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泰,黄绍伦：香港民众对局势的评价以及社会下层面临的危机

　　20世纪70至9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中产阶级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不少学者对香港社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新兴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曾澍基，1998；
张炳良，1998a和1998b；
李明遥，1998a和1998b；
陈康，1998；
吕大乐，1998a、1998b和1998c；
吕大乐、黄伟邦，1998；
Lui & Wong, 1992)，而对其它阶层的分析则凤毛麟角，寥寥可数(Chan, 1991)。其实，被忽略的中低阶层对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有相当多的不满和怨愤。自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之后，香港社会的低下阶层饱受失业、减薪和前景不明朗的威胁，怨气和恼怒正在不断积聚，有点“山雨欲来”之势。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1997年前后社会低下阶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看法的转变，从而分析现时香港社会所面对的困局和危机。

　　对于何谓“阶层”以及应当如何划分不同阶级，一向争论很多(张炳良，1998b；
吕大乐，1998a和1998b；
黄伟邦，1998)，学术界至今未提出一套完整而划一的界定。这里不可能就此展开讨论，只作一简单的区分，以便下文的分析和讨论。

　　在历次“香港社会指标”(1988-2004)调查中，我们都会询问受访者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自己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绝大部份受访者都能清楚地指出自己所属的阶层。按他们主观的阶级认同，我们便直接把自认为属于下层的称为“下层阶级”、认为属于下中层的称为“下中层阶级”、自认为属于中层称为“中层阶级”，而认为是中上或上层的则称为“中上或上层阶级”。这样的划分并未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工具拥有权”观点或韦伯论者的“市场位置”观点。我们相信，受访者主观的阶层认同自然地反映出他们对现况的理解，亦影响到他们对香港前途、政府工作以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问题的看法。至于受访者看法上的差异会否引致他们采取集体社会行动、争取自身阶级利益等，则属于另一层次的课题，本文不作讨论。

　　一、香港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回归前后社会阶层流动特征的差别

　　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不外乎受财富、权力、知识、社会名誉或市场地位等因素影响。按常理推断，年龄的长幼和社会阶层会有一定的关系；
随着年龄渐长，知识经验会增多，而个人财富累积也会增加，个人声望或社会地位通常也会按年龄和辈份上升。可是，根据我们获得的调查数据，香港的情况似乎与这些其他社会的常规现象不同。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多数人属于下中层或中层阶级，约占八至九成之众；
年龄越长，其社会地位反而向下滑，30至54岁的受访者中，有七成半至八成左右认为自己是下中层或中层的，这一年龄组里有二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
54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接近三成半至四成多属于低下阶层，下中层和中层的比率仅占五成多至六成左右，在这个组别中中上或上层的比率比其他年龄组都低。

　　这种“不寻常”的社会现象与香港特殊的移民人口结构有关。正如林洁珍和廖柏伟(1998)所言，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大部分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香港的中国大陆难民。他们的教育程度较低，来港后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地位较低；
经过数十年的奋斗，虽然其生活日渐改善，少部分人也进入了中上阶层，但大部分人仍然停留在低下阶层，社会地位未能显著提升。这表明香港的社会流动存在着阶级的“封闭性”（曾荣光，1992)。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受访者的“出生地”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阶层和地位。香港以外地方出生的受访者中接近三成至三成半属于中下层阶层，而香港出生的人中属于在这一阶层的只占一成至一成半左右。从总体结构上来看，外地出生的受访者主要属于下层、下中层和中层，以下层和下中层为主；
而香港出生的则主要属于下中层和中层，以中层为主，大约有四成至接近五成的香港出生受访者属于社会中层。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愈高，其社会地位愈高。

