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鸣政：我国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探讨

　　摘要：什么是党政领导人才，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规范与管理我们的党政领导人才，用什么标准来选拔与培养我们未来的党政领导，这些问题是我们党政管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概述了党政领导人才的外延与内涵，论述了进行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研究的5点意义。其次，分析了古今中外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与特点。认为，古代标准内容的特点是德才并举，以德为先；
新中国标准内容的特点是德才兼备，政治素质过硬；
西方党政领导人才标准的特点是素质一流，强调忠诚。最后，对于未来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在党政领导人才标准体系中，至少包括选拔标准、培养标准与任用标准3种形式。应该采取工作分析、素质分析、个案分析与角色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并且从政治、品德、能力、生理与心理基础等5个方面，初步建构出了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

　　关键词：党政领导 人才标准 人力资源

　　党政领导人才在各级党和政府中承担着领导职能，起着决策、指挥、组织、协调的作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要靠他们来组织贯彻落实，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重大全局问题要由他们去组织研究解决。因此，党政领导人才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证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与选拔出优秀的党政领导人才，将直接决定着这个政党和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决定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决定着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与占领先机3。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建立以业绩为重点，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要激励干部做到求真务实，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制度、标准和方法，形成科学评价体系，全面准确地评价干部的工作成绩，为正确识别和使用干部提供科学依据。” 由此可见，研究党政领导人才标准的任务，已经明确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标准是一个体系，包括内容要素、标志与标度不同层面，本文主要探讨标准内容的问题。

　　一、党政领导人才及其标准内容研究的意义

　　党政领导人才标准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当今世界，政治军事力量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面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风云变幻，面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任，我们应该培养与选拔什么样的党政领导人才；
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大批战略型的党政领导人才；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需要大批实干型的党政领导人才；
新世纪的新变化，需要大批创新型的党政领导人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大批国际型的党政领导人才。

　　然而，什么是党政领导人才，目前没有完全统一的解释。我们在这里把它界定为政府、执政党组织、人大政协与人民团体机关中，副处级以上并且担负管理整个组织主要责任的干部或者具备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优秀人才。什么是党政领导干部呢？从外延上看，党政领导干部主要包括政府部门与执政党内组织2个系列。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一般限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或决定任命的各级政府组成人员。

相当于西方国家中的政务类公务员。4他们由国家权利机关选举和任命，在产生和任免方面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另行决定。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一般限于组织部任免的处级干部。从内涵上看，职务在处级以上，并且担任整个组织的主要管理责任。

　　在党政领导人才标准问题的研究中，标准内容要素的研究是关键。它是关于党政领导人才内涵的具体规定，在整个标准体系中具有核心与基础地位。标志与标度只是标准内容的操作化形式。关于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问题，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同志，都有过一些重要的论述，党政领导机关中相关的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学者有过许多重要论述和研究。但是，专门对我国党政领导人才标准进行系统的与深层次的研究，则还不多见。例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内容，虽然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的标准有所涉及，但是比较原则与宏观。只是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需要我们对于这些内容做进一步的科学化研究，使之层次化、类别化、系统化与操作化。

　　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研究的作用与意义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能够为党政领导人才的选拔任用提供一个科学的标准。

　　选拔什么样的人，任用什么样的人，历来都是世界各国执政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后，由什么样的人来贯彻执行，结果不一样。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确定之后，关键是要选好人与用好人。胡锦涛同志专门论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人才问题是党和国家事业成功的关键。然而选拔什么样人才与任用什么样人才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党政领导人才标准。

　　事实证明，建立科学合理的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是形成科学用人决策的重要保证，也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建立科学合理的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也是规范用人行为的基本依据，使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有据可依，使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化，有利于党政领导人才队伍的稳定，有利于党政领导人才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

　　2、能够为党政领导人才的培养与开发树立一个正确的目标。

　　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党政领导人才来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于党政领导人才的选拔与开发来说，标准是根本，内容是关键。建立科学合理的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好“选什么人”的问题。

　　3、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是整个党政人才队伍中的精英，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直接参与者于实施者。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是执政者的管理能力与水平的提高，而执政者管理能力与水平提高的关键，是相关的培养与选拔标准要求。因此，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设计得科学合理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领导水平的高低。

