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谷仓推测：侵略倾向假说——前民主化大国四大政治假说之二

　　一，新加坡童话

　　新加坡是个童话。尤其是在6月的夜晚，雨后，坐在远离海岸的游船上，身边环绕旧日同窗，听异国歌手唱南洋小调，看舷窗外明月轻移月晕……这时，男人们都以为自己成了青蛙王子，女人们不想知道自己不是白雪公主。

　　那一趟旅行成了一个梦，但时时回到我记忆中的，是一个谷仓，非真实的，抽象的。在一个被花香重重包围的深夜，我和同学张炜倾谈，他当时在剑桥大学做经济学博士论文。在接近天亮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他对我的理论框架有嘉许之意。他说，如果能找到“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之间的均衡点就更好了（我后来找到的是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点）。第二天，我向财政学专家林双林同学(他是美国某大学教授，当时在新加坡大学授课)请教建立理论模型的问题。

　　我开始谈，谈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谈山高水长，谈瀑布模型。双林听着，沉思着，突然说，瀑布模型不如谷仓模型好，谷仓可能更贴近你的理论的感觉。权威落差是谷仓的高度，权威距离是它底部的广度。底部越大，就能达到更高的权威落差；
反过来，达到很高权威落差后，就要求扩大底部的广度，也就是权威距离，不然谷堆就会倒塌。

　　我当时有瀑布情结，觉得谷仓下里巴人。而瀑布更有气势，更有美感，更有诗意。在我写第三章的时候，一直为找不到一个贴近的解释结构而几近失眠。最后妻子给了我一只“木桶”，才算渡过了危机。但所有的比喻结构都是跛足的，它不可能穿越一个复杂思想庭院的所有房间。比如谷仓结构，就难以解释权威化现象。谷仓底部扩大，并不见得非要提高它的高度；
但谷仓如果增加了高度，它的底部就非要扩大不可，否则谷仓就不稳定，高度就维持不住。所以，用它来形象化侵略倾向假说，是合适的：权威落差扩大了，权威距离就有扩大的倾向。

　　对谷仓结构最好的注脚来自拿破仑皇帝的自诩与自供：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1]这就是说，要保住他权力谷仓的高度，就必须不断扩张谷仓的底部。

　　谷仓结构概念的产生地新加坡，就是一座小谷仓。我一直担心的是我的权威落差理论解释不了它。自由化假说认为，根据冰山原理，一个从大国体系上掉下来的小国，会加快自由化进程，因为权威距离缩小了，权威落差也会跟着缩小。但新加坡似乎是个例外。它从马来西亚分裂出来之后，其政治自由化程度好像不比它脱离的那个国家强。在马来西亚，至少还有许多不同的政党。据报道，华人党派还经常是被穆斯林大党拉拢的对象。可在新加坡，就只有执政党了。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它比台湾小得多，但台湾政治自由的发展反而比它快。

　　新加坡可以说是一个保姆国家。这并不是说，它以输出保姆为产业，而是说它的政府像保姆一样照顾它的人民，人民则像婴孩一样依赖他们的政府。人民不听话，就用鞭子抽他。据说，摸女孩子的胸部，要抽一鞭子；
摸更敏感的地方，要抽三鞭子，甚至更多。这种打孩子似的惩罚，颇有中国古风，在当代世界，算是司法上罕见的珍品。

　　所以，新加坡就成了一个童话。几乎所有儿童不宜的东西，在新加坡都不容易见到。我逛街，逛书店（顺便提一句，书店很少），基本见不到黄色书刊，也基本见不到政治性读物。但花草树木繁茂，天空和海水湛蓝，你走在花丛中，总觉得会有一只鸭子突然窜出来，冲着你嚷嚷：“我不是丑小鸭！”特别是美丽的圣陶沙，简直就是个儿童乐园，连车站的站牌都像是儿童画。你上了车，会想，它的终点可能是豌豆公主的宫殿。

　　就是这个袖珍国家，极受设在欧洲的世界竞争力委员会的专家推重，连续几年被排在最有竞争力国家名单的前几名。排在它后面的是一连串东西方的民主国家，比如日本、瑞士、德国、英国等等，而美国，则有时排在它前面，有时排在它后面。这是不是说，民主是没有竞争力的？

　　其实，这个排名很值得玩味。它从经济上论证了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不民主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新加坡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它就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希腊城邦。如果说古往今来有什么国家最接近伟大的柏拉图哲学家国王的理想境界，那就是新加坡了。

　　显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并不在自由与权威的均衡点上，它是权威多于自由。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既然它不在自由权威平衡点上，那它就应当处在不稳定的政治状态，怎么还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而且，新加坡的政治动荡，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少的，也是最少的国家之一。如何解释？

　　我们在自由—权威曲线上标出的均衡点，是一个静态的均衡点，它是一种权威等于自由的理想境界。现实中的国家政治体制可以不断接近它，但很难固定在这一点上，它们都处在权威和自由的动态平衡中。

　　什么叫权威与自由的动态平衡？就是权威化动力等于自由化动力。就新加坡而言，它虽然在自由—权威曲线的右侧，权威大于自由，但它在这个点上达到了平衡，因为自由化的动力在这个点上与权威化动力相等，相互抵消。这表明，新加坡的自由化动力不足，尽管它权威距离小，政治参与程度还是不高。

　　但这只是动态的平衡。随着自由化动力的加大，动态平衡点必然会向左移动，不接近自由—权威均衡点，它是不会停下来的。台湾总统直选的成功，好像是给新加坡自由化动力加了油，保姆政府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倾向，主动给言论自由开了个口子，开辟了个象伦敦海德公园自由角那样的地方，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在那儿自由讲演。这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好政府，它总是知道孩子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新加坡这个谷仓的高度与它的底部相比，虽然高了些，但你不必担心它会用扩大底部，也就是扩张领土的办法来释放能量。它太小了，扩张动力不足，它只能走上降低权威落差的自由民主道路，这正是小国的好处。如果是一个像法国、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大国，国内的权威落差一旦急剧提高，你就要小心了。