　　从历次调查资料来看，香港回归前后社会的阶层流动有明显区别。1997年前，社会流动主要是往上(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
1997年后，往下流动(downward social mobility)则变为主要趋势。1988年有35.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此后直到1997年该比率不断上升，1990年是38.0%，1993及1995年分别升至39.3%和39.6%，而1997年则有近42.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1988年至1997年这10年间，相对于中层阶级的不断壮大，社会的下层及下中阶层则相对减少。1988年有24.3%及35.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下层及下中层，1997年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减少至18.4%。这表明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回归之前呈日渐扩大之势，人们自我认知的生活水平也同步上升。但是1997年之后的情形则完全相反，中层、中上阶层的比重不断下跌，而社会下层、下中层的比率则不断上升。1997年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及中上层的比率分别是18.4%、35.4%及42.0%和4.3%；
而到了2001年，社会下层的比率上升至23.5%，社会下中层、中层及中上层的比率则相应下跌。2004年的情形大致相同。显然，自1997年回归后，由于经济逆转，相当大部分的受访者之社会地位呈下落趋势，其生活素质越来越差。

　　二、民众对香港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评价之变化

　　当民众的个人社会地位处于下滑阶段时，受访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会发生变化，他们对政府表现的评价自然也有变化。1997年前后受访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截然不同。1997年前相当大部分的受访者对香港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的。1990年，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的受访者中，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人分别占36.5%、30.3%、28.2%和35.9%，而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的则分别占37.5%、37.2%、36.6%和37.2%。到了1997年，各社会阶层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比率已分别下降至18.1%、13.3%、10.4%和8.3%，而表示有信心的则分别攀升至58.1%、53.5%、54.7%和57.6%。但是，1997年后情况有了明显改变，社会各阶层均不看好香港的未来，下层受访者对香港前途的评价更加负面，他们的看法与其它阶层有明显分歧。2001年，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对香港前途欠缺信心的比率分别是40.2%、26.1%、20.5%和20.3%，到了2004年，情况略有改善，但比率仍占34.2%、26.6%、22.7%和17.3%。显然，香港社会的下层对前途的悲观情绪远高于中上阶层，他们正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和精神压力。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香港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冲击。

　　受访者之所以对香港的前途缺乏信心，显然与他们对特区政府的工作表现不满有关。1997年之前，受访者对政府工作不满程度较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异亦不大。例如，1990年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阶层对政府工作不满的比率分别只有18.6%、19.5%、16.1%和18.9%。而1997年之后，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现之不满持续上升。在1999年和2001年，各社会阶层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现表示不满或很不满意的，远高于满意或很满意的比率，其中又以下层和下中层民众的不满最为强烈。例如，1999年有40.6%的下层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而表示满意的仅占14.1%；
到了2001年，这组别的不满比率更跳升至48.6%，而表示满意的还是只有14.2%，不满意者比表示满意的人足足高出近三成半；
2004年对政府的不满就更加普遍了，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阶层受访者对政府工作表现不满的比率分别为46.7%、51.3%、45.5%和39.8%。与1997年相比，这4个阶层对政府工作不满的人分别增加了两至三成，情况十分严重。这种广泛的社会不满增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讯息：受访者对特区政府的顸颟无能极为不满。

　　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现不满，与特区政府推行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急欲摆脱前港英殖民地的色彩，在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经济政策等各方面都推行改革，可是，无论是推行的方法、过程还是时机均极差。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来，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一蹶不振，失业率急升，市民生活大受影响，很多低下层市民更沦为“负资产族”或“失业大军”。政府不但未提出实际措施去解决问题，反而在推行政策时左摇右摆、进退失据，又公开呼吁市民要以“狮子山精神”──忍耐、刻苦和同舟共济──去面对逆境。这些高、大、空的口号并不能帮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市民，反而加深了他们对特区政府的不满情绪。

　　下面进一步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层面分析香港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急剧下降。1997年，由下至上的4个阶层中，对经济前景表示有信心的分别占56.0%、61.1%、66.3%和74.7%；
到了2001年，这些比率已分别下降至26.5%、30.1%、36.6%和30.5%；
2004年情况略有改善，分别是34.0%、32.1%、41.4%和50.0%。在1997年，有二成左右的下层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经济繁荣非常没有信心或没有信心，下中层里持此看法的占13.1%，而中层及中上层则分别是7.7%和4.5%；
1999年，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以上的受访者对经济没有信心的比率分别是37.0%、27.1%、16.2%及17.5%，低层欠缺信心的比率比中层和中上层以上的受访者多出接近二成；
2001年各阶层受访者的信心更差，有51.2%的下层表示非常没有信心或没有信心，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以上则分别有36.6%、29.5%和26.6%的人这样看；
2004年，香港经济逐步走出谷底，4个组别对前景悲观的看法分别减少至43.4%、30.5%、23.4%和15.8%。这些数据表明，受访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至今仍未缓解，而下层受访者对香港经济繁荣这个迷思存有相当大的不信任，他们的不满远超过其它阶层。