　　4、有助于党的政治地位的巩固与安全。

　　行政效能和国家行政权力是不会自动产生和实现的，必须要有人的活动和行使。任何统治阶级要维持其统治地位，都必须在建立和完善适合本阶级统治需要的国家机器的同时，选用一些能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专门管理这些机构的党政领导人才，否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就不会运转。因此，在培养与选用这些人才前，要按照统治阶级意志设计一套科学的标准，以保证统治阶级意志的贯彻。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标准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有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

　　5、有助于国家竞争力水平提高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与一体化，各国政府不得不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国家之间发展的竞争，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的背后实际是各国政府管理水平与执政能力的竞争。因为，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浪涛中，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市场共享、产品共享、物质资源共享、金融资源共享、与人才资源共享的程度，正在日益扩大，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距随之会日益缩小。影响各国之间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因素，主要是各国政府的管理能力与水平。党政领导人才标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国党政领导的管理素质与驾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因此，进行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研究，有助于我国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6、能够促进全国（中央）人才会议精神的全面贯彻与落实。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以业绩为重点，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要实行党管人才。党政领导人才是统率其他各类人才的龙头人才，研究好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可以带动与推进其他类型人才标准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党管人才，首先应该管好党政领导这一“龙头”人才。我们要管好党政领导人才，就必须的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只有明确了具备什么样条件的人可以担任党政领导，具备什么样素质的人可以担当哪一级的党政领导，我们的选拔、培养与考核工作，才能科学合理。因此进行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研究，有利于整个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能够促进全国（中央）人才会议精神的全面贯彻与落实。

　　7、有助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

　　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推进，各地各部门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组织部相关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各种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方式。例如公推公选、竞争上岗、海选、“两推一选”等形式，逐步形成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选拔任用机制。但是在选什么样的人的标准问题上，中央组织部虽然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是各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对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进行具体化与科学化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二、古今中外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与特点分析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党政领导人才标准的问题，自古以来就很受重视，关于标准内容研究的一些思想与理论，至今还有借鉴意义。下面，我们将对其结构维度与特点进行分析。

　　（一）古代标准内容的特点是德才并举，以德为先

　　中国古代对于掌握国计民生大权的各级官员的任用与选拔，有许多明确的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说，与我们今天研究的党政人才标准的内容十分相近。这些标准内容概括起来看，其特点是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殷周时对官员和人才的考察，主要是“考其德行。察其道艺”5。孔子“选贤与能，讲信，修睦”6的思想可谓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依据。荀子也坚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反对“德不称位，能不称官”7。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德才兼备的官吏选拔标准也得到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认可和推崇。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主张“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才行兼备，始可任用”。宋代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中说：“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8。

　　德与才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犹如船的舵和桨。有德无才等于有舵无桨，船难以启动，航行不了；
有才无德等于有桨无舵，船会迷失方向，甚至沉船。也就是说，离开德，才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没有才，德就成为空洞的东西。所以，必须是德才兼备。司马光曾说，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
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
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
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他还在《资治通鉴》卷二九《汉纪二十一》中提出“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
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他还指出：“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主张可用大德小才的君子，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康熙也在《圣祖御制文集》中说：“才德难以兼全时，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可见，在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上，不仅有德和才两个大的方面，而且二者在地位上是有不同的，尤其是在社会稳定的时候，为安抚民众，德化风气，整顿吏治，企求久安，强调德重于才。而且，德的内涵也是很丰富的。曾国藩则提出，领导者必须具备“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诨。”可见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领导人才素质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

　　西方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凡是想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
第二是足以胜任他所司职责的高度才能；
第三是适合于该政体的善良和正义。”这三个条件代表了西方古代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研究的思想。