　　二，要是张伯伦知道有个侵略倾向假说

　　1、全面“绥靖”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扉页上题词：“本卷的主题：英语民族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2]

　　这是他客气。其实，当时“听任恶人重新武装”的可不只是英语民族，法语民族和俄语民族也同样没有尽力制止希特勒的德国军国主义化，甚至都想把祸水引向别的民族，有的还企图让别人被希特勒“烹”了，自己最好还能分一杯羹。

　　比如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仑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用牺牲捷克的代价换来希特勒表示和平意愿的一纸空文。但其意图不言自明，是要把希特勒魔鬼般的强大破坏性力量引向另一个魔鬼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以毒攻毒，西方可以坐收渔利。张伯仑没有想到的是，魔鬼之间更容易缔结条约，因为它们从来不打算信守。他不知道是，在此之前，斯大林就于1939年8月23日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前者是想把灾难引向西方，后者是和希特勒合伙打劫，共同瓜分波兰。这是一场牺牲别人利益，求得自身平安的危险竞赛，给希特勒留下了纵横捭阖的空间。

　　那些很快就成为希特勒案板上的肉的其他小一点的民族，表现也不更好些。捷克将被瓜分时，波兰和匈牙利没有唇亡齿寒之悲，倒重演了中国式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波兰对捷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割让特申边区。它不知道，这时候，希特勒和斯大林正在商量切割它的方案。

　　在希特勒不断表示和平愿望，到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英、法、俄等大国，都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总有办法避免战争爆发，至少避免战争在本国领土上爆发。这就是当时全面绥靖思想的一个根源。

　　2、脱缰野马

　　要是张伯仑和斯大林知道在权威极大化、自由空间极大化和报仇雪耻的民族情感这三重动力推动下的德国，其侵略冲动是多么强大，他们就不会苟且偷安了。

　　先说权威极大化。我们已经知道，权威极大化既包括扩大权威落差，也包括扩大权威距离。对权威极大化有两种约束条件，一是资源约束，二是权利约束。只要一个国家的权威落差极大地扩大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扩大权威距离的资源约束和国内人民的权利约束，侵略倾向就会失去控制。这就是我的侵略倾向假说：当一个国家权威落差扩大时，它的权威距离就有扩大的倾向。用“自由—权威曲线”表示如图一：

　　图一：侵略倾向假说

　　图一表明，当权威从B点上升到B’点时，自由就从C点下降到C’点，权威落差就从BA扩大到B’A’，这时，权威距离就有从A点向A’点推进的倾向。

　　之所以会有这种推进，主要是权威化动力与对它的约束失去平衡。抵消权威化动力的是自由化动力，权威落差一旦扩大到希特勒纳粹当局那种程度，所有的自由化动力都销声匿迹了。魏玛共和国似乎已经成为不体面的往事，民主思想本来就没有深入人心。工业界上层人士感谢元首结束了经济萧条，工人感谢他保证了稳定的就业，军方感谢他给了他们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感谢他的那些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工会领袖，有时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都被投入布痕瓦尔德或达豪集中营；
而教士们软弱无力地反对过毒气杀人之后，又为祖国和元首祈祷。所有人的权利都被践踏，有些人，比如犹太人还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权利约束失去作用了。

　　资源约束怎么样？资源约束只存在于民主国家，把经济资源转变为战争资源在法国就困难重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作者，法国的亨利﹒米歇尔描述过当时的情况：为了备战，“在军费开支方面，其数额诚然在不断增加，而且法国议会也一直予以批准。但事实仍然是，在有关国家安全的某些关键时刻，财政上的一些考虑（法郎的稳定或贬值）的确阻碍了法国的重整军备。预算送议会批准前，在部一级的讨论中，财政部常常削减国防部要求的数额。

　　“国防部制定生产计划和建立能够实现这些计划的组织机构费时太多。它在订货方面犹豫不决，各组织机构之间互抱敌意，以及在某些财政制度上缺乏灵活性。上述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国防部尽管抱怨缺乏资金，它却经常发现花不完已经拨给它的款项，以至1935年年度中拨款中的60%不得不转入1936年度。这就难以鼓励财政部部长对它更慷慨一些了。”[3]

　　米歇尔还提到了军事工业上的困难，如资金到位、订单发出，但在火炮、坦克和飞机的生产方面过分拖延；
人民阵线决定把军事工业国有化，引起辩论，拖延了这些工业的现代化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由化的经济很不适应采取工业动员所需要的计划性、权威决定和价格控制。[4]

　　德国的情况如何呢？德国的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动员。纳粹党已经强制推行它的严酷统治，全体人民已被征调，公共舆论受到严格控制，行政机构被纳粹党的官员取而代之，所有人都被迫强制服从它的领袖。为了动员资金，希特勒让人民过艰苦生活，还没收了庞大的犹太人资产。所有德国境内的经济资源都被用于战争准备。德国从1936年开始，在4年内就建立起了自给自足的战争经济，在冶金、化学和电气工业方面，德国无疑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而且在科学研究、理论和应用上也同样先进。虽然在人造丝和人造橡胶的生产方面，从煤里提炼石油方面，德国的进展不快，但第三帝国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能够利用匈牙利的麦田、南斯拉夫的铜、罗马尼亚的原油和土耳其的锰，苏联还可以提供它所需要的别的一切。[5]

　　权利约束失去效力，资源动员不受限制，而民主国家又绥靖主义泛滥，希特勒的侵略冲动便如脱缰野马，狂奔起来了。

　　3、纳粹的“血统”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一个人发动的战争，是他一个人的野心大发作，是他自己追求权威极大化的结果，那是不公平的，大部分德国人民都积极支持甚至狂热参与了这场战争；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都应当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统治者和人民承担，那也是不公平的，所有此前参与瓜分世界的西方强国，都有责任，都应当反省。

　　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里说，“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共产主义，而纳粹主义则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而来”，“这是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6]这个血统论我是赞成的，但是，没有追根溯源。我以为，所有这些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还包括拿破仑主义，都来自同一个血统：“殖民主义”。这个血统的父亲是政治专制，母亲是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父亲，有权威极大化的侵略倾向；
经济自由的母亲，有扩大自由空间的扩张冲动。这两个冲动叠加，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是统治者和人民合作共同实现瓜分世界或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