　　不同阶层受访者对香港社会能否持久保持稳定的信心也有差别。1997年，有过半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的社会稳定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表示没有信心或非常没有信心的只有一至两成，其中以低下层的信心较差。可是1997年后对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转变，对社会稳定有信心的受访者日渐减少，而表示没有信心的则不断上升。至2001年，有32.2%的下层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社会的稳定没有信心或非常没有信心，而对社会稳定有信心的仅占38.1%；
其它各阶层的信心也动摇了，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对社会持有信心的比率由1997年时分别占52.4%、53.1%和57.6%下降至2001年的39.1%、45.0%和38.7%；
到2004年，这4个组别对社会稳表示有信心的比率分别为42.8%、38.9%、41.9%和50.4%，情况比2001年有所改善，仍比1997年差。

受访者对香港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政府廉洁的看法，与他们对经济繁荣及社会稳定等的看法，有相当显著的差别。首先，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的看法，1997年时信心较差，1997年后则渐渐增强。例如对个人自由方面，1997年时各阶层受访者中约有二至三成表示欠缺信心；
到了2001年，此比率下降至只有一成至一成半；
2004年则略为上升至二成左右。在政治的其它方面，民众中信心不足的比率也有所下降。例如，对政府的廉洁信心不足的人由1997年的二成半至四成减至2001年的一成至二成半和2004年的一成至接近三成；
对法治信心不足的人由1997年的二成至三成减至2001年的一成半至二成半和2004年的两成左右；
对香港民主发展信心不足的人由1997年的四成半至接近五成减至2001年的二成半至三成半左右及2004年的三成半至四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社会各阶层中，下层民众对香港人权、自由和民主等的负面看法最为明显。例如，在个人自由方面，在2004年，下层受访者有21.3%表示没有信心或非常没有信心，中层受访者则只有20.6%持如此看法；
对人权保障的不信任度，下层受访者有32.3%表示欠缺信心，中层则只有25.6%；
在民主发展上，41.1%的下层受访者认为没有信心或非常没有信心，中层受访者则只有37.0%；
在法治上，21.8%下层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中层人士则只有18.5%；
在对政府廉洁的信心方面，27.1%下层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而中层人士只有13.8%认为如此。

　　当然，如果以1997年的民意调查数据为对照，就必须考虑到这一年的民意调查横跨政权交接，受访者在“庆回归”的气氛下情绪变化较为波动，因此这一特殊年份的民意调查数据可能并不适合作后来各年动态比较的参照。若对比1999年至2004年的各年民意调查数字，则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不同组别的受访者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的信心均有日渐薄弱的趋势，情况令人担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1997年后香港民意变化的若干特点。首先，香港的信心危机已由1997年或此前的“政治危机”转化成“经济危机”。在“香港港居民对前景的预期与心理变化”一文中我们已作过分析，并且指出：在1997年或之前，香港社会整体上是受“政治危机”所笼罩；
1997年之后，受访者对香港的政治环境似乎觉得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差，因而对政治民主等方面的不信任度也日渐减少，但内心的忧虑依然存在。1997年后，政治环境虽未改变，但经济环境却急转直下。在地产泡沫破裂后引起的所谓“经济转型”问题的困扰下，低下阶层正面对着愈来愈严重的失业问题；
随着失业而衍生的问题如生活质素下降、社会地位跌落、家庭纷争增加、自杀率及破产率上升等问题也日渐呈现。另一方面，地产泡沫破裂又导致政府收入锐减，使财政赤字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特区政府不得不紧缩福利、教育、房屋和医疗等开支，这些措施又使低下阶层大受打击，因而引起他们更大的不满。在失业与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下，香港人原初的忧虑和不安再次呈现，并诱发了当年对前景和未来的彷徨、迷惘和欠缺信心的“自我预期”(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郑宏泰、黄绍伦，2003)。这种因失业和生活水平倒退等经济问题引致的社会危机(Bacalhau & Bruneau, 2000)主要是影响社会的低下阶层。可以预期，一旦个人的、零星的不满情绪日趋严重并进一步蔓延，最后在整个阶层中引起共鸣，局势将相当危险。

