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自安：经济转轨、政府管制与权力资本化：中国案例*

　　摘要：本文针对经济转轨的基本理论，以及转轨中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的案例并就中国转轨的研究做了简要述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转轨具有明显的“强政府”特征，而强政府对于转轨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强政府对经济转轨的高度管制，使得经济转轨更具有可控性，但同时也容易形成过强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本文认为，制度反腐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对于中国的转轨经济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是防治腐败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国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需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信仰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以及强政府与建立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的冲突。

　　关键词：经济转轨；
政府管制；
权力资本化；
中国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GDP 从1978年的5689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增长了20.5倍，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美元。与此同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与其他转型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更因其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持续性而独树一帜。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强政府”特征以及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化和内部矛盾同样引起了较多的争议。例如：如何解释和评价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呢？中国的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国家提供借鉴，还是仅仅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如何认识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城镇失业率提高等问题，是市场化使然，还是中国改革的特色？

　　关于以上问题，国内外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在肯定中国改革绩效的同时，仍存在较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绩效评价标准问题；
二是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的评价；
三是关于中国改革中的“强政府”特征和改革副作用的看法。

　　本文从转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入手，以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为案例，分析了转轨经济中的“强政府”特征，以及转轨过程中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全文包括五个部分：一是转轨经济的基本理论综述；
二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绩效；
三是放松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四是中国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管制与权力资本化；
五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性回顾。希望对转轨经济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经济转轨的内涵、目标、约束条件、模式和评价标准

　　经济转轨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从前社会主义国家[1]的市场化改革为起点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中，一种观点认为转轨经济学自1978年就发端于中国经济学界[2]，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转轨进程启动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3]，但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则认为转轨经济研究的兴起是以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为起点的[4].分歧的存在和转轨经济学起点的争论并未说明转轨经济学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甚至到目前为止，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理论分歧都十分突出。总体而言，转轨经济学家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十分有限的。这些基本共识在笔者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的界定，尽管学术界采用的术语包括“过渡”、“转轨”和“转型”等不同词汇，但这些词汇的外来语辞源都是“trasition ”，尽管不同转轨经济学家对以上三个词语做过界定和区别，但从几个词汇的混用现实看，其内涵带有市场化的共性，即特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
（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
（3）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宪政改革。

　　关于经济转轨内涵的清晰界定一直是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并且，“给转型国家提供政策建议的结果，对经济学家而言，最好的情况也只能说是威信扫地，并且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5]但不管如何，对于从事转轨经济研究的人，有必要对转轨经济的整个过程做出理论探索。根据对转轨内涵的界定，我们可以具体地明确一些转轨的目标，这些目标主要包括：（1）以市场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引入价格机制和形成开放性的竞争市场来实现；
（2）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所有制改革，主要表现为公有制经济的逐步退出以及在竞争领域的收缩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成长；
（3）政府从计划经济中的无限政府和市场唯一主体地位逐步退出，转向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
（4）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宪法体系，有效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和自由；
（5）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价格体系正常运转，抑止失业和通货膨胀，防范经济危机等。以上转轨目标主要是宏观层面的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轨经济本身的一些特征。总体而言，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1）改革过程的过渡性导致的不确定性；
（2）转轨速度和次序的可选择性及其结果的不可控性；
（3）转轨经济受到的强政治约束；
（4）各项改革之间的互补性和互动性。

　　以上特征较大程度上形成了转轨经济的约束条件，各种约束条件形成的合力导致转轨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从转轨改革的实践来看，转轨模式按照发动主体可以分为两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按照转轨进程的速度可以分为：渐进模式和激进模式（大爆炸）。从各国转轨的实践过程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并不具有明确的分界，二者具有明确的兼容性和互补性。相反，渐进模式和激进模式的界限则泾渭分明。（参表1）

　　激进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和强制性特征，尽管激进改革使部分国家从休克走向了休眠（参：表3），而渐进改革从经济增长和改革成本来看更为成功，但部分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现在评价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孰优孰劣还为时尚早。这一分歧主要体现在关于转轨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上。