　　所有伟大的民族，最敏感也最富有进攻性的就是这个时期。在英国是多铎王朝时期，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特别是拿破仑时期，在德国则是统一后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在俄国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在意大利是墨索里尼时期，在日本，则是明治维新后天皇权威和国家现代化同时推进的时期。

　　诚然，在所有这些时期之前，世界和欧洲争霸战不断，但在那些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张版图的帝王雄心，是权威极大化的结果，人民是被动参与的。但从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主义开始，人民往往成为主角推动着他们的帝王或领袖，实现其瓜分世界市场、原材料和奴隶产地的野心。在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帝王扮演的往往是赞助者的角色，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
而在后起的经济大国，是人民的领袖扮演煽动者角色，比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由于欧洲国家统一和强盛的时间不同，越是后起的大国，其领导人和人民越是焦躁不安，因为未被瓜分的世界殖民地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殖民主义者还有几分探险的乐趣，后来的则越来越疯狂。西班牙和荷兰比葡萄牙疯狂，英国人又比西班牙和荷兰人疯狂。这些海上帝国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陆上强国如法国、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和俄国，则在欧洲你争我夺。除了俄国在欧洲以外的亚洲获得了广袤的领土以外，欧洲各大国奉行的平衡战略使每个大国重描国境线的雄心都受到挫折。

　　等到法国醒悟过来把目光投向海外时，才发现，未被瓜分的海外地盘所剩无几，只有非洲的部分地区和北美加拿大还剩一杯羹。等到意大利和德国强盛起来，世界领土几乎已被瓜分完毕，你可以想见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的愤慲之心。而迅速武装起来的海上强国日本，则看中了西方列强还未完全搞垫的东亚和东南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首先发难，其意图很明显，它要按照它的实力对世界势力重新进行瓜分。欧洲的既得利益者合作起来，把德国这头犟牛的头强行按了下去。按下去就算了，胜利者们还做了旨在使德国民族受辱的“蠢事”（丘吉尔语）：割地赔款，限制军力，企图使德国永远不要强大起来。

　　受辱愈深，反弹愈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曾经受尽了其它欧美强国的蹂躏。日本是被美国军舰逼着打开国门的；
意大利被奥匈帝国、西班牙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当作擦军靴的布片已有好几个世纪；
德国统一前受小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受奇耻大辱。

　　这就是说，德国的第三帝国不仅受希特勒权威极大化驱动，也受德国资本家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自由空间极大化驱动，更受德国人民报仇雪恨的民族情感驱动。在这三重驱动之下，岂是张伯仑和斯大林送的一份小小的礼物（捷克和波兰）能够了得的？

　　冤有头，债有主。法国、俄国和英国，纳命来吧！我想，这是希特勒当时最想狂喊的。

　　一直到二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浪潮使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才略略平衡了一点战败国的心态，使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走上另一条扩张之路：经济扩张。它们的成就世界有目共睹，老牌殖民帝国反而衰落了。

　　最壮观的日落是英帝国的日落。

　　三，作为扩张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及其变种

　　1、宗教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拿破仑主义

　　我们还记得英国日出时的景象。

　　第一道曙光是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单位。英国宗教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开始高涨，近代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不解之缘开始缔结。延续至今的意识形态斗争，都起源于这时的宗教斗争。

　　更灿烂的霞光来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她的英国舰队战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英国的新教徒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是对天主教敌人的胜利，于是与西班牙在全世界展开了争夺殖民帝国地位的斗争，而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则从背后纵容。

　　早些时候，她用一个英国海盗掠夺来的西班牙商船上的巨大钻石装饰自己的王冠。1583年，圣约翰港和与它毗连的纽芬兰岛上的领土被宣布为伊丽莎白的领地；
女王的宠臣探查了北美洲东海岸的一部分，命名为弗吉尼亚，在那儿建立了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596年，英国舰队粉碎了在加的斯港的西班牙舰队，从此英国舰队失去对手。伊丽莎白在位末年，东印度公司到了印度。再后来，我们知道，到了中国。

　　所有这一切扩张，不难理解，主要是来自人类的欲望：女王扩大权威距离的欲望，教徒到海外开辟市场、寻求财富的欲望，但都被解释成来自上帝的启示。教徒们似乎并非是去收罗殖民地财富，宣布女王的领地，而是去传播宗教福音。用宗教等意识形态把人类的扩张野心和欲望合法化，并争取全民族参与，甚至变成狂热的运动，是近代以来的一大发明。

　　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托克维尔对这场革命有极其深刻的分析，他说：“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
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7]

　　这是大革命的宗教性质。大革命还有它的民族性质，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谈到大革命时说：“革命以法律代替了专横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权；
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阶级的区分，使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制，使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革命把一切归于一个阶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8]

　　于是，这个民族就以宗教般的狂热，在新任“教主”拿破仑的率领下，开始了对世界的“圣战”，“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可以把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理解为从殖民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过渡的中间形态。对内恐怖镇压，对外侵略扩张，这两件在后来的德国由希特勒一个人干的事情，在当时的法国是由两个人干的：罗伯斯庇尔在前，拿破仑在后。法西斯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罗伯斯庇尔主义+拿破仑主义。差别是“教义”上的，一个好听一点：“自由平等博爱”；
一个难听些：“日耳曼种族优越”。当然，不同的教义，残酷性不一样：前者顶多搞王权灭绝，后者却要搞种族灭绝。

　　这表明，越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现代化国家，其民族主义的宗教色彩越淡，意识形态色彩越浓，也越可怕，越恐怖，扩张性越强。在英国，虽然是一个没有教皇的宗教，但毕竟还是宗教，有上帝，有礼拜，有忏悔，有拯救，有来世生活。因此在国内变革和殖民地扩张过程中，残酷性还是有限制的。法国大革命的宗教则是宗教的代用品了，有宗教的狂热，没有宗教的限制。雅各宾党人的断头台，在英国是不曾有过的。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英国的日出，得益于自己民族意识的觉醒；
英国的日落，则起因于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还包括它自己的“屯垦后裔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的独立，就是这种民族主义不认同母体“王民民族主义”的结果。

