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21世纪：限度性存在的哲学思考

　　【内容提要】　当代人类的全部生存危机产生的哲学根源是无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支撑力，是其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的共谋；
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中心论、物质幸福目的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21世纪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的危险处境，必须创建起以生态理性为价值支撑的、融会贯通人类精神原创智慧、体现人类时代精神要求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新型哲学思想的整体认知方向是“万物有灵”，其基本生存法则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标是物质与精神协调幸福观；
其社会行动纲领和行动原则是（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生态主义和（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当代与后代之）整体互动原则。

　　【关键词】　限度论　　生态理性　　生生精神　　限度生存　　限度生存原则

　　一、世界的无限与有度

　　在我们的感觉中，世界始终是无限度的世界。然而事实上，世界既是无限度的，也同时是有限度的。相对前者而言，人类以及所有的生命都生存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限的宇宙世界之中，承纳着宇宙时空无止无境的分割；
相对后者来讲，人类以及整个地球生命又都生存在一个有始有终、有边有限、有量有度的世界里，无不承受着边与限、度与量的制约与主宰。比如你高兴，你想跳多就跳多高，但无论怎样跳，你最终只能跳出达到人的体力和潜力极限的高度；
你全力保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超越生命的极限而获得永生和长生；
你拥有世界的财富和权力，但你的财富和权力也只能在它可能发生效力的领域产生作用，对有些领域，任何财富和权力都将失去作用。整体相对个体来讲，始终是无限度的，比如宇宙、世界、历史相对生命、物、人，以及民族、国家、社会等等即是；
个体相对个体或具体相对整体来说，则永远是限度化的，比如你相对他，人相对物，生命相对资源，民族相对民族，个人、集体相对国家，地球相对宇宙等等即是。因而，整个世界是一个限度的世界：

　　地球是限度的地球　　

　　在人类生存所涉及的世界里，宇宙可能是开放的，但地球却是封闭的：“地球生态系统是封闭式的世界而非开放式的宇宙”。宇宙的开放性决定了宇宙本身的无限可能性；
地球的自我封闭性却规定了地球本身的限度性，即地球具有其自身的极限。地球的极限首先表现为地球整体本身，即地球是一个实体，它作为一个实体只是一个星球，并且在整个银河系中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星球，它既不能由行星扩张为恒星，也不能以此取代其它的星球，地球自身设定了它自身的极限，不可超越，不可取消。地球的极限性还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存在形式、所有物资资源都是限度的，即每一种生命都是具体的，每一种资源都个体化的和实体化的，个体化、实体化、具体化，都是限度的标志：限度才使生命具体，也惟有限度才使资源个体化和实体化。

　　资源是限度的资源　　我口袋里的钞票，用一个就会少一个，尽管我可以再继续去挣钞票；
比尔．盖茨的财富无论怎样以几何方式增长，最终都可以量化，并且，比尔．盖茨的财富也不会永远地膨胀下去，它总会在某个临界点上来一次“反者道之动”；
一个国家以至于一个时代社会，富人占有的财富越多，穷人拥有的财富就越少；
反之亦然，因为财富之于人间社会，总存在着一个总量性的限度；
经济学家讲经济和市场时，总是从不同的方面强调那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和市场的最后限度。

　　“资源”概念的内涵相当广泛，生命、物质、事物以及一切存在形式相对世界来讲，都是资源，都属于资源：一种资源对另一种资源而言，始终是限度的：比如，我的生命相对我来讲，过一天就一定是少了一天；
泥块相对土地来说，被水冲走了一块或无数块，就意味着这块土地贫瘠了一分。如此等等，不管什么资源，永远都是限度的。

