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矿难在逼问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

　　3月22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的“3·19”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了结果，69名矿工被埋在井下，全部遇难了。去年11月底陕西铜川陈家山矿难的166条冤魂方归地府，今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难的214条亡灵尚未安宁，仅仅一个多月，矿难又使69生灵顿成新鬼。再看看这个阳春三月，发生在我们生存着的这篇土地上，最穷苦的百姓，在他们以生命去作为生存的赌注，输去了自己的全部已经有多少：3月9日山西交城矿难夺去28人的生命，3月10日山西灵石矿难遇难6人，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矿难又添18冤魂，3月17日重庆奉节煤矿爆炸19人遇难。再加上这次朔州矿难，从3月9号到3月19号，仅仅十天的时间，仅仅笔者收集到的，中国便有5次矿难，夺去130条生命。

　　一切惊心动魄的生命挣扎，一切惨绝人寰的绝望哀嚎，当最后都归于深暗的矿井中的死亡，呈到世人面前的，便只剩单薄得惨白的数字，难以唤醒一丝震撼，一丝悲痛，一丝愤怒。唯有偶尔几个死里逃生的，恰有报纸愿意披露出来，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生死之间的煎熬。

　　2004年11月30日的《南方都市报》上，一个死里逃生的矿工向记者讲述了生死之间的一幕：

　　“‘如果不是当时连爬带滚咬牙坚持逃到人车上，现在可能连命都没了’，谈起这起矿难，维修一队38岁的矿工姜勇禁不住打了个冷战。爆炸发生时，他离人车的距离只有200多米，然而，在这段短短的距离内，姜勇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他说，强大的气流在瞬间冲了过来，人一下子被冲倒在地，但当时他并没有失去知觉，而是越发清楚地知道生死悬于一线，就算爬也得爬着出去。于是，他在宽4米、高3米多的矿道内匍匐前行，最终成功攀上了人车，保住了性命。事故让姜勇非常后怕，他说，‘养好伤后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就不再当矿工了，这份工作危险性实在太高了’。”

　　《新京报》12月2日报纸报道，陕西陈家山煤矿爆炸后矿工王克修的遭遇：

　　“爆炸发生时，他正好在转场，不在主干道内。事发时他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只是突然间感觉一股气流扑来，令他的视觉暂时模糊，一条红色的火龙在面前一闪而过。空气中的CO令王克修浑身无力，但是思维却异常清楚。因为是救护队员，他随身携戴的呼吸器救了他一命。他自己带上呼吸器顺着巷道慢慢往上前行，被救护队员发现后救出井口时已说不出话。”

　　2005年3月21日的《山西晚报》上，矿工张清也向记者陈述他在矿井底死里逃生经过：

　　“当干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突然看见团团浓黑的烟雾不断从大巷涌进，烟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头也跟着昏起来。烟雾很快弥漫了整个采区。我们知道出事了，想上井，但什么也看不见，根本没法走路。我们急忙用湿毛巾捂住嘴，趴在地上等。过了一会儿，烟雾淡了一些，渐渐地能看见路了，我们就开始连滚带爬地逃生。”

　　从这些惯于以生命换取生存的人们口里讲出来的故事，也许并不精彩，甚至还不如好莱坞的灾难片那样让人频频猛吸冷气。几乎所有矿工说出来的鬼门关的情形，都相差不远。但是，这不是电影，而是他们的真实经历。而且这不止是他们的经历，在矿难如此频繁的时候，这是每一个下井的矿工每时每刻必须面对的生活。在暗黑如墨的矿井中曾经有过什么？那些生命的末梢定格在看着火团张牙舞爪迎面扑来的人，那些在浓烟中呼出最后一口气的人，他们想着什么？我们在电影中享受着各种各样惊险的刺激，那样的凶险却正在真实地落在每一个矿工兄弟的头上。想象一下矿井中的火焰和死亡吧！矿井里的每一条魂灵在逼问我们的良知，矿井里每一条明知危险仍不得不冒险下井的生命在逼问着我们的良知。