　　2、财阀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

　　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里探讨了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一是通向现代社会的民主道路，二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与法西斯道路，三是农民与革命，也就是共产主义道路。

　　在这本书里，他着重研究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虽然他的目的，是要阐明现代化道路问题，但他的研究对理解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变种，即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有启发性。

　　在摩尔看来，日本和德国的现代化动力不是像英法那样来自民间，而是来自上层，结果导致地主阶级的保守和专制。依他之见，土地贵族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谋，新兴工商阶级中的精英分子是共谋。他说：“在现代化历史接下去的一幕中，一种新的要素涌现出来，地主阶级和新兴工商阶级中的精英分子缔结同盟，组成19世纪的政治架构，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如果建立这样一个联盟的努力失败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就将横插进来，像在俄国和中国那样。……这类联盟在哪里成功，哪里便有漫长的保守主义乃至专制主义的政府统治岁月。”等到民主的尝试“难以应付严峻的时代挑战，它不能也不愿对社会基本结构加以改革，终于使通向法西斯政体的大门次第打开。”[9]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种解读，从他获得的广泛赞同的情况看，他的解读是出色的。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作品出版的年代不可避免给这部伟大著作染上了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他的影响也略显过大。

　　就我的目的来说，我以为，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差别没有摩尔先生说的那样大，最重要的差别是在强盛国力、分享主权与瓜分世界的先后问题上统治者与被统治的意见一致程度不一样。最一致的是英国。英王的权威极大化和新兴资产阶级自由空间极大化完全合拍，所以，强盛国力与瓜分殖民地同时进行。

　　这个过程告一段落后，英王的过度权威才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动力发生冲突，从而开始了国内自由化和民主化进程。人们应当注意到，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政治消费和别的好东西的消费一样，都有一个超前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由于英国臣民对英王的限制，波旁王朝和它的臣民发生分歧。资产阶级在扩大国际自由空间方面和波旁王朝合作到中途，突然提出主权分享问题，遭到拒绝后爆发革命。革命后，继续在波旁王朝时期未完成的与英国争夺世界帝国的任务，这是拿破仑干的事情。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情况与英、法不同。既不像当年英国，人民高度一致地和国王一致；
也不像当年的法国，人民高度一致地和国王不一致。在德、日，一部分人民要求先推翻有钱人的统治，这主要是下层贫苦百姓，工人和农民，但不强大；
另一部分阶层则要求先分享权力、再谈重新瓜分世界问题，这部分人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先争夺世界，再来分配权力，他们担心民主导致内斗，消耗本民族的力量，丧失世界争霸的时机，这些人主要是大地主、大官僚和财阀豪门资产阶级，还包括一部分以战争为业的职业军人。在德国和意大利，民主派已经获得胜利，但实践证明他们不能满足本国人民洗雪前耻和争霸世界的愿望，因为民主是缺乏侵略性的；
在日本，前两种人威胁天皇的权威，只有第三种人才与他的权威渴望一致。法西斯主义分子上台执政，表明全民族或人民的多数最终同意先要重新瓜分世界，并清除先强大起来的其他强国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并清洗旧侮新辱。

　　战争中，几乎所有人的利益都暂时受损，唯有财阀豪门的利益得到扩张。摩尔先生正确地指出：“军事争霸和法西斯主义始终对商业有利。”根据摩尔的统计，日本的“工业产量从1930年的600，000，000日元上升到1941年的3，000，000，000日元。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颠倒了过来。在1930年，重工业仅占全部工业产量的38%；
到1942年，却已占了73%，虽然财阀在名义上屈从于政府的控制，实际上他们能够完全有效地掌握对所有工业的统治权。四个最大的财阀集团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使其总资产超过了300，000，000日元，相比之下，在1930年只有8，750，000日元。”[10]

　　根据有利原则，我们就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的真正主谋是谁了。

　　3、工农民族主义—共产主义

　　俄国和中国又和德、日不一样，德国和日本是强大起来后，先干什么，是扩张还是先分权的问题；
中国和俄国，特别是中国，是如何才能强大起来的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问题上，最顺利的依然是英国。它一着占先，着着占先。在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权威和自由同时增加，而不能一个增加，一个减少。如果自由增加，权威减少，社会混乱和动荡就会增加，从而发生社会失范现象；
如果权威增加，自由减少，政治专制就会加剧，社会反而会进一步退化。

　　这个观点，我在1989年就提出来了，遗憾的是，当时人们争论问题，嘴皮用得多，脑袋用得少，几乎没有人注意我这个观点。确实，我当时提出这个观点，看起来自相矛盾：正如自由—权威曲线表示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自由与权威之间是替代关系，此消彼长，怎么可能同时增加呢？

　　问题的关键在权威本位的转换。多铎王朝在与旧贵族的斗争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基本摧毁了以父权本位为基础的贵族政体，而代之以神权为本位的君主政体。按照自由距离理论，君主统治下的农民，比领主统治下的农奴享有的自由要多，因为农民离君主的自由距离，比农奴离领主的自由距离大。同时，君主的权威也比领主的权威大，因为它的权威距离也更大了。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幸运的多铎王朝和罗马教廷决裂后，国内的宗教自由增加了，同时，国王的权威也增加了，因为世俗的王权又扮演了宗教首领的角色。正是这种两重意义上的权威与自由的同时增加，使英国在多铎时代迅速迈向现代化，国内经济增长和国外势力扩张同时实现，挫折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少。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英国由于是最早的殖民国家之一，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就获得了大量贵金属，加快了它的原始积累，还有大量廉价的海外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商品市场，这些是任何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享有的。

　　日本和德国在现代化前，也是贵族政体，虽然起步晚，但贵族政体被君主政体取代时，同样有自由与权威同时增加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也还算顺利。