　　资源是限度的资源，不仅指不可再生的资源是限度的，比如生命、时间、时光之于每个人，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不可再生资源本身不具有自生长功能，比如地下矿产、能源、土地等等即是，消耗一分就减少一分；
消耗的速度越快，其自我枯竭的速度也就越快。可再生的资源也是限度的，比如水是一种可再生性的资源，但今天水资源的匮乏越来越成为扼制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可再生资源自身具有自我生长功能，但它的自我生长都具有周期性，需要时间、条件、环境等等方面的保证。由于其时间、条件、环境等要求与限制，形成了可再生资源的限度性，比如庄稼、树林、花草等等即是。

　　行为是限度的行为　　　

　　徒步日行100公里，可能会把人的体力与脚力发挥到极限；
骑马日行千里，则被称之为神驹，因为它所奔跑的速度是常马所不能达到的极限；
飞机、火箭、电子通讯、光纤传递信息，甚至还可能发明出什么更新的信息传输工具，但无论多快，都不能超过光速。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两次踏进同一河流。面对流动的河水，我们踏进又不踏能进。赫拉克利特当然在讲运动与变化，但更是在讲限度：在讲运动与变化中的限度；
在讲限度中的运动与变化。

　　认识是限度的认识　　

　　二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和庄子，一个在西方终身呼喊“人阿，你要认识你自己”；
另一个在东方终身苦呤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庄子，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认识的限度性”的领悟。科学革命，哲学思想的前进，均无不以对认识限度的突围与重新设定为标志。20世纪两大思想的怪杰：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个以一种哀伤的忧郁告诫人们：“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一个以一种诗意的悲壮激励人们“回到事物本身去”。前者表达出哲学家对认识的限度的痛苦、无奈之顺应性体认；
后者传达出哲学家对认识的限度的突围、超越之意愿性努力。其实，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精神探索，恰好展示了人类对自身和世界认识之限度的双重道路与双重命运：在限度的桎梏中展开认识和提升认识，在认识的展开与提升中陷入更新的限度桎梏――以此循环不已：人的认识的限度性，直接地来源于人对对象的“看”与“思”的角度性与片面性；
这种看与思的角度性与片面性，最终根源于人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不能超越于世界之外。对人的这一存在性体认境况，苏轼早就做出过最形象而深刻的揭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二、无限度化生存的当代危机

　　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世界里最脆弱的东西，任何微不足道的自然力都可以将人置于死地。人确实如苇草那样脆弱无力，但与此同时人又具有将自然力置于死地的暴虐和强力。正是这种强力化的暴虐，才制造出了全球化生态危机：

　　全球化的生态危机，首先表现为生命系统出现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在今天，地球上的整个生命系统在以每天140种生物灭的速度走向自我萎缩。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一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对动物世界狂捕滥杀，比如，20世纪以来，近1000种鸟面临绝灭的危险；
而仅以动物而言，在未来的100年内，将有209种爬行动物物和242种鱼类将走向灭亡，二是生命的故乡――森林，日益变成了沙漠；
三是污染对生命系统的侵袭：全世界每年约4200多亿立方米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泄进江、河、湖、海，污染了全球55000亿立方米淡水，导致至少每天有25000人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死亡。污染不仅使生命得以健康存在的基本资源——水变成了有毒物质，而且更使人得以健康存在的更根本的资源――空气变得不干净与不清洁：“由于人们不再拥有清洁的空气，只得把清洁空气包装起来送给他们。在城市中安装起像电话似的氧气室，使居民可以花钱呼吸氧气。这难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将出现的情景吗？我们是不是如此地破坏了自然给予我们的遗产，因而我们将死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1］

　　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也表现为生存资源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和根基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已经不是资源的严重匮乏和资源再生能力的普遍萎缩的问题，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资源与资源之间失去了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性，从而导致了它们之间活力的消失或生命的停止：“环境危机就是个标志：生命和它的周围事物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发生损伤。由于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开始中断，因此维持着整体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动摇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停止。”［2］

　　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更表现为人类在社会制度、财富分配、生活秩序等等方面对生存信仰、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麻木、失落、分裂、弱化。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社会制度、劳动分配、生活秩序源源断地制造着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对立，这种对立具体表现为社会财富的掠夺性瓜分、占有所形成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对立；
表现为权力与责任的分离性对立，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化对立；
更表现为知与行、说与做的分裂性对立。