　　 当生命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管是两位数的，还是三位数的，数字的呆板苍白让我们的麻木有了充分的理由。我曾在整个2004年几十本报刊杂志上寻找关于矿难的文章，却发现这类文章少得令人震惊！这些人祸导致了一批又一批贫苦矿工被埋葬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之中，而2004年对此进行评论的文章非常少，只有《中国改革》第9期的《黑幕买卖和权力的纵容》、《南方周末》5月20日的《遏止矿难须有矿工的参与》，《新京报》的千字时评《“安全为了生产”不是以人为本》、《矿难频发的经济学视角》等几篇文章，与一些地方报纸的零散评论。只有《中国改革》第9期做过一个小专栏。这能够说明的，是我们的集体麻木。灾难是如此频繁，频繁到已经让我们麻木并且漠视，以至于不再把它看成最严重的苦难最明显的一个部分。

　　我们或许一点也不了解矿工的生活，或许一点也不了解矿井的工作，但是，每一个尚未麻木的人，都会有对苦难天然的恻隐之心，对生命天然的怜悯之情。关注矿难与关注经济问题、关注企业制度改革不同，对后者发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后者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专门的知识研究，那主要是专业学者的事情。而矿难是在直接夺取生命，矿井工作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也就是并非保障权利，而是保障生命安全的那种保障，却是不难做到的。没有一个生产行业会叫每一个工人必须冒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去工作，没有一个行业可以逼迫或诱使那些最卑微的人们以生命去换取生存。因此，面对如此频繁的死亡，任何一个人只需要日常生活的常识，就可以对矿难问题发言。而对矿难的麻木正在威胁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正是我们广泛而普遍的麻木让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69条逝去的生灵正在再次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正在再次拷问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就目前曝光的矿难来看，问题的发生，既与官商勾结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也与矿工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3月17日，重庆奉节发生矿难，导致了19人死亡。《中国青年报》3月19日报纸以《重庆奉节特大矿难透视：19条生命是这样消逝的》为题进行报道，记者对“矿工对自身安全，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漠视”表示“令人费解”，报道中写到，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的挖煤20多年的老矿工陈吉根，他“因为需要挖煤供孩子念大学，对事故后果的恐惧，未冲淡他对这份‘美差’的向往：‘以后我还会挖煤的。’”因为在这里挖煤每月能有数千元的收入。一个刚刚与死亡擦身而过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继续在艰险的环境中工作。这让人不禁想起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当柳宗元为捕蛇者的危险工作而担忧的时候，捕蛇者却说：“强暴的官吏一来到我们村，在东西边呼呵，南北边就被惊扰，被喧哗惊吓的，就是鸡犬都不得安宁啊。我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查看瓦罐，看到我的蛇还在那，就可以放心地睡觉。小心地喂养它，到时候献上它，回来美美地吃土地长出的粮食，安度我的余生。一年冒死的风险两次，那像我的乡邻那样天天有死的可能呢？现在就算死了，比我的乡邻的死来说已经很晚了，有怎么敢因为这差事难过呢？”一个是明知挖煤的危险仍然宁愿继续挖煤，一个是明知捕蛇的凶险仍然宁愿继续捕蛇。古今所同的，是人们不得不以他们的生命，去博赌他们的生存！

　　矿工的生存状态，是迫使他们走上挖煤之路，选择被记者视为“美差”的工作的原因。如果说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的话，那么那些因为没有任何组织保护，而被无良矿主胁迫到危险的矿井中最后丧命的，就更让人愤怒。2004年11月29日《新京报》以《陕西煤矿瓦斯爆炸166人被困》为题报道了陕西省铜川市陈家山煤矿矿难，这场死亡人数高达166人的灾难发生以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一位井下矿工的母亲对记者说，她的儿子在矿区灭火队工作，27日儿子对她说，矿井下的工作层面22日就起火了。”但是，“在矿物业公司工作的王师傅对记者说，他的弟弟在掘进队工作，现在仍在井下生死不明，井下有安全隐患后，有经验的矿工都拒绝下井工作，但是煤矿生产队却不让停工，并且强调不下井工作的矿工，全部都要处罚，拒绝工作的甚至要停职停工。”对这些矿工而言，当面临饭碗的威胁，就只有把生命作为赌注了。

　　实质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死亡的矿难，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由于体制等各种综合因素而导致的苦难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尖锐的一部分。除了矿工，还有沿海大量的民工，都生活在底层，成为弱势群体。每一个逝去的矿工的生存遭遇，与每一个正在没有安全保障中作业的矿工、民工的生存遭遇，构成了我们全部劳动着的人们生存遭遇的一部分。对矿难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状况的关注。

　　漠视生命是不道德的，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导致灾难的人是如此，对我们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活着的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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