　　中国和俄国开始现代化时，都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社会权力都在社会顶部。现代化动力只能来自社会上层，要搞现代化，必须下放权力。这就是说，要想增加自由，发展商品经济，必须牺牲一部分权威。这容易导致社会失范。另外，靠上层官僚来推动现代化，这是与虎谋皮，必然遇到极大的反抗。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当代改革派的挫折，都是维护旧权威的保守派反抗的结果。

　　实在反抗不了，他们就会寻求补偿，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占社会财富，使贪污和腐败社会化。表面上看，社会好像发展了，经济也增长了，但都没有给普通工人和农民带来实际利益，有的还处于赤贫状态。使国家强大，始终是个梦想。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于是起来寻求新的强国之路。昨天，他们找到了共产主义；
今天，他们找到了新左派思潮。共产主义者以工人农民为依靠力量，希望通过一场革命，先夺取本国政权，然后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权。这是想让强国与扩张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虽然叫做共产主义，骨子里还是民族主义。谁争取做上了共产国际的老大，谁就可以指挥别的民族。

　　毛泽东的扩张野心被苏联老大哥制约住了，这是他老人家最终和苏联搞瓣了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怕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波及到自己。苏联人则利用共产国际做了本民族的扩张工具，把各国共产党作为颠覆各国政权的别动队。当然，苏联发的最大一笔财，还是战争财。二战结束后，它吞并了波罗的海诸国，撕碎了波兰，还把东欧诸国和蒙古变成自己的附庸国；
在亚洲还有越南、北朝鲜听他指挥。虽然有中国、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先后闹独立性，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是一个红色世界帝国，这使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达到了顶点。只可惜工人农民打仗、做工、种地还行，治国和搞经济建设并不内行。加上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作祟，清除了本民族的全部精英，使他们的好梦不长。

　　工农民族主义的扩张，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低级的扩张。它对本民族的贻害，比法西斯主义要严重许多倍。法西斯主义戕害别的民族，工农民族主义专门戕害本民族。看看法西斯统治之后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强盛，再看看共产主义统治之后的俄国和东欧，还有处于这种统治末期的中国之现状，你就明白我所言不虚。

　　四，侵略的预警信号：对民主反动

　　1、侵略性评估

　　一个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在预测上的价值。侵略倾向假说如果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在世界事务中对一个国家侵略性的评估，以及对这个国家发动侵略的可能性进行预测。根据这个假说，一个国家如果本来就是一个专制国家，但如果其专制程度加深，其侵略性就随之增大；
一个国家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口头上还承诺要逐步实现民主，如果突然或逐步放弃这个承诺，并视民主如仇敌，禁止人们谈论它，这个国家的侵略性也随之提高；
侵略性上升最快的，要算一个民主国家，突然蜕变为一个独裁或极权国家，它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最大。

　　所有这三种情况，都是对民主的反动，即向民主的对立面运动。用我的术语说，就是背离自由与权威的均衡点，向权威方向运动，导致权威落差扩大，增强扩大权威距离的倾向。

　　反动一般从思想上开始，接着是行为，最后在政治体制上完成。思想反动，只是一个信号；
行为反动是一个更危险的信号；
只有在制度上干掉了民主，实现了独裁，才具有现实上的侵略性。但反侵略，必须从思想上反专制开始。

　　2、德国和意大利

　　德国对民主的反动，是从哲学上开始的。两个人贡献最大，一个是尼采，贡献了“超人哲学”的民族心理；
一个是斯宾格勒，贡献了“德意志民族优越”的历史意识。这两个东西，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两根主要支柱。

　　从“超人”哲学和强权政治出发，纳粹对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进行了露骨批判，认为民主制是一种照顾迁就庸众的软弱制度，只有领袖独裁制度才是真正强者的制度。因此在掌权之前，纳粹就公开声明要破坏民主制度。

　　希特勒自豪地宣布：“我是民主的死敌”！他还宣判了民主制度的死刑：“共和制度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这种制度最终被消灭的时刻到了。”

　　戈培尔也有狼一样的真诚：“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武器库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装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将要成为国会议员，以便用魏玛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玛民主。如果民主那么愚蠢，竟为了这种给人帮倒忙的差使给我们发免费车票和津贴，那是它自己的事，……我们是作为敌人而来的！如狼冲入了羊群，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了。”[11]

　　狼的诚恳，来自它的强大和羊群的软弱。希特勒和戈培尔言行一致，说干就干，为民主送了葬。当然，为民主陪葬的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包括德国士兵的生命。

　　意大利人的哲学思维能力要差些，所以反民主思想也不如德国人坚定。一定要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找一个哲学起点，只能想到马基雅维里了。他的《君主论》鼓励君主（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为了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权力，为了征服和国家统一，使用各种手段，包括被人视为恶行的手段。

　　我不认为墨索里尼有兴趣学习这本著作，虽然他是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在第一次大战前，他就表现出了杰出的反民主斗士的巨大才华。他当时是个“极左派”社会党人，激烈反对议会政治，尤其反对党内“温和派”参与议会政治。他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亚的主张，并因此于1911年被判刑五年。

　　他的偶像是古罗马英雄，图腾是古罗马王权权杖，一个焐不热的旧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积极主张参战，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12]这当然是噪音。结果，他被社会党开除。他求之不得，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最后进军罗马，儿戏般地登上权力顶峰。从此，战争，对于他就不再是一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了，而是可怕而又让人激动的行动。不过，他的下场，是可怜而又让人同情的，当他无助地站在一个游击队员枪口前的时候。

　　3、日本

　　日本人比意大利人还要不擅长哲学思维，但擅长学习。明治维新时期，有个叫大国隆正的，读了荷兰国际法学家格老秀斯的书，学到了“万国公法”概念，就发挥说，在日本与万国之关系中，日本是“本”，而万国是“末”。“本”之国的日本天皇，是“地球上之真主、总帝”，是“世界之总王”。天皇守护皇位之日本是“万国之总帝国”。这样的日本与万国相联系的国际关系，无非是把作为“世界之总王”的天皇推向万国的“通路”。他说：