　　其次，1997年以后下层民众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民主等较负面的看法将对社会的稳定带来威胁。在1997年，下层民众无论是在经济、社会方面，还是在政治民主方面，比其他社会阶层表现出较高比率的不信任，但各阶层之间相差幅度并不太大，但1997年之后这种不信任在各阶层之间的差幅明显扩大了。例如，在经济方面，1997年时下层和中层的不信任比率的差距是13个百分点；
但到了2001年，彼此的差别扩大至22个百分点；
2004年仍有20个百分点。在社会稳定方面，1997年时下层和中层的不信任比率的差距是5个百分点；
2001年则达到16个百分点。在人权保障方面，下层和中层的不信任比率的差距则从1997年的5个百分点扩大到2001年的11个百分点，2004年此差距为12个百分点。在民主发展方面，下层和中层的不信任比率1997年几乎没有差别，而2001年却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差距，2004年仍存在4个百分点的差距。至于在法治和政府廉洁等方面，同样差距巨大，社会各阶层的认知分歧日见扩大。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下层民众面对着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生活水平倒退、家庭收入难以应付开支和各种因经济倒退而衍生出来的情绪困扰等。

　　再次，1997年后，“政治危机”已渐退，原来对政治环境信任度最低的社会中层的忧虑也渐渐减弱。这一阶层对政治环境的信任度在1997年时是最低的，而下层的信任度则反倒最高。例如，那时对个人自由表示有或很有信心的下层受访者占41.6%，但在中层却只占33.2%；
对人权保障，下层有32.1%表示有信心，中层则只有15.4%；
对法治的看法上，43.4%的下层受访者怀有信心，而中层则仅有33.5%；
在政府廉洁方面，34.8%下层受访者表示有信心，而中层只有23.3%。1999年以来，各阶层对政治、民主和自由各方面的看法已相当接近，分歧不大；
其它诸如对人权保障、民主发展、法治和政府廉洁等等问题看法，各阶层的比率也十分接近。

　　三、民众对香港的归属感

　　在1997年前，受访者对香港的归属感虽然有反复，但各阶层的分歧不大。例如，在1988年，4个阶层对香港的归属感分别是66.8%、67.6%、64.3%和57.5%，而且以低下层的归属感较大。但是，到了2001年这种情形却反了过来，4个阶层的归属感分别是53.8%、58.9%、60.3%和61.5%，以低下层的归属感最低；
2004年的数据也大体相若，分别是55.2%、59.5%、63.1%和69.1%。实际上，自从香港主权回归后，受访者对香港的归属感不断下降。例如，在1997年，下层、下中层、中层及中上以上阶层对香港表示有大或很大的归属感的比率，分别是63.8%、66.8%、70.1%和75.6%；
到了2001年，该比率分别跌至53.8%、58.9%、60.3%和61.5%，跌幅约为一成左右；
到了2004年，该比率虽然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1988年的水平。可以说，由于香港民众对特区政府的管理、政治环境、经济表现以至社会公正等均日渐不满，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也无可避免地弱化了。

　　香港居民归属感的下降与移民问题紧密相关。“移民”是一个复杂而影响深远的决定，它可以是十分个人的抉择，例如为了学业、工作或婚姻等，但也可以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导致的(Skeldon, 1996)。撇开个人选择不谈，若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性因素分析，受访者能否“以脚投票”、一走了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元素。从以往的数据看，当一个地方的人口外移比率大幅度上升时，大都是因为社会或政局不稳、经济前景欠佳等造成的。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过往的历史便是个鲜明的例子。当大陆政局出现变化时，大批难民 (或移民) 便会涌入香港。例如早期的“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20世纪30年代的军阀割据、1937年的日本侵略、1945年后的国共内战、1949年共产党统一中国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等事件，均促使大批难民涌到香港(林洁珍、廖柏伟，1998)。而每当香港社会人心不稳时，就会有许多本地人口移居国外。例如，抗日战争期间香港沦陷时，1967年暴动之后，1984年后中、英有关香港前途谈判时，以及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之后，香港均出现过“人才外流”现象(Skeldon, 1991 & 1996)。由此可见，对外的移民潮就如同香港社会的“温度计”，它标志着香港政治环境的好坏、前途的晴暗或社会稳定是否受到威胁等。因此，对外移民问题一直都被学术界视为香港社会发展与危机的重要指标。

