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郭沫若的叛逆与服从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为多彩多变的一位文学巨匠。印刷精美的图文书《才子郭沫若》，出自女学者邢小群的慧心慧眼，为读者提供了郭沫若在女性视角中的另一种影像。

　　郭沫若的故乡在大渡河西南岸的沙湾镇，大渡河沿岸的土匪头领大都出生于此。“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盗也有盗”，为这个土匪头领们的故土家园提供了颇为难得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郭沫若的成名作之一的《匪徒颂》，酿造了一种最为本真的原始情绪。1892年农历9月27日，郭沫若以脚先下地的方式降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叛逆者”，堪称是郭沫若前半生的本色基调。据他的第一位红颜知己、几乎要成为他的妻子却偏偏阴差阳错地成为他的五嫂的王姓姑娘回忆，在她家的一张小学堂毕业生的相片中，最令她动心倾情的就是郭沫若：他人又小，要去站在最高的一层……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身子……那正是他好胜心的表现。他凡事都想出人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

　　1912年，20岁的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在失去“童贞”之后却又选择了反叛。后来，郭沫若在《黑猫》中一边把张琼华戏谑为“黑猫”，一边又自我反省道：“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同为女性，邢小群为张琼华的命运感慨颇多：“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病故，郭沫若携妻于立群和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汉英回家奔丧，张琼华还把自己的卧室，亦即当年自己与郭沫若的洞房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并买鸡买鱼尽心相待，如此，再麻木的人，也不能说内心不受伤害。郭父丧事办完，郭沫若与于立群从大佛坝乘飞机返回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属于自己，张琼华的心情可想而知。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写了一篇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张琼华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泪水盈眶。”

　　使郭沫若诗意盎然、文思喷涌并且一举成名的并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什么组织，而是被他奉为“圣母玛丽亚”的日本女子佐藤富子，也就是与他同居20年并养育过5个子女的安娜。1937年7月，身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的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上海结识前女友于立忱的妹妹、艺名黎明健的左翼演员于立群。随后，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精心安排下，郭沫若与于立群结为夫妻。1938年夏天，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做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对于这种个人服从组织的政治婚姻和政治安排，邢小群以她女性的善良分析说：“知情人说，郭沫若和安娜的儿子认为，他们的母亲脾气很暴躁，而父亲在母亲发脾气时，总是一声不吭。郭沫若一旦‘抛妇别雏’便再无反顾，这算不算一个原因？”而在实际上，在男女婚恋中用情不专，是创造社浪漫作家的一个共同点。好在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婚姻是由组织安排的，一向服从于组织的郭沫若，从此再没有重演婚外别恋的人生传奇。

　　郭沫若的11个儿女中最具才华的是郭世英，他凭着挑战父亲和挑战社会的率直和勇气，与张鹤慈、张郎郎等人组织了一个X诗社。“青年学生自发地成立一个诗社，在父辈的青年时代是很正常的。没有创造社，就没有郭沫若的崛起。但当儿子们也要尝试一下父辈做过的事情时，却遭到了如此噩运，并且麻烦并未就此结束。‘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4月19日，有‘前科的’郭世英遭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造反派的绑架和关押，据说是得到了中央‘文革’成员的指示。凶信很快传到了家中，当晚，郭沫若要出席一个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丈夫，转告周恩来，请他救救儿子。但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却没有向周恩来开口。”

　　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郭沫若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继郭世英之后，郭沫若的另一个儿子郭民英，因为把家中的录音机拿到中央音乐学院，被当成了搞特殊化的黑典型，经毛泽东亲自批示，郭民英不得不弃学从军，1967年死于忧郁型神经分裂症。

　　在“以法治国”和“以人为本”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的今天，重新审视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传奇人生，不仅要承认他的才华出众、贡献多多，同时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无论是他前半生的叛逆还是后半生的服从，都缺乏既自由自主又人人平等的现代公民意识和现代法治观念。借用邢小群的话说，“对于作家、学者、知识分子来说，历史评价还有另一重文化尺度，这种文化尺度不光是看他的政治观点，还要看他的文化选择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人格上应当保持独立，精神上应当追求自由，应当有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深切关怀。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郭沫若的后半生就显得很悲哀了。”

　　本文原载《湘声报》2005年1月14日。《重说文坛三剑客•才子郭沫若》，邢小群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出版，定价2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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