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矿难之后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深谙治国之道的老子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之主；
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德经·七十八章》）就是说，有能力承受国家屈辱的人，才有资格管理国家；
有能力担当起处理百姓所遭受到的灾祸的人，才是天下之王。做公共事务管理者，不是一种荣誉和享受，而是担当起沉重的政治责任，把国家和社会遇到的灾难自己担当起来。没有勇气和能力担当起管理公共事务，并忍辱负重处理危机和灾难的人就不是合格的统治者。

　　今年八月，广东兴宁等地发生特大矿难，造成矿工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这对当地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如何处理这样的矿难，用什么样的手段避免这样的灾难继续发生，这对当地政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有这样两条选择摆在当地政府的面前：一是在继续生产的同时，对劳动安全进行严格监管并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二是停止一切生产活动从根本上杜绝发生矿难的可能性。举个例子说，有汽车交通，就会有交通事故，有交通事故，就会有人身伤亡。要减少人身伤亡，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整顿交通秩序纠正违章行为，推动安全教育。做出这样的选择，政府的公务会大量增加，交警也会更加辛苦，遇到大小交通事故，还要组织救死扶伤，管理不力，还要面对民众抱怨。第二个选择是彻底杜绝一切汽车上路，用铁的手腕销毁全部汽车，从而一劳永逸，永远不再受交通事故的烦扰，更不会因为在辖内任内发生交通事故被上级追究责任，乃至失去乌纱。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广东清远当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根据当地煤矿投资人反映，兴宁“8·7”特大矿难发生后，清远市委、市政府未作任何说明、未进行任何检查及验收的情况下，于2005年8月16日至19日连续三天出动了市委、市政府四套班子及公、检、法机关共几百人，采取一刀切、“四不见”（不见厂房、不见井口、不见设备、不见人）的铁手腕，野蛮炸毁了连州市、阳山县的51家煤矿，封堵井口，不准拆卸设备造成各矿价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设备埋于井下，并用大型机械铲平企业所有的房屋，包括办公设施和生活设施，捣毁所有生产设备。这种粗暴而简单的处理方法给经营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损失据估计超过十亿元，使当地经济遭到重创，当地煤矿企业带动的水泥厂、火电厂、砖厂全部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社会环境急剧恶化，直接造成5000多人失业，大批工人失去生活来源，数万个家庭陷入困境。而这51家煤矿是经省、市及县有关部门办理了合法手续、领取有关证照后开办起来的，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经过多次整顿、整改、扩建，购置和更新了大量的安全生产设施，组织培训人员，完善安全生产设施，经过省、市、县各级政府验收达标后保留下来的，这些煤矿都没有出现过较大的安全事故，每年向当地政府缴纳上千万元的税费。

　　当地政府害怕出现矿难，就炸掉关闭所有的煤矿，这无疑是在推卸公共事务管理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其性质与因为害怕交通事故就销毁一切车辆一样。让老子来评判，这样的公共事务管理者是完全不合格的。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公共事务管理者？就是需要有人来承担管理复杂的社会事务的责任，否则，给官员们那么多的权力和让他们花纳税人那么多的钱干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是为那些开车的人、行走的人、开矿的人和下矿的人提供便利和安全的环境，而不是为了图自己公务的方便，去剥夺人们开车、开矿和下矿劳动的权利。公共事务管理者为什么应该忍辱负重？因为政府的目的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
如果让老百姓忍辱负重，公共事务管理者被纳税人养活成甩手掌柜，并不时拿纳税人和民众开刀，这就是一个颠倒的秩序。

　　此外，当地政府先炸煤矿后找理由的做法，任意撕毁政府与投资人的合约，既破坏了自身在当地民众中的威信，也严重违反法治精神。政府对煤矿投资人不讲信用，投资人也只好跟煤矿工人不讲信用，煤矿工人在突然失去工作的情形下就无法对其可能的债权人讲信用。社会信用链被权力所解体。而且，在没有有效充分补偿的前提下，就摧毁投资人的生产设备，这构成了对财产权的严重侵犯，而对财产权的保护已经写入了中国宪法。“广东省退出煤炭行业”的说法和政策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宪法和法律没有赋予广东强行退出某个行业的概念，这一提法的真正含义是，广东省将动用权力迫使一切煤炭行业的从业人员退出煤炭行业。这是对公民的经济自由的极大侵犯。经济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

　　老子曰：“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第七十九掌）有德行的公共事务管理者在碰到问题和灾难时毫不犹豫地担当起在与民众的约定中所承担的责任，直面最棘手的难题。没有德行的公共事务管理者们在碰到难题时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老百姓，苛责民众，把老百姓的财产与生计连锅端。他们只要能抓住别人的一点点错误就大肆渲染，大做文章，置对方于倾家荡产。以老子提出的道德判断标准来衡量，矿难之后的当地公共事务管理者，是如何作为的？应该如何作为？其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以强制的手段剥夺经济自由，还强行侵犯投资人财产权、剥夺了煤矿工人的工作机会，这种在计划经济和专政时代特有的思维和政策，出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说明中国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整体转型仍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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