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看， 美国因素都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虽然我们总是在与历史同行，但是历史的深刻涵义却很难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体现出来。尤其是那些带有全局性的大历史事件，更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示其深刻的内在蕴涵。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震惊世界的大手笔与尼克松、基辛格等美国领导人一起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为几年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根本的政治基础。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具有大战略眼光的中国领导人，又一次以高瞻远瞩的气度及视野为中美关系的大格局进一步定位。

这些大事件都关系到中国国家的方向乃至世界的方向。

　　1979 年 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

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这里所说的“ 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息是由美国人传递而来的。

它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依据，向党的高层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我们可以用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
如中国民航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波音飞机（当然还有欧洲的空中客车）；
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
如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卷入和影响，美国在我国周边的存在和影响， 也都带有全局性。由于亚洲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亚洲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因素有不同的解读，对新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误解。

几位资深中国外交家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当周恩来总理作了即席发言并赢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面对掌声，千万要冷静，我们的这些东亚邻国，与其说是怕美国，不如说是怕我们。

　　一、“美国观”与“现代化”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 美国的出现和发展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特例或奇迹。1888年，恩格斯赴美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他这样描述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了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

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
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对于每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会纯粹从它们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 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 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

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和我们不同。”比恩格斯还要早几十年赴美国考察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仔细地、深入地研究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后， 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欧洲的先驱们考察美国的几十年之后，亚洲人士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与欧洲人相比，亚洲人在同样的好奇之外还多了许多忧伤。

这和亚洲在近代被西方欺辱的经历密切相关。

以中国为例，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领袖人物都到过美国考察，梁启超还写了传世之作《新大陆游记》。

他们身处美国，心系中华，故每每描述美国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拿中国来对比。

历史学者杨玉圣在他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 中曾对此做过详细的叙述和研究。

如康有为认为中美是“本源不类，精神皆非”；
“今若中国少人民三万万七千七百万，削地为铁路一日程， 则能为美开国时之共和也，否则强邻交侵，而内乱四起，未能立国也。”。而梁启超“请毋望新大陆之梅以消我渴也”的呼吁，更是因为他对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又对中国本身做了更为深入的自省，提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无高尚之目的。”他从而建议要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入手。从以上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看美国时是满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欧洲政治精英们观察美国时的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仅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精神皆非”。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层作出战略抉择，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地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走出“文革”浩劫并对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的中国人，开始逐步地挣脱历史的阴影，而更多地在全球寻找强国的参照之路。

美国理所当然地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学”亦因此应运而生。

这是当代的中国人继承康、梁以及孙中山等先驱的理想，继续思考强国之道的又一轮努力。

换句话说，就是在当时人们的普遍意识中，美国又一次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系。

二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标志性的著作和论文启示着、开拓着人们的思路，不仅在学术圈内，而且在社会上都产生着影响。

人们开始问：“ 难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吗？” 21世纪初，资中筠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美国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 中国人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

我们不可小视这个精神高度或是民族心态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如处于逆境和困境中时，人很容易变得软弱、缺乏自信、思想狭隘、判断力和理解力降低，甚至缺乏理智与自制，造成行为失常。

个人是如此，整个国民心态也是如此。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研究领域中， 理性的、开放的、不断向新的精神高度攀登的工作始终占着主流。

从人们的基本认知层面上说，这是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 如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即善于包容、 儒家学说的多元主义、“和而不同”等等都是主张开放的。

应当说，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知识趣味性的问题。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问，如果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是基于这种善于包容的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人在看其他国家如日本、俄罗斯等等时是否也同样如此呢？

　　观察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的美国观，常常可以发现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缩影。

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曾指出“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息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 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

中国的“ 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天中国人的视野的确表现出一种“国际化”。

历史学者任东来这样写道：“自中世纪结束、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开始冲破地理的界限和人为的阻隔，痛苦而又坚定地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

过去的五百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世界的面貌为之巨变。但仅就单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 美国如果不是最巨大的一个，肯定也是其中的一个。……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
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 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巨无霸”。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继承了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材们操作的体系”国际化眼光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反过来讲，中国如要进一步现代化，也还需要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为包容的心态。