　　关于转轨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1）宪政改革论；
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多是主张激进改革的经济学家。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进行转轨改革之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转轨改革应当采取“大爆炸”式的一揽子计划，亦称“休克疗法”或“华盛顿共识”，通过一次性放开价格和全盘私有化以及制定私有化法案，使经济在短期休克后迅速回复增长。但当前苏联等转轨经济在休克疗法之后陷入休眠而引来一片唏嘘时，部分经济学家抛出了宪政改革的论点[6].萨克斯、杨小凯和胡永泰等在2000年发表在香港信报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一文中认为：在渐进疗法与休克疗法孰优孰劣的论战中，渐进主义观点占据压倒性优势（参Roland，2000和萨克斯与Woo ，1999），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大多缺乏宪政思考。评价经济转轨绩效的核心标准应该是宪政转型，并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两次宪政转型论证了宪政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和长远影响。尽管这一观点在初期被很大中国大陆经济学家视为对休克疗法的辩护（陈甬军，2000），但目前中国渐进转轨负面效应遭到的批评和政治改革进程缓慢的现状已经使部分学者支持宪政转型的观点（张宇，2001，张千帆，2004）。（2）制度品性论；
这一论点的主要代表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他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2000年第一期）发表的《从社会主义倒资本主义的变化意味着什么》[7]一文中指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此文是该杂志“千禧年”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系列论文中唯一一篇论及“过渡和转轨”问题的文章，该文实际表达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转轨和过渡的评价。科尔内对转轨和过渡的界定是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偏离原有的体制特征时，转轨就开始了，而当这一偏离在制度品性上有实质转变，并达到或者具备资本主义制度的品性特征时，过渡就结束了。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中国试图在体制内，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不管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都是无法被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所接受的（陈甬军，2000）。（3）以自由看待发展[8].相比于前两种评价标准而言，这种观点更具有开放性。作为第三种转轨评价标准，它指那些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前后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改善的角度来评价转轨改革绩效的观点。总体而言，从转轨初期的“华盛顿共识”到本世纪初国际学界形成的“后华盛顿共识”，在对转轨绩效的评价方面已经从前两种论断发生了偏离，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转轨的复杂性和持续性，肯定了以中国和越南等国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就，并就改革中的负面作用及未来改革的走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除以上三种总体的评价标准外，具体的评价标准还包括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委员会以及西方国家研究机构制定的市场化指数体系，转轨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等。部分数据将在论文以下部分论及。

　　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绩效

　　在中欧和东欧转型过程的初期，对转型改革的“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明显占据主流地位，这一观点由于受到当时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的支持，甚至影响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同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观点也影响了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决策，而中国是最大的例外。中国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观点的任何建议，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转轨之路。中国的转轨改革不仅在改革之初就对主流转轨理论——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而更在转轨改革10年之后扭转了关于转轨的主流观点。中国的转轨改革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肯定，也使得主流的转轨观，从主张休克疗法的华盛顿共识转向了“渐进主义的制度观”。中国经济的奇迹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她的令人瞩目的增长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学术界的好奇。试图对中国奇迹作出解释，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以及中国模式对其他转轨国家的发展和改革过程的借鉴意义，成了目前转轨经济学界的重要内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针对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其改革路线带有明显的“由农村到城市”的特征。改革的第一步是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将改革推进城市；
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存在和成长；
在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逐步放开产品和要素市场价格。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已经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在1980－1995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1.1％和8.2％，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高出6.5个百分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13.4％和12.4％，都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9]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告诉、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态势，GDP 年均增长率达9.4％，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并在2003年人均GDP 首次突破1000美元。全国财政支出从1978年的112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22053亿元，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8904亿元，25年财政收入增长了16.7倍，支出增长了19.7倍。[10]

　　贫困程度有较大改善。在近年来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从1990年的54.2%下降至2001年的37.9%，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值也从58.8%下降至47.7%.[11]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成效显著。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到1997年的GDP 和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比1952到1978年间的GDP 和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高出71％和132％。[12]同比，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提高了184％、10％和139％。[13]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6元提高到2003年的26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5元提高到2001年的6859.58元。与此对应，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上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提高到2000年的3415元。