　　“天照大神之神意，见诸《延喜式》第八卷，乃欲召集万邦，使之从属我天皇也。今日圣意亦与此同，一切通路应无阻滞。”[13]有了这个“通路”，只管“进入”就是了，像“进入”中国那样。

　　说实在的，这是把格老秀斯的理论学歪了。中国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天高地厚，把世界分为中华和夷狄两类，但还没有可笑到要做万国之主。从被《日本政治史》的作者称为“在国学中，就国家建设问题提出主张并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业绩的”三个人物之一的大国隆正的言论看，日本人由于国小心大，已经有点心理变态了。在这样的国民心态下，要对天皇的权力进行限制，搞什么宪政，岂非异想天开？而且会“阻滞”天皇做“世界之总王”的“通路”。

　　这就难怪于1889年通过的宪法成为虚饰性的议会民主的一个幌子，随着日本自由党被解散，吵吵闹闹的立宪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归于失败，日本就开始了扩张之路，进行了“兼六合而掩八紘”和“伸张国权”的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把国权“伸张”到了朝鲜和台湾。

　　日本政府于1928年春在普选之后对共产党进行的大逮捕，对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日本无产阶级青年同盟的禁止令，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而日本陆军因刺杀张作霖和天皇一起逼迫田中义一首相辞职，是日本迈向军国主义化的实际步子。紧接着就“进入”了中国东北。

　　日本的法西斯化与德国、意大利不同，不是来自一个领袖人物的鼓动，而是一大批军队里的青年法西斯党徒用宣传、暗杀和屡败屡搞的政变推动的。当然，天皇陛下有一只若隐若现的手在操纵。等到1936年2月26日又一次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时，天皇本人终于按捺不住，“撕下立宪君主的外衣”，先是鼓励政变部队说，“承认诸子之真意系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后又不断敦促军方对起事军人进行镇压，甚至呼喊：“朕亲率近卫师团，将其镇压。”连《日本政治史》的作者都说，这时的天皇，“作为担任大元帅的绝对君主而出现于起事部队的面前”。[14]

　　于是，在1937年，三件事同时展开：一是军部建立起军事独裁政权，内阁变成了天皇直接任命；
二是文部省开始进一步神化天皇，发行《国体之本义》，把天皇皇位推到了“无上尊严之高位，乃永不动摇之国家的根本原则”，至于帝国议会，不过是“为翼赞天皇之亲政而设置者”；
[15]三是制造卢沟桥沟桥事件，侵犯中国华北。

　　德国和意大利是先完成国内对民主的反动，建立独裁统治，然后发动战争；
日本则是侵略与独裁化同步进行，交替推进，有时是侵略向前进，独裁长一寸；
有时是独裁大步走，扩张争上游。之所以有这个差别，主要原因之一，我想是德、意在欧洲列强的眼皮底下，在军备完成之前，不得不伪装其侵略意图；
而日本远处亚洲，无人看管，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4、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

　　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爆发前，也并不是没有预警信号。

　　伊朗的信号人人都看清楚了，那就是领导了伊斯兰革命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登上了权力顶峰。虽然巴列维国王的政权也不是什么民主政权，甚至不是君主立宪政体，但它的集权程度，肯定赶不上一个政教合一的革命性极端政权。而霍梅尼政权的革命性，教义的极端性，和它的侵略性是成正比的。

　　一个奥地利的霍梅尼传记作者说，霍梅尼革命成功后，“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很快便活跃起来，拿着霍梅尼——也是他们的最高宗教权威——的一封信，要求政治自治。流亡纳贾夫期间的阿亚图拉，有整整十年曾经是伊拉克当权者用以对敌对的君主制邻国进行地下斗争的一个备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但随着霍梅尼的胜利，巴格达多年来在霍梅尼身上所耍的把戏，突然变成一个政治爆破筒了。”[16]

　　只要霍梅尼还活着，邻国伊拉克就有理由感到不安。作为世俗国家的伊拉克，是伊朗革命政权输出伊兰革命的首选国家，况且伊拉克国内有大批什叶派穆斯林。霍梅尼如果要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他和伊拉克当权者有仇。他虽然在伊拉克呆了十年，但就在伊郎革命爆发之前几个月，伊拉克政府将他驱逐出境。

　　其实，更危险也更隐蔽的信号来自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是一个伪善而又用心险刻的统治者，一直在做着古代哈里发的美梦。他的梦想是做阿拉伯世界的主宰。他在两伊战争爆发前夕，毫不掩饰地说：“读一读伊拉克历史，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指路明灯，就是受侵略军铁骑践踏。”

　　在伊郎革命后不久的1979年7月16日，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总书记兼总统贝克尔宣布退休，由他的副手萨达姆接替他的职务，贝克尔结束的其实是他的空名，并不是实际职务，实权早就到了萨达姆手中。

　　几乎就在当天，萨达姆开始了对党和国家高级机关大清洗，以谋叛罪清除掉了22名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中的5名委员，总共判处22人死刑，另有33人被判1—15年徒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了产生震慑效果，萨达姆想出了连斯大林都没有想出来的绝招，让地方党组织代表亲手枪毙他们以前的领导人。[17]

　　在这前后，萨达姆还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一是谋求和叙利亚两国合并，采取联邦或邦联的形式，组建“联合阿拉伯国”。叙利亚主张两国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对等委派，萨达姆不同意，大概是想自己多派。萨达姆要求两国的复兴社会党和两国政权同时合并，叙利亚不同意。因为两国的社会复兴党的共同缔造者阿弗拉克曾被叙利亚判处过死刑，后在伊拉克。两党合并，就要承认他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承认萨达姆的领导地位。独裁党的厉害人们是知道的，两党到了萨达姆手里，叙利亚还能分享主权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合并取消极态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件事是把不结盟运动会议拉到巴格达开，以阿拉伯世界的发言人自居，甚至想代替南斯拉夫和古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第三件事是利用埃及和以色列、美国签订戴维营和平协议的时机，把阿拉伯国家首脑请到巴格达，召开首脑会议，导演了一场派专机给埃及总统萨达特送劝告信的闹剧，被埃及方面拒绝后，又煽动阿拉伯国家中止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的资格，其实萨达姆就是要代替萨达特做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更能暴露他的野心的，是他于1980年2月7日突然抛出来的《民族宪章》，提出了处理阿拉伯各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实际上是为阿拉伯世界立法。居然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一致赞誉。这也可能是试验一下阿拉伯世界对他的支持率，因为他马上就要发动入侵伊朗的战争了。