已故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教授在25年前就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 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 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如对25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应当说，中国人的全局意识是大大扩展了。

现代化绝不是单纯的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它同样与人们的精神高度息息相关。

　　二、历史长河中的奇异浪花

　　看当前的国际问题，历史的长线眼光非常重要。

在历史的烟尘中曾经埋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的甚至极富戏剧性。

如细细研究，可以发现不少带规律性的东西。

但是当前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人们都急急地往前看，向前冲，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翻拂历史的烟尘，更谈不上做深入的思考。

这不能不说是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一种悖论。

　　今年，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在这个大历史题目面前，中国人民实在是有太多的内容可以大书特书。

这中间的主线自然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而中美关系史在其中就只能算是一条支线。

但是即便是一条支线，即便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 其中也不乏奇异的浪花。

历史学者牛大勇在“影响中国前途的一次空运”一文中，根据翔实的史料生动地描绘了发生在1945年秋天的一段特殊的历史。

因为篇幅限制，本文只作简要介绍。

是年8月，东亚战局因美军迫近日本本土，苏军大举出兵中国东北而发生大转折。

国共两党对此都缺乏心理和物质准备。而对中国的前途，在中国战场上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美军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当 8月中旬日本迅速败降时，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

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此历史关头，美国在华的一举一动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前方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

美军观察组同意了，他们将此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8月25日，这一批“干部”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军运输机从延安飞往太行山麓，又从那里赶赴各自的战区。

这批“干部”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人， 他们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 到机场送行的朱德秘书黄华发现这一情况，当场要求随机担任翻译。

这次美军空运仅用了几小时，使中共完成了本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需穿过黄土高原、黄河天险、晋南山地， 甚至日军封锁线才能完成的战略性部署。

这个真实历史往事的现实启示是：一，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往往需要有非常之谋，行非常之举，冒非常之险，建非常之功。

二，在借用美国之力时，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美国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

就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所说：“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在与美国打交道中，中国人的胆略与智慧在此一刻得到了一次集中体现。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事务并未停止。

马歇尔调停失败，回到美国担任了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

从1949年到1950年，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在台北的蒋介石都发表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言论。

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翻阅当时的那些言论，想像彼时彼景，还是饶有兴味的。

　　作为胜利者的毛泽东说：“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

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

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

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作为失败者的蒋介石说：“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大多数的同志，以为美国援助的物质可以源源不断而来，美国人对我们的帮助，亦不会终止，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开始抛弃我们固有的自立自强的精神，和刻苦耐劳的德性，尤其是当时有美国军事代表团， 我们一般军人耳濡目染，更加鄙视我们固有的精神道德，而专意模仿人家物质的享受， 其实我们所学的完全是美国的皮毛，徒然染上了奢侈浮华的生活习惯，而对于美国军人真正的精神和长处，却丝毫没有学到。”

　　这两位当时中国的政治领袖人物在讲述到美国时，虽然立场不同，立意不同，心态不同，但是相同的一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

外力固然要重视， 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外力， 但是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三、如何看今天的美国因素

　　在信息化的时代，人们看世界、看美国本应是更全面、更深入。这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是做到了。其中不少人除了从文献书籍中了解美国之外，还有经常不断地去美国实地考察的机会，或学习，或经商， 或直接从事政府间或是民间的交往和交流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做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知识界和公众近年来对美国和中美关系持有相当客观冷静的态度。

但是，我们也常常发现， 有一些对美国的认知和报道与号称的“信息化时代”并不对称。

一种表现是涉及中美关系这一主题时，只谈中美，忽视其他，好像这大千世界上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家在打交道。

实际上，中美关系是全球复杂政治、经济格局中无数组双边关系中的一组， 应当放进全球化的大框架中去透视。

另一种表现是，将美国“拟人化”，或是“人格化”，那就是美国像一个个体人一样，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思维，而且事事要受单一的道德体系的检验。在国际政治中，这种将“国家拟人化”的认知方式非常容易导致误判。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一种表现是将美国看成是’ 铁板一块。

凡此种种都束缚着我们对美国因素的全面和深入认知。

前所未见的信息时代正在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浮躁。正因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因素是如此突出，我们对此必须慎之又慎。

