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幸灾乐祸庆袭击——愤青的价值观批判

　　正当国人纪念“七七事变”周年日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伦敦发生了连环恐怖爆炸案。消息传布不久，上网浏览相关信息，不出所料，国内网络上的评论已经铺天盖地，就象对待以往发生的发达国家中所遭遇的恐怖袭击事件一样，广大的网友们无不表现出幸灾乐祸、鼓手称赞的庆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从中可窥见出网友们的价值观，本文为他们的思想症状号脉。

　　“愤青”，近年来网络上频繁出现的词汇，用来描述年轻人以爱国方式表达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每每发生中美、中日、东西方突发事件冲突时候，它动辄以充满迷惑性的口号、鼓动性的呐喊包装起来的言辞，迅即占据了网络论坛极大的板块，这只是当今民族主义思潮的冰山一角。

　　首先，民族主义的愤青是左倾文化酱缸所浸渍的产物。检点我国的社会文化意识环境，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中充斥着左倾价值观，其一大特色，乃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真善美。它宣扬愚昧劣等低贱，反开化、反智化、反文化是其内在的根本价值趋向，其立论依据仅在于，以其人头之多多，便是理由之足足。而以“无产者”秉性的价值观出发自居，在以体力——脑力，物质——精神的较量中，扬前抑后。宣扬所谓“大老粗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穷人天生是老实善良的”、“没有大粪臭，哪有稻谷香”等等的低贱性，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价值理性的正义通则，从而扼杀了人之高贵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所在。

　　国人年长的都见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高度称颂了当年的“长毛”起义及其“太平天国”的理想意义；
高度评价了“义和团”的狂暴行动，从而起来阻击世界文明的进步主流。前些年，当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武装在反抗由美国军队主导的反恐怖、民主化的较量中，也极力得到了赞扬，而野蛮、残暴、杀戮等的谴责词汇则统统用在后者身上，绝非相反！倘若反过来，在美利坚大地上，发生了一件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殴打了有色人种事件，哇！那可了得，如同捅翻了马蜂窝一般，我们的主流舆论便揪住辫子，似乎总算抓住了“反击”的良机，长篇累牍，口落悬河，汹涌波涛，铺天盖地，席卷而至。

　　笔者曾经长期在官营的企业里工作过，就笔者所常常见闻到的情景是，每当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发生纠纷争吵的时候，主流舆论所谴责的对象辄是前者，而不是相反！又如，上海的男人在与女人闹纠纷时候老是受到道德重责，在法律上总是受重制裁，乃一样的道理。这些事实情况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道德伦理是有着特定的“导向”的，是志向于低级的知识性和精神性的“唯物主义”，与干体力活儿就接近于低科技含量的物质产品类同相似，但由此反而获得了“神圣”性质，套用“红太阳”所作的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大公无私”、“脚上有牛尿的人思想最干净”，因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那样，舆论如斯乎，其精神气质一脉相承。

　　反映在国际事务中，与国内的左倾形成同构对应的是，贫穷落后国家在与富余发达国家纠纷中，前者天然地拥有神圣化的道德资源和正义价值，而后者则总是为剥削、压迫、霸道等的妖魔化所缠身。因而不难理解，我们主流媒体上常会声称：“一些发达国家自身行为有所失当，过于恃强凌弱。他们应该对此进行理性反省。”便按理成章成了“无产者”国际主义的道德立论依据。

　　神圣化和妖魔化，构成了左倾主义低贱化运作过程中的两极性思维方法。

　　其次，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装扮“愤青”是危险的。依据“规定即否定”辩证法，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是意味着不爱其他国家，既然人们都确信“爱国”这块招牌便是正义便是高于一切，则使得地球上的人们都热情高涨，各自仅仅热爱自己的国度，那么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势必难免。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从道义论出发的行为须是保证具有可普遍性。其意思是，任何道德行为所遵循的准则都应可以逻辑地普遍化为人人均可遵守的准则，方可成为道义崇高立法的规则。而如今在本土，人们所看见高扬着却是的“爱国主义”，其道义怎么可能成为在世界范围里泛普遍性的原则呢？

　　谁能否定，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出于爱国热情？不要忘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时，日本老百姓纷纷高举太阳旗、呼喊天皇万岁、提灯游行、煮红豆饭以示庆祝。在1941年12月7日的那天，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大获成功时，日本国民全体沉溺于狂欢的情景。按照左倾式思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必然处于绝然二分的“阶级斗争”状态，然而，在此哪里能划清军国主义者与老百姓之间的界线？——在爱国主义旗帜的感召下，属于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与君主同心同德，抱成一团，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其祸害恰由此引起。在此该试问：凭什么理由说，日本人民不该拥有爱国之心？

　　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美国神学家R•尼布尔洞彻人性中的负性力量，著有《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阐明道了从道德的个人走向不道德的团体之便捷可能性，因为道德对于社会团体的制约远比个体来得弱。