　　这时，他对伊朗的战争准备已经就绪，只需要策划几个阴谋挑起事端就可以了。他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处心积虑地准备了5年之久，但萨达姆的醉翁之意并不在伊朗，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他要通过战争耀武扬威，让阿拉伯国家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对萨达姆非常尊崇的他的传记作者都不得不指出：“战争促使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接受伊拉克为一个强国，如果它们能够接受一个更强大的伊拉克，战争会更快得到调停。”[18]

　　但这场战争得到调停了，另一场战争就可能开始。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两伊战争中坚定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首先成为牺牲品；
感受到亡唇之寒的沙特阿拉伯，也是第一个热情拥护萨达姆《民族宪章》的。

　　海湾战争的故事，正好演义了意大利智者马基雅利的格言：谁在使别人强大，谁就是在自取灭亡。

　　五，俄罗斯：专制与扩张的循环推进及终止

　　几乎所有的权威化过程，都可以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反动，但未必都是对民主的反动。民主政体应当在自由与权威的均衡点附近。但如果一个政体像古希腊雅典政体那样，向左偏离自由——权威平衡点，它如果向右移动，是权威化，但不是偏离民主，而是从一种不稳定的民主移向一种稳定的民主，也就是从古典民主，移向现代民主。

　　所以，并非所有的权威化都一定是侵略的信号。至少在三种情况下，在权威化之后不会有大的侵略性扩张。一是从自由——权威平衡点的左侧向平衡点移动的权威化，比如当年美国从邦联向联邦制过渡；
二是极小型的国家，为了保持稳定而加强其权威，比如独立后的新加坡；
三是超大型国家在大征服之后，它的权威化是为了保持稳定、同化异族，比如秦帝国和古罗马帝国。因为这样的大国已经达到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的极限状态，再扩张领土，对它已经无利可图。这种极限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扩张版图的边际效益等于零。

　　最危险的是国力上升时期的世界准一流国家，或者叫做从二流向一流过渡的国家，尤其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或者民主制度刚刚建立，但还立足未稳的时期。当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其它国家在专制与扩张的一两个循环之后，就达到了极限状态，从而停止扩张。只有俄罗斯，似乎它的极限状态的弹性极大。换句话说，它的胃口特别大，不容易吃饱。

　　从蒙古人开始，世界上许多强大起来的民族，都要到俄罗斯去碰碰运气，试试自己的锋芒。成吉思汗驱策的蒙古人、查理十二世率领的瑞典人、拿破仑统帅的法国人和希特勒指挥的德国人，都攻进了莫斯科或攻到了莫斯科城下。但俄罗斯人的伟大之处，表现在他不可思议的后发制人能力上。俄罗斯仿佛是个太极高手，你打他，受伤的是你自己。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年评选“历史之最”，把进攻莫斯科，不论是谁进攻莫斯科评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

　　蒙古人打了俄罗斯，结果，蒙古人征服的许多地区都并入了俄罗斯版图，其中还包括也被蒙古人统治过的中国的大片土地，更有甚者，后来蒙古还被俄国肢解了，一个叫外蒙，成了俄国附属国，一个叫内蒙。瑞典人打了俄罗斯，结果，全军覆没，国王查理逃到土耳其流亡，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省份和芬兰的一部分，落入俄国手中。法国人打了俄罗斯之后，亚里山大沙皇挺进巴黎，拿破仑皇帝的臣民居然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而法国皇后约瑟芬，据说，在宫中用法国美酒，也许还用比美酒更芳醇的别的东西款待俄国皇帝。德国人打俄罗斯的后果更严重，东德成了牛郎，西德成了织女，银河是柏林墙，一个民族，强行分居。日本人怎么样呢？后果好不了多少。日本曾经偷偷摸摸地获得过一两次对俄国海军和旅顺口俄军的胜利，它后来付出的代价是几十万关东军的生命和北方四岛的主权。

　　只有聪明的英国人和它的后裔美国人很少碰俄国人，除了小规模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外，英美和俄国合作多于火并。英国和俄国合作对付过拿破仑，英美还和它合作打败过希特勒。世界各大民族几乎都让俄罗斯占过便宜，没有让俄国人占到便宜的就是英国和美国。在热战中差不多总是胜利的俄罗斯，最终在英美导演的冷战中衰败了，败得很惨，由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在世界新闻的头条中很难找到的国家。

　　俄国人是后发制人，英美人是无为而制，更加高明。让俄罗斯自己在专制与扩张的循环里走向自我毁灭。俄罗斯每征服一个地方，国内的专制就加深一步。征服瑞典后，彼得自称皇帝，从一个小公国变成一个帝国。而加深专制之后，又进一步进行侵略，领土越来越大，包袱也越背越重，对专制的渴求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对继承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的极端专制就不感到奇怪了。

　　专制的结果当然是经济衰退、政府普遍无能和军队战斗力下降。结果，俄国军队在1854—1855年克里米亚的扩张战争中与英、法军队相遇，遭受巨大损失。对一个大国来说，战败未必是坏事，它暂时中止了扩张与专制的循环，在资源产出压力下，自由化动力启动。就俄国的情况看，俄国开始了一系列激进改革，最重要的是农奴制的废除。

　　但是，过大的权威距离和无药可治的扩张冲动，一方面使俄罗斯没有容纳更多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要拼命“汲取”财政用于庞大的军费。这样，俄罗斯对资源的动员总是大于资源产出。这种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的政策，必然把下层人民置于悲惨境地。1913年，俄国政府把9﹒7亿卢布拨给武装部队，而花在卫生教育上的经费只有1﹒54亿卢布。工人的住房没有排水系统，各种公害严重，而且税率极高。为逃避残酷现实，人们只能在伏特加酒里寻找安慰，出现了疯狂的酗酒现象。俄国的死亡率是当时欧洲最高的。所有这些导致的不满情绪，又为民粹分子、布尔什维克分子、工团主义者和各种激进派分子提供了理想的温床。

