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饱受磨难后的思考

　　第一部分：自述

　　传奇的家庭背景

　　我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和许多人不一样，这一切都来自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亲。

　　我父亲文强，他一生经历复杂的不得了。他曾经在共产党里面已经做到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和省委特委书记，后来又在国民党里面做到中将，淮海战役的时候是杜聿明的参谋长，两方面的高级人物他都非常熟悉。

　　我父亲是黄埔四期的学生。黄埔一到四期的时间都很短，几个月一期，我父亲那时候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因为新三民主义政策，那个时候国共双方都鼓励党员跨党。但是在国共分裂的时候我父亲选择了共产党，也就说明他还是一个很热血方刚的人。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你20岁之前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话，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你如果30多岁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的话，你就是个白痴了。我父亲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在1990年代还举行过一个南昌起义几十周年的庆祝会，一查，活着的人里面，军衔最高的还是我父亲。组织者邀请了很多解放军高级将领，这些将领知道我父亲到了之后就让他讲话。他们说，我们当年都是您手下的小兵。我父亲说：那很荒唐，你们解放军的建军节让我来讲什么话。他们说，还是你来讲吧！你对整个事情的了解肯定比我们多。

　　南昌起义之后，我父亲转战到了海陆丰，部队被击溃之后他逃到了香港，又从香港到了四川。他后来就变成了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和省委特委书记，组织了很多军事活动。那时候“立三路线”是很荒唐的，只要你还有几个人就得暴动，结果不断的暴动，不断的牺牲。我父亲有一次被捕了，当时四川还是军阀杨森他们的军队。他对那些士兵说，没有我什么事情。给了他们两个大洋就跑出来了。当他回到自己的秘密据点的时候，大家都冷冷的看着他，问他：别人都被抓住了，你怎么没事呀？我们四川省怎么让一个外省人来领导我们？为什么我们老被抓住，被杀掉？我父亲很机灵，一听就知道有可能他的被捕就是有人告密的，认为他是一个外省人，肯定怎样怎样。最后他赶紧找了一个借口，说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就逃掉了。

　　我父亲是湖南人，逃掉之后他就回到老家。因为我的祖父是留日的学生，当年和孙中山他们很熟。我的祖父虽然基本赞同中国应该现代化，但是他觉得后来简直是一团糟，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是乱七八糟，后来国共分裂那段时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已经走的非常极端了，当时在湖南省已经开始斗地主游街了。这从策略上是根本不应该的。因为你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你就去斗地主、抄大户人家了。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最后选择和共产党分裂的原因，他觉得再那么下去就是共产主义了，他也不会接受。再到后来我父亲就到了国民党那一边。

　　去年10月份我父亲去世，有4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对家属表示了慰问。我那时在美国，匆匆忙忙的回来参加了告别仪式。

　　我母亲是宁波人，我外公是宁波一带的一个大户人家，祖上是做官的，家里面有很多地。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外婆当场就死掉了，因为是双胞胎，难产。两个孩子倒顺利生出来了。外婆死掉不久，我外公又娶了一个小外婆，然后就要找奶妈。我母亲有个双胞胎的妹妹，她们姐妹每人有一个奶妈。我母亲的这个奶妈就是后来把我们兄弟抚养大的阿婆。阿婆整个人的经历就和祥林嫂一样：很年轻就结婚，丈夫是个农民，做活做得很累很累，最后就死掉了。死的时候阿婆有个一个多月的小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月内丈夫死了小孩也死了，自己有奶，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正好我母亲出生。阿婆就过去了。阿婆很爱我母亲，完全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

　　我母亲小时候就被外公指定好和村里面的一个秀才成亲。由于家里条件好，我母亲还上了宁波私立女子中学，这是个现代女子中学，所以她在观念上就和自己的父亲有冲突了，觉得父亲没有权力逼我去和那个秀才成亲。据阿婆讲，那个秀才人非常好，非常厚道，我母亲就是不喜欢他。如果当时我母亲和他成亲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就在小秀才家里把嫁妆都送过来准备迎亲的时候，我母亲在她最好最好的一个朋友，她在女子中学的同学，我们称作陈妈妈的一个人的帮助下，假装投甬江自杀就逃婚出来到上海了。

　　我的父母是在1940年代抗战时期成家的，那时候我父亲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我父亲有一段时间突然问我母亲：你这个人怎么家里没有父母和任何亲戚呢？怎么回事？最后我母亲坦白的说她是逃婚出来的，逃出来之后就和整个家庭没有来往了，那个家就认为斯文扫地了。外公就觉得这个女孩简直是叛逆。我父亲说：那怎么办呢？小孩已经出生了，我家里已经没有老人了，你家里又是这种情况。我母亲说，我有个奶妈，能不能把她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我们家就有老人了，家就完整了。那时候我的父母平时根本不在家，家是安在上海，一天到处飞来飞去的。明天飞到重庆，后天飞到沈阳，把阿婆接过来实际上就是让阿婆来坐镇，他们自己也放心。我父亲就说，那我们就去吧！我母亲说：那怎么行！像你这样招摇的人，我都要化妆好，因为我知道小母亲只吃当天的笋。阿婆必然会在下午四点多去竹林里挖笋。我母亲就躲到竹林里面，阿婆下午四点多就过来了，拿了一个小筐。我母亲就叫她。阿婆一听就吓得要死，因为我母亲逃婚时是伪装跳甬江自杀的，绣花鞋都放在江边，打捞了一下没有尸体就以为大概冲到大海里面去了，整个家里都认为她死掉了。我阿婆一边跑一边叫：你这个落水鬼不要来害我，也不是我逼你的！我母亲是大叫，几步就追上了，她说，你来摸摸我，我不是落水鬼。然后阿婆才将信将疑的摸摸她。问她：你不是自杀了吗？我母亲说：不是的，我是伪装自杀的，其实我到上海去了，现在我们家里很好很好。如实的告诉她。我们现在接你到上海去，你就是我们家的老人，享福去。阿婆说，我不能说走就走，把你小母亲抛弃掉。因为当时外公已经死了，只剩下小外婆靠着她。你的给我时间。最后我母亲给了阿婆一点时间，我母亲先回去，后来就把她接到上海。

　　苦难的童年生活

　　1948年的时候，我母亲、阿婆和我们三个兄弟已经到了台湾，我父亲参加淮海战役。后来在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就被俘了。按照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6个月内可以交换战俘，他就让副官捎出一条信来，叫我母亲快来营救他。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从台湾到了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和苏北一带。

　　我母亲特别漂亮，据阿婆说，我母亲去的时候还是穿着高跟鞋，完全是1930年代上海富贵人家的打扮。去了以后，有时候会邮一封信回来，那时候我们还在台湾。我母亲到了那一带，解放军老是唬她，一会告诉她所有的俘虏都在张庄，我母亲就赶到了张庄，他们可能就在张庄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休息，但是不让她过去，说：他们已经到了李庄去了。她就又赶到李庄去。那些地方没有什么好吃的，她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据说后来首饰都卖掉了，好的衣服都卖掉了，然后高跟鞋换成了草鞋。有一段时间据说还光着脚，最后是跟要饭的人抢吃的东西。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我父亲，他们早就被转移走了。我母亲把陈妈妈作为我们通信的一个转换点，因为我们在台湾，她基本在乡下。陈妈妈后来就送出一封信在苏北，我母亲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收。在这封信里她告诉我母亲：上海就要封港了，而你的家里分成三个地方，你的男人在军监里面，你在大陆，你的老人和小孩在台湾，你至少应该让两方团聚，然后等待第三方的最后团聚。这些话也是一个双关，你也可以考虑回台湾去。但是我母亲的理解不是这样，她就发了一个电报到台湾。那时候我们家里面还有副官，连副官都不愿意回大陆，就帮助我们把大包小包收拾了一下，阿婆带着我们回了上海，那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接下来台湾和上海之间就再没有通航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方面主要的官员和军队都已经撤走了，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就在徐家汇那里。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有一个人在那儿敲门，阿婆得到的指示是一般敲门你绝对不要开，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溃兵就在那一带活动，一般敲门的肯定是坏人。敲了很长时间，阿婆就把门打开，但是门上还有链条，她开了一条缝，她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在那儿站着，就又把门关上。外面那个人就开始哭起来，她说，你难道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阿婆说，你的声音倒是蛮熟的，你是谁呀，赶紧走，不然我要叫警察了。后来那个人就大声哭起来，说我就是什么什么人。然后阿婆就打开门，是我母亲。阿婆叫她四小姐，因为她在我外公家排行第四。她就说：哎呀，四小姐，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当时我母亲为了营救我父亲在乡下已经奔波了半年多了。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刚强的人，这也决定她后来会走上那条路。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她就去那儿上课学习。我看到过她的毕业文凭，其他课程都是甲或者优，只有政治课是丙，因为政治有一套新的说辞了，她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她很快就变成立信高级会计学校的一名老师。那时候她的工资相当相当高，当时我们家的大件都已经不缺了，其他衣服、家具都有了。我记得小时候有几年的生活还是蛮可以的。

　　但是后来我父亲就在监狱里交待家里面有多少条枪。家里有几个副官、几个勤务兵，加上他自己有20多条枪。但是他不知道从上海跑到台湾，然后从台湾再回来，只有阿婆一个人留在上海。副官说，好不容易才从上海逃出来，你们又要回去，疯掉了。可能解放军告诉我父亲我们已经回到上海，但是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具体住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然后这段时间我母亲不停不停的写信，还在找我父亲，但是始终没有下落。我觉得如果她确切知道我父亲还活着还在干什么事情的话，也许她不会去自杀。我父亲交待有多少条枪以后，当局就逼着我母亲交出枪来。当时家里面只有一支装饰性的小枪。当时国共谈判的时候，来了一帮美国人，我父亲就陪一个美国将军到延安，看解放区的一些情况，全程陪同。这个美国将军走的时候就把一支枪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父亲，很小很小的，镶了一些宝石，只有很近的距离射击才有一点痛，稍微远一点就没有什么杀伤力。我母亲反复考虑，觉得这是一种纪念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这个东西保留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其他的枪支她可能已经在解放的时候偷偷丢掉了。后来我母亲就把那把枪丢到壁炉里面去了，后来我们家的地板都被掀起来了。也没有找到，就觉得是一个悬案，我母亲就被管制起来。

　　我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文太太，后来成为立信高等会计学校的老师后，人家又叫她文教授或者文师母，弄堂里面也这么叫。我母亲又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她希望人家去尊敬她。我记得小时候上海还可以跳舞，有很多晚会，我母亲已经退出这些活动，她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张扬。但是她还有很多首饰，弄堂里的人不停的来借，有时候我母亲甚至会大方的说，你自己去挑把！等到还的时候她们往往会说哪一对东西已经弄掉了。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尊敬她，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师，自力更生，总觉得还有希望。

　　被管制以后，她就不能在教学了，变成了一个公务员，人们就对她叫来叫去的，直呼其名。据我阿婆说她至少还没有受到什么体罚。那时候主要是她心理上不能承受这样羞辱她。我母亲不停的要找我父亲，但是始终就没有直接联系，她就很绝望。当时我们又太小太小，而且很淘气，她本人又被管制，最后在管制即将结束的时候她选择了煤气自杀，因为她觉得这个日子再没法过下去，管制过去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一个很困扰她的问题就是几乎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被赶到外面去，有一个警察要来。我就故意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就会看到那个警察会拿出很厚很厚的一叠照片。我父亲那样的人，他一生所认识的人多得不得了，有时候他和我母亲在家里面开Party，我母亲特别喜欢跳舞、音乐，还喜欢打麻将，接触的人会很多，有时候会有合影，不一定每天都在那里讨论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只是娱乐活动。但是那个警察不管那么多，问：你们那天商量的主要题目是什么？这个人是谁？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母亲说这是我父亲的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警察就会说：你不老实，他是不是潜伏在这儿？我的体会是如果我母亲撒谎就害了对方的家庭，但是如果她不撒谎，压力就永远不会解除。结果弄来弄去我母亲的精神上就不能接受，后来就自杀了。