　　中国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1978年为78%，到1999年已下降到37.4%，以超过20%的平均年速度增长，非国有经济现在占据了超过62.6%的GDP 份额，其中集体经济占18.4%，而私营经济占44.3%，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推动力量。按工业总产值变化，中国所有制变化更为显著。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构成中，国有经济占78.2%，集体经济占20%，民营经济只占2%.到2001年，国有经济下降到20%左右，非国有经济上升到80%左右，其中民营经济已占50%以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02年中国的GDP 为102，398亿元，其中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500万以上）产值为16，638亿元，只占16.25%.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已发展到年产值超过5万亿人民币，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以上。2001年与1994年相比，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降低9.1个百分点；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下降3.1个百分点；
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
股份制经济投资比重由6.9%上升到15.2%.自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尽管国有投资不断加大，也曾在1998、1999年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小有回升，但与民间投资相比，仍呈下降趋势。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超过国有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

　　此外，与中国渐进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多数采取休克疗法实施转轨的国家，改革后经济近乎崩溃，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则显得尤为突出。戈德斯曼对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德GDP 增长率做了一个比较，结果表明俄经济转轨以来GDP 下降了40％，而中国经济一直迅速增长；
2001年俄罗斯高达3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伴随贫困人口增加的还有其国内亿万富翁的人数骤增。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重点考察了主要转轨国家前十年的经济增长绩效，研究显示，在不同转轨模式之间，转轨前期的绩效差别十分明显（参：表3）。此外，世界银行根据米拉诺维奇研究的成果在报告中通过若干转轨绩效的指标也显示了这一问题。（参：表4）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世界银行给予了“20年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的高度评价。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在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中特别赞扬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速的改善。”

　　但世界银行和克鲁格曼在赞扬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同时，渐进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和市场化改革中各项体制的兼容性问题也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贫富差距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语部分价格开放后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城乡贸易条件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了世界上基尼系数上述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3）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后，由于部分开放了农产品价格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缓和。（参：图1）据中国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39，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考虑现有调查样本中有些城镇特高收入户不在统计范围，则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超过0.4的水平。另据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估算，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

　　地区差距拉大。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分化和地区分化。该问题一直是转轨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分析包括：投资倾斜、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财政分权改革的影响、开放次序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等（魏后凯，1992，1997；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
Raiser，199；
胡鞍钢、王绍文，1999；
Demurger，2001）。尽管从资源禀赋和地区分布看，地区差距有改革因素之外的客观原因，但转轨改革无疑在特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分化，导致地区发展出现非均衡（参：图2）。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总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 总量占全国GDP 总量的比重为50.2：29.72：20.04，1990年三者比例扩大为51.5：28.26：20.24，到2000年该比例扩大为58.86：24.58：16.56（参：图3）。另据联合国最新资料，在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1975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522，2000年提高至0.726.近年中国没有一个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联合国全球低人类发展水平线是0.5）。但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跨度很大，上海最高，达0.89793，西藏最低，为0.59211，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30％。

　　中国渐进改革绩效的两面性特征，和其财政支出结构和政策导向直接相关。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80年代初期，政府在社会公平分配和经济效率方面都表现出对公平分配的强烈偏好，尽管效率也是重要的追求目标，但是由于体制原因，低效率和平均分配长期并存。80年代以前，中国基尼系数不到0.2，但从经济总量的发展状况看，中国同期的生产力水平较低。80年代后期，改革大规模启动后，政策导向发生转变。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以及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的启动，财政支出和政策导向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向。中共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纠正了以往强调公平优先，导致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正式提出要把经济效率作为重要的分配目标。政策导向上大幅度转向效率诉求，是导致中国转轨改革引起巨大分化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提供了持续强劲的推动力。

　　三、放松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学增长

　　关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效果的争论由来已久，现有的各种相关理论和假说基本上较倾向于强调中国初始经济结构差异以及制度安排差异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及其绩效差异的作用，但这些“中国特殊性”的观点可能言过其实。

　　在我们看来，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的本质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是在于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从而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对于理解转轨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是否比非国有企业效率更加低下，而是在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带来生产力改进，至少要比大规模破产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增长对经济效率而言是否最优并不那么重要，因为相比于前苏联、东欧改革后的情况，中国在非国有且更加具有市场化导向的轨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是转型能够持续稳定进行的关键所在，它避免了经济在改革开始后的大规模下滑，防止了大量破产、失业和政府财政巨大压力出现。如果要谈什么“中国奇迹”的话，国有企业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而不仅仅是更加市场化的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才是奇迹的所在。二是不断深入的分权改革打破了以往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尤其是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允许非公有经济体制外成长，财政分权改革通过分税制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具体而言，中国的分权伴随着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激励，从而依靠地方经济的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例如1980年的财政改革，放弃了以往“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而代之以“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形成了新的长期财政契约关系（一开始为5年）。