　　从上述相关内容中不难发现，古代党政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主要包括绩、德、才、识、智。“绩”，一般又称之为“功”，是今天的绩效，是工作的效果与效率，是素质的外在表现；
“德”，包括“九德”、“六德”与“五德”。所谓“九德”，《尚书?皋陶谟》解释说：“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所谓“六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即智、仁、圣、义、忠、和；
所谓“五德”，《人物志?九征》解释说：“五德”即“温直而扰毅”、“刚塞而弘毅”、“愿恭而理敬”、“宽栗而柔立”、“简畅而明硷”。此外，“德”还包括“志”与“敬”9；
“性”相当于我们说的品质或者心理素质，与“德”存在交叉；
“识”即“知识”与“见识”；
“才”即管理才能与才干的；
“智”即智慧与智商。

　　（二）新中国标准内容的特点是德才兼备，政治素质过硬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于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都有自己的论述。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党的优秀干部必须是在1937年5月。他认为党政领导人才应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0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1

　　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才德兼备的标准，并予以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在1982年1月提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12 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把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写进了党的章程。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反映了邓小平的人才标准思想，指出：“应当重用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即忠诚于党的路线并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必须大胆起用那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实际贡献，得到群众承认和信任的干部。”

　　江泽民在1996年《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都要具备基本的政治业务素质。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第二，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 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
第五，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 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2002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的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品德层面与能力层面的标准。品德层面的标准包括：党性原则；
忠诚于组织和人民；
事业心；
政治责任感；
团结合作；
廉正清明。能力层面的标准包括：理论水平；
政策水平；
组织能力；
专业知识等。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政领导干部的5大能力标准：

　　（1）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2）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 能力。

　　（3）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4）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 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5）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 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此外还从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等各方面，对党政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学术界，基本上也是体现德才兼备突出政治素质的特点。例如：邱霈恩先生认为，领导者素质包括4个方面：动力性、核心性素质，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
经验性、工具性素质，包括职业素质、社会素质、生活素质；
智能性、工具性素质，包括能力素质、智慧素质；
基础性、依托性素质包括教育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13。王乐夫教授认为，领导者素质包括政治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和心理素质。14

　　通过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当代党政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主要包括政治标准、思想标准、道德标准、能力标准、业绩标准、知识经验标准、身体标准与其他心理素质标准等。例如毛泽东同志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邓小平同志的“忠诚于党的路线并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江泽民同志的 “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都属于“政治标准”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革命化”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解放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等，都属于“思想标准”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富于牺牲精神”、“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公道正派”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 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等，都属于“道德标准”；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有工作能力”、“能独立解决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的“5大能力标准：（1）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2）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3）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4）依法执政的能力；
（5）总揽全局的能力。”等，都属于“能力标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必须大胆起用那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实际贡献，得到群众承认和信任的干部。”属于“业绩标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知识化、专业化”，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等，属于“知识经验标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年轻化”，基本上属于“身体标准”。

　　（三）西方党政领导人才标准的特点是素质一流，强调忠诚

　　党政领导人才一般存在与公务员中。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两类。政务官是以政党选举成败和政策成败为进退标准的公务员。因此，西方的党政领导，主要是政务官。政务官的任用标准，主要是为首长所了解，能够忠于职守，积极贯彻与落实国家的法令、政策与首长的指示。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管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对包括党政人才在内领导者素质的研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们以领导特质为研究对象，希望发现领导者与非领导者在个性、社会、智力、生理因素方面的差异，从而比较领导者应该具有哪些人格特质，这称为“领导者的特质理论”15（trait theories Of leadership）。先后出现过特征先天论、行为理论（behavior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与“权变理论”。包括费德勒的“权变模型”（Fiedler contingency model）， 保罗?赫塞和肯尼斯?布兰查德的情境领导理论”（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罗伯特?豪斯的“路径——目标理论”（path-goal theory）等。16

　　进入70后期和80年代，领导科学的研究在完成一个周期后，仿佛向出发点复归，人们的注意力又回到特质上来，但这是更高阶段上的回复，研究者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定那些被公认为领导者的个体身上所隐含的一系列特质，这一思路表明，领导者是一种内在素质和外在风格的统一体。它不但强调领导者的实质，也强调领导者的外在表现，如领导形象、魅力等。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有：