　　况且，就算处于一个外部和平环境之下的现代性商品经济社会内部，生存竞争已经成为成员社会活动的中心法则，在如此的境遇里，共同体凝聚力的需求被缩小，而成员个人的独创、自由和责任感被放大，由此被引发的价值趋向必定是“国家/民族/群体/集体本位”的“去魔”化，从而走向个人自由主义。但若再有那种一味强调传统的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和体制，最终必定会在社会共同体内部导致专权主义，为专权者所利用，最终得利的总是少数人——从罪感文化的深处来说，其实质还是“个人主义”——只是一种隐蔽的、低级的、卑劣的个人主义。

　　再次，国人愤青持有之其伦理“依据”是，恐怖袭击正是回敬“强权政治”、是报答“霸道武力”。那么国人既然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庆，怎么不去简单试想一下：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怎么走向灭亡的？到底是被“文治”感化的？还是被“武功”收拾的？答案无疑是后者，那么国人今天庆祝抗战胜利，其“战”字内涵与指责的“强权政治”和“霸道武力”区别何在？进一步地，战争的胜利是靠谁的“武力”“战”得来的？——还不是大力依靠山姆大叔的武力？来自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武装力量！那么山姆叔、以及约翰牛的功绩恩情怎么可以被悉数忘却干净而被当今民族主义的“愤青”无情地加以咒骂嘲讽？作为同一事物的另一侧面是，日本鬼子可否有理由指责当年美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

　　所以还是日本人看的更清楚些，今天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敢于频频在中日关系上挑起事端，其真实的依据之一是，当年的太平洋战争中，皇军并非是为中国军队所打败的，尽管“终战”时候在中国战区受降于中国军队，但是直至日军投降前夕国人的武装到底收复了多少被占领国土？消灭了多少皇军有生力量？日本人只觉得自己败于美国人才是真实的，对于其他战场上的胜负一概持暧昧的态度，当然也难见有什么深刻反省和谢罪。因而，倭人的右倾与国人的左倾之间的较量根本不在一个思维轨道上，其对阵犹如历史笑话“关公战秦琼”那样。

　　根据美国方面的权威统计，在第二次大战中，日本鬼子总共战死了240万人（一说是近300万），而在国内媒体上大吹特吹的“功劳簿”上，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加起来，总共才发动了二次成规模的战役，即“八团大战”和“平型关大捷”，总共才歼灭了几千个鬼子兵——这几千与240（甚至300）万相比较，为多少百分比率？这可是个小学生做的算术题目！为此我们今天不仅得重温那个发人深思的老题目《桃子该由谁摘？》，而且还得有更深一层的试问：《到底是谁该有资格来提问？》

　　另外一面，我们既然批评别人有“双重标准”，那么自己就得贯彻以“同一标准”来评判。众所周知，萨达姆政权是来自于通过“百分之一百当选”的操作程序，非强权岂有他哉！其执政，对外伊拉克侵略历史劣迹斑斑而且发生在先，这不能说是内政吧；
对内萨氏政权的暴虐早已臭名昭著。推翻如此暴君，该是顺从民意之举，算是革命的暴力。

　　指责美英推行的是“强权政治”，这个“强”之力量何从得来？从根底上说，就是来自于先进的政治机制、文化理念和人文价值观，用美国学者约瑟夫的话说，其实就是一种软实力。“软”之所以会辨证地转化成为“强”，柔弱如芦苇的人之所以强大于世上万物，就是因为人有着奔向上帝的神性，有着高贵于万物的精神，而万物莫为。由于不同民族的神性和精神禀性不一致，于是在地球上形成了人种开化和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分布状况。现今美英推行用“强”力，其内容实质还是落实于“软”性之中，那么其结果被推行的落后国家最终都由“软”转为“强”，赢得皆大欢喜的局面，邻邦东瀛的现代化史就是如此——而这恰是恐怖主义最为恐惧的，因为这会导致彼等人格和因袭价值观的大贬值。

　　也许好多年前的“文攻武卫”精神传染给了后代，可悲的是，叫嚷着欲爱国“愤青”的，然则自身既文攻乏术，又武卫莫为，国人何作为耶？可愤的是，只会指责别人动用的武力全是“霸道”，唯独自己的武力才是正路。可怕的是，所谓“物以类聚”，这下已与当今天下猖獗的恐怖分子的人格和思维路子倒有些接近了！

　　复次，网民作出美英国际政治“霸道”批评的依据之一是，美国伙同盟友英国“入侵”了伊拉克，因未能获得联合国的授权。那么我们也该试想一下，五十年代初的韩战中，志愿军不是与联合国军在对抗吗？历史的皇历再往前翻阅，百年前，大清军队和义和团联手抵抗八国联军——在形式上类似于“联合国”的多国部队，不只是简单的侵略与反侵略，但却同样是以劣势文明对抗于优势文明、同样用故步自封的农业文明来挑战世界先进文明主流的改革开放。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主见，足显示为：“己所不欲，尽施于人”，可谓新时代的摩登“恕道”。那么我们今天作为全球化文明进程中的落伍者，该拥有什么的愤青底气？