　　对内“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及引入竞争市场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
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大量外资、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涌入中国，外贸大幅度地增长，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中国转轨过程中以国有部门为主的计划轨道和非国有部门为主的市场轨道之间的互动是理解中国转轨奇迹的一个关键所在。特别是这两个轨道之间的产品供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现有经济解释所忽略。[14]

　　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0）指出：在转轨进行了十年以后，大多数观察家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轨道路是成功的，而俄罗斯的转轨是失败的，其它转轨国家处于两者之间。他认为在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中的转轨失败并不是由于好的政策没有执行好。恰恰相反，这些失败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的误解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基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改革模式注定要低估信息问题、机会主义行为和人为失误所造成的不利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现在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基于“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 ）的机构改革模式进程忽视了Hayek 和Popper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的教训。发放投资基金凭证进行私有化以迅速实现经济转轨的承诺被证明是种幻觉。

　　从经济转轨的方向和放松管制以及分权改革来看，转型国家在改革方向上是趋同的，他们都在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模式与东欧模式的最大差别在于改革推进的速度和次序。尽管主流的转轨理论将二者区分为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两种模式，但两种模式中“强政府”的共性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转轨过程的“强政府”特征出发，会找出中国改革成功及两难的更坚实的理由。从改革的起点看，中国和前苏联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政府严格控制经济政治各个领域。所不同的是，前苏联采取的“休克疗法”有些类似“强政府”的最后一道“诏书”；
而中国政府则对改革的整个过程进行着严格的控制。中国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使得中国大陆的改革较多的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所默许的边界上推进。这既有效回避了激进改革的利益冲突，也保持了政治环境的稳定。中国政府对改革的谨慎，是有特定的历史根源的。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讲就对激进变革的思想方法具有免疫能力，但他们似乎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已经‘将它从他们的制度中阉割掉了’。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思想方法所带来的后果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当他们开始为市场经济选择一条道路时，他们选择了渐进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并且是非理想化的实用主义道路（不论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有着这样的至理名言，”了解所做的事情中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尽管专家向他们保证再向前跳一大步就可以越过深坑，他们也不会因此而跳下山崖。”[15]（Stiglitz，2000）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开始理解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在改革问题上所采取的谨慎负责的态度了。但不管怎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尽管，他们没有象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彻底放弃社会主义的制度信仰，认为任何从苏维埃或社会主义改革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东西都仍然带有共产主义的耻辱。也没有想利用“机会之门”大开之际同过去彻底决裂，跳过深渊，而进入象西方教课书中所描绘的“先进模型”中去，却选择了一条迷茫的道路继续探索。尽管中国政府领导的改革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但这种强政府的渐进转轨模式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

　　萨克斯等人认为，即使对中国而言，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尽管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未必最优，渐进主义改革的障碍会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而凸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渐进改革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他们认为，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产权定义不甚明晰的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等）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非经济环境的反应，但若没有这些政治约束，一开始就私有化，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与萨克斯等人不同的是，Sirowy&Inkeles（1990）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政治民主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并支持了中国模式的市场化改革先于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优越性，但该项结果也显示，集权政治也不能保证经济成功发展。

　　莱谢客·巴赛洛维奇批评了以“中国模式”为由支持“渐进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即使集权模式能够实现经济转型，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可能性也大于在俄罗斯的，他认为借“中国模式”否定激进改革是扭曲了事实。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选择尤其特殊性，但不具有一般性。首先，转轨初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同，中国在1978年经济失衡处于温和态，而1989年的东欧和苏联经济则处于崩溃边缘；
其次，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推动的是农业的私有化，而东欧和苏联转轨则是在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更好的基础上开始的；
第三，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和中国改革的特殊初始条件有关——80％的农业人口和农业耕作的可分性都更容易推动私有化进程，但东欧各国不具备这一条件。