　　第二，奴役与控制的行动原则，制造出人与自然对立和人与社会的疏离，20世纪美国客观主义哲学家爱因．兰德指出：“考察一下在流行的关于政府的观念中，存在着道德与政治的颠倒。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
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
不再是使人们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问题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种强迫；
不再是人们相互关系中，基于客观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一种极端的和隐蔽的用偶然和恐惧来控制的机构，它没有客观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机构所作的任意决断来解释法律；
不再保护人们免受奇想的伤害，而是傲慢地把权力植于无限制的奇想之中。在这里，我们很快地发现了这样一种颠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
这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代，由野蛮的力量所控制。”[3]

　　第三，物质与精神的对立。马克斯．韦伯曾在其《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一种不确定性的口气预言道：“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复兴；
如若两者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因为就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
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4］重温韦伯的这番话，似乎是时针对今天而论的：期望成为物质的巨人的同时，却过早地变成了精神的朱儒。物质追求与占有、物质消费、物质享乐，此三者构成了人生的铁笼子。

　　三、无限度观念的源流：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的泛滥

　　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之所以以一整体的方式呈现，就在于这种危机的真正制造者是人，是人的自以为是的限度论观念、信仰和价值原则。

　　无限度论观念、信仰和价值原则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论，其价值目标是物质幸福论，其外在的行动纲领和行为原则即是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其普遍的生存方式是以消费主义观念为核心的感官纵欲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精神核心是人类尺度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者的尺度，也是一切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因而，人是世界的立法者：人为自然立法，人又为人护法——当人充当起为自然立法的角色时，实际上也就是人实现了对自然的否定：

　　“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洛克的这一思想背后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是因为贫困和匮乏才把人变得邪恶丑陋；
而贫困和丑陋都是人自己造成的。何以会这样说呢？这就涉及洛克思想的第二个支撑点：大自然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和资源，只要人乐意，就会彻底地消灭贫困和匮乏，许许多多的幸福与乐趣也在这种积极的进取中创造出来的。将此两者合而论之：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以一种无限的状态为勤奋者和明智者服务的。

　　人要追求真正的幸福，就必须全面否定自然；
人要实现幸福，就必须绝对的控制自然：全面的否定自然是为了绝对的控制自然。而对自然的否定控制必须合成一道工序来完成，即把自然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僵死的、可以由人来进行绝对控制和改变的东西，使它能够为人们无限度利用并以此满足人的无限度欲望——的那样一道机械化的工作程序和工艺流程。这个工作由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牛顿、洛克、亚当．斯密等人来完成，他们齐心协力，共同把自然世界规定为是一个机械的钟表，他们即是钟表大师，给予这个没有生命的、机械的自然世界上紧(人的)欲望的发条，它就由此无止无境地按照人的意志走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永不停顿。这就是近代以来著名的机械论世界观：它由弗兰西斯．培根指明哲学方向，由笛卡尔为其提供精确的数学模型，然后再牛顿来完成其整体的大厦工程，最后由洛克和亚当、斯密来做完善工作。机械论世界观自其开创以来一直主宰人类生活近300年，它所喧哗的基本思想是一种无限度论哲学思想，这种无限度论思想简要地概括为：宇宙世界有个可以在天体运行中观察到精确的数学规律。即宇宙自身具有秩序，人类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要使人类社会也组建成类似于宇宙天体力学规律那样的规律社会，其惟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建立起有利于个人追求物质的方式来组建社会，因为一旦按照这种方式来组织社会，实际上也就是建立起了一种人向自然上紧发条的激励机制：个人向自然索取而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人类积累的财富就越多，人类积累的财富越多，社会就越有秩序。因而，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与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构成同义语。人类向自然世界源源不断地求取资源和创造财富，构成自身生活秩序与幸福的动力源泉。由此，洛克关于自然服务于人的观念得到了正面确立：只要人类对幸福的欲望没有止境，自然世界服务于人类的功能也就没有尽头；
只要物质财富还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来源和标志，自然世界将永远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来源。这一观念在亚当．斯密得到了更符合人的欲望解释与定位：人类全部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动机）是物质的私利（欲望），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时都是以欲望的满足为中心的，没有什么道德可以选择，假如一定要赋予其道德选择的话，那就是自我利益的道德：即以绝对的自我利益为动力、以积累和创造无限度的物质财富为幸福和进步的标志、以向自然进行无限度的资源索取为手段的道德。这种道德既体现了绝对的物质霸权主义观念，也体现出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思想。所以，机械论世界观的思想实质就是物质霸权主义观念和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思想。