　　我们国人在纪念抗战胜利时候，不得忘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远非只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而且是正义与邪恶（反人类）、民权与独裁、自由与压迫的较量（总体如此，不排除局部反例，如芬兰—苏联战场）。同样地，美英“入侵”伊拉克，绝非对其领土的争夺和资源的掠夺，而主要是为着先进文化价值和制度理念的输出的意愿，从而达到普适化的理想目的，尽管如此操作违背了联合国决议的程序正义性，这确实导致了美英军事行动的道义价值大为降低，但在笔者看来，并未落低于“及格分数线”以下。

　　因为联合国的表决程序来自于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但是民主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更非万能。因为民主制度的灵魂是要求少数服从多数，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定的机制。但是“多数”怎么保证是正确无误的？或者说得更谦虚一些：“多数”必定意味着正确性高些？在西方人眼里，唯有上帝才是完美无缺，人都是有缺陷的，由缺陷的人组成的社会和民主机制都是具有着缺陷性无疑。譬如1933年希特勒正是通过完整的民主程序当选为德国总理，然后鼓动人民发动世界大战，从而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大劫难。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政体建制，并非完全单一地建筑于民主的制度之上，而是掺和着共和的制度，当然这样的运作也决非完美无缺，而只能说比较更合理些，但却是对于民主的超越，而并非是扼杀民主的专制倒退。因此我们评判社会事物的正义（道义）价值性质，绝不可单单依据于民主化程序的唯一准则。

　　价值哲学认为，社会系统中的价值有“非中和率”和“非参与律”的存在，使得在社会性冲突的场面中，利益的双方对于冲突价值评介的“绝对值”不一致，失利方的往往大于得利方，并且第三方不愿参与冲突其中（参阅拙笔：《主体性价值的五个公理》载于《学说连线》2004-01-26，请链接：http://www.xslx.com/htm/zlsh/zxfl/2004-01-26-15897.htm ）。因此凡是与人有关的价值体系都具有多义性，是一项“多因子”参数的集合体，任何价值评介仅以单一因子的参数取代整体的做法则违背了辩证法精神。

　　现在就论及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的问题，在联合国决策的民主程序这一层面上，违反了决议，即未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但在美英的国内这低一级的层面上，各自都通过了民主程序，赢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者。倘若我们将评价体系的尺度框子尽量放大，将评价的历史坐标尽力延伸至未来的天地，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则得到的期待必将是，美英国家所推导的民主的价值理念会终究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将果实造福普适于全人类。

　　这种状况就好比数学概率论里的“大数定律”。该定律说，凡随机事件在大量独立重复试验中，该项事件的频率会呈现出稳定性的趋势，其无限多次试验的极限值即为概率。反之亦然，若某项事件的试验次数过少，则该项事件呈现不稳定性，其试验值与中心值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均方差”。

　　回到人类社会领域。将他国是否认同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政治试验事件，则在很有限的历史短时期范围里，由于试验次数的“样本空间”过小，因而出现“认同”的事件频率就不够稳定性，倘若将试验的“样本空间”以时间为框子无限伸展，由“历史”来作答民主，则可期待的将是，具有着普适性价值的理念必将实现于未来。在“空间”vs“时间”的较量中，时间必然发出最终的笑声。因为凡高级形态的价值理念，总需要有足够的“时间”的酝酿来现实化其“隐德来希”（亚里士多德术语）。这样，在更高、乃至最高层面上期待着能通过无论是形式抑或内容的民主，则意味着该项军事行动起码得了“60分”。

　　事实上现今已经出现了如此迹象。在塔里班垮台后的阿富汗，在萨达姆倒台后的伊拉克，当地民众纷纷认同了联军的行动，投入到选举的热情之中，以表达自己的民主意愿。

　　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国人愤青大力称颂赞道的恐怖分子却并不“领情”，中国公民在海外频频遭受杀戮的正是那些称颂的报应。君不见，在“911”事件中，在以色列、在南非、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在吉尔吉斯、在印尼、在菲律宾，甚至在国内新疆，国人都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因为恐怖分子所采用的就是那种毫不顾忌手段、广泛屠杀无辜的“超限”暴力活动，其秉性，是与左倾的低贱性有亲近之处！就如二战结束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间，凡动用过暴力政治和武装冲突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远比发达国家来得多，乃相似的同构对应原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授权以“霸道”声称的，恰是来自那种惟我独尊、朕即真理、非自宪政的强暴公权，而从中展开的却是十足的奴性力量！记得电影《苦恋》中的女孩还曾醒悟着：“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可惜如今的愤青族尚未进入这个认识境界，未能识破将民族利益混淆与国家利益乃至特权利益之中的诡计所在。

　　写于上海

　　200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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