　　我母亲是1955年春天的时候煤气自杀的。那天晚上对我的记忆特别特别深。她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吃完晚饭之后，她就把我们都召集在她身边。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个长沙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她就坐在沙发上，说：你们都坐下来，我要给你们讲几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老人临终的时候拿了一把筷子给自己的小孩们，让他们折断，结果谁也折不断。老人说，你们一根一根抽出来折就很容易折断了。老人就问小孩：你们有什么启发没有？其中有个聪明小孩就说，筷子放在一起的时候不容易折断，一根根拿出来的时候容易折断。她讲来讲去，最后一致的结论就是兄弟之间如果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就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兄弟之间不团结，一个一个小孩就很容易受人欺负。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如何孝顺老人。她说：阿婆是我们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现在你们又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对她好。我记得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去报住阿婆，说她是我们最最好的人，我们要永远对她好。我母亲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父亲要死了，他对自己的小孩说，我在后院的葡萄园里面埋了很多金银财宝，我忘了它们放在什么地方。我死了以后你们去挖一下。老人死了以后，他们就拼命挖了一遍，哪个地方都挖遍了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到了秋天的时候葡萄结的特别大，其中一个小孩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如果每天都去松松土、除除草，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父亲传给我们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勤劳致富。当时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那是我才小学一年级。后来她就让我们睡觉去。我们在另一个房间。那时候已经12点了，我靠在床沿上还在睁着眼睛想这些事情，其他人都睡着了。我母亲就到我们这个房间来了。她说：贯中，你怎么眼睛还睁着？就像催眠术一样，用手在我的眼前弄来弄去，我的眼睛就闭住了，睡着了。到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阿婆就起来了，她起的特别早，而且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卫生间去。但是她有个习惯，在去卫生间的过程中去到我母亲的大房子里面去，然后走到她的床边摸一下她的床。早晨阿婆起床的时候一摸她的床是冰凉的。其实阿婆那时候就在警惕她：她会不会晚上跑出去？当时只想到她晚上走掉或者失踪了，或者到外面去自杀，害怕她出事。结果到了厨房和厕所的地方发现厨房的门是关着的，然后她想去把门打开，但是打不开。那时候我们弄堂扣还有个看弄堂的人叫老王，我阿婆是小脚，她就慌慌张张的跑去叫老王。我能想象出一个小脚老太太当时跑到弄堂口去叫人的情形。老王听到之后也慌得不得了就跑过来，把厨房门狠劲的推开了。那时候我们厨房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我母亲躺在上面，盖了一个白床单。我自己也醒过来了，听到吵吵闹闹就进去看一看。那时候煤气已经关掉了，还有好大的一股煤气味。厨房里面所有的门窗都用撕开的布条堵上了，厨房到厕所有一个排气管也被堵上了。那时候我母亲已经被抬到弄堂里面，放到一个躺椅上。听人说好像还有微微的一点反应，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抢救无效了。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1955年的春天吧！我正上小学一年级，还很冷。我记得那个警察来了，问有什么东西没有，他就翻来翻去，最后在厨房的一个碗柜上面找出了遗言。他就宣布说：你们的母亲说把所有的小孩都送到孤儿院，然后让阿婆拿走她愿意拿的所有东西后回老家去。

　　所以我母亲去世以后，我阿婆开始的时候只是哭，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转眼就死掉了，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她说：你母亲怎么能够忍受文革这种压力呀！那时候可能我们全家都死掉了，都会被安排哪一天用迷药让我们睡了然后一开煤气。当时阿婆就在那里哭，说：我本以为是到你们家来享福的。我父母对阿婆确实很好，一年四季都有衣服，绸的、棉的、皮的，有几个箱子。在宁波老家还给她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寿衣寿棺都准备好了。我母亲遗言里让阿婆拿走家里所有拿得动的细软，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到老家去。她当然就不肯了。想来想去，那么小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就上孤儿院？当时让我们去甘肃去。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就给发给我们兄弟每人一套棉衣棉裤，上海是没有棉裤的。然后我们就穿了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炫耀自己。有的老人就在那儿暗暗的哭，说这些小孩子不知要到哪里去了，就要充军去了，还在这儿高兴成这个样子。有一次阿婆在弄堂里面哭，有个邻居平时对我们特别好，就对阿婆说，现在看来只能走这条路了，你到区委大门口坐到那儿，先不要声张，等到看到有比较好的车子的时候，你就去缆车，然后放声大哭。你说我是什么什么人的岳母，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后来阿婆就坐在徐汇区区委大院的门口，她不声张也没有人去管她。阿婆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对车子还是蛮了解的。她看到一辆好车，上前拦住就放声大哭。然后区委书记的秘书就下车来了，问：老妈妈，你在这儿哭什么，为什么要拦这辆车？她说，我是什么人的岳母，家里面现在有天大的冤枉。上海的驻军是三野的部队，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一听我父亲的名字都知道他是杜聿明的参谋长，所以就去告诉区委书记。区委书记听了说，这件事情不行，好像没必要这么做。就去问阿婆怎么办。阿婆说我要管这几个孩子，家里面还有点财产，也不会给政府添什么负担，我也可以再去做点事情。这几个孩子也没有罪，他们只是出生在这个家庭。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罪。后来区委书记说，这个影响太坏了，传出去以后象灭门一样。后来说就留下来吧！警察就改变态度了，以前还凶得不得了，让我们把房子让出来。后来又来人说，你们不要哭了。小孩交给你了。然后就把我们家里面的财产编了号。因为我父亲喜欢古董字画，家里还有翡翠的鼎，小青铜器等。我母亲还有很多金银首饰，很多衣服，德国的望远镜等等。他们就一一编号。每个月可以卖一件东西。这是一开始。后来就变卖财产，渐渐就坐吃山空了。后来生活就很困难。有一段时间政府就给我们救济金。我在学校里因为成绩好就给我奖学金。另外寒暑假的时候我就到工厂里去打工。所以我的寒暑假从来没有空闲，都要去打工赚点钱。所以又一天我和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还大吵了一场。除了我打工之外，他还让我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因为我是班干部，要帮助同学赶紧补上去，开学的时候能够跟得上。又要组织数学小组、物力小组啦，我要在里面当一个头。我又要打工又要做这些事情。他动不动对我说，你要入团吗？入团就要做这些事情。后来我就说，我是很想入团，但是这样做的话那我就不入团了，而且我认为不入团不一定是坏人，我就做一个团外人士吧！最后我一直没有入团，但是一直是班干部。因为后来换了一个班级，班主任还是蛮喜欢我的。后来就到了文革。

　　其实我是很听老师话的，除了那个团委书记。我当时根本就疲惫不堪，工作完了要赶到这个小组，这个小组完了又要马上赶到那个小组。我说我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吧！因为我是喜欢预习的，现在就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我当时做很多很多活动，拼命想入团，后来在初二的时候总算想通这件事情了：我这么一个出身的人要去入团，那个代价是很大的。后来读高中的时候索性就自由主义，不入团了。所以到现在我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高中的时候有一点行为上的自由主义，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是认识上的自由主义。我基本上是很听老师的话，而且只要你说这个道理是好的，我就极力想去做，所以学校里面的老师还是比较喜欢我。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是不是他们也许内定不让我上大学，因为我弟弟连高中都没有上：你这样一个家庭念叨高中就可以了。而且当时我喜欢核物理之类的，是不会让我去上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弟弟也是这样，我弟弟特别特别聪明，成绩都特别好，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让他上高中，他就是初中毕业。毕业之后就把他弄到新疆去了，一去就是十几年。他和我差不多，往往到了最后一关就过不了。他年轻的时候身材特别好，音质也特别好。结果人家说怎么可以让一个战犯的儿子表演正面人物呢？所以就不要他。他也受了很多苦。

　　无辜的反动学生

　　接下来就要讲文革中的事情。文革当中我得罪了四人帮。因为我学习的那个中学是徐汇中学。徐汇中学学生来源无非是三部分，一部分是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子弟，还有一批是大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洋行的职员的子弟；
但是在徐汇中学的南边，就是靠近郊区的那边又是一个贫民窟，那些子弟极为贫困。这三部分子弟平时在学校里就有一些摩擦。因为大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和洋行的职员的小孩学习很好，而且比较有钱；
干部子弟学习成绩也许没那么好，但是政治上有优越感；
工农子弟生活比较差，成绩也不好，但是政治上优越感很强。这三类人内在上就有一些摩擦。在文革中总的来说就是挑动三类学生之间的摩擦。比如说黑五类开始是指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和洋行职员的子弟，后来那些干部子女的父母纷纷被打到以后，他们也变成了黑五类，就只剩下工农子弟占上风了。就这么斗来斗去。我和三类同学以前关系都很好。为什么？因为第一，学习上我当然不是很差，小时候又一直是班干部，所以也不能说跟干部子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比较多的干部子弟也会变成班干部，我又和他们有一些共同语言。另外，学校通常让我去帮助工农子弟学习，工农子弟就认为我没有看不起他们。所以文革开始以后，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把资本家子弟又打又骂，头发都剪掉了，进行毁灭性的抄家。因为他们到资本家的家里一看都呆掉了：家里怎么那么大？都是豪华型的家具，照相机。特别是工农子弟，整天住在贫民窟里面，突然让他进到大洋房里面去，一对比他就觉得很气愤，就想把它毁掉。我想：本来都是同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就去跟他们辩论，我说毛泽东是什么出身，周恩来是什么出身，这些政治家的出身都不是工农兵吗！另外，出身好的人里面不好的人也多得不得了，工人也不见得人人都是好的。他们倒是没有报复我，只是说：文贯中，没你什么事情，我们跟你很好。所以他们就很早动员我出去串联，然后把那些黑五类的小孩都关在学校里面，不给他们吃的，在国庆节的时候不准他们上街游行。那时候我早就已经走掉了。其实文革初期我本人倒是没有受很大冲击，只是看不惯工农子弟的做法。他们说：你跟着去串联吧！我就去串联了。串联回来才1966年12月份。就在家里看书。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到1967年1月、2月份才回来，他们就要决定批判“反动血统论”，就有十几个人到我家来动员我，让我一起去。我说我不感兴趣，他们就说：现在江青都已经批判反动血统论了，你怎么不关心？后来我就跟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就发现他们都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来。当时两派有上千人辩论，这一派要派人去和对方辩论就推到我头上来。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认为我说、写还可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我家里没有识字的家长。因为在我阿婆看来，只要是毛泽东让参加的，当然我就参加去，就认为那是对的。而我从小就是一个模范学生，不是小队长、中队长就是班干部。当时毛泽东在号召，当然就让我去。但是你想其他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家长，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们当然知道这很危险，说错话之后，不但小孩要倒霉，家里又要倒霉了。所以他们就对小孩说：你尽量不要去说，尽量不要去些，要随大流。现在批判反动血统论，你赞成就是了。最后我们学校实际上就变成了我是代言人。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和市革委会对立起来了。因为我们认为市革委会没有在彻底清算反动血统论，你想文革中怎么有可能呢？我们认为出身不能选择，但是人的前途可以自由选择。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人已经不对头了吗！我是受教育的，又是可以教育好的，不管怎么样，先要教育一下，而不是说我是一个跟人家平等的人。我们老是在吵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委会，他们希望不要再吵这件事情了。后来我们就觉得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大学生是我们天然的同盟军，我们跟他们在一块。当然，他们走的比我们更远，他们要去清查张春桥、姚文元的叛徒背景。我们主要声讨的是反动血统论，而且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史的血统摩擦特别厉害。全是工农子弟或者没有那么多高干子弟的话，情况也不会那么复杂。