　　就哲学看，由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牛顿、洛克、亚当．斯密等人所开创的、以绝对物质霸权主义观念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基本内容和本质规定的机械论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思想的经典模式。

　　客观地讲，机械论世界观是以全面张扬人的中心地位、并确立人对自然世界的绝对主宰权威为基础的。因而，科学理性的预设前提恰恰是观念理性。而观念理性的生成，是其人的认识经历了从宇宙神秘论向人的主体论的求确立：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哲学思想的生成来源于圣哲们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惊诧与好奇，古希腊前期的哲学是关于世界本原和宇宙生成的自然哲学，即神秘奇幻的宇宙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求解的主要对象。然关注天象的必然结果是转向对人象的关注：智者运动的产生，开启了这一革命性的转折：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使人类哲学思想的方向从最初的宇宙神秘论向人的主体论的求确立，即以追求人类自身幸福为目标；
就其哲学所关注的对象转移角度讲，则是开辟了由自然而人事的道路：人类中心论思想由此产生；
然就其哲学思维来讲，则体现为哲学从以经验直观为体现形式的具体性、比拊性思维向观念理性思维的真正实现，这一思维形式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相继努力而获得了整体的构建：观念理性思维模式由此得到确立并构成了西方哲学思想探索的思维传统。

　　观念理性的确立，只是从观念上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和主宰权威，然而，人要能够真正获得幸福，还必须寻求一种实践上的真正定位。对人类幸福进行实践上的定位，必须切合人类自身存在的：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者，他的生命存在必须需要资源的滋养，然而他所需要的生存资源没有现成，都需要人向自然世界中去寻求与创造，这寻求与创造生存资源的满足的活动，要求人必须要付出深重的代价。由此，人类要真正追求生存的幸福并保证获得和提升其幸福，必须竭尽全力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在因追求生存幸福而通向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的道路上，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这涉及自然资源的有限与无限问题：只有自然资源处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状态时，人类幸福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证；
第二，自然世界与人类之关系问题：只有当自然世界处于人类的绝对控制之下并成为人类所用的这样一种关系状态时，人类幸福才获得可喜的前景；
第三，人类怎样才能够使自己处于对自然世界的绝对支配权力的问题：只有当人类获得了能够任意地支配世界的能力时，人类才可能创造出以物质财富为根本标志的幸福生活来。而科学理性则能够整体地解决如上三个问题并完全满足人类物质幸福论的全部需要与愿望。因为科学理性建立起了以机械论世界观为认知模型的实践论行动方案：第一，宇宙自然世界是按照机械主义的力学模型建立起来的，人类一旦掌握了这一力学模型，也就掌握了宇宙自然世界规律，自然由此变成了一只硕大无朋的钟表，完全落入人类的意志控制之下，构成了服务于人类幸福的机械。第二，自然世界蕴含了能够满足人类全部欲望与需要的无限资源，因为自然世界的资源蕴藏量也如宇宙力学的钟表原理一样，是周而复始地处于自运动（即自生）状态，用牛顿的话来讲，就是世界运动，能量互换、物质不灭。因而，第三，人类幸福与否的问题，是人类自身积累、创造物质财富的雄心、信念、能力、手段、方式是否具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只能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创建起鼓动幸福论雄心和支撑人类幸福论信念的物质（霸权）主义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二是创建起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实践体系。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集中地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绝对依赖与崇拜。因而，从实践角度看，科学理性是以对科学技术的绝对依赖和崇拜为主体形态，以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分配机制、消费模式、价值原则、审美风格等等均以服务、激励、促进、科学探索、技术开发为根本保证。