　　华伦?本尼斯在《怎样成为领导》一书中指出领导者有以下素质：有指导思想和长远目标；
充满激情；
正直；
赢得信任；
求知欲和胆魄。17

　　斯托格蒂尔认为，领导者特质主要包括十个方面：责任和完成任务的积极性；
激励和对目标的追求精神；
解决问题所需要具有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
社会情境中的实践创新的积极性；
自信心和自我认识能力；
勇于承担决定和行动后果；
乐于减少人际紧张；
愿意忍受挫折和延误；
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为实现目标而建构社会相互作用系统的能力。18

　　艾德尔认为领导者有七个特征：热情、诚实、意志坚定、公正、热心、谦虚、自信。19

　　美国前健康教育福利部部长贾德纳在《新领导力》中谈到领袖人物应该具有以下十四中特质：身体的活力和耐力；
智慧和付诸行动的判断力；
承担责任的强烈意愿；
承担重任的才干；
了解追随者的需要；
与人相处的技巧；
实现梦想的欲望；
激励他人；
勇气、果断、坚定不移；
赢得与维持信任；
管理、决定、设立优先次序的能力；
自信心；
权力欲、支配欲、进取心；
适应力、采取行动的弹性。20

　　哈佛大学的《企业管理百科全书》认为，领导者素质优良有九个标志：能够制定适当的目标；
足够的自信；
从别人处获取帮助；
善于激励和控制；
利用好时间；
建立并维持和他人的友善关系；
情绪稳定；
重视现实；
自我发展和自我评价。21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鲍莫尔认为，领导者应该具备合作精神、决策才能、组织能力、恰当授权、善于应变、敢于负责、敢于创新、敢于冒风险、尊重他人、品德超人等十个方面的素质。22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党政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主要包括忠诚度标准、气质标准、决策力标准、号召力标准、贯彻力标准与其他心理素质标准等。例如华伦?本尼斯的“赢得信任”，艾德尔的“诚实”和贾德纳的“赢得与维持信任”等，都属于“忠诚度标准”；
华伦?本尼斯的“充满激情”与具有“胆魄”都属于“气质标准”；
斯托格蒂尔的“自信心和自我认识能力”和“勇于承担决定和行动后果”属于“决策力标准”；
哈佛大学斯托格蒂尔的“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的“善于激励和控制”和 艾德尔的“热情、诚实、意志坚定、公正、热心、谦虚”等属于“号召力标准”；
鲍莫尔的“合作精神、决策才能、组织能力、恰当授权、善于应变、敢于负责、敢于创新、敢于冒风险、尊重他人”等，基本上属于“贯彻力标准”；
贾德纳的“勇气、果断、坚定不移”属于“其他心理素质”。

　　从上述相关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现代与西方党政领导人才标准的内容规定，各有特点。但是，比较而言，中国党政领导人才的标准内容中，较西方国家更注重德，中国古代更强调以德为先，中国当代更强调政治素质，西方国家更强调基本素质与忠诚度。虽然才能是古今中外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中的共同要求，但是各有不同。中国古代比较注重思维能力，以“策论”与“赋诗”为代表；
中国当代比较注重业务能力与关系能力，西方国家比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开创能力。

　　在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研究方法上，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研究也有所不同。西方学者侧重从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区别分析来概括出党政领导人才所需要的特殊素质，而中国学者侧重根据角色的需要来总结分析党政领导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

　　三、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结构设想

　　党政领导人才标准体系，至少存在选拔标准、培养标准与任用标准3种形式。标准内容，是党政领导人才标准体系建构整体的核心与基础。各种形式的标准，都是基于标准内容的操作化表现。关于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结构设计，应该采取相关的科学方法。我们课题组根据自己与其他人研究的经验，拟采取工作分析、素质分析、个案分析与角色分析等方法。例如我们认为，党政领导至少应该担当4种角色：发展战略制定者、外部资源获取者、下属管理人员的指导者与例外问题与危机问题的管理者。在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结构中，应该包括政治、品德、能力、生理与心理基础等5个方面。其中，政治标准是前提，品德标准与能力标准是关键，生理与心理素质标准是基础。在能力中包括知识、技能、经验与绩效；
在心理基础中包括气质、性格、意志、心理健康状态与思维特点；
在生理中包括生理健康状况与五官特点。