　　后来我就被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徐锦贤正式宣布为反动学生，先被控制军关在学习班里面，后来他们就斗争我，说我是反市革委会的，后来就放在牛棚关了一年，每天都是打扫厕所，后来给他们弄得差不多要死掉。。我非常感谢我们徐汇中学的一名工人，他因为成份好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个牛棚的领导，每天他来布置工作。对我倒很照顾，但是我随便给人打一下、踢一脚他就防不胜防了，因为他没有看到。如果我去跟他说的话，他说：那你自己当心呀！我说我怎么当心？他说：那我怎么办呢？你们几十个人很分散，我顾不过来。有一次他真的急了。那次他分配我去打扫操场，我们学校是上海市区最大的中学，有个很大的操场，我们学校又是个教会学校，楼层很高，二层相当于现在的三层、四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时有一帮学生就在二楼叫我：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们在二楼一排靠窗站着，我就站在墙根。他们说：贴在墙上，低头！然后我就低头。他们就从二楼上把一个铁椅子摔到我头上来。我也不知道上面干什么，突然有个很重的东西砸在我头上，我就昏倒在地上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就觉得满脸都是血。已经有人去报告那个工人了。他赶来之后就用手绢把我的脸抹干，看到头顶上有个地方血在不断的流出来，他就把手绢按在那里。当时二楼已经没有人了，学生们都已经跑掉了。他就站在那儿骂，骂了半天他就说：走，到工宣队去。那时候已经没有校长了，工宣队有个老师傅就代理校长坐在办公室里面。那个工人进去就说：你交给我这个反动学生的时候他是活的，我希望不要哪一天我还给你一个死人，这个责任不是我。我没看到这个学生到底有多坏，也只有你们说他是个反动学生。但是我要告诉你，要我管下去的话，我是管不下去了。像这种样子，这个小孩很有可能马上要死掉的。后来工宣队的人就很害怕，如果真的死了一个人他们也麻烦。他们商量了半天，还是把我转移到一个工厂里面去吧！有一个工厂平时和我们学校合作，我们平时有时候到乡下劳动，有时候到工厂劳动。到工厂劳动的话就是这个工厂。后来就把我送到这个工厂。工厂里的工人就很好，他们说：这个小孩，年级这么请，怎么就变成反革命了呢？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讲的清楚。因为要讲的话就说这个小孩写了很多文章批判反动血统论。这算什么事情！工人们就保护我，至少不来惹我了。他们觉得这个小孩太可怜了。我在那儿待了一年。

　　难忘的农村岁月

　　后来就是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下乡去了。在吉林省梨树县刘馆公社六合屯村待了三年多。下去的时候工宣队的领队还专门跟公社干部交待了一下：这些学生里面最坏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上海市重点的一个反动分子，你们要看着他。第一年的时候，农民看着我都怪怪的。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坏人都吃喝嫖赌，但是思想上有问题他们从来就不觉得是一个坏人，他们搞不清楚。第一年他们是很怀疑我，老在那儿议论：这个小孩是一个坏人，怎么干活挺努力的？有的时候我还主动帮人写信。他们说：这个小孩蛮好的吗！第二年以后他们就不理这个茬了。大概在想：这个小孩一定是无缘无故被打成反动学生。当然有人就讲：他家里面很复杂。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住在农民家里，而且一直等到两年以后，才有了一个户。这个户就盖在村子当中，但是我们和农民一块做农活，开队伍会议，我还成了人民公社的宣传员，还要和农民一块去采访模范人员或者工作中的先进事迹来报告，后来我们还组织了文艺小分队，我是一个队长，还要组织舞蹈，唱歌，话剧。当时我还要编剧本。农民也和我们一块组成了一个小分队一块劳动、表演，和农民就有很多细节的接触，目睹他们的贫困，特别有两年住在老乡家里，看到他们吃的什么东西，生活多么艰苦。我的感觉是大部分农民很纯朴，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贫困，有一部分农民认为这是一个常态，他们对于另一种生活就没有想象，十分封闭。

　　我觉得中国人口的素质不是很高的，一个原因是他必须在一片很小的土地上谋生，由于生活所迫，他必须在十几岁开始养家，成家之后他的整个精力、时间都被绑在土地上，他们知识的更新、对世界的认识极其可怜。我并不是在批评他们。他们知道的只是一头老母猪、一只鸡、一小片地里种了什么东西，长得好不好。到了年纪就要娶个媳妇，然后生个小孩，又一个循环。以后的小孩又过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当时觉得不可忍受，但是又没办法提高，因为他的素质就那么高。有的农民说是上了几年小学，等到我们下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我们帮助他们写信。我对那些二三十岁的农民说，你不是上过小学吗？他说大部分字都忘掉了。我觉得农民非常淳朴，他们的生活非常悲惨，我觉得怎样能使这些农民能够转移出来，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文革一结束我就去报考经济学研究生。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到了下乡之后，连小学里学的四则运算的乘法和除法都很少用，只用加减法。所以当时对自学数学就没有什么兴趣。当时看了和社会问题有关的一些书籍，老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情况回比我们这儿好很多？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在哪里？大部分人为什么那么贫困？这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好像完全不相称。一看古书，觉得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民非常优秀，有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是东亚最先进的国家、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其他国家纷纷来朝。但是我生活的一个世界，中国人极大的贫困落后。我是上海人，到农村里面，对比也是非常强烈的。上海在国内还是比较发达的，到了乡下，有很多东西就难以接受，对我的震动非常之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赤贫的生活。尽管我上学是在假期的时候到过农村去帮助农民抢种抢收，但是上海郊区在食品供应上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它是鱼米之乡。另外他们住的是砖瓦房，没有土坯和泥建的房，而且面积很大。除了上海郊区农民的口音我们有些听不惯以外，其他方面我们并不觉得赤贫。到了东北以后，真是赤贫。我们看到有些农民没有新衣服，一年有半年靠着臭大酱、腌酸菜、腌芥菜生活。我们不知道这种生活怎么可以进行下去。夏天我们吃窝窝头和高粱米饭，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肉只吃两次，一次是上冻前，除了老母猪之外的所有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去喂它。杀了以后就把边边角角的肉先吃掉，最好的肉就挂在户外的梁上，冻到春节的时候再大吃一顿就没有了。而且有一次我们还吃不到，因为春节的时候我们就回上海去了。那个时候农民很好，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但是第一次杀猪的时候我们还在，还会拿大碗的肉来送给我们吃，这是他们省下来的，我们就很感动。有时候小孩子会对母亲说，不要送给他们，我要吃！妈妈会说，他们上海人也蛮可怜的，这儿毕竟是我们的家，他们都是舍家弃业来的，平时没有大人照顾，还是给他们吃一点吧！我们特别特别感动。你到上海去打工，会不会有人对他的小孩说，我想他们真可怜的，送他们一些东西吃吧！这很难。1988年的时候，我还到过插队的那个村子里去。

　　辛苦的照顾阿婆

　　我是1969年去插队的。1972年春节我是在上海过的。我下乡的时候阿婆已经80多岁了。1971年底我回上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身体非常不好，但还能行走，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我就有一点不想回去，觉得应该照顾她。结果有一天晚上她就说：我来给你讲讲话。在平时要讲话就讲话，她要我坐下来，说：我有话要对你说。然后我就坐下来。她说，你现在插队落户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插队落户我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打算，永远插下去呢，还是以后要到学校或者工矿去？我说我肯定不想永远插队下去，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机会，只能是这样做。她说：你呢，你不要把我当作你最重要的事情来关心，你还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前程，尽可能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工作，然后再考虑把我接过去。你现在每年都回来看我，但是又不能维持下去，你户口也不在这儿了，你的收入又那么不稳定，我又不能跟你过去，因为你是个农民，连个家都没有。到了2月底，我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这么大了。我的哥哥到安徽去了，我的弟弟到新疆去了。她本来有一个寄托，就是我把这几个小孩都养大了，中间总有一个人可以养我老，结果在她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走掉了。后来我就说我赶紧回乡下去，赶紧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把你接过去。她说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有一个安身的地方，我一定跟你一块去。我就回去了，但是我的感觉很不好，我就托了一些朋友同学，让他们一两个星期去看看她。

　　我的那些同学一开始的时候还讲一些细节：今天我带了一些东西和你阿婆吃了一顿饭，她讲了什么什么东西。后来就变成公式化了：我们去看她了。没有细节。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那时候不通电话，我阿婆又不识字，寄过去信她也不可能回我的信。一直到七八月的时候，很热的夏天，我收到一封电报，是邻居打来的。说：如果你负责你阿婆后事的话，就赶紧回来。这封电报说的不是很好，我不知道阿婆是活着还是死了。后来我就走了几里路搭了一趟火车回上海了。那时候火车也没有特快，赶了三天才回到家里。

　　到了家里，阿婆已经完全昏迷了，人瘦的成了皮包骨头了。我叫了半天她才醒来，还能认识我，说：啊，你总算回来了。我很对不起，我叫你回去找你自己的前程，但是我叫你所有的朋友和邻居都不要告诉你。我当然就很伤心了，说：你就不对了，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就早点回来，你就可以看病了，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走的时候她还能行走，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一半瘫痪掉了。我就不知道她在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后来才知道，一开始我的朋友去看她，但是后来她就起不了床了，也就不能跟她一块吃饭了。但是她再三的求我的朋友、同学不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就会赶回来，我的前程又没了。那时候是有指标的，每年要从农村抽几个人去工矿，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队长对你的鉴定。你三天两头回上海，肯定就表现不好了。

　　后来我就用黄泥车她把送到医院。医院一听说什么家庭就不治了。她那时已经85岁了。医生说，她能活到这个年纪就福气很好了，没必要治了，你就带她回家吧！我就和他们吵了一架。我说如果是你的母亲你会这样做吗？至少应该抢救一下。现在你要给她检查一下。其实她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肺炎，但是没有治疗，也没有人给她打针吃药，就昏迷不醒，后来就瘫痪了，主要是肌肉萎缩了，瘫了半年了。阿婆一辈子是一个信佛的人，平时都是帮人家忙，对人特别好。食堂里的那些阿姨们对她蛮好的，吃饭的时候就给她送点饭。有一个老太，才60多岁，身体还可以，到吃饭的时候每天来看看她，吃饭就喂喂她，就那样维持下来。我的同学去的话就带些东西给她吃吃。我就赶紧学医疗的东西，包括打青霉素和链霉素还有其他药。这样的话大概维持了三年左右。到了1975年春天，我父亲就特赦了，这是文革当中的第一批特赦。特赦之后就把她带到北京，我也到了北京，因为上海不准我落户。

　　这里面的故事就非常非常惨。那段时间一天到晚要去跟街道作斗争，因为有的医疗费用还要去报销。另外那时候他们还给阿婆一点生活费。但是一会儿又要赶我回去，就不给钱了。我当时就认为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因为他们对我父亲总是从正面来教育的，总是外面好的不得了，新社会都是好的，外面有什么信建筑都让他们出来参观。当时的想法是要改造这些战犯，使得他们认识到新社会比旧社会要好得多。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应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可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跟监狱的管理人员讲。管理人员是受公安部直接管的，公安部又向总理汇报。他们出来都是公安部副部长带队，级别相当高的，住在比较好的饭店里面。我就告诉了我父亲。后来北京方面派人来上海调查。因为我要把这件事情讲成我从小没有父母，完全是靠这个老人长大，即使不是纯血缘关系的话，法律关系上她就是我的长辈。现在她又是气息奄奄，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去管她，任何社会都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她是没有子女的老人，而且对我们又有特殊的抚养之恩，但是现在街道的处理是要我回东北，把她送到养老院去。我说这么一个瘫痪的老人，而且好友亲人在世界上就要把她送到养老院去，这是不近人情的。

