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历史性遗憾

　　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人。这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这是因为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l6年里，他流亡海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居留，对西方近代文明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运作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爱，他流亡过的西方各国的先例，最后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会长名为“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就是民主国家的大总统。这是他对民族、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二民主义”（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19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904年孙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订新章，第二条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逸史》第三集200页）在此之前，《苏报》案发生后几个月，孙中山在日本创设革命军事学校，招收有志于学军事的留学青年，开学时就以这十六字作为誓词。1905年春天，他在欧洲与愿意参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订立盟书，其中也有这四句话，而且成为后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早在朱元璋北伐元王朝的檄文里就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明太祖实录》，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379页，学苑出版社I 999年版)，“创立民国”的响亮口号则是孙中山率先提出的，与兴中会誓词相比，多了“平均地权”一项，这是他民生思想的滥觞。同盟会成立后5个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还没有“三民主义”的简称。同年l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冗长不便，就简称“三民主义”代替，(《革命逸史》第三集208页)这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后来孙中山认为这一简称适当而采用，这一名词也就成了普通名词，被广泛采用。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同时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论述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于发生商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l924年l2月首次出版了根据他的演讲纪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孕育时间前后达30年。虽然作为一个，名词它早已流传于世，而且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前后有些变化，如他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所以只有“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晚年学习苏联以党治国，又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内容。但大体上，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学说，是孙中山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三民主义几乎能够为全国的人所接受，l949年前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三民主义奋斗的话。但全部接受这个主义的人不多，即使在国民党的骨干中对民生主义有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前，焦达峰等同盟会员另外成立共进会，誓词中就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但这个主义中的确包含了一些能够让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感动的东西。因此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不少军阀都试图以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来装饰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割据和专制寻找动听的词汇，当然差不多每次都出卖了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中始终屹立不倒，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至死。

　　诚然，辛亥革命只是将满清皇帝赶下了台，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死时列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满目疮痍，民生维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都未达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透过他忧郁的眼神，我们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伤痛。

　　今天孙中山是海峡两岸都肯定的人，在台湾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在大陆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每年的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等)他的巨幅画像都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孙中山诚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尽管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平均地权”中仍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成分，和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口号也不无一脉相承之处，他自己晚年还把三民主义解释成是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但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已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基本蓝图。然而，在孙中山四十余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遗憾，本文仅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4个历史性遗憾。

　　遗憾一 与五四学生的一段对话(略)

　　遗憾二 向日本借款的条件（略）

　　遗憾三 中华革命党（略）

　　遗憾四 “党在国上”

　　辛亥革命前l6年的流亡生涯，二次革命后3年亡命日本，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教训，特别是1922年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倚为长城的陈炯明叛弃了他，孙中山称之为“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549页，555页)

　　孙中山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是一连串的失败、流血和牺牲。亲密战友陆皓东死了，郑士良被朋友、叛徒毒死，黄兴英年早逝，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朱执信、程璧光死于桂系军阀之手……辛亥革命失败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中华民国依然只有一块空洞的招牌，他曾经争取日本的支持，也寻求过西方列强的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
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

(《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聪》，《孙中山全集》第九卷103页)明确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l04页)

　　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蒋介石正是利用了孙中山的理论和他《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三时期说，以国民党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137页)他的建军思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1924年1月，孙中山与鲍罗廷等的谈话，《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l82页)蒋介石曾到莫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俄党的模式重建起来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俄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党在国上”的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是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与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不无关系，他晚年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推舟。对于身后出现这样的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 本文原标题为《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选录自《历史深处的误会》一书，

　　东方出版社出版，2006年10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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