　　尽管萨克斯和莱谢客·巴赛洛维奇等人的指责在多数大陆经济学家看来带有激进改革的辩护性，但他们对于渐进改革指出的问题也是实际存在的。中国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缓慢进展和争论，也说明了渐进改革中国有企业转制的高昂成本。中国大陆几次大规模的国企实践表明，在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上，目前并不存在有效的改革模式可供实施。中国几次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所引发的资产流失，最终都不得不通过“叫停国企改革”来解决。2004年下半年，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关于指责国内几家较有影响的公司在改制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在经济学界引发的争论，更张显了这一事实。1992年开始，中国大陆将部分企业改制为上市公司，但由于上市公司资格采取审批制，使得部分亏损国企通过行政权力获取了资本市场的准入资格。尽管如此，由于国有股最初采取溢价发行，明显违反资本市场“同股、同权、同利”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导致国有股实际上被拒于门外。[16]每次进行国有企业债转股改革引发的股市狂跌，也导致国有不良资产改革多次流产。[17]这些问题都和渐进改革中的“强政府”特征直接相关。

　　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放开价格，开放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给予人们自由就可以了。它是由一系列经济制度环境组成的。这包括市场价格机制、自由流通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金融）市场、各种经济法规、明晰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系统、税收体系、反垄断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但完善高效的市场体制要求的是一个有限政府，公开和透明是有限政府的基本要素，是对政府的有效限制，用以规制政府的非法和不当的政府行为。有限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平、充分的竞争，取消多余的管制，使规则和制度高度公正和透明化。中国转轨改革中“强政府”特征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强政府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可以通过财产转移支付和国债弥补地区差距和社会分化；
另一方面，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造成地方经济发展的依赖效应，使其难以退出，此外，强政府的过多干预必定在未来改革中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潜阻。

　　田国强（1995）讨论过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需要经过的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私有）化。这一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已经成为共识，但障碍在于如何将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及民主化引入中国的政治改革。总体而言，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腾尼斯，1990）；
（2）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梅因，1984）；
（3）由实物名分向权利自由的转变（刘军宁，1998）。而三种转变中，三个起点都与无限政府对应，三个终点都与有限政府对应。而要全面的完成这一转变，则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转变。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难以考察的影响。

　　从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向市场经济转轨应该是一个包含不同层面经济行为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是成功转型的关键要素。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和产权的私有化，而且要求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诺思指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制度的分析，因此在对经济绩效的源泉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不得要领。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花费很大力气研究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理解那些对市场创造非常重要的制度要求，因为他们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制度本来已经存在。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为使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成为可能，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提供低成本的交易以及值得信任的承诺，从而使得市场可以有效运作”。Kolodko （2000）从这种制度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与国际货币基金相似的结论，即一般而言，只有自由化和稳定化政策可以以一种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表明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否以激进方式推进自由化和稳定化取决于金融稳定的程度和一定的政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轨就必须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制度建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新的组织的创建、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迁，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四、中国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管制与权力资本化

　　《圣经·马太福音》中说：“因为你的财富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句话告诉读者：那些寄希望于道德教化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的想法，是无济于事的空中楼阁。连上帝都得承认人类固有的自私、贪婪的本性，怎么会存在着一种能够将人人都改变成圣人的世俗的政治制度呢？因为人人都有无法完全克服的弱点，腐败问题也就无所不在。

　　透明国际主席彼得·艾根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02年度清廉指数[18]发布会上指出：“政治精英及其同党仍继续利用每一个机会收取回扣，他们与不肖商人狼狈为奸，把整个国家推向贫穷的深渊，阻碍可持续增长。腐败不但在贫穷国家猖獗肆虐，而且在许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国家亦然。政治家们对打击贪污腐败信誓旦旦，但他们对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所传达的信息却置若罔闻，这个信息就是：为了打破贫穷和贪污孰先孰后的怪圈，政治家们必须采取有效行动打击贪污腐败。七成国家在以十分为清廉的排行榜上低于五分，这一事实显示出人们对各国政客及其公务员贪污腐败程度的评价。”[19]

　　转轨经济中，由于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导致的官员寻租行为和政治腐败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透明国际2002年度行贿指数显示，来自俄罗斯、中国、台湾及南韩的公司及其官员比较容易行贿，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美国和法国。2002年度清廉指数，给全球102个国家排名，其中七成国家，有许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以十分为清廉的排行榜上低于五分。其中，转轨国家得分普遍较低（中国3.5分，俄罗斯2.7分，多数转轨国家清廉指数低于0.5）。总体指数显示，发达国家的清廉指数相对较高，落后国家和转轨国家清廉指数较低，70％以上的国家得分低于0.5分。