　　大概有两年左右的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她随时会大小便，她的意识还有，但是只要你慢一点她就拉在床上了，接下来你就苦的不得了，你要把她的全身换洗掉。而且上海的夏天很热，那时候没有冰箱、也没有电扇和空调，她自己又不能动。你要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半小时帮她翻身，不然的话，褥疮就要生出来了。你要不停的帮她擦洗，特别是夏天那段时间，一天要擦好几次，要不就会烂掉。另外她随时可能要喝茶，有事情要做。我那段时间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因为她失明了，也就没有白天和晚上的意识，还要为她吃饭、吃药，所以那段时间很苦，然后每隔几天就要到街道去。因为来回来去的突然说：你回去！在这儿赖这不走干什么？或者说：这个报销不行了。那么你就没钱了，又要去吵。所以那段时间心情特别特别不好。而且按照规则，如果承认她是我长辈的话，实际上完全是的，我就应该留下来照看她。他们不管，一定让我回乡下去。公安部派人来调查，调查也不来调查我，而是跑到街道里面去。街道就说了我很多坏话，把我形容成一个反动分子。但是我在里弄里面人缘很好，大家都认为像这样孝顺得的小孩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机会。当时梨树八中需要高三的物理老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后来有人强烈推荐我，说这个人很好，让他过来吧！当时招工都是跑到煤炭那些很差的单位里面，我要去梨树八中教书是件很好的事。我后来回了一封很长的信，我说非常非常感谢对我的安排，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但是我贡献梨树八中的时间还很长，因为我还年轻，但是我报答阿婆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希望能够谅解我。后来梨树八中说：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你是最佳人选，我们也了解你的情况，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等你，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像这种机会只能放弃。有很多人都说：你疯掉了。因为当时都不知道文革会结束。你这个机会错过，一辈子就完了。我说：完就完，阿婆的事情我一定要管的。因为我的兄弟更不可能来管她。后来我父亲出来以后也说，这么一个老人，再把她弄到北京是不是对她不好？因为她一生就在南方过的。上海那时候四人帮当道。1975年秋天以后我就到了北京。那时候我父亲身边没有人，又必须把阿婆接到北京，因为上海不准我落户。我父亲的理由是那么多兄弟当中，我在那儿管了阿婆两年多，所以对怎么护理阿婆的细节比较熟悉，临时换一个人的话，那么大年纪恐怕照料不好。第二，其他兄弟，至少是农场职工，有固定收入了，而我还是靠工分。所以就把我调到北京。

　　学部的学习思索

　　到了北京以后，开始也是找不到工作，一听出身就不要了。当了几个月无业游民，后来人家就介绍我到食品厂工作，去当搬运工。后来又当了一段时间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我觉得这些工作本身来说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搞搞研究，学习学习，当时也没有这个机会。后来就有了一个机会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社会科学部。文革结束后，学部从乡下迁回来了，但是那些老的研究员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于是社会科学部就有一点不公开的在内部招一批年轻人，因为他们也听说文革中有一些人在自学。我考的是情报所。情报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一个机构，就需要有人来把这些刊物翻译成中文。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去考了一下。他们有一个笔试，采用类似于考试的办法，给我一篇文章，一本字典，让我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翻译，看我的中文翻译的怎么样，文字的准确性怎么样。另一个考试是随便抽出一篇文章让我口译一下。考试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还可以，口译的意思比较准确，笔译的文章比较长，还要再看一看，以后再给你一个答复。一拖就拖了很长时间，我父亲后来也写了信想办法，他怕我又一次受到伤害。后来学部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我就在那儿工作了两年。

　　我觉得那两年过的很快，因为在1978-79年的时候社科院处在学术的最前沿。从胡乔木开始，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来讲。他们有一个双周碰头会，在会上他们都把十年思考的心得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一个很内部的会，在社科院的小礼堂举行。虽然很内部，但是我要进去的话也没有人拦我。他们对政治改革的设计远远走在现实前面。于光远当时就谈到：如果中国的私人企业比例达到60%，中国就有救了。他认为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改革水平，那么中国的改革差不多就完成了，那是1978年的事情呀！然后王若水就大谈异化理论，他说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当中才会发生一话，社会主义时代也会发生异化的，而且这种异化有时是很悲惨的，文革就是把马列主义幼稚化了。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在一个小范围内听到，听到以后又在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小范围内议论。刘宾雁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恢复学部之后不久刘宾雁就分到哲学研究所，去编《外国哲学译编》，把外国的哲学介绍进来。那么他就要到我们所里借杂志。有人就说：这个人就是刘宾言。我就主动去和他认识，大家一块聊哲学的一些问题，当时有很多名人也是这时候认识的。周扬也来作报告。当时他就痛哭流涕，我们都很感动。因为周扬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在反省他当年在“反右”中的做法，再对比再文革当中他的遭遇，他说：我才理解到当年我整人家是多么不对，然后就痛哭流涕。但是当时也有人给我的印象不太好，那就是邓力群等人，邓力群也来讲话，但是讲话的方式永远是高高在上的。

　　这两年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认识了一批名人，接触了很多社会问题，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如果说我在吉林乡下的那段时间是在自学的话，那时候比较多的是想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各种制度，并不完全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我没有接受过经济学的训练，只是想着生活很枯燥，我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当时中文书被禁掉了很多，而且很多书不方便看，因为别人知道你在看什么。英文书的话，别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内容了。我当时自称是在看马列主义的著作。我有很多英文书，有些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有的是朋友送我的，寄过来的，有的书是捡回来的，破四旧的时候，有的书还没有烧完人就走掉了，我觉得烧掉可惜就去偷偷的拿上一本，有一些是文学的，像《双城记》、《悲惨世界》了。东北的冬天很长很长，农民很早就睡了，我就看书。这段时间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自学外语虽然使我的外语好多了，但是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没有那么高，我只是从情感上很同情农民。但是在社科院两年，接触了那么大一帮人，集中的讨论了为什么会导致文革，我们的制度里肯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怎么去改？特别是在1978年底邓小平就复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更强烈了：我们的制度一定要改，但是怎么改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在开始摸索是从农村里面改还是从集体企业改，这个问题在社科院里面讨论了很多。使我受到很大影响，我也在反复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问题，如果经济上好了，其他问题相应的就好解决了。

　　在1979年初，我就决定要去考研究生。我们所里面起初有些不同意。有什么外事活动，学部的外办的人还是蛮喜欢来找我的。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觉得我还是蛮信得过的，第二使我觉得很多老研究员已经几十年与世隔绝了，虽然说恢复和世界上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员接触，由于有很多新的词汇，而且研究方法又跟不上，就有很多心理障碍。我就没有这个心理负担了，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而且英语也是自学的，要不行就不行吗，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但是我还是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和外宾交流。我也问他们。很多外宾也说，你要赶紧考大学，不能永远是一个高中生。虽然我是66届的高中生，文革的时候还没有毕业，后来也就没有给我们那个文凭。我就跟父亲商量，也跟社科院的那些好朋友商量。他们说，你虽然现在处境非常非常好，但是过了几年几届大学生毕业出来以后，你的处境会怎么样？你还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学历。后来我就用这个理由去说服所长。我说，所长，如果是你的小孩还可以考一考，但是在年龄上已经处于边缘了，你是让他就这么作为一个高中生工作下去呢，还是让他再去考一考？我如果靠不住的话，还会在这儿。他说：希望你以后还回来。我当时就答应他了。我就没有去念本科，直接去考了研究生。因为我的太太还在上海工作，我就优先考复旦大学，当时经济系里面又有一个新的专业是世界经济。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还不能就中国经济论中国经济，必须要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怎么搞得那么好。就去报考世界经济。考上了。

　　幸运的访问学者

　　我们在复旦大学，第一年学了一年的资本论，第二年讲了一年的帝国主义论，第三年作一篇论文。我的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三年以后，我毕业的时候，复旦大学要留下一些人，我也被选上了，就在复旦大学留校了。一年以后，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复旦大学校长谢旭德拿到一个机会，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跟他说，欢迎复旦大学派一个访问学者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去。谢旭德校长回到复旦以后，就举行了一个考试，有些年轻老师都去参加，主要是考英语，也考一些经济学。后来我被录取了，其实我在政治上没有参加考试的那几个老师强，他们都是党员，分配在复旦的时间也比我长。因为在英文成绩上我要比他们好，就派我去。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芝加哥大学是什么性质的大学。复旦的一位教授还跟我说，美国好的大学都不是一地名命名的，哈佛大学在剑桥市，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以地名命名的大学都是二、三流大学，芝加哥大学是一个社区大学。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社区大学。我说，如果我完全错过这个机会，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先去了再说。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学校那个好，经济系那么强，有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记者注：1983年以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目前为止共有9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居世界所有大学经济系之首）。我就很高兴，同时也觉得这个机会那么难得，因为访问学者的时间是一年，我就考虑到底怎样去使用这一年的时间。我也像学生一样到处去听课。

　　到了一年结束的时候，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D Gale Johnson教授就跟我说，我看你好像也很喜欢经济学，我现在给你一张往返的机票，你现在就会负担，你告诉复旦大学你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我们同意接受你成为博士班的学生。但是这个奖学金是对你的考察结束之后才决定给你的，也只是给你的，不能转让。但是我们很珍惜和复旦大学的关系，所以如果复旦不同意你回来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我说：机票呢？他说：机票让它作废就行了，记住两点，第一，你一定要取得复旦的同意，第二，这笔奖学金是跟着你的，不可以转让。我回去以后，碰到我的人当面都说：那太好了，你应该回去。但是在背后都表示：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不知道读到猴年马月去了，我们还要代他上课！谁有这个空啊！他们都表示困难。搞来搞去，每个人都说自己不反对有人反对。后来我找到了谢旭德校长。谢校长说：文贯中同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好的一个学校，而且给你全额奖学金。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学经济的人，我去帮你代课，可惜我不是。所以你这个问题还要在你们系里解决，你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后来我到系里，找到一个老师，他觉得他开的有些课已经不是很受学生欢迎了，但是我的课学生的兴趣还是比较强。因为当时我还开了一些课像《发展经济学》，我已经把教材编出来了，我当时用世界银行的一些最新资料把它编出来，在国内比较新。还有一个老师对我相当不错，我和他一块来编这本教材。他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老师，但是思想很新，他去找来那些英文材料，然后让我翻译成中文，编成教材，一块来开这门课。后来他就成了人口研究所的所长。他对我说，你就算了吧，反正已经出去了，人家出去一年半载就回来了，去一趟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他还是蛮好的，就说：那好，你在那儿需要五年的话我就帮你代五年课。然后再有人反对，我就说：这个老师已经同意代课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松这个口，但是日子慢慢近了，芝加哥大学马上就要开课了，这几万美金就要浪费掉了。其实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笔奖学金是不能转移的，都在动这个脑筋：文贯中留下来，我们就有可能去。后来我就慢慢听出味道来了：文贯中啊，出国机会还是要大家分一分的，不要一个人独吞吗！开始我当然就同意了，我说可以呀！大家都有机会呀！他们就说：那好啊！那看看你让给谁啊？我想起来了，说：你可以去调查，这笔奖学金是跟着我的，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作废了。然后在内部讨论之后，他们表示同意了，说：文贯中，你先去，你等我们寄去的信，如果我们同意，你就继续学下去，如果不同意，你就马上回来，好不好？我说：我肯定马上回来。我就去了。

　　芝大的博士生活

　　我是9月份到芝加哥的，去了半年以后，到了第二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慰问信，但是这封慰问信和给其他留学生的慰问信是两样的。别人的慰问信都是铅印出来的，“同学，你好”之类的话，我的是一封手写的慰问信，信里说：文贯中，经过我们正式的反复讨论，复旦大学这样一个全国性重点大学，非常需要一个人了解西方经济学。既然他们认为你有这个权利，给了你奖学金，我们就极力克服困难，支持你在那儿学习。但是希望你尽快的学成回来，而且要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以批判的态度认真的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去其糟粕。我就回了一封诚恳的信说：感谢你们，我知道你们开课的时候有多少困难，能够这样支持我，我一定加倍努力，学成之后一定马上回来。这段时间我和复旦大学的关系相当好。经常会有一些同事路过芝加哥大学来看看我，说一说我们校长换人了，系主任换人了，经济学院院长换人了。还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你”这类话。我也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话，而且让我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如果要负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话应该怎么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开课的内容都给他们看。