　　（一）过硬的政治标准，是保证党政领导人才执政方向与行政目标的基本前提

　　政治标准，是对于党政领导人才在政治、思想、作风、精神等方面的素质要求。它在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中非常重要，是必备条件。党政领导人才，必须善于从政治的角度、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我们的党政工作，核心在政权、方向在路线，根本在人民。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党的三代领导人，一贯坚持政治标准的观点。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邓小平更是反复强调政治标准。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始终注意从政治上要求党政领导干部。1995年6月30日，江泽民在全国优秀县（市）委书记表彰会上指出：“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是做合格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重要条件。如果政治方向模糊不清，就难当大任、难受重托。”

　　政治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动力标准：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兴趣与政治追求。这是党政工作的动力源；
政治能力标准包括：政治知识、政治敏感性与政治鉴别力；
政治表现标准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与政治纪律性；
政治作风标准包括：思想解放、开拓创新、坚持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是否从实际出发、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政治态度标准包括：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无限热爱、对工作精益求精；
政治品质标准包括：是否团结同志，班子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困难同上，是否光明磊落等。

　　（二）一流的品德与能力标准，是保证党政领导人才执政能力与行政效率的关键

　　品德是个人用来调节与处理对己、对人、对事的稳定行为特征与倾向，在外表现表现为行为态度与行为特征，在内表现为个人信念与行为准则23。

　　品德，简称为“德”，它在中国古代党政领导标准内容中具有关键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与“制度”。“人治”中的权力运用，依靠掌权者的素质与能力，依靠执政者的良心与道德。因此古代提倡儒家的“贤人”政治。“贤人”政治，实际上也就是“德治”。品德水平高的人自律能力与责任心强，犯罪与发生错误的概率相对要小。即使出现了小错也会由于良心的自律而自觉改进。在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素质，确实对于国家政权的维护与行政效率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

　　实际上，品德是领导者人格魅力所在，是领导影响力产生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领导影响力的实质是组织成员与群众对于领导者的追随与服从。正是组织成员与群众对于领导者的追随与服从，才使党政领导的威望与威信得以确立，使领导过程成为可能。一般来说，服从是被动的，往往出于领导者权力的作用；
而随从则是主动的，往往出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影响或者能够满足对方的愿望与需要。彼德?德鲁克认为，领导者的唯一定义，就是后面有大量追随者。没有追随者就不会有领导者。党政领导者良好的品德正是导致组织成员与群众产生追随行为的重要因素。公生明，廉生威，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有着高尚品德的领导者，往往具有巨大的号召力、说服力与凝聚力。一个党政领导能不能赢得人心和树立威信，关键不在于权力与能力，而在于品德。高尚品德是领导魅力的灵魂。

　　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标准内容，包括群众意识、公道正派、勤政廉洁、自信果断、坚忍不拔、勇敢机智、国家事业心与政治使命感。

　　能力，从广义上来看，是人们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本领。从狭义上看，是人们成功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征，包括外显能力与潜在能力24。党政领导人才的能力，是他们从事管理活动必须具备的并且直接与工作效率有关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是党政领导人才胜任领导工作、行使领导权力与承担领导责任的主观条件。

　　党政领导人才，位居的是党和政府各系统、各级别与各部门的高官要职，十分重要。一方面，处于整个党政组织系统中的关键部门与关键职位，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常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因此要求党政领导人才具有一流的能力；
另一方面，党政领导人才手里一般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大量资源、资金与权力。管理能力差，将导致党和国家政治上的极大危险，经济上的极大损失。相反，管理能力强，将给党和国家带来政治上的安全与经济上的繁荣。此外，党政领导人才所面临的工作，具有复杂性、宏观性与多变性，同时也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因此，这些特殊性就要求党政领导人才具有极高的智商、极强的创新能力与应变能力，而不是一般的能力。我们初步认为，党政领导人才的能力标准内容，包括战略规划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全局掌控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人才管理能力、交往协调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危机管理能力、学习能力与表达能力。在战略规划能力中，包括预见能力、目标选择能力、宏观思考能力；
在科学决策能力中，包括观察分析能力、搜集信息能力、形势判断能力；
在全局掌控能力，包括洞察能力、全局意识、资源整合能力、规划布局能力、核心控制能力；
在组织领导能力，包括指挥指导能力、监督控制能力与号召动员能力；
在人才管理能力中，包括选人配置能力、培养开发能力与激励能力；
在交往协调能力中，包括合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与人际关系能力；
在危机管理能力中，包括危机预测能力、反应处理能力和机智应变能力。