　　被征服地区的民族问题也很严重。波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都在反抗当局的“俄罗斯化”政策，并经常出现叛乱。

　　种种问题叠加，社会动乱加剧。1901年1月，就出动军队13，507次，全年达114，108次。到1913年，因“因攻击国家政权”而被捕的达10万人。

　　俄罗斯面临困难的选择：继续改革，权威进一步丧失，社会可能更加动乱；
取消改革，强化专制，可以获得暂时的社会安定，但会进一步减少资源产出，使政府更加尴尬，要国军就不能要民生，要民生便不能要国军；
剩下的选择就是继续扩张了，好处很明显，掠夺的物资可以缓解资源短缺，一致对外，可以缓解国内冲突，但不可以失败，任何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都会导致激进分子的革命和少数民族的叛乱。

　　俄国自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于是为了扩张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遗憾的是战争拖得太长，军费太庞大，伤亡也太惨重了。结果，俄国没有等到胜利到来：协约国最后赢了，俄国却提前输了。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丢掉了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克伦斯基政府无法阻止帝国的崩溃趋势，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建立起了更加专制的极权政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应当逐步消亡，而苏联帝国对国家机器的强化，超过世界上任何时期的帝国。

　　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扩张冲动受挫后的自然反应，无限权威化，不仅是为了阻止帝国的继续崩溃，更是为了进行新的扩张。权威化有两种，一种是保守的权威化，一般发生在大扩张之后，目的在稳定和同化，如古罗马的帝国化；
一种是进取的权威化，一般在大扩张前，比如这时的苏联，和后来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目的在扩张。

　　毛泽东可能没有完全弄懂苏联体制的意义，也模仿苏联搞极权体制，而自己又既没有扩张的可能，有苏联老大哥在；
也没有扩张的欲望，打下中印边界的一些地方又主动让给人家，羊肉没吃着，还惹了一身骚。他的极权是白搞了，只是让中国人民受了苦。

　　苏联体制的扩张野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它真的想要搞世界革命，做全世界人民的主宰。它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有了回报，不仅把在一战结束时丢掉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拿回来了，还分割了波兰，让东欧国家都成了它的附属国。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搞掂芬兰。

　　对一个帝国来说，苏联的扩张和专制都已达到极点，达到了极限状态，甚至是超极限状态，再扩大，就不是人所能承受的了。在这种体制下，没有容纳任何一点自由的空间，资源产出动力很快衰竭，于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走上了慢性自杀之路。

　　终于，物极必反。吃得太多导致消化不良，苏联解体，吐出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从东欧撤军，还搭上了雄才大略的历代沙皇征服来的中亚诸国，甚至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以这种代价获得的民主，俄国人民是珍惜还是怨恨，还有待观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对俄罗斯人来说，仿佛是个魔咒。失去它，又想获得它；
获得它，消化不良，又吐出它。出出进进，给俄罗斯并没有带来多少好运，还浪费了许多胃液。

　　现在，俄国的国力和威望，低到了和这个民族的伟大和历史不相称的地步。民主制度在俄罗斯胜利的最后时刻未必已经到来。俄罗斯目前的政治体制，还不能说已经能有效地防止总统的沙皇倾向。叶利钦把总理、议会甚至选民玩于股掌之上，临下台还给民主制度一击：把好端端的总统任期制，搞成接班人制。他哗众取宠的提前辞职，因此获得的超出法律允许的特权，都给俄罗斯民主制度投下了阴影。更大的阴影是新总统普京投下的：逮捕唯一的一个私人媒体大亨，让国家杜马通过决议，授予自己在必要时罢免地方州长的权力，联邦制名存实亡。在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一旦恢复了中央集权，民主就离灭亡不远。

　　俄罗斯民主的脆弱，它从超级大国地位的滑落，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和爱国，国内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此起彼伏，都表明，它还没有完全走出专制和扩张循环推进的危险期。

　　2000年5月于美国麻省康桥

　　注释：

　　[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文版，第163页，王保存等人译，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

　　[2]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中文电子版，第页，红旗出版社，《家庭藏书集锦之九：法律、经济与军事》。

　　[3]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文电子版，第17-18页。中国国家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文学哲学图书分馆。原出版者：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文电子版，第18页。中国国家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文学哲学图书分馆。原出版者：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5]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文电子版，第16页。中国国家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文学哲学图书分馆。原出版者：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6]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中文电子版，第74页，红旗出版社，《家庭藏书集锦之九：法律、经济与军事》。

　　[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版，第52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版。

　　[8]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年版。

　　[9]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文版，第354页—355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

　　[10]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文版，第241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

　　[11] [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文版，第211，第275页，周颖如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9年版。转引自雷颐网上电子文章：《警惕法西斯》，万维论坛（www.creaders.org），2000年5月9日；
多维新闻(www.duoweinews.com)，2000年5月10日。

　　[12] [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文版，第47页，周颖如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9年版。转引自雷颐网上电子文章：《警惕法西斯》，万维论坛（www.creaders.org），2000年5月9日；
多维新闻(www.duoweinews.com)，2000年5月10日。

　　[13]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中文版，第191—192页，周启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4]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文版，第325—327页，周启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5]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文版，第357—358页，周启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6] [奥地利]海因茨﹒努斯鲍默：《霍梅尼----以真主名义造反的革命者》，中文电子版，第132页，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图书馆，传记图书分馆。原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0年7月第一版。

　　[17] [黎巴嫩]福阿德﹒马塔尔：《萨达姆传》，中文电子版，第33页，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图书馆，传记图书分馆。原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

　　[18] [黎巴嫩]福阿德﹒马塔尔：《萨达姆传》，中文电子版，第10页，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图书馆，传记图书分馆。原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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