　　四、限度论：生态理性向科学理性的拨乱反正

　　如上所所述，观念理性是无限度论思想的源，科学理性是无限度论的流。无限度论思想从源向流的演变发展过程，从表面看，是全面确立了人类的中心地位，树立起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主宰权威，开辟出了物质幸福论的广阔闊道路；
但就其本质讲，当科学理性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而成为人们的主导思想和观念时，物质却变成了对人的绝对霸权，人对世界的中心地位被全面消解，物质和物质权力上升为存在主体，构成了世界的中心。人与世界的关系演变成为一种赤祼祼的物质关系和权力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合符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5］路易斯．杜蒙特对物质霸权主义本质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在机械论世界观主宰下的近现代社会，当物质变成霸权时，人与物的关系产生全面的颠倒，人与世界（包括他人、社会、国家）之间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关系：人是物质的动物、财富的动物、金钱的动物、钞票的动物。不仅如此，在人把自己定格为与物质的纯粹关系中，物质、金钱、财富、钞票也就演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和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事实地与权力凝结成了一种形上的权力关系：人是权力的动物。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斗争，就是为权力而斗争；
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就是在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放手搏斗。在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运动中，人与人的关系被隐退了，被取消了，被无情的化解了。所以，人的社会、人的生活，只能“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是社会生活的核心。”［6］　

　　客观地看，把物质推向霸权道路的真正动力是科学技术，进一步讲，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绝对依赖和膜拜所形成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信仰。人类之所以从关怀自我而沉沦为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其根本的动力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无限财富，就是绝对权力：拥有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创物质财富，而且更可以控制、聚敛、剥夺、占有物质财富。因而，人们相信科学技术能够满足人的一切欲望，相信科学技术就是万能，相信科学技术是无止无境的物质财富之源，相信科学技术是开创人间幸福的不竭动力。在这一信念支配下，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构成了霸权主义的奠基石，物质霸权主义构成了强力推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开路先锋。由此，科学理性实现了对人的双重夹击：在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夹击下，人从万物的主宰、世界的中心沦落为物质的奴仆、科学技术的工具。

　　在以物质霸权主义为纲领和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原则的科学理性主宰下，人类对物质的欲望被激发到最大限度，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激情和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被推向了极端：立竿见影的最大效益观念，是其步调一致的行动目标原则；
无休无止地征服自然，是其最杰出的行为表现；
大机器工业范式和技术化生存，成为其伟大的杰作；
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和高浪费的消费主义，是其整体的生存方式；
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所造成的自然、生物、人、社会以至人文精神等等方面的整体生态危机，则是其不可避免的负产物。

　　历史地看，这种肇始于19世纪而泛滥于20世纪的整体生态危机，把当代人类生存推向了存在的悬崖边缘：“危险所在之处，生成着解救”。(荷尔德林)在今天，一个全新的生存课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人类必须自我拯救，必须重新认识人自己，必须关心和解决自身的终极幸福问题，因此，人类必须改变观念，改变思想，改变行动原则和生存方式。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Boulkling))于1966年提出“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理论：他认为在浩渺的宇宙太空中如一只小小的飞船，人口无限地增长、经济加速度膨胀，最终必然耗尽“飞船内的有限资源”。所以他指出，正是人类现在所奉行的资源无限度论经济观念(即“牛仔经济观”)，刺激人类以毫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为代价来创造自己的物质生活幸福，这种物质幸福导致了生存的危机并毁灭着人类终极幸福的自然根基和人性基础。与此同时，美国微生学家和地理学家凯里特•哈丁(Garrett Hardin) 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救生艇伦理观”，他认为地球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这个有限的世界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穷困人口的增加引起了粮食问题和污染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继续存在和无限地扩张，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所以哈丁认为，人类所生存的世界迫切需要“救生艇伦理”。他指出：只要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还没有真正诞生管理全世界所有人口的真正世界政府，人类就不能以人的尊严生存下去。