　　根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自1978年以来的20年中，因牵涉腐败和其他经济犯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达235万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公职人员超过40万人。全国各级检察机关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间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更增至387352件（而这时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难怪有人惊呼“腐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胡鞍钢语）。据统计，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腐败大案总数1983年-1987年为30651件，1988-1992年间升至49122件，增加了60%，1993年-1997年则飚升至168904件，这期间增加了2.4倍，其中违法违纪金额在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特大案件有增无减。1983—1987年间因涉嫌腐败案件而受到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总数为1500余人，1988—1992年间为4623人，1993—1997年10月更高达9769人，另据统计，从1993年到1997年3月间有2万余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600名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因涉足腐败案件而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查处，1998年一年就有535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410名地厅级干部、12名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受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据统计仅1996年全国各种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收费及各类基金、附加费合计年收费总额超过4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的50%.利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和挥霍浪费之风也愈演愈烈。由于没有将钱直接装进个人腰包，沾染上行业性和部门性不正之风和公款奢侈挥霍之风的单位和个人往往理直气壮，有恃无恐，刹风工作反而阻力重重，稍有放松就会强烈反弹。由此推动的行政经费支出增长速度同样十分惊人。据统计，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1997年已达1137.16亿元，比1978年的49.09亿元增长了23倍，而同期的财政总支出只增长了8.2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4.4%上升1997年的12.3%.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通过查办经济案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而言，1983-1987年间为16.3亿元，1988-1992年间为25.8亿元，1993-1997年间则高达229亿元，而同期纪检监察机关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也高达159亿元。[20]

　　有鉴于腐败问题已成为中国转型期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对转型期中国的腐败和反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本文认为，腐败问题并非根植于转轨经济当中，但一个可信的结论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强政府”特征某种程度上为政治寻租和腐败提供一种政治温床。以往中国主要通过党内道德教育和纪律约束来遏制腐败，但实际证明是不成功的。

　　新制度经济学进而认为制度是影响个人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按照诺斯等人的观点，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型塑人们互动行为的一系列约束，换言之，制度是约束个人行为的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体！新制度经济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带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上。制度通过影响人们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最终影响个人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的上述分析框架为我们研究中国转型期的腐败和反腐败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转型期的中国在公职人员中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而且这种现象有着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说明目前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选择了通过腐败的方式来满足个人利益和要求，有人称之为一种制度性腐败或体制腐败。它表明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它诱使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从事腐败活动，并提供了相应的机会，而从事腐败活动被发现和受到制裁的机会很小。换言之，腐败已成为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风险很小的达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而被许多公职人员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如果仅仅着眼于案件的查处和单纯强调思想教育和自律显然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改变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减少腐败得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腐败问题和转轨经济过程的过渡性本身是具有相关性的。俄国在实现私有化之后，迅速形成了一批官商勾结的寡头资本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财产、攫取巨额租金，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正如克鲁格曼（1999）所指责的那样，整个俄国经济正在被强大的、难以抑制的腐败所吞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俄国的事实说明产权改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要完成对产权的重新界定，同时也必须形成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否则难以取得成效。事实上，如果私有化是通过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合法的手段实现的，并且在缺乏必要的机构建设的环境中进行，那么一个更着眼长期前景的市场经济可能实际上受到了损害。更糟糕的是，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这一点对中国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制度反腐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一问题更直接的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转轨国家，中国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是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难以预料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转轨国家之一，由于其发展关系世界近六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对中国的转轨过程给予怎样的关注都是不为过的。中国的成就并不足以保证这一庞然大物在未来的发展和改革中能够保持高度的确定性。经济分析的结论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对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给出一个理想的描述。强政府特征的背后是一党政治的舞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改革的前景无疑受制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一党政治与宪政制度以及民主化之间的冲突在未来如何协调；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信仰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统合的目标下，如何协调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经济的冲突。

　　五、结论

　　作为本文的结论，在对转轨经济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

　　（1）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强政府特征，以及与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国渐进模式的一般性被减弱。尽管中国转轨模式的成功已经创造了经济增长史的奇迹，但转轨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并未消减。转轨经济中“强政府”的正面效应和市场化改革要求实现宪政约束下的有限政府的冲突在未来会凸现。而这些冲突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改革催生的政治体制改革予以突破。

