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为失去的传统立传——《追寻失去的传统》

　　我国现代报业与我国现代大学一样，起步很晚，但起点颇高。一起始就直接借鉴了欧美国家经过几百年摸索形成的现代办报理念和报业规则；
从业者的知识和人格又多为一流，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大学问家，在他们身上，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与广博的现代知识融为一体。尽管先后经历的绝对皇权、军阀混战、一党专制时代对报人秉持的新闻自由、报业独立极为不利，现代报业的先驱者却在险恶条件下为中国报业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与我国思想文化其他领域的情况一样，晚近几十年间发生的遮蔽和人为阻断使今人对我国报业的奋斗历程十分陌生，对一代代报人不惜代价坚守的理念和创造的业绩懵然不知，而曾经有力延续着的优良报业传统对如今绝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来说，似乎从未存在过。

　　傅国涌是一个有心人，对我国曾经有过但已经非正常失落的传统和精神资源非常珍视，不懈进行着发掘的努力。新著《追寻失去的传统》透过报业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展现了中国报业的历史风貌。其中，当时报界的职业共识、表现出来的报格人格、代表人物的思想高度和精神素养、言论界影响社会生活的力量……，所有这些都与当下形成强烈对照，催人追思和反省。

　　早在1903年晚清最大一次文字狱“苏报案”审理时，视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已被当时进步思想界和报界作为公理加以伸张。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叱咤风云的《申报》以“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为办报宗旨，“有闻必录”为“报纸天职”；
同一时期《民呼日报》把监督政府作为报纸天然责任；
《大公报》信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等等，体现了我国报界百年前基于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信仰所达到的职业共识。尽管各独立报馆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上有不同倾向，有的甚至尖锐对立，但每当发生政府封报馆、抓捕人之类钳制言论的恶性事件，各报刊摒弃分歧共同声援，既表现出良好行规，又调动起民间舆论，对行为不法的政府或权势人物构成强大的民众制裁制裁力。

　　但作者浓墨重彩着力展现的是百年报业传统的核心：文人议政、言论报国。书中介绍的言论界代表人物有很高素养。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全身心接受和追求，身上传统士人的拳拳报国心转化成为推动中国朝向一个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国家的精神力量。大概正是这个原因，一批又一批优秀人物选择了投身报业，利用报刊这个平台走“文人议政、言论报国”之路。可以说，“文人议政”体现了中国士人传统中优秀成分与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普世价值的因素的结合。所以，他们从事报业，一方面坚守新闻报道力求客观、公正和“有闻必录”的现代报业准则，力促信息的公开和思想的自由交流；
另一方面又把开发民智、监督政府、守护民众利益、推进宪政等职责加诸自身。

　　由于有了使国家朝向现代文明这一努力目标，“文人议政、言论报国”传统翻开了崭新一页。在我们这个数千年来民匍匐于皇权的国度，梁启超首提“国民”概念，在“国”与“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正本清源；
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把“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资格失；
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权利亡”作为常识传布。启蒙诚然是文人议政、言论报国的重要工作，但“文人议政”更表现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评议和对政府的监督、批评。纵然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这近百年间每个政权都以查封报馆、监禁记者的专制手段封锁重大社会消息、阻遏自由思想的传播、禁堵对政府的批评，而且执掌政权的流氓还时不时地使说真话的记者和政权批评者从人间蒸发，但无论封馆、捕人、还是暗杀，所有这些流氓手段都既不能阻止真相被披露，也不能使政府免于评判。正是在这方面，“文人议政”凭借报纸的传播功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对国家事务发挥了重大影响。例如，1917年，政客陈锦涛贿赂议员拉选票和段祺瑞的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的丑闻相继被披露，位居总理的段祺瑞不敢罔顾舆论袒护他们，压力下一个锒铛入狱，一个被迫辞职。又如， 1947年3月初行政院长宋子文被迫辞职下台，与此前半个月傅斯年鞭挞揭露他发国难财的爆炸性逐宋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有直接关系。这里列举的不过是百年来文人议政产生的众多影响中两个有代表性的事例。在经常遭遇报纸被封、人被抓被暗杀的险恶环境下，中国报人也把一次次暗杀、封馆都纪录下来，公诸于世。由于他们的努力，被摧折的报纸和中国报业的烈士们才没有被淹没在专制暗夜之中；
当百年报业的历史被中断数十年，被摧折的报纸和献身中国报业的烈士也被遗忘数十年后，通过查阅当年的报纸去再现其光辉也才有了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追寻》的作者在展现“文人议政”传统时一再强调了言论界代表人物大多“议政而不从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它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己有了更清醒、准确的角色定位，这批优秀知识分子以独立姿态给“文人议政”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使这一传统实现了决定性更新。而“议政而不从政”在开发民智、监督政府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对我国长期流行的一个判断——“清谈误国”是有力反证。“清谈”何曾误国？中国报人所经历、所揭露的表明，误国、害国者从来都是位高权重、视国为私产的野心家！“清谈误国”无非是他们为了钳制舆论而制造的伪命题。

　　《追寻》一书内涵丰富，读后令人读后感慨万分。作者融现实的观察、感受和对历史的尊重于一体，是记录也是研究。有若干真相的恢复或呈现：无论是晚近半个世纪中被选择性地遗忘的人物、事件，被扭曲的史实，还是后来被刻意美化了的政治人物——比如在杀害邵飘萍事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张学良；
更以翔实的材料展示了我国现代报业起步的艰辛，记载了中国现代报业在不断遭遇文字狱、封禁、暗杀的险恶环境中曾经无畏挺立并创造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和包含在这段历史中的报业传统，是需要续上的。

　　200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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