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有多少幸福可以用来“指数”？

　　这是个旧话题了，前些时网上曾热烈讨论过一阵，因为最近听说这个问题与和谐有关，所以不妨再拿出来议议。

　　上月这个时候，国家统计局时任局长邱晓华先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突然宣布：“我国将推出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消息一出，举世瞩目。在民间，我所了解的社会反应基本由新鲜、纳闷、怀疑这样一个链条所组成。是啊，过去谁听说过幸福还可以象计算数学题一样“指数”出来？若果真如此，以后哪家、哪个人幸不幸福，问几个数据不就出来了吗？想隐瞒都隐瞒不过去。不过，这东西虽好但好象又不太靠谱，因为许多幸福来自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你怎么去测量计算？联想到以前有个轰动神州的调查报告，说“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最后就只剩怀疑了：唉，是不是又在变着花样为政绩作证？

　　从个人角度讲，我至少在动机上丝毫不怀疑推出这项统计内容的良好用意，不过以有限的知识来分析，也确实感到有些不太理解。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是个生活概念，是一种心理感受，既不从属经济也不从属政治，但由于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政治与社会，所以对幸福的感受还必须从生活与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关系上去考虑。在这几方面我是这样认识的：从经济的角度讲，幸福是人们对生活剩余效用的一种反应，剩余越多，所产生的正效用越大，幸福值就越高。这一点应该不会有疑义，一个人收入有多少、住房有多大，家里彩电几台、空调几个、存款多少，这些经济指标不难统计也很好测算，幸福值是完全可以“指数”出来的。但从心理角度去看，幸福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体验，就不好去简单测算了。大家知道，赫赫有名的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还把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放得老高，摆在了衣食住行这些物质需要之上，并且得到全世界同意。普林斯顿大学那位叫丹尼尔.卡尼曼的在研究上也得出与我国学者一致的结论，这就是钱多未必幸福，物质消费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增长。这样一来，幸福就只能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量表去衡量了。在社会意义上，幸福则和社会比较及个人生存环境相关。卡尼曼就指出，一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并不会使其中的个体感到更满足，相反，当人们在与不同阶层进行比较后发现自己更富裕时，才会产生更明显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在环境上，社会学家曾作过调查研究，发现影响人幸福因素的有健康、安全、居住环境、家庭与婚姻状况、工作、财产、欲望实现、兴趣满足、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十大项，其中，与经济直接相关的只有工作和财产两项，这说明非经济因素对人的幸福感更为重要。在政治意义上去考察幸福更加直观，根本用不着什么测算，马斯洛的“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指的就是这个内容，还有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法制的完善程度、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等等，他们对人们精神思想乃至幸福感的影响，更不是金钱与物质所能达到的，同样十分重要。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表明，幸福是一个社会关联度极高的概念，对幸福指数进行测算，除实物量的核算以外，还有一个价值量核算的问题。我国《2005年社会蓝皮书》之所以作出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的“幸福”结论，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强烈不认同，就在于它把对幸福的认识仅仅建立在经济的相对满足上，忽视了它在价值表现与价值存在方面的因素。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单位职工下岗、收入分配不公、干部腐败蔓延、社会民主不够这些问题日渐增多并亟待解决，有鉴于此，刚刚结束的六中全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可见，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千百万民众正在为如何幸福而发愁，你统计部门冷不丁冒出一个“幸福指数”的东西来，难道就没想到会刺痛民众那颗本不太幸福的心？难道就没想到会成为GDP异化而变成新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难道就没想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发达国家感兴趣的“幸福指数”改为发展中国家才感兴趣的“负担指数”更符合国情？难道就没想到这种思路不仅不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反而会给社会和谐添乱？

　　据说邱晓华先生是位很有思想的人，他能以与我同庚之年坐到国家统计局长的位置上，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不过高人也有犯迷糊的时候，我不能臆测邱局移位与这个可爱不起来的“幸福指数”有关，作为同龄人，提醒他以后在这类事情上实际一些，少来点罗曼蒂克还是可以的。另外也想转告那位刚接替邱局的谢哥，我们基层人民认为幸福还是不要“指数”好，如果仍然觉得有必要推出，建议到农村、企业和街道先走一走，待了解点真实情况，补充点真实内容以后再说。

　　谢哥——谢伏瞻局长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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