　　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第一年特别困难。因为，第一，我的英文虽然比很多中国学生要好一点，但是毕竟是自学出来的，很散很杂。拿到一张北京周报就看北京周报，拿到一本18、19世纪的小说就看小说，学的不是一种经济学的英语。第二，我的数学底子薄。因为文革的时候我疏忽了数学，我觉得中国连温饱都没有达到，很多社会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自己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理想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数学也没有好好去抓。到了复旦之后，要出国就临时在复旦的要求之外恶补了一下，也不是非常的系统。我也体会到外国经济学数学化的厉害。1979、80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外国的经济学教材进来了，一看就呆住了。从1980年开始，已经有些西方的经济学家来中国了，他们一讲课就是满黑板的数学。到了芝大以后，开始去上微观、宏观经济学，当时也是很犹豫，我只是一个访问学者，可以选择待一年，没有什么压力。完成任务一年到头就回来。我也可以打打工，多攒点外汇。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把芝加哥大学的东西尽可能多学一点。芝加哥大学的好处是你要拿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的话，你在经济学的每个领域起码要学一门课，和你的专业完全没关系。比如说有十个专业，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等等，和我的发展经济学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学。然后你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就要修很多课程，然后你才能毕业。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你的难度。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很好。我虽然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如果讨论其他问题的话，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上过这些课，有很多概念我是清楚的。到了一年到头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因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居然能够给我全额奖学金是我不用打工就能够全心全意的学习，我也觉得我没有浪费时间，我还是尽我的能力去学。虽然有一段时间觉得昏天黑地。第一年、第二年我觉得好像特别特别的难，过了那段时间，就像长跑一样，过了那段时间气就顺了。

　　我是36岁到芝加哥大学的，正式开始上博士班是37岁，先一门一门的学分要拿，经过考试，考试完了之后还有两门专业考试，农业经济学要去修若干门课，通过一个农业经济学的专业考试；
发展经济学要去修若干门课，通过一个发展经济学的专业考试，然后才有资格去写论文。写论文的时候又有一个困难。这就是，因为它毕竟需要一个数学模型，然后要用一些实证材料来证明你的数学模型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但是在纯理论上成立，而且在实证上也是成立的。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当代的土地制度。当代的土地制度要数学化不是非常容易的。说起来产权之类的东西，往往是一个语言上的东西，没有现成的数学模型来证明它。当时要花很多力量去想，最后想出一个模型来，不是一个现成的模型。这本来是一个金融学里面的问题，就是说你在投资的时候具有风险，如果风险比较大的话，对你的资产会有什么影响。我把它推广到土地制度上去，说现在土地是有风险的，你现在考虑是否要对土地投资。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阶段你做出一个投资的决策，但是在下一阶段你不知道土地还是不是你的，你的土地是不是会被人家分掉。你就要去保护你的投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然会缩减你的投资，这时候对中国农业的生产可能不利，这对农民本身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对整个中国经济不合理。我把这么一个模型数学化，然后找一些实证材料。当时正好是1985年以后到1990年代初，中国农业一直相当不景气。到了1995年以后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985年以后，突然粮食生产大滑坡。搜集来的材料也证明这种土地制度安排好像也不是很好。后来政府采取了把有效承办期延长30年，这就部分的克服了这个问题。

　　后来由于“六四”，我就没有回国。我是那段时间毕业的，还差点没有毕业。为什么？因为我正在做论文，因为我正在做论文，论文又是专门研究中国当代的土地制度，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我还到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去收集很多资料。回来不久，从1989年4月份开始在国内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当时我都已经和太太说好好回来的。结果每天都在通过电视看国内发生了什么。那时学校都不去了。写论文当然也不需要每天去学校。有一天我想：好久没去了，我去看看有没有信。去了学校以后，我正在那儿挑信，当时的系主任Sherwin Rosen，劳动经济学的权威，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就站在我的后面。我一转身，他说：James（我的英文名），我好久没看到你了，你不是自称你想要毕业吗？你的论文初稿呢？你如果不毕业我不来怪你。但是你如果想要毕业的话，还是要集中精力把论文完成。我告诉你，有很多学生在最后一两年激动不起来后来就永远走不上去，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我当时就很惭愧：老师在关心我，等着看我的稿子，我还在那儿糊里糊涂的。我想：还是要把学习完成。所以我就在6月中旬以后集中精力先把这件事情做好，先毕业。那时候我的模型和资料都有了，数据结果也有了，就是要把它写成一个初稿出来，然后把初稿给导师花几个星期看一看。我的导师舒尔茨Schlu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初稿一个字一个字的改，相当相当认真。后来终于在8月份初步通过了，到12月份正式答辩通过了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真的很后悔，因为离开芝加哥的时候得把很多东西处理掉，那是个初稿，我就没想到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上面有他写的字，还有一些评论。我每次回国以后，总要写一个简单的报告给Johnson 和Schlutz，告诉他们中国农村的一些最新情况。因为他们总觉得报纸上报道出来的已经晚了几个月，或者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在讨论问题。

　　第一个学校叫我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是用我的博士论文在搞，我工作的第一个学校叫纽约市立大学勃鲁克分院，那个学校是一个非常城市化的学校，完全关心的是股票市场分析、工厂里的销售员怎么培养。招聘我的时候说明让我研究中国经济，但是到了那儿以后由于条件上的困难就不让我研究中国经济了，让我改行去搞计量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等等，这并不是我的特长，因为我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当代土地制度，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他们觉得我太偏了，我不但是偏到农业，而且是偏到中国的农业，和他们学校的地位不相称，就让我去搞美国的公司管理方面的研究。我当时在那儿觉得有点和他们格格不入，五年以后我就到了三一学院。三一学院是美国一流的文理学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每年从美国几千家大学和文理学院中各选出100家。三一学院总是在一档里面，前25所文理学院里面。它是一所私立学校有差不多180年的历史，在竞争那么厉害的情况下，它存在了180年，而且学费跟哈佛、耶鲁相差无几。我最高兴的不但是这个学校很好，而且他现在希望我搞中国经济研究。现在的学校对我的研究很满意，因为他们就是让我研究中国经济。

　　强烈的悲悯意识

　　由于我童年和青年时代很艰难，所以我就对世界上一些弱势人群，像农民、社会底层的那些人特别特别同情。特别是他本身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又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我就非常同情他。如果他是干了很多坏事自作自受的话，处于这种境地我也不同情他。所以我就特别特别同情农民。当然，一开始只是感情上同情他们，后来比较多的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比如说怎么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帮助他们。我在社科院的那段时间开始考虑国家的命运和社会里面的问题。而且社科院里面的那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是受过高度训练的。最后我得出结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所以1979年我有机会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报考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通过学习世界经济，后来就有机会到了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又没有浪费时间。因为当时有很多访问学者混一下就行了。因为差的太远了。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经常回来，也参加农业部、农研中心的一些讲座，我不停的宣传我的博士论文的观点。我不知道当局是否受到我的观点的影响，但是我的很多好朋友陈锡文、杜鹰、卢迈、周其仁那时候都在农研中心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工作，他们跟我都有同感，而且我们经常讨论。我和周其仁一块到贵州湄潭去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其仁就中国土地制度的投资功能进行了讨论。我也受到了他们的很多影响，我希望我在某些观点上也影响了他们。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一有机会大家就聚在一起谈一谈这些情况。

　　第二部分：学术研究

　　文贯中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问题，但是中间也经历了几个变化，从最初的研究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到后来转向中国饥荒（1958—1962年的大饥荒）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当代土地制度的研究。近年来，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中国城市化问题上来，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城市化。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文贯中的毕业论文虽然是1989年的时候正式完成的，但是1988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初稿，里面讨论了几个内容，其中一个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里面提出了一个U曲线：从1950年代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一开始的时候有点上升，至少还是持平，后来在1958年以后就急剧下降，一直下降到1959年，后来差不多从1959年到1969年到1978年一直就在一个低谷，1978年以后就急剧上升，就像一个“U”。这部分内容后来发表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上。那篇文章后来引用的次数非常非常频繁，做中国农业生产率研究的很多文章都是引用这篇文章。虽然这个方法不是文贯中发明的，但是后来很多人都是按照他的计算方法来做，看看有什么变化。D Gale Johnson把这篇论文带给了林毅夫，林毅夫当时正在做人民公社的研究，后来拿到这篇论文之后，把它作为他的文章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他的实证材料实际上就是用的文贯中的论文的结果。后来林毅夫这篇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文章《退出权》在1991年的JPE上面发表了。

　　中国饥荒。林毅夫当时提出来的一个假说就是为什么人民公社不好而包产到户比较好，早期的合作化也比较好呢？他用有没有退出权来解释，他当中提到了饥荒的事情。文贯中看到了之后觉得里面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呢？林毅夫认为饥荒是由于生产的崩溃，然后就引起了饥荒。但是如果查历史资料的话，就会看到相当面积的饥荒实际上从59年的春天就开始了，在某些个别地方甚至58年的年底就开始了，现在有很多资料，一个就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文稿，里面58年到61年的资料里面你可以看到毛在相当早的时期就收到秘密报告，有些省份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浮肿，粮食短缺。就是从他的手稿里面已经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批这些文件。所以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在59年6月份就决定要开庐山会议，庐山会议是7月1号开的，而且是要纠左。同时，1958年秋收的收成比较好，所有老农的回忆以及政府的官方资料都一再证实了58年是一个比较风调雨顺的一年。按照中国的习惯，秋收应该管到第二年的夏粮下来，如果这一年是丰收的话，不可能在58年到59年的春天就出现粮食短缺，短缺到毛决定要开一个庐山会议，在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毛才会决定去做这件事，因为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有损于他的威信。所以说饥荒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生产的崩溃，一定有其他原因。因为生产记录在那儿呢！所以文贯中和张欣就去找其他原因。他们也找了气候的问题，实际上1958年的气候是风调雨顺，即使1959年有自然灾害的话，也不会影响到1958年的产量，存粮在那儿。如果收购太重的话，他们发现58年的收购还没有超过53年和56年的收购比例。收购比例是比较重，但是为什么历史上比它收购更重的那两年没有引起大面积的饥荒？而58年形成了？有一种说法可能是体力上极度的衰竭，因为大炼钢铁，如果那样的话，城市的死亡率应该高于农村，因为城市的人更加组织各种大炼钢铁，农村里面倒是比较分散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出口太多了，这个也不成立，为什么？出口的粮食是比较多，但是它是收购粮的这一部分，不能重复计算，如果收购粮没有太重的话，即使从收购粮里面出口比较多也没关系，想来想去，他们还是注意到有一个公社食堂的问题。对于公社食堂这个制度进行分析之后发觉公社食堂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食物的分配，它实际上是农民收入分配最重的部分，因为当时除去食品部分以外，当时几乎是没有现金收入的。就是那么一个低的水平，所以对食品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收入的分配。食堂的制度也就是收入的分配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随便你吃，吃饱为止。食堂还导致了巨大的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当中剩饭剩菜大家也把它吃掉，因为这是一种很穷的状态，但是在食堂里面你说谁吃剩的？所以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大家都把它倒掉，浪费的相当厉害，而且做好做坏大家都一样吗！所以好的人也不劳动，所以这种分配制度后来就导致了我们认为先是消费制度实际上是分配制度，然后又影响到生产率，因为没有动力去生产了，然后再导致59年生产的崩溃。后来每况愈下，60年的生产崩溃，61年的上半年也是非常糟。我们为什么把食堂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还有一个原因，因为61年的年中食堂就结束了，因为毛抵制了他的一些同事们的建议差不多已经3年了，但是饥荒越来越厉害，一点都没有希望，当时有些地方把自留地都已经分下去了，还是坚持搞食堂。他把他的同事派下去，像朱德、周恩来，回来或者写信回来都说食堂不能再搞了，但他都没有当回事。后来是他派了警卫员回老家去，这些人回来以后求毛泽东，因为他们自己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不是他们的父亲死了就是兄弟已经死掉了。后来毛泽东才说食堂的事情还是由农民自己作主，如果农民要选择解散的话，就让他们解散，99%的农民都选择了解散食堂。解散了食堂以后就把剩下的粮食完全分到各家各户，所以各家各户又有了节约粮食、省着来吃，一直度到夏粮下来，这种动力又有了。用家庭的办法，用排他性的消费来控制食品的消费量，虽然是人类在农业产品没有极大丰富之前从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唯一的一个生存之路，没有其他道路。像古罗马就搞过一个粮食的免费供应。后来就搞不下去，第一，他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流入罗马，第二，他导致了周边殖民地生产的崩溃。罗马曾经搞过这个东西，没有好结果。中国当时不知道，结果就酿成了三年饥荒。后来就这个问题张欣和文贯中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另一篇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上。这两篇文章后来就变成讨论中国饥荒的一个重要文献，当时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面也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讨论会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经济评论》也有一个专辑讨论这个问题。这两篇文章也得到一些大牌教授的注意，其实初稿舒尔茨也看过。舒尔茨说，不管资料是否完全，因为这个一个禁忌，本身就拿不到资料。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所以他认为应该找个地方发表出来，如果是对的，解决了一个问题；
如果是不对的，就会使得有资料的、有更多信息的人会出来了。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尽管现在还没有定论说谁已经找到饥荒的答案，至少张欣和文贯中的这两篇文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了。

