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为胡适辨诬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当年对胡适的批判，完全是背离实际的诛心之论。但近几年读到一些文章，还是重复四十多年前的观点，有的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是主观随意地对待问题的思想方法，有的甚至语带讥讽；
有的仍指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为了反对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看来，至今仍原封不动地照搬四十多年前的观点者还大有人在，很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再认识，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一）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说法，并非出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是见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在该文的第八章结论中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他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针对宋儒的“格物”方法提出来的。假设就是归纳法，求证就是演绎法。他举出钱大昕用大量例子（胡适列出15个）来证明汉字语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假设，指出：“演绎的结果若能充分满意，那个假设的通则便成了一条已证实的定理。”“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

　　胡适这个结论写于1920年11月，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之后一年零四个月。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概括。精于训诂考据之学的乾嘉学派，治学十分严谨。钱穆在《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中曾谈到乾嘉学派钜子阮元的治学方法：“其法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乃为之统整，加以条贯。”阮元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他在《研经室集自序》里说：“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所以，后来“实事求是”一词，便常同训诂校勘、诠释经典联系在一起，成为证经解经的基本方法。如陈垣就曾指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胡适所概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阮元、陈垣说的“实事求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没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但对这种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确实作过类似的表述：“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胡适在这里把研究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和种种事实；
第二步是提出各种解决方法；
第三步是从中找出较好的解决方法，作为自己的主张。这种认识方法无疑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几个月的1919年春间曾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就叫《实验主义》。在这次讲演中，他介绍杜威的认识思想五步曲：1。对问题发生疑难；
2。探究疑难之点竟在何处；
3。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
4。决定哪一些假设是最适合的解决方法；
5。通过实践加以证明。胡适认为，在这五步曲中，“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归纳法的，……从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功夫只是要引起这第三步的种种假设；
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

　　胡适的认识三步曲和他所介绍的杜威五步曲之间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胡适本人的实验主义方法的话，那么，三步曲和五步曲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诠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说是这三步曲、五步曲的概括。三步曲的前两步和五步曲的前三步是“大胆假设”，三步曲的第三步和五步曲的后两步是“小心求证”。可见，“大胆假设”绝对不是毫无根据地随心所欲，而是以研究事实的方方面面为前提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小心求证”。胡适在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曾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上载有胡适在《北大二七级同学录》上写给1931年毕业学生的临别赠言。他在这个赠言中写道：“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是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锦囊，装着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
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
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重证据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都把证据放在第一位。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哪里是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也许正因为这样，西方的一些学者才把胡适的实验主义宗师杜威称为“美国的马克思”，“当时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见于《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7月25日《杜威：为了理解的纪念》一文，作者厦门大学陈亚军）。

　　（二）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等人而发的。胡适斥责这些无耻政客不去解决当时面临的许多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如解散议会（王揖唐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安福国会的议长）、南北议和等，却组织什么民生主义研究会，以社会主义家自居，大谈社会主义。胡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论述空谈“好听的主义”、“进口的主义”、“纸上的主义”的危险。他认为一切学说和主义都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可以用作解决具体问题的“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他指出：像王揖唐这样的人“都可自称是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吓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要了解胡适这些话的确切涵义，需要先明白社会主义当时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本世纪初，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量社会主义著作经由留日学生传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进入10年代，报刊上不断涌现很多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在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占主流地位的却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许多激进分子转而接受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内容的苏俄式社会主义，但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仍占少数。多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的是主张改良或持各种各样改革观点的人，其中不乏自诩为社会主义者而令人齿冷的投机政客。恽代英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号上发表的《社会主义论》中，就曾对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作过描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什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可见，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包含着非常庞大而复杂的内容。并不象我们这几十年来所认为的那样“定于一尊”。胡适主张少谈的“主义”，指的就是这些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断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未免有些武断。

　　有意思的是，为了回答蓝知非的《问题与主义》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文中他作了这样一段叙述：“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
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八十多年前的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最有价值的总结。胡适明确提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断语。更为意义深远的是他主张的“三可三不可”，也完全适用于“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我们几十年来的一大教训，不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甚至斯大林模式的假马克思主义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金科玉律的宗教”和“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吗？甚至在当前的报刊上，我们难道不是在在都可看到这种遗风吗？不能不承认，胡适的这一告诫，今天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

　　在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随后发表的给胡适的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表现在胡适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出发，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改造社会应当从具体问题入手，一个一个地解决，而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斥为“自欺欺人的梦话”。这种观点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对立的。所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进而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两种观点对照，可知是两种不同改革观点的正常讨论。一种认为只有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入手，才能改造整个社会；
一种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才能求得具体问题的解决。应当承认，这两种改革观各自都有一定的真理性，把这种不同观点的讨论提高到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甚至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高度是十分不应该，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四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使胡适蒙上了一层污垢，在人们的观念里留下了一个被扭曲的形象。近几年来，学术思想界对胡适的评价逐渐趋于实事求是，但当年的批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却至今尚未消除。希望本文所引证的材料和粗浅的分析，能澄清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这两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并有助于对胡适做出正确的评价。

　　1998年5月初稿

　　2003年6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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