　　（2）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是转轨经济的最大敌人，尽管在民主政体和发达国家也存在寻租行为和政治腐败，但对于转轨经济而言，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这一点根源于转轨经济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传统社会主义遗留的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扭曲了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使得目标最终变成了手段。对于告别计划经济体制的前社会主义公民而言，重申自由、民主以及财产权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3）中国转轨改革中，政治信仰的继承性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的模式之间，我们认为制度必须被信仰。但这一信仰不是一种绝对形而上的信仰，我们仅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观，制度信仰的存在是客观的，因此它必须置于日常语言实践的经常审议当中，开放式的对话只会加强信仰而不是削弱了它。但不是所有的制度仅凭信仰就可以存活，尽管有一些制度如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乡村社区的习俗，仅凭信仰就可以发挥作用和生存。有些制度必须经特殊的设计才能保证它的可实施性，这就是承诺的可信机制，政治体制更是如此。

　　（4）仅凭“人民高于一切”这一并无经验含义的道德上正确的说法，宣称一个现实当中的经某个范围的民众投票选出的机构的地位至高无上，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或偷梁换柱，一如宗教上的将神圣与凡俗的合一。一旦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法律至高无上这种说法就没有意义了，象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制度等等就不大可能存在了。（刘海波，2000）中国转轨改革需要改变传统的民主政体，以保证司法独立和社会公正不受权力的干涉。

　　总之，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以及包含在其中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而不仅仅是一个以宏观经济变量来衡量增长的技术性问题。新近的转轨经济学研究文献和经济转轨的实践都表明，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在经济学家对于以下问题的更为清醒的认识：（1）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败问题；
（2）对于制度变迁的“过程”的重新认识；
（3）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建立宪政规则和市场法治规则重要性；
（4）市场经济中关键性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的重新估价；
（5）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的角色和功能的重新定位（6）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大规模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
（7）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对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中的作用。

　　正是这些理念深化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支撑要素的理解，也深化了他们对市场机制和政府功能的理解，并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正统理念形成了极有价值的重构。“华盛顿共识”向“后华盛顿共识”的演进，表明着现代经济学自身正在发生着另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深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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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顾自安（1977－），宁夏平罗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E-mail：hunter_gza@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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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新加坡《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5年第一期，PP13－24.

　　[1]格泽戈尔兹·W ·科勒德克在《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中译本，2000年版）中以“后社会主义”一词指代“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

　　[2]参见：张宇著：《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192.

　　[3]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著：《中国改革的理论思考》，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4年，页56.

　　[4]参：乔纳斯·科尔内（Kornai.Janos ）、格泽戈尔兹·W ·科勒德克、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 ）等。

　　[5]参：「比」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 ）：《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5.

　　[6]参：萨克斯、杨小凯、胡永泰：《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6月号。

　　[7]参：乔纳斯·科尔内（Kornai.Janos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Winter 2000，14（1）：27-42.

　　[8]该表达出自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尽管他本人不属于转轨经济学家，但他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及其发展观是具有启发性的，本文引用此中观点作为第三种转轨评价标准，意在指代那些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前后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改善的角度来评价转轨改革的观点。

　　[9]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34－235页。

　　[10]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

　　[11]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23日。

　　[12]1978到1997年的GDP 和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81％和8.36％，1952到1978年的GDP 和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74％和3.06％。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13]1952－1978年间的三大产业增长率分别为1.77％、10.81％和4.45％，1978－1997年间的三大产业增长率分别为5.03％、11.87％和10.6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14]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5]斯蒂格里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来源：http://www.sinoliberal.net.

　　[16]同上。

　　[17]胡培兆：《国有企业改革20年的问题思考》，载《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5期。

　　[18]透明国际2002年度清廉指数也称受贿指数，它是对行贿指数的一个补充。行贿指数主要是反映主要出口国家公司或商人在新兴市场国家行贿频度的一个指标。

　　[19]柏林：Jeff Lovitt/Jana Kotalik/Sarah Tyler.资料来源：中国机构网。

　　[20]资料来源：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资料。转引自：何增科：中国转型期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一种制度分析（J ），载《经济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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