亚洲各国遍地开花，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大多数亚洲国家处于生产链的最低端。

　　一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使亚洲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欧美资金大量流向亚洲，于是，机场与港口扩建，城市住房发展，服务业跟进，全世界的原料和成品都在亚洲地区集散，但这些看起来红火的发展势头背后，核心竞争力、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和巨额利润都掌握在欧美投资者手中。亚洲各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真正提升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吗？

　　在这10年间，欧洲12个国家将货币联盟组成欧元，美元在日益贬值。可是亚洲呢？我们在金融领域依然是各自为战，如果金融危机再次来临，我们依然不能够发挥合力！我们口口声声向西方学习，但在最关键的领域，我们并没有学到西方文明的精髓。

　　美国梦是美好的，但是，对于人均资源异常紧张的亚洲来说，这个梦就好象是《安徒生童话》里的那双有魔力的红舞鞋，穿上之后就只能无休止地跳下去，无法解脱。

　　难道今天的我们不是已经穿了可怕的红舞鞋了吗？我们在生产已经过剩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单位成本，还在拼命地扩大生产规模：我们在资源浪费惊人的情况下还在千方百计建设形象工程以扩大消耗！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展”，可是，“发展”真的就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目标吗？难道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不是更加重要的价值吗？

　　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康德的名言：“人只能是目的，永远都不能是手段。”我们为了GDP的数字，却把人当成了手段。我们中国人似乎也忘记了管子说过的一句话：“以人为本，本立则国固。”

　　亚洲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大陆，我们无法承载那么高的消耗，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欲速则不达，宁可少一点，慢一点，但要好一点，长久一点。

　　如果我们继续陶醉在增长的幻想之中，如果我们没有对发展模式的创新，如果我们仍然在舍本逐末，那么，美国梦注定只能是一场迷梦，甚至是一场噩梦。

　　三、找回自己，重新定位

　　亚洲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我们的传统和习俗曾是一个自足的体系。鸦片战争以来，这样的传统被打破了，冷战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再次扭曲了亚洲的价值观。我们以西方的物质文明为偶像，无情地批判自己的传统，认为那是愚昧的、落后的，我们长期缺乏对自身历史的重温与敬畏。

　　由于人均资源所限，即便有少数亚洲的中产阶层可能模仿美国富人，但大多数亚洲人注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谁都不希望看到贫富悬殊、阶级对立，那样只会造成亚洲社会更加不安定，亚洲人幸福感的丧失。

　　我想，假如金融危机今天再次来临，亚洲人也许还会象10年前那样勇敢地抵挡，也许还会以相当大的代价抵挡过去。我们对此有信心，因为今天亚洲国家拥有美国以外最大的外汇储备和美元债券，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最拥挤的展览会和娱乐演出市场，拥有世界上最紧张的工作时间表，最长的会议和讨论时间，最多的周末加班，这里的人在超负荷压力之下拼命工作。

　　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亚洲经济的发展道路，当然应该是让亚洲感到满意和幸福的模式，否则，即使亚洲人消费的物质再多一点，能源在用多一点，纸币再多挣一点，楼再建高一点，路再加宽一点，房子住得再大一点，牛排再多吃一点，但也许大多数亚洲人的心里仍然是不高兴的，眼里看不到愉快，脸上看不到微笑，言谈话语中流露不出幸福，吃着不感到安逸，睡着不感觉放松。

　　建立新的亚洲价值观，创新发展模式，在今天和将来都远比经济发展更重要，选择符合亚洲价值观的新的发展方向，比盲目跟在美国人后面走老路更重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让可持续的时间更长，让发展更能实现人的内心的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人本身成为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新的亚洲价值观呢？过去，李光耀先生曾经指出“亚洲价值观”，但我认为，李先生主要是关注符合亚洲各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而我们所提倡的新的亚洲价值观，主要着眼于亚洲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模式，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于对亚洲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思考。

　　这种新的亚洲价值观当然也必须植根于亚洲的传统，在我看来，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也，印度的“人与万物的共生”是也，印度尼西亚的“人与人皆兄弟”是也，今天我们号召构建的和谐社会亦是也。

　　四、大同思想是亚洲最根本的价值观

　　我们亚洲的祖先曾经向往“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的生活，向往没有战争、没有苦难的桃花源，也向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充满了温情的小康生活。这样的梦想在强调快、强调变的现代社会里，是不是更加显示出它的价值呢？

　　亚洲人求稳避险，求正避邪，求和避战。我们反感“丛林规则”，从心理上难以接受残酷淘汰的竞争规则，而愿意接受安定稳定的“均等规则”。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中，自古流传下来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我们能够将政治与道德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并不是矛盾的存在，而是共生、共荣。我们并不把“快”、“多”、“大”、“新”就当成“好”，我们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和谐境界。

　　总之，大同思想才是亚洲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有了大同思想，才会减少恶性竞争，才会避免贫富悬殊和阶级斗争。这些就是亚洲人的价值观，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过去我们曾经明白过，但现在模糊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明确。

　　然而今天的中国，深陷西方的精英思想之中，在精英追求和物质追求的大潮之下，残酷竞争达到了极点。在这个时候，只有用东方文化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化解这种外来文化的恶果。

　　树立新的亚洲价值观，也就是要树立新的亚洲经济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我们需要从道家文化中的“无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佛家文化中静修以及其他很多亚洲传统价值理念中去寻求智慧。在过去数千年中，这种智慧已经融入到亚洲人的居家、摆设、服饰、餐具、饮食，渗透到了亚洲人的起居、进退、交往等诸多潜移默化的礼仪之中，也已演化成为亚洲人的书画、丝竹、管弦、舞蹈、戏剧和诗歌等艺术。

　　亚洲人能够理解这样的智慧，看到这些，就会感到顺眼，听到这些，就会感到顺耳，生活在这种氛围中便会感到顺心如意。工作在这种环境中，心灵便会找到归属感。

　　在新的亚洲价值观真正成为我们各个国家所奉行的指导思想之前，假若金融危机明天来临，我们应该可以应付。但是，假若是失业危机、饮用水危机、粮食危机明天来临，亚洲人能应付得了吗？

　　如果依照现在亚洲经济的发展模式，象今天这样的土地消耗、大气污染和水资源污染，象当下这样，严重生产过剩却还不得不拼命生产，象今天亚洲人这样的加速折旧的生活方式，小孩提前早熟，中年人过早衰老，老人孤独无助，那么我们拿什么去抵御危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全人类的亿万生灵中，有一半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亚洲的经济发展前途掌握在你们手中，假若危机明天降临，亚洲将何去何从？答案不在别处，也在各位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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