　　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张毅君指出：“伊拉克战争打开了一条不确定的没有限制的战争之路，其他军事行动有可能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愿望继续发生，这又将刺激国际上的军备竞赛、核扩散和恐怖活动。

……从整体趋势而言，美国的对外政策乃至对内政策，似乎都在向右转，走向狭隘，远离开明，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背道而驰，这恐怕是一个人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动向。”这个“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动向”之形成，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原因。

只要研究一下前不久的美国总统大选就可看出，我们现在面对的已是两个不同的美国，一个是东西两岸的“国际化”的美国，另一个是南方和内陆地区的“本土化”的美国。

显然，后者占了上风。

那里的人们不读《纽约时报》，每周必上教堂，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对外部世界全然无知并毫无兴趣。

此外，在当下的美国，宗教的影响也大大增强。

前不久在佛罗里达州发生的一起给一位女植物人拔去进食管的普通医务事件， 竟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最后闹到总统表态，司法介入。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著名教授大卫•格根一生从事美国政治研究，连他也承认，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场面，也从来没有领教过宗教团体能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与此同时，“国际化”的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雄心勃勃的进取。

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目前拥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曾享有过的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综合实力。

他们也相信，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科技开放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同时也是这些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资源，捍卫美国在各个领域的优势。

他们所做的一切源自一种美国式的忧患意识，这与近代中国饱受外敌欺辱而形成的忧患意识完全不同。

美国人的忧患意识的核心是要保住“上帝的选民”的优越地位或是领导地位。

即便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在 2000年布什第一次竞选活动中，他的得力助手佐利克就认真地告诫大家：“美国的敌人正是美国自己。”现在，在布什的第二任内，他已出任地位仅次于赖斯的副国务卿。

他所说的“美国的敌人正是美国自己”，是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美国的理想。

这种美国理想，是美国众多精英人物的精神动力。

他们相信，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对全世界都负有责任，而且要“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

佐利克的前任， 即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副手阿米蒂奇，就在全世界各地领养了40多名孤儿，亲自抚养，他认为这是以实际行动在捍卫他们所深信不疑的“美国价值”。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最初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时候，他内心真正忧虑的也正是因为外来移民的急剧增加而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变化， 即传统的美国价值和理念的丧失。

　　“9•11”的深重打击，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危机感并提升了美国人的群体危机意识。上至总统，下到民众，举国一致的认同是，美国面对的最大敌人不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由高科技武装起来的、随时处在移动状态的恐怖网络。

捍卫“国土安全”，是美国当前的重中之重。人们在认真地讨论，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突然袭来时，应当如何实行社区自救，如何启动信息、人身保护、医疗救助等各种应急机制。

为此，美国人愿意放弃一部分自由，也准备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契约。

　　回到“精神底格”的问题上来，中美的确是本源不同，精神皆非。美国因素虽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如真以美国做参照，看来是此路不通。对来自美国的各方面的影响，中国只能趋利避害，努力探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严峻的挑战是，如何超越将美国作为现代化主要参照系数的认知，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自我设限。

要实现这个认知上的超越，看来还要继续拓展我们的视野，不仅要看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还要了解人类文明史上下几千年的滚滚长河。

综观世界历史，大至一个民族，小及个人，自信是一种很重要的基本素质。没有自信就没有发展。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以最完整的形式保存、发展和延续了下来。

这其中，对自身所依赖的文明的自信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同样重要的挑战是， 如何稳定住中美关系。中国和美国都有战略人士提出，中美关系现在需要一种“压舱石”，即在波涛翻滚中，在意想不到的危机到来时， 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以稳得住。

我认为这块“压舱石”，应当是努力建立各个层次、各种领域内的战略对话与沟通机制。

中国前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大使在美国的公开演讲中经常谈这么一个观点：“中美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隔着大洋，没有领土争端。

中国忙于改变自己的落后状态，过去没有力量，现在没有时间，将来也没有愿望去谋求世界或某一地区的霸权，不存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问题，用不着与美对抗。”美国现在是一切事务“反恐”为先，改造“大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是当务之急。

看来找到这一“压舱石”还是有现实可能的。

　　（《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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