　　（三）良好的生理与心理标准，是提高党政领导人才执政能力与行政效率的基础

　　生理是指党政领导人才的身体状况，包括消化系统、睡眠休息情况、疾病情况、精力充沛与相貌端正。由于党政领导人才肩负的工作十分繁重，没有健康的身体与充沛的精力，是难以担当重任的。同时，党政领导人才，一般是代表各级各类组织与外界交往，是党政部门的形象大使，外貌形象不可忽视；
心理基础，是指先天因素影响比较大的相关心理素质，包括气质、性格、意志、心理健康状态与思维特点。这些心理基础素质，是个人知识、品德与能力开发的客观基础，比较稳定，不太容易改变。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意志坚强、性格豁达、情绪稳定是全面提高党政领导人才的执政能力与行政效率的基础。

　　总之，党政领导人才标准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整个标准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古代党政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主要包括绩、德、才、识、智；
当代党政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主要包括政治标准、思想标准、道德标准、能力标准、业绩标准、知识经验标准、身体标准与其他心理素质标准；
西方党政人才标准内容的维度，主要包括忠诚度标准、气质标准、决策力标准、号召力标准、贯彻力标准与其他心理素质标准等。我们认为，党政领导至少应该担当4种角色：发展战略制定者、外部资源获取者、下属管理人员的指导者与例外问题与危机问题的管理者。在党政领导人才标准内容的结构中，应该包括政治、品德、能力、生理与心理基础等5个方面。其中，政治标准是前提，品德标准与能力标准是关键，生理与心理素质标准是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 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 毛礼锐等. 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3] 常校珍. 中国古代人才思想论稿[M]. 青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4] 萧鸣政. 现代人员素质测评[M].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邓小平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14][15]邱霈恩等. 新世纪领导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9] [美]弗雷德?鲁森斯. 组织行为学[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10] 彼得?诺斯豪斯著. 领导学：理论与实践[M]. 吴荣先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11] 华伦?本尼斯著. 怎样成为领导[M]. 吴金根，吴群译. 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

　　[12] 约翰?艾德尔. 艾德尔论领导能力[M]. 熊金才译.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13] 孙钱章. 领到新方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6] 肖鸣政. 试论品德的资本性及其测评[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5):63-68.

　　[17] 朱智贤. 心理学大词典[z].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注释：

　　该论文相关观点已经分别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 作者简介：肖鸣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

　　4国外有些国家实行两党或多党政治，为了减少政党竞争对政府正常工作的影响，他们将公务员分为两类：一类为政务类公务员，他们是由选举产生或政府任命的官员， （包括内阁成员及其助手）。有严格的任期，与政党共进退。另一类为业务类公务员，指国家机关中非选举和非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包括政府雇用的文职人员，也包括公共事业单位和政府经营的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他们一般经考试录用，任期由法定程序设定，不可随意辞退。

　　但也有些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由选举或政治任命的政务官员以及法官都不属于公务员。

　　5毛礼锐等，《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6《礼记?礼运》

　　7《荀子?正论》

　　8 常校珍，《中国古代人才思想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9萧鸣政，《现代人员素质测评》，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

　　 12 《邓小平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6页。

　　13邱霈恩等著，《新世纪领导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1—459页。

　　14王乐夫，《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美]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

　　16 彼得?诺斯豪斯著，《领导学：理论与实践》，吴荣先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65页。

　　17 华伦?本尼斯著，吴金根，吴群译，《怎样成为领导》，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年，第39—41页。

　　18 Stogdill, R.M. Handbook of leadership : A survey of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4

　　19 约翰?艾德尔著，熊金才译，《艾德尔论领导能力》，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20孙钱章主编，《领到新方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21 邱霈恩等著，《新世纪领导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0页。

　　22同上

　　23肖鸣政，“试论品德的资本性及其测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4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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