　　管理人类自身的世界政府的建立，只是实践与行动的展开；
而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重新认识人自己， 能否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重新建立起一整套价值导向系统、伦理理想与行为规范。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求解决，必须涉及人类哲学的创新，即创立一种限度论的哲学本体论(存在论智慧)、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行动原则)。这种限度论的哲学思想、价值导向系统、行动原则与伦理规范，必须建立在一种新型的理性精神、信念、信仰的基础上，这种新型的理性精神、信念、信仰就是生态理性精神、信念、信仰，简称为生态理性。生态理性精神的开创，是对源渊流长的观念理性和盛气凌人的科学理性的拨乱反正、开源弘源。

　　生态理性的认知方向：“万物有灵” 　生态理性就是努力恢复人类古老的智慧活力，追求世界生命中心论和自然和谐幸福观。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源头上，“万物有灵”是其共同的认知取向与价值定位：所谓“灵”者，乃灵性、灵魂、灵气、灵光。人是万物的最高灵性者，但并不等于说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就没有灵性、灵气、灵光、灵魂，而是相反，灵性、灵气、灵光、灵魂，是大自然对所有物、所有生命的恩泽，是天赋于所有物和一切生命的基本权利。只有万物有灵，才有万物之生命；
惟有万物之生命，才可能使人类这一物种生命获得其最高灵性。因而，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真诚地维护一切物、一切存在形式、一切生命的尊严，这将构成人类生存幸福与快乐的终极动力之源。

　　生态理性的基本生存原则：生生不息　　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全部努力就是“回到事物本身”。这个回到事物本身的哲学目标，就是回到人本，回到生命本身，回到自然本身：人、生命、自然，此三者即是天、地、人的另一种表述。人、生命、自然，此三者原本一体，互动生存，生生不息。在中国思想的源头，老子所开创的大“道”智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实际上就是对天、地、人互动生存、生生不息之神秘意志、神圣法则的天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就是整体化互动的生与变的法则――因生而变，由变而生，由生而再变．．．．．以此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这是万物消长盛衰、人类生存繁衍和天地一体、天人融一的内在动力之源。东方先圣的神谕，同样在西方圣哲的伟大生命中流淌：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到毕达戈拉斯和他的学派，再到赫拉克利特，其关于世界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哲学领悟，同样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天地一体、天人融一的转化生成法则，和自然、生命、人此三者本原于一（比如“水”、“气”、“数”、“无限者”等）而终归于一的生生不息原则。

　　生态理性的思想基础：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　 　中西哲学源头的天启智慧是万物有灵论和生生不息；
其思想根基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所谓“自然为人立法”，是指宇宙自然创造了人类的同时，创造了人类何以才能够和谐幸福地生活的终极法则，这一终极法则就是宇宙世界整体存在论，即天、地、人或者说生命与自然、地球生物圈中生命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论；
所谓“人为自然护法”，是指人作为整个世界中的最高灵性者，必须努力去维护、完善和弘扬宇宙整体存在法则、生存互动法则和相互依存法则，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开创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与快乐：自然为人立法，是人类开创终极幸福的根本保证；
人为自然护法，构成了人类生存真正幸福的终极之源。　

　　生态理性的基本精神：生命为本、人人平等和和个体主体　　生态理性精神即是普遍的生命权利精神、人人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体精神：每种生命都具有平等地在这个世界上求取独立存在与生存的生命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可任意地侵犯与剥夺的，维护这一普遍的生命权利，是当代人类的基本生存职责；
并且，只有真正建立起以生命为本的精神原则，人人平等的生存原则和个体主体的价值原则才可能得到全面的确立。