　　另一方面，移民的去留也有化解社会危机的功能。因为，“移民”就如同社会“安全阀”(safety valve)，当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而前景不明朗时，部分民众会选择“一走了之”(exit)(李明遥，1998b；
Wong, 1992)，而这些人的离去则会纾解社会矛盾。当然，在察觉到社会危机出现时，有能力移民的往往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财富和教育水平的市民(Skeldon, 1996)，移民外地尤其是西方富裕国家，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

　　目前香港的社会危机之所以对下层社会来说比较明显，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出走”这一“安全阀”功能对这个阶层无效。从我们的民意调查资料来看，下层受访者计划移民外地的比率历来都是社会各阶层中最低的。例如，在1988年的调查中，有43.3%的中上及上层受访者可能考虑移民，而社会下层则只有14.4%的人有此念头，彼此差距有三成之大；
至于其它年份，如1997年，这两个阶层的比率分别是10.1%和3.3%，2001年是15.8%和4.7%，2004年则是16.5%和7.2%。

　　从历年资料来看，除了1988年及1990年社会各阶层计划移民的比率有较大波动外，下层受访者在其它年份考虑对外移民的比率都停留在4%-5%左右，这表明，“移民外地”并非低下层受访者可以负担或自由选择的事。换言之，当社会出现危机时，他们不能“一走了之”，而只能“逆来顺受”；
当受访者觉得所“受”不“顺”，而不满又无从纾解时，社会的稳定便会“亮起红灯”。

　　受访者持有“外国居留权”的比例也可以印证“移民外地”这“安全阀”功能对社会下层不起作用。从历年数据看，中上及上层受访者中持有外国居留权的比率在1988年时只有16.4%，此后不断增加，至2001年及2004年分别达到28.8%和22.9%；
中层阶级在1988年的比率是6.4%，到2001年及2004年则上升到12.2%和11.1%。也就是说，每10个中上及上层的受访者中，便有3人已持有外国居留权；
而中层则有1人左右拥有外国居留权。难怪在香港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股市、汇市和物业市场等大泻的情况下，中层、中上及上层受访者虽然受的打击很大，但他们却表现得出奇的理性和克制；
就算是2003年7月1日香港有50万人上街游行，也未出现预期中的大吵大闹或动乱。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纵使他们心有不满，也宁可采取较理性的行动，并希望“风暴”快些平息、经济尽早复苏、社会保持稳定。这样，他们可凭个人专业知识和经验，“东山再起”。也就是说，由于那些持有外国居留权或有能力移民的受访者可以随时“溜之大吉”，他们对香港政治和社会等的不满，已被大大地消弥了。

　　1988年，下层及下中层受访者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比率分别只有微不足道的1.9%至3.4%；
到2001年，这两个组别的比率微升至3.3%和4.5%；
2004年则转为2.6%和4.9%。从这个比率看，“移民”这“安全阀”功能对中层、中上以上阶层而言，或许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对下层受访者而言则作用不大。因此可以这样说，由于现时低下阶层所面对的失业和生活质素倒退等问题似乎有日见严重的趋势，这种情况就如压力煲被不停地加热，但安全阀却阻塞了，若然当局不及早处理，结果是十分危险的。