　　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还有一篇论文也是文贯中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亚洲经济学杂志》上。那篇文章讨论在农民只获得土地使用权，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土地的分配是按照人口的增长来重新不停的调整的情况下，又假设农民是风险规避型的，那么他们对土地的投入会减少，不利于土地今后的生产力。这篇文章的政治含义是至少土地的使用权应该长期稳定，甚至土地私有化要推进。后来国务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出版了一本关于土地制度争论的书，文贯中被划为极力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从这篇文章本身来讲，并没有说马上要土地私有化，只是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使用权不稳定的话，土地生产率会有一个大的削弱，而且我有些资料来证明农民对土地的投资他的积极性不怎么高，反而投到其他方面，比如住房，有了钱可以投资到对房子的更新换代，对土地的投资就比较少一点。后来中国政府在土地政策上面还是有所进步的，在15年以后又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30年以后也许再延长下去，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永佃制，只要你有务农的意愿，你就永远种下去就可以了。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文贯中还对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写过一些文章，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做了一些讨论。他觉得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的原因应该更注意，有一部分市场失灵是因为市场没有充分发育，这部分市场失灵以后会逐渐得到克服，如果市场充分发育起来了，它的功能就会完善，还有一部分市场失灵确实基于市场本身的特征，也就是说私人厂商不可能提供公共财，对这部分市场失灵的解决方案就是第一类的市场失灵解决方案。第一类的市场失灵解决方案是政府应该主动的退出市场，纠正市场当中的扭曲，使得市场能够发育出来，这样的话市场失灵的部分就会得到纠正。对于第二部分市场失灵，私人厂商没有诱因来提供公共财，要解决这部分市场失灵，只能引进政府干预，在引进政府干预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政府也有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造成的后果往往比市场失灵更严重，所以在引进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就应该注意法治的问题，如果只是引进政府干预，没有注意各种各样规则、法律、规定等等，虽然在引进政府失灵的同时，会引起经济上的灾难。

　　第三部分：访谈

　　文贯中的研究领域是中国问题，主要是中国农业问题，同时，他对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研究，当前，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记者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采访了文贯中。

　　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道路

　　记者：现在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于全球化的利弊还在辩论不休，中国已经加入WTO，您对于全球化问题是如何看待的？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有哪些影响？

　　文贯中：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条怎么使自己富强起来的道路，有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不同的道路。在经济上也在寻求不同的道路，一开始是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是全面开放，又没有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结果一塌糊涂，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1949年之后，等于也走了一条闭关锁国的道路，也走不通。在1978年之后，就走了单方面决定开放的范围和程度的这么一条全球化的道路；
一直到去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双向的、不是由中国来决定开放速度和程度的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么一条道路。

　　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正面的进程，基于两大理由，它是远远挡不住的，一个是基于比较优势，根据李嘉图的学说，各国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组织生产的话，大家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很大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规模报酬递增。追求全球化会给人类带来很大很大的好处，只要这个好处没有穷尽，全球化就无法阻挡。然后我认为是不是中国要加入全球化当中去，我比较着重指出了中国加入到全球化当中去，具体加入到WTO里面去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它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生态的急剧恶化，因为现代化要用到很多的资源，包括耕地资源和水利资源，还有木材和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些资源上的人均水平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关起门来无法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可以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换来这些产品，这样中国在不过度损害自身资源和生态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一点在很多讨论文章中都不提，比较多的是在谈对某一个产业的影响，而不是整个国家进去以后它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什么好处。

　　记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入世以后，即使对有些领域有好处，但是对于农业、农民带来的影响将会是灾难性的，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文贯中：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的农业以及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加入WTO而受到怎样的影响。意思很简单，有人问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业会不会再存在？会不会就垮掉了？第二点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会不会造成很多很多无家可归的农民？因为他们的生产被破坏掉了，他们就变得无家可归。我的文章就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就把中国大体分成三块，一块是种水稻的，由于水稻本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在水稻种植上有比较优势，反映在它的价格现在还低于国际市场水平，所以凡是种水稻的这部分农民，大部分都是在南方，也不排斥有北方，像东北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并不会马上因为WTO的加入而马上受损失，因为他们中水稻，反而会有某种好处，这部分农民的人数不能低估，因为整个南方加上北方的某些地区，人数不算很少。第二部分是生活在城市周围的那些农民，这些农民可以种蔬菜、从事养殖业等等，又很大市场，而且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突然就发现他们生活在某种城市的边缘，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他们可以改种这种农副产品，这部分农民也会获益，由于城市化正在全国推进，这部分农民的绝对人数也不能低估，他们可以得到两部分好处，一个是可以改种蔬菜，改种非粮食作物，花卉，还有城市周围的非农就业机会比较多，他们也可以从那儿得到收入，这两部分收入使得这部分农民收入不但不会恶化，而且好像改善了。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全世界的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的出口向全世界在扩张，所以第二部分农民的人数会越来越多。最可怜的是第三部分农民，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但是不种水稻，又不在城市的周围，这些农民绝对人数也许也有一两亿，不止农民本身，也有他们的家属。这部分农民他们种玉米、小麦和高粱，所谓土地密集型的产品，这部分农民并不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遭殃，因为生产成本是根据边际成本的供给曲线，它是一个逐渐向上的曲线，所以如果生产成本下降的话，边际成本也是逐渐乡下的，如果把劣质的土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即使这部分人继续种玉米、大豆、小麦的话，由于他们在相对比较好的环境中种这些产品，所以他们的成本实际上还会比过去低，虽然国家已经承诺会大量进口小麦、玉米和大豆，但是中国主动退出一部分劣质土地上的生产的话，现在的农民可以继续种玉米和小麦，并不是说第三组的农民一下子都垮掉了。如果这种观点被人们接受的话，变得无家可归的农民就不会有那么多。第三组的部分农民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国家给他们资金让他们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国家要帮助农民的话，就要针对性的帮助第三组农民中的环境特别恶劣的那些农民，把他们移出来，或者创造就业机会让他们去就业，这是比较要紧的。

　　土地私有化具有必要性

　　记者：在国内，土地私有化还是一个很避讳的话题，您被国内某些人士认为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在当前的中国，土地私有化有必要、行得通吗？

　　文贯中：从理论上讲，只要你把承包期延长得很长，没有私有制的危害，弊病可以降低的比较小，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以后会用其他形式来表现它的弊病。

　　我觉得土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要素，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现在我觉得国内有一种倾向，把它作为社会保障的功能，这是强调过度，而对它是生产要素的一面强调不够，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最最稀缺的国家里面，土地的价格都不清楚。照理说最稀缺的要素，它的价格应该是最高，而且是最敏感，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出现了负的地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有时候就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补偿，国家可以用低价来收购，落实到农民手中的那就更少得可怜，中间还经过镇和村两级。这也是和土地所有制有关系的。有的城市是过度发展，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就造了很多的房子，这也是城市化历史上比较少见的，一般的城市化过程都是人口在急剧膨胀，然后促使房价的上升，然后开发商才去开发。在中国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各个地方都是盖了房子等的人来，我觉得这是跟土地制度有关系的，有的情况是反过来，有的城市应该是扩大的，但是迟迟得不到扩大，也是跟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有关系。现在看来，负地租的情况在农村出现，在开发区也出现了，很多地方说，我实在拿不出什么优惠政策出来，我就不收你地租。这样的话在选择投资上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土地制度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自己在想，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如果你不允许一种或两种要素自由流动的话，它必然会用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体现出它的危害性来。迟早会受到一些惩罚的。这种惩罚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缓解、推迟，但是不能彻底消除，它总会来的。比如说在缺乏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农民要顺利转移出来要比有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困难得多。而且我觉得以后土地会不断减少。好比说大部分农民转移出来了，对土地的争夺就不是一件事情，你还要去说服农民去种地。这种情况下，你就通过私有制来吸引农民成为一个农场主，而且使他觉得很安全，他即使成了500亩、1000亩的农场主，这土地也是他的。他就有规模经济了，和世界上也接轨了。但是现在只要有50亩地他就很害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政府就会对农民说：你在哪儿有一块土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你可以去分这块地。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又把农民赶到农村去。如果是个彻底市场化的情形，就没有理由把农民赶回农村去。农民回到农村也不能说这块地就有他的一份，因为这块地是被别人买下来的，已经付了钱，农民已经拿到钱了，所以农场主就没有责任把土地还给他。如果农民要想干活的话，对不起，就只能成为雇工，就这么一个办法。

　　到目前为止，由于政府没有财力来支撑一个农村的社会保障，所以就用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所以就不肯轻易的说土地私有化。但是我和赵耀辉教授的一个观点是说：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城市化进行的比较顺利的话，农村人口不但会下降很快，即使土地私有制也不可怕。因为今后总的趋势是年轻的农民不断移出来，而老人有一块土地作为他的社会保障，因为土地不是属于他的，既然农村人口在绝对减少，而且年轻人又离开了，还不如把土地交给老人，老人就觉得放心了：这块土地永远是我的。当我老了的时候是由我而不是由村长来决定土地交给谁。我对我的子女就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会对我比较好。而如果没有子女或者这些子女已经在城市定居下来了，我也可以把土地出租或者卖给其他人，我去做生意。这样的话，农村社会保障对政府的压力就会不断的减少，同时也有利于土地的流转。我们那篇文章有一个模型证明了这个观点。

　　现在我对城市化怎么选址与水资源的配合非常关注，这非常关键。因为大部分人口还没有移出去。但是我并不乐观。由于土地现在是集体所有，南方的土地容纳北方农民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因为交易成本很高。土地不是你的，我们这儿已经没有土地了，为什么又要从安徽弄来农民来种你的土地？如果土地私有化了，愿意出租土地的人就会说：这和你没关系，土地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他是从东北过来的我都愿意给他。这样的话土地的流转就会很快，而且它使得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符合中国的资源配置特征。前几年江南一带竟然发展出大农场，几个人弄了几百亩土地，然后乡镇企业提供给他们拖拉机、农用机具，又去耕种土地密集型的作物，劳动投入极少。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乡镇企业境况不好，纷纷改制。改制之后以工补农的政策又不能贯彻下去，农场的投入就没有来源。如果在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走这么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现在又退回去了。中国农业应该走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所以在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就会乱来。在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即使当地农民转移出去了，也会通过吸收大量外来农民的这么一种办法延续下去，对城市的压力就会减小。所以我觉得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实际上很清楚。