　　五、 限度生存的原则构建

　　以生态理性精神、信念、信仰为价值指向，开创限度生存的存在样式和生活方式，自然要涉及限度生存原则的正确确立。限度生存原则是一个生态化的和开放性的原则系统，这个原则系统由人与环境的协调原则、持续发展原则、平等的人道原则和公正原则等构成。

　　人与环境的协调：限度生存的整体原则　　　这里的“环境”是指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物种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在内的整个人的生存环境。人与环境的生态化协调，实际上是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人与物种生态环境、人与社会环境和人与人文生态环境的整体协调，这一协调原则就是限度生存整体原则。

　　在限度生存的整体原则构成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问题。只有真正全面地建立起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才可能使整个限度生存的整体原则得到建立。

　　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普遍协调关系，首先是改变对地球、对自然资源的态度：地球给予人类生存提供了存在的现实条件，自然资源给予生命和人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自然、地球的价值之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价值，然后才是一种使用价值或者说手段价值。因而，人类必须抛弃自然征服论的观念，建立起一种重尊重自然、尊重地球、尊重资源环境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去“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7］

　　在限度生存的整体原则构成中，基础性的问题是人与地球、资源的关系问题。自然征服论观念，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地球资源无限度论的主观幻想上的，而人与自然、地球、资源协调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地球资源、自然资源有限度的存在基础上的，因而，必须充分明确：自然本身是限度的。自然本身的限度性，才为整个世界生命的个体性存在和人类生命的个性化存在提供了终极凭据：自然、地球的价值之于人类是一种存在价值或者说本体价值、终极幸福价值。充分承认这种价值，以此构建人与自然、人与地球之间的真正协调和谐的生存关系：这种生存关系的普遍形成建立最终以对资源运用限度原则和理性节约原则的社会化建立运用为具体标志：“如果我们不能持久地和节俭使用地球上的，我们将毁灭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的限度，并采用在该限度内行得通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8］

　　在限度生存的整体原则构成中，人与人文环境之间的问题，是其主导性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人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或者说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进一步讲，是物质、精神与幸福之关系。人与人文环境之关系的协调生成，意味着必须抛弃片面的财富目的论和物质幸福论观念，真正构建起财富与生命或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幸福观。

　　在限度生存的整体原则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要真正建立起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即政府、社会、人三者的关系问题。只有真正抛弃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限度化的制度才得以建立，政府、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才可真正产生。

　　平等人道论：限度生存的基本原则　　　当代人类要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困境面前真正普遍地做到限度地生存，必须要确立起一种平等的人道原则，限度生存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就是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以生命为中心（而非以人类为中心）的新型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继承了平等看待一切人的人道传统，而且应首先强调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和平等地看待自己。

　　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的根本前提是平等地尊重生命；
平等地尊重一切生命的实质性道德体现就是敬畏生命，即以一种虔敬和畏惧的态度来平等地看待所有的生命。阿尔贝特•施韦兹指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9］　世界因为有生命才成其为世界，自然因其生命才成为自然：生命构成了自然和世界本身。生命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道德存在。自然世界是一种自发性的生命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产生生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形式，不仅在于他具有目的性要求和自主性思维能力与认知能力，更在于只有他才能够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与其他生命存在的休戚相关性：只有敬畏生命，人才能够帮助和拯救其他生命，才能够使世界生命获得生态平衡，最终使自己获得幸福生存的自然根基。

　　敬畏生命就是把每一个生命看作世界的财富：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都具有其同等的价值、意义与作用：“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的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的区分。”；
敬畏生命就是珍爱生命、维护生命的正当权利，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命存在而去残害或毁灭其他生命；
“敬畏生命的人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由于疏忽而伤害毁灭生命。”［10］更不能以绝对的自我利益而有意伤害或毁灭生命。