　　四、调查发现与评论

在过去近150年的历史中，香港的政治及社会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可是这个稳定的社会并非从未发生过管理和统治危机。政治学者史葛(I. Scott)在他的成名著作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一书中，便系统地分析了殖民地时期出现过的4次社会危机。他认为，香港开埠初期，英国商人便因为不满港英政府的政策未能照顾商人利益，且赋税过高，偏离在香港设立殖民地的目标，因而以撤走资本为胁，逼使港府推行“利商政策”。俟后在19世纪90年代，商人又以不能参与政治而再有怨言，要求港府作出改善。结果港英政府当局吸纳商人代表进入政府重要的决策机关，成功地化解了商人的怨气。第三次危机是1966年及1967年的社会暴动时期。按史葛的分析，该次暴动反映出香港社会的发展未充分照顾和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因而引来强烈的反政府行动。在暴动平息后，殖民地政府乃有针对性地成立街坊组织、申诉专员和城市主任计划等，收集民意并疏导民情；
另一方面又推行并改善香港的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以安抚基层市民。第四次危机主要出现在香港的中产阶级身上。自从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谈判，香港的中产阶级就为不明朗的政治前途而担忧、迷惘。相对于其它阶层，中产阶级大都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他们亦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及中层以上管理训练的人士。在政治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有些中产人士选择移民外国，“出走香港”。至于留下来的人，则希望可以提升政治参与程度，加快香港民主化的步伐，保障香港1997年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

　　认受性(legitimacy)问题是史葛全书论述的主要轴线。史氏指出，由于前港英政府是殖民地统治者，认受性不足，经常会受到挑战。为缓解这个问题，殖民地政府的方法是：一方面吸纳社会精英进入建制，例如委任社会贤达或名商巨贾进入行政及立法两局；
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改革，设立街坊组织，听取民意等(Scott, 1989)。从史葛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各阶层向政府表达不满的方式也略有不同。商人阶级是利用自己的资本或投资，作为向政府施压的筹码；
中产阶级则选择正面的政治参与或负面的移民外国；
下层或工人阶级则往往以集体社会行动表达不满(可参考Chan, 1991)。无论是面对那种方式，政府都必须作出正面而直接的响应并妥善处理，以化解社会危机。

　　1997年后香港不再是英国殖民地，而是“港人治港”下的中国特别行政区，按理说认受性问题已经解决。然而，从民意调查资料看，香港仍然潜伏着社会不稳定的危机。不过，香港现时所面对的危机与过往情形明显有所不同。现时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质疑的是：为什么回归后的生活较回归前差这么多？为什么失业这么严重？为什么1997年的福利现在要大幅削减？换言之，现时特区政府所面对的危机应该算是经济性的，并非政治因素所触发。由是之故，笔者认为，政府的解决方法亦应当由经济入手。

　　2001年3月18日，特区政府公布的2月份香港的失业数据显示，失业率持续上升至6.8%，而就业不足率则有3.0%。换言之，有22万3千名劳动人口是失业的，就业不足的人数则有109万人。到了2005年1月，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虽然已分别回落至6.2%和2.6%，但仍处于高水平。按贺建士(K. Hawkins)的分析，当经济衰退和转型时，失业群往往会集中于社会低层、低技术、年青或年长人士身上(Hawkins, 1964)。换言之，下层受访者是失业人口的“主力”，他们所面对的经济问题十分严重。虽然最近的情况已略为纾缓，但考验仍在，低下层的不满仍未完全消弥，情况令人忧虑。当失业率仍处高位而失业期又愈来愈长时，他们可以重新投入劳动市场的机会也会相对地减低，至于因失业而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也会变得更多、更错综复杂和更难以解决(香港社会服务联会，1998)。若政府仍然不能拿出确实而长远的解决方案，使失业率迅速回落，在经济环境略有复苏但低下层又没有实质改善时，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肯定会日渐积聚和滋长，并给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构成威胁。

　　更值得留意的是，相对于中层或中上层，下层人士没有能力在经济环境恶劣下“一走了之”地移民外国，他们也不象中层或中上层人士那样拥有专业技能、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明天不存“会更好”的念头；
相反，在经济环境日趋恶劣之时，他们对前景的看法也变得愈加悲观，当高失业和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双管齐下”时，低下阶层的不满与悲观情绪必然日益严重，如果让这些怨愤、恼怒聚积，阶级意识肯定会提升，这样不但经济繁荣将会成为空话，社会稳定也会变得岌岌可危。

　　【作者说明】

　　从1988年起，在大学研究资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的资助下，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携手合作，每两年一次，进行全港性的社会指标调查，藉以了解香港社会的发展情况。本文有关资料便是历届(1988-2004)的结果，谨此致谢。如对本文有任何意见，请致函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或电邮vzheng@hku.hk与我们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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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宏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黄绍伦，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 [第1期(总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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