　　城市化的关键时刻

　　城市化是农民问题的出路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您一直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城市化这个问题的？这和您对农业问题的研究有联系吗？

　　文贯中：在1980年代后期，我就慢慢悟出来了，中国的农民问题，除了在情感上我非常同情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他们之外，作为理性思考的结果，我认为他们的人数必须要绝对下降，我们要消灭一个旧的农民阶级，取代他们的是一个人数很少但质量提高的现代农民阶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帮助了他们。我现在鼓吹城市化的着眼点和目的是要一劳永逸的去帮助农民摆脱贫困。

　　我认为城市化是一个最新的课题，单单用价格保护、补贴，这永远解决不了农业问题，而且现在很被动，因为你越让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就会“谷贱伤农”，你越是让农民能够安定下来，不要出去，他们的子孙后代就繁殖起来，人数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快城市化来解决农业的问题。

　　让城市的人从心理上，从他们的感情上一下子完全摆脱对农民的歧视，要求可能太高了。但是我们至少要反对制度性的限制农民自由移动或者对农民进城找工作、定居的歧视，只要在法律上确定他们是平等的就够了。所以对于农民问题，我觉得除了在感情上同情帮助他们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融入到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中去。

　　记者：我认为在城市化和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关键不是城市居民态度的问题，而是政府的态度，具体表现在户口的限制。

　　文贯中：对。我建议把政府政策、条例、制度安排当中凡是不利于农民移动、不利于农民在城市定居下来的那些规定全部废除。为什么呢？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些规定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跟政府的本意相违背的。政府的本意可能是想帮助农民，每年年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说农业怎么重要、农民怎么疾苦，要帮助他们。但是具体的规定又限制他们自由移动，特别是限制他们融入城市经济。现在的大城市户口包含着很多特权。在西方就没有什么户籍制度，证件只是一个驾照。现在在美国已经发展到城市之间争夺人口，因为那些市长懂得只有人口来了，我这个城市才有活力。人口移走了，好象我这个城市就衰败掉了，各个城市想出各种办法来把人口固定下来，外国人去他们也欢迎，只要你能付的起钱买房子。中国不是一个纯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从官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户口里面包含了特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户口制度就是从这样一个体制产生出来的。现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户口包含了各种特权。

　　城市化的积聚效应

　　记者：为什么人们都愿意聚居？从理论上讲，城市化到底有什么好处？

　　文贯中：为什么这些人在从农业化变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就会聚集在这些地区？这就有一个集聚效应的问题。。集聚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在边际上如果引进一个居民或者引进一个厂商，它给这个城市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它所造成的边际成本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就应该去扩张，以便把这个居民或者这个厂商包括进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增收税收，克服边际成本，因为它创造的价值大于边际成本。所以只要集聚效应没有穷尽，这个城市就可以无限的扩大下去，因为政府可以收足够的税收去补偿那些已有的居民和厂商，这就是集聚效应。为什么集聚效应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下降呢？因为大家共享所有的基础设施，如果已经有基础设施，在边际上稍微扩张一点成本就很低了。如果另外开设一个城市，修建基础设施的成本就很高。先进国家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加速城市化可以带来大量的积聚效应，即各行各业通过空间上的相对集中，得以共享包括交通，通讯，教育，科研，医疗，法治和市政服务等物质性的和制度性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共享人力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使各行各业的生产成本普遍而显著地降低，并促使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就业问题大大缓和。同时城市转业人才的大量集中，也使新技术、新发明加速涌现和采用，知识和信息在人口中加速传播。

　　城市化水平越高，就越能使更多的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越能使他们找到更好发挥其禀赋优势的工作机会。城市化并使得人们能够更快、更及时地积累和更新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化通过将不同才能，教育背景，种族，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密集在一起，为技术进步和外溢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而后者恰恰是内生增长的源泉。事实表明，进入近、现代来，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与农业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城市化的高度发达，使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不同特长的技术员高度集中。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指的就是人多，主意就多。城市化的这种优越的环境使专家们能够容易地相互联系、定期聚会，切磋商榷，启迪思路，激发灵感。他们也能相对容易地为自己的研究找到鉴定、资助、或为自己的发明找到市场。这就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化是进步的源泉，文明的象徵，现代化的标志。城市化的好处，大概是相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小农意识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中华民族人口质量的提高，中国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加速过渡，有着极为有利的影响。

　　而且我自己相信城市化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好处，就是农民怎样逃避农村中黑暗的政治，怎么样在移动过程中学习到现代化的知识，增长见识、获得更多的信息，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我觉得是不可低估的。城市化是使得农民在学校之外受到教育、受到熏陶的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个也不能低估。另外从中国的国情来说，我觉得更加应该优先发展比较大的城市。当时说比较大的城市并不是说就是上海、北京，而是说一些省会城市，而且一些省里面的第二大城市应该把它做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省会城市和第二大城市往往发觉它们是在跟许多小城市在争夺资源、争夺人口。这样的话，省会城市或者第二大城市它的集聚效应没有穷尽掉，在没有穷尽以前就有了很多中小城市的发展，这样的话，第一，小城市的成本就变得很高；
第二，从城市化过程中本来可以得到的好处没有被充分利用；
第三，如果城市化已经作为一个战略的话，就要考虑到今后供水的问题、人口的流动大的方向问题，如果认为北方是缺水的，而且也准备要人口大的迁移，那么你到底是从北方农村就移到北方城市还是说既然他们要动，就动到沿江沿海的地方去，水比较多的地方去，不要又弄出了几百个城市，以后又变成了极大的包袱。如果国家要制定城市化政策的话，就要考虑人口怎么样向有水的地方集中，向有水的地方集中。

　　记者：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分布情况与实现现代化有何关系？

　　文贯中：世界各国都是在人口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象日本，很小很小的一个岛国，而且每个城市都是山清水秀的，谈不上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到那儿去。不存在像甘肃、宁夏、青海这种荒凉的地方。象日本那么小的国家，人口又那么密集，生态又那么好，照理说人口没有理由不均匀分布。但是日本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东京到大阪的一个狭长地带。美国的人口也是高度聚居，主要集中在三大块：从华盛顿到波士顿，中间有个大的纽约，濒临大西洋；
五大湖流域，有底特律、芝加哥、克里夫兰很多大城市，虽然是湖区，但是通大西洋，万吨轮可以进去，水资源充沛的不得了；
还有一片是太平洋沿岸，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中间有个大的落杉矶。美国的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这三块地区。美国和日本都有极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们可以花钱去动员广大人口分布在全国广大地区，但是在人口自由移动、经济自由竞争的国家，反倒不强调那么做。

　　在发达国家，2-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现在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经不到2%了，我小时侯念书的时候是3%，现在是2%以下离开农业的那些人到哪里去了？制造业也是如此。在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一度占到30-40%，现在已经降到16%，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因为它把一些产业转移到上海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去了，原来的工厂就关掉了，那些工人就得另外找工作。现在82%的人口在服务业，但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是人口高度集中，使得单位服务的成本极大减少，人们才会来购买。服务业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但是它的前提条件是高度城市化，而不是大部分人口留在农村，要解决就业问题，不可能。如果你知道只有10个人生活在周围，你会去开一个理发店吗？但是如果有3000人生活在你周围，你就会赶紧开一个，而且人们也觉得很方便。城市化为什么那么重要，一个就是对农民有帮助，一个是对就业有帮助。

　　为何会出现逆城市化

　　记者：中国政府是不是一开始就限制农民进城呢？政府为什么会在事实上把城市和农民隔离开来？

　　文贯中：政府并不是想要这么做，而是一定逻辑思考的结果。我觉得这跟1949年以后中国决定要闭关自守有关系因此就强调中国的粮食供给必须依靠自己的生产，当时对城市化和商品粮的关系没有想清楚，到了1958年就把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里面来。从政策上看，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实行城乡隔离，如果有条件，就让农民几千万一下子进城来，然后办了很多工厂，加速城市化。但是接下来大饥荒，城市里的食品极为短缺，就有几百万、几百万在城市里的农民和其他城市居民被转移到农村。接下来粮食的剩余始终很少，所以每年就要动员知青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去。到了文化大革命，生产更是濒于崩溃，粮食供应更加有了压力，在全国的城乡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连小城镇的知青都到乡下去，这是最大规模的一个逆城市化运动。在全世界都在加速城市化的时候，惟有中国是把城里的人送到乡下。逆城市化的原因是城市里没有工作，另外农业始终没有过关。到农村去虽然没有收入，但是温饱问题总能解决。

　　城市化的关键时刻

　　记者：中国目前的人口和城市分布状况是什么样？

　　文贯中：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要实现农业自给，土地的分布又大部分在北方，人口大部分又是以农业为生，所以他们必然分布在北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结果是当地的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

　　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取决于水资源的分布。观察一下澳大利亚，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不难看出水资源分布在决定人口分布密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大部分的水资源和降水都集中在南部。目前，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耕地的空间分布。目前中国水资源80%以上用于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只是小头。尽管中国北部水资源严重短缺，降雨量很小，华北平原只有400-800毫米，东北只有400-600毫米，西北大概只有300毫米以下，但是中国42%的人口居住在这一地区，因为61%的耕地分布在这里，他们还要依靠土地谋生。

　　在中国准备全方位的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去时候，农业生产也应该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这就是说，如果有比较优势的话，这种农产品就应该扩大生产；
如果没有比较优势，这种农产品就应该进口。中国农业生产上的问题是：在粮食生产当中，除了水稻之外，其他作物，像高粱、玉米、小麦、大豆、大麦都是土地密集型产品，每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土地投入特别多，而劳动投入特别少，而中国正好是一个人均耕地面积特别小的国家，如果和世界几个主要粮食生产国竞争这些产品的话就很不利，这些产品的国内价格都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而且中国大量生产这些作物又破坏了生态。这些作物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这些地区是中国耕地的主要分布地区，江南的平原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丘陵，而且已经种植了水稻，，水稻的土地投入比较少，大量是劳动投入，所以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还可以继续生产。

　　中国加入WTO之后，这部分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就可以减少，对生态的破坏还会有，但是会减缓，对水资源的需求就会下降，可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第二，其他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就会逐步开放，这是中国加入WTO所要求的。这样一来，被迫在土地上谋生的这些人就可以逐渐转移出去，去从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这部分人就可以不在被绑在土地上，可以自由迁徙。

　　记者：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未来几十年将会大大提高，未来的城市应当如何布局？

　　文贯中：现在正是这个关键时刻，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现在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只有30%多一点，大部分人口可以有一个重新分布的机会。一旦人口的大部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他们并不需要全部留在干旱地区。相当部分可以移居到水资源充沛，降水丰富而且全年分配均匀的沿江、沿海或南方地区。在对北部的水资源的压力大大减轻之后，是否需要兴建耗费巨大、生态后果不明的引水工程，就值得三思而行。人是活的。为什麽不让人口流动呢？人口流动起来后，南部地区现存的城镇在市场导向下一定会获得优先增长。新兴的城镇也会主要出现在这一地区，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沙尘暴等在内的生态恶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话，小城镇就会遍地开花。因为人口一半在北方，也弄了很多小城市，但是小城市因为没有水长不大，再去修很多引水工程的话，就太浪费了。我想政府是不是意识到现在正处于一个城市化的最关键时刻，是一个人口优化的关键机会，趁城市化还没有成型，固定投资还没有大量投入，可以选择新的城市、新的点，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关键。现在北方的水资源已经相当匮乏，要用几千亿的投资搞南水北调来解决水资源的问题，现在北京和天津已经那么大了，没办法，还要救一救。以后如果再有大城市发展起来了，怎么办？北方已有的城市它们的规模怎么来限制？如果新的城市要出现的话，到什么地方去选址？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下决心要从北方移出大批农民，甚至连华北平原的人也要移出来的话，移到哪里去？要什么样的移民政策？什么样的土地政策？南方应该有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去容纳、鼓励这些人的迁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在水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原地建城还是移地建城？如果城市化已经达到80%，不可能把北方的城市都毁掉，或者把它们硬性缩小。现在人口大部分还在农村，即将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时刻，要想清楚城市发展的战略，不要几十年后又去后悔。