　　生命平等原则是人人平等原则的物种基础，当人间还普遍存在着贱视生命、践踏生命的现象时，人人平等往往是句空话。而平等地看待自己，自己把自己当人看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才把一切人当人看的社会前提和人本基础。

　　持续再生：限度生存的发展原则　 人类要能真正做到限度地生存，其必须对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等建立起一种持续增长的原则：持续增长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之真正体现。持续增长的根本问题，是对资源的持续利用、开发与再生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的首要前提是全面确立起物质需要限度满足的生存观念，和物质、精神协调幸福观。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观。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观的建立，需要调动和运用全人类的智慧力量、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即围绕如何实现人类的物质、精神协调幸福这一目标，从深度和广度上开发人类的智慧力量，限度地、节制地开发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使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维护、开发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再生和激励限度生存为主要任务。

　　基于如上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持续再生原则体现为两个具体性原则，即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开发原则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原则。

　　对于人类及整个地球生命来讲，自然界给予提供的资源有再生性资源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相对不可再生性资源，我们只能利用而不能开发。不可再生性资源对整个生物世界来讲，它体现为一种绝对限度，人类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时应建立起一种利用资源的绝对限度观念和建立起人类根本利益的绝对限度机制，即对不可再生资源要适度利用以满足当代人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但不能危及后代人的需要。因而，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必须低于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
并应在此基础上加大不可再生资源利用速度与可再生资源利用速度之间的比率：其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与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之间的比率越大，其越符合人类限度生存的发展原则。

　　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必须开发其资源的再生力为前提，即在开发中利用，在利用中开发。因而，在可再生资源开发原则构成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明确确立起其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限度关系，这种关系表述为：第一，对其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一定不能慢于其利用速度，即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要相等于或快于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
第二，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所造成污染物的排放速度必须低于环境的自净容量。　

　　公正：限度生存的主要原则 人类限度地生存发展，是以追求人类精神和物质协调幸福为目标。基于这一目标，持续生存发展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表现为性质(而不是速度)问题，即持续地生存发展观的建立必须以公正为根本规范：公正构成了限度地生存发展的起点与目标。因而，公正原则构成了限度生存的主要原则。

　　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所指涉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而是整个生命世界、整个生物世界、整个地球。因而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既指整个地球生命限度生存的公正，也指人类限度生存的公正。以此为视界，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展开为两个具体原则：代内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和代际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

　　代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是指人类的当代生活，必须建立起一种普遍公正的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劳动分配制度、资源开发制度等等）、价值原则（如伦理原则等）、运行机制（市场运作机制等）。代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是普遍平等精神，即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平等地看待一切人，平等尊重和维护所有生命和一切人的存在权利和生存权利。

　　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要建立起一种公正的责任关系，这种关系表述为：我们今天吃饭时，要考虑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有饭吃；
我们绝不能“吃祖宗留下的饱饭，断子孙后代的活路”：我们对未来后代的公平性要求，最为集中地表现为未来后代留下能够生存的资源，一旦在这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应该尽其努力去予以补偿。“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说出对未来后代的公平性要求什么。就关心的自然资源而言，给未来后代留下的不应比我们未损耗这些资源后留下的更差。他们应当在这个意义上受到补偿。”［11］

　　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的实践要求是代际储存，其具体的实践操作规范是建立起代际储存制度，确立明确的代际储存比例和与之相配套的资源利用开发战略；
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的基本精神是节俭精神：“人类不仅对现在的人们，而且对未来的人们负有责任。我们如何节俭地使用现有的资源，节俭地进行生产和消费来安排我们子孙后代生活，是当前道德争论的核心所在。”［12］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要求：人类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现在流行的物质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重新弘扬人类古老的生存精神传统――节俭传统：只有全面弘扬这一节俭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精神，厉行节约，节俭地生活，才可能真正地实施其代际储存，才可能真正地开创出代内限度生存、发展的普遍平等。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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