　　记者：能否通过南水北调来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

　　文贯中：从日本和美国的经验来说，它们尽管有改造自然的强大的能力和财力，他们也是让人移动而不是让水来移动。因为水移动的生态后果不清楚。不知道几十年后是不是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既然世界各国都是通过人来移动的话，中国也应该考虑让人来移动。如果让人移动的话，就要考虑战略问题，比如从现在开始应该鼓励年轻人出来，而且尽快让他们到新地方成家立业，人口就不再回到原地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他们出来打工，以后还让他们回到农村去结婚生小孩，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在人口大大移动的情况下新移民很快就能够在当地定居下来，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这些流动人口永远在流动？再这么下去，再过十几年二十年这些人口不可能再流动了，现在的流动人口是要成家的，他们到底在哪儿成家？这又是一个问题。

　　城市化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保证企业和居民能够从聚集经济和外溢效应中获益。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一个经济可以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水平下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长期以来，由于要素禀赋的先天约束，特别是耕地极度匮乏，使得中国只能生产出有限的农产品剩余。因此在自给自足经济下，中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城市化的高水平，和生态环境的低破坏。为了限制人口不向城市地区流动，政府必须对农村居民和农村工业活动，比如乡镇企业，施加严格的，违背历史潮流的政策限制。中国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但人口因被土地束缚，无法向水资源充裕的地区流动，使当地的生态日益恶化。

　　这些问题归纳到一点就需要大声疾呼一下。

　　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记者：城市化的口号已经喊了好几年了，但是对于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还在争执。

　　文贯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最能得益于人口高度集中的服务部门将会获得肥沃的土壤。中国目下服务业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简单的数学计算表明，如果城市化进展得比较平稳顺利，中国服务业可以吸收比目前多得多的剩余劳动力。一般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16亿峰值。如果劳动力的参与率为55%，那时中国的劳动力将达8.8亿，相对1998年增加1.8亿。假设在今后几十年间，中国愿意根据其比较优势重组经济结构以便在劳力密集型部门开发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假设有10%的劳动力，即约9000万人仍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30%的劳动力，即约2.6亿人从事制造业生产，那麽中国仍需为5.3亿人，即占劳力总量60%的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已有1.9亿劳动力在服务业工作。因此，还需要为3.4亿劳动力寻找工作。其中的1.8亿是这一时期内的新增劳动力，2.6亿是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初看这个数字，往往令人头晕。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80%的劳动力可在服务业找到工作。如果中国的服务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应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一般来说，城市越大，服务部门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因此，为了在城市服务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先验地排斥大城市的发展无异自杀。

　　凡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东西，它是不能持之久远的。不应该先验的、先入为主的去提倡某种规划的城市，限制某种类型的城市，因为有的城市长得大，有的城市长不大，有一种内在规律，我们对这个规律的认识还很肤浅。没有人坐在办公室说，必须让这个城市长大，他偏偏长不大；
有的城市你去限制它，它却要拼命长大。要让市场来决定城市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原理。

　　有人会说，象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不就发展到几千万了吗？现在是1600万。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走城市化道路的内涵还包括土地价格的市场化。如果城市人口太大的话，它的地价就会飞涨。在纽约市中心，很小很小的房子就要卖几百万美元，只有最成功的人，他对社会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几百万美元他才会来住。如果没有达到几百万美元，他就不会去住。所以在纽约从来没有人提议限制城市人口。在中国，土地价格到底怎么决定不明确，应该有一个土地市场和一个土地租赁市场。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就去土地租赁市场。有土地私有制的话就有土地的直接买卖。由这两个市场来决定土地的实际价格。这样的话，城市的规模就会自动达到一个均衡点。而且这种情况下人口是上下流动的。比如在大城市有人祖上传下来一个房子，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去维持，就可以把它卖出去，然后拿着这笔钱到中小城市去过好日子，这块土地就活了，就会盖成办公楼、大酒店运转起来了，人口也就出去了。

　　容忍贫民窟的存在

　　记者：您曾经写文章提出在一定时期内要容忍大城市有贫民窟存在，这好象令人难以接受。

　　文贯中：城市化难免会在一段时期中带来贫民窟的扩大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这是各国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贫民窟的出现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本身当然是坏事。但是，如果在要求城市化的同时，要求绝对不能有贫民窟的有所扩大以及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这样的话，必定把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推到遥远的将来。比起城市化的好处，在一段时期中贫民窟有所扩大，或犯罪有所上升所带来的坏处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懂得管理的话，城市化的弊病是可以得到控制乃至逐渐好转的。城市要长大所需的土地来源除了城市周围的农田和荒地外，还有城市现存的一些建筑质量比较差，环境比较乱的老建成区，也即所谓的贫民窟。原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后，已经迁往更好的社区。对这样的老区，不应该简单地撤毁，而应尽量保留给新来移民中没有能力一下子搬进新区、好区的那部分人口。只要在自愿的原则下，新移民中有人愿意迁入，并愿意交付市场决定的房租，就应该允许这些新移民长期住下去。这样，城市人口能够在不需要重新大量投资的情况下迅速扩大。根据聚积效应，这些人在城市中的落户，可以降低劳动成本，加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市政府的税收。这些老区的市政服务也会逐渐改善。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口会在城市的熏陶下，迅速地脱离小农意识，进入城市文明。他们的后代中的绝大部分将成为地杰人灵的城市居民。

　　如果迅速拆除一切贫民窟，并不准新的贫民窟的出现，新移民将极难进入城市。如果当年要求进入上海和香港的新移民，不是戴着大学生，硕士、博士的桂冠，就是腰缠万贯，财大气粗，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新房，租好房，真不知有没有今日的上海和香港。因为这样的人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少数，何况当年。

　　城市发展模式：北京与上海

　　记者：我们注意到，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建设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北京作为首都用了全国的税收来搞城市建设，而上海却是用自己的钱或者外来的投资搞城市建设。现在这两个城市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请您对它们的发展模式做一些评价。

　　文贯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城镇都能长大。只有那些有内生增长潜力的城镇，通过积聚效应和外溢效应，吸引众多的企业、商业，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维持和增强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并使其中的一些进一步发展成大城市或超级大城市。当然，城市可以人为地建立，如政治或军事中心。这一类型的城镇是靠外来的，主要是由农村和其它城市征收来的，税收得以生存。它们本身并没有能力维持城市的各种设施和提供就业。它们遵循的是一条外生增长的路径。巴西利亚和安卡拉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这类城市主要依赖从其它地区获得的财政收入支撑生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可以有一到两个这样人为建造的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增长是外生型的，所以如果这种城市过多，就会超过国家的负担能力而无法长期维持。一旦财政收入减少或取消，这些城市必然崩溃。所以在中国决定开发西部和加速城市化的今天，必须非常小心，以免重蹈当年外向型城市化的覆辙。

　　北京城市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地、全国的力量。缺水，就用全国的税收来搞南水北调。其实不应该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北京的发展不应该作为模式来推广。如果北京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向全国推广的话，城市化模式就会误入歧途。在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北京的经济活动又没有上海那样发达。建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又要全国人民无穷无尽来供养，是一个问题。

　　相比之下，上海则有很多优势。第一，它有那么多的工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商业税收和工业税收这两块就使得上海能够长大。建立一个工厂，它对城市的贡献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副作用，如交通拥挤。怎么办呢？去征收新来人口和厂商的税收，这个税收应该和已经住在城市的厂商和居民的税收相同，然后用这些税收去改善城市结构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这样的话，城市能够用它自己的收入就能够不断完善、不断扩张。长江、黄浦江，苏州河改造好了以后，都能够为上海提供无穷无尽的水资源，另外它的降水量十分充沛。还有，周边土地供应非常充沛，浦东只是开发了一小部分。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然后一过江就是一个广大的苏北平原。上海周边的资源环境非常非常好，土地不应该象现在那么贵，这是人为造成的。我估计随着浦东的开发，人们观念的改变，更愿意到浦东去，地价会相当稳定，如果有上升的话，也是非常缓慢的。

　　上海这个城市得天独厚，非常有前途，要钱有钱，要水有水，要土地有土地，要与世界的联系有联系，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还没有完成一个人口的上下流动，在这一点上应该想办法。另外，它的土地市场还不完善，还在用行政的办法进行建设。如果土地市场完全开放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会移出去，自由进来的人的附加值会提高，因为进来的人必须考虑他的附加值必须达到什么水平。出去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住着有国家补贴的房子，如果完全开放了，他就付不起地租了。还有一类人是他本来有房子，这是他会以市场价格出售掉，然后到杭州或者其他城市去生活。这两类人都可以出去，现在好象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入世将加速城市化

　　记者：中国已经加入WTO，这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何影响？

　　文贯中：加入WTO无形中使得中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最终走出几百年来的困境。中国可以用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自由贸易换取自然资源、粮食产品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因此，中国不再需要象过去那样，仅仅根据本国农产品剩余的多寡来硬性规定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WTO的多边贸易条款下，中国可以在本国需求上升，本国供应正好下降时，不用遣送城市人口下乡或关闭厂房达到平衡，因为可以通过国际粮食市场调剂。同时，当人口的大部不再被人为制订的政策束缚在土地上时，人口的最优分布就很容易实现了。虽然预期中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快速增长和出口有助于世界吸收中国部分剩余劳力，但我预料，剩余劳力将主要靠中国本土吸收，因为城市化的加速会使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增长的空间，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进入WTO为中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中国能够根据其动态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结构的重组。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那些传统束缚将不复存在，或至少得到放松。城市化是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失业率，吸收大量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关键一环。

　　大城市与大城市病

　　记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学者在批评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会导致“大城市病”。

　　文贯中：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也有一位社会学家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证大城市病。我说，在美国和日本，都走了发展城市化的道路，而且有很多大城市，这样做就极大的节省了资源。为什么呢？人口高度集中之后，供水供电、提供教育、提供医疗、信息的交流、基础教育的普及，大家都非常受益。如果人口散布在广大空间里面，然后要达到什么现代化的目标，一个山沟沟里有三户人家，通水通电、要达到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要有现代化的医疗，这个成本要多高！如果人口移出来以后集中在城市周围，这个成本就大大减少了。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没有想到他们享受到城市化的极大好处，反而老是在攻击城市化，要求发展中国家走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将会极大的提高现代化的成本，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中国也是这样，不可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

　　使城市化更富有人性

　　记者：在我们看过的《美国的悲剧》、《艰难时世》等世界名著中，城市化的过程总是充满了血和泪的一个过程。

　　文贯中：城市化集中的讲就是怎样使大量的农民迅速的转移出来，在转移的过程中，无论农民本身还是城市都会有很多不合适，遇到很多问题。如果你看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最终结果是实现了现代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妻离子散、被人兼并，不断受到市场鞭策这么一个过程。你看狄更斯的小说，这个过程产生了那么多的堕落、贫民窟，觉得这个过程应该立即停止。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觉得除了我们在情感上对那些人同情以外，我们还应该从理智上看待这个过程。当然，应该尽可能的使这个过程更富有人性，使弱者在这个过程中多得到一些帮助，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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