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一个热忱“传教士”在理性言说

　　一

　　21年前的1984年，丁学良先生离开故土家邦，前往美国求学。就在那一年，中国政府创设了“教师节”，以示对教育的重视。其时，在高等学校教师那样一个群体里，教授和硕士生导师都是相当稀缺的职位，而博士生导师这个职位，即便用“凤毛麟角”这个词也不带有夸张的意味。其时，有少数身出欧美名校，在1930、1940以至1950年代归国，饱经政治运动的学者，还以年迈之躯，工作在——当时仍然习惯用“战斗”这个词——少数中国名校的实验室和课堂。其时，从政治运动风暴中走出不久的中国学者，并不怎么熟悉通行于国际间的学术规范，但对研究工作，尚存勤奋恪职之心。

　　21年过去了，丁先生早已从哈佛大学毕业，多年以来已习惯了在许多国家大学间的游走、比较和思考。而中国的人们，在对“教师节”这样一个日子丧失了大部分的激情和神圣感的同时，也能看到，21年来，尽管中国的社会、经济、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呈现一种繁荣态势，但中国的博导和教授，增长更过于迅猛，简直用得上“太好了，以至不像是真的” （it’s too good to be true）这句话。如果说，21年前，中国较好大学里的教师大部分不是教授，大部分教授视取得指导博士生资格为难以企及，那么今天，教授数量早已洋洋洒洒，大量教授更顺利迁为博导。

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前述那批名校归来的老人，早就退出了他们“战斗”的一线。人们还能看到，学术腐败正在中国高校蔓延。懒惰而非勤奋，取巧而非扎实，充实了中国高校学者的头脑。熟悉中国政府和高校两个系统的人，可能会发现，象牙塔外的腐败，并不比象牙塔内更使人惊讶。也就在这样一个年代，中国教育当局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

　　中国人对口号并不陌生。老实说，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更豪迈数倍的口号，中国人在迷狂的年代也喊了太多。今天，在曾经的口号都落空，甚至变成笑话或者羞于启齿的往事时，我们仍然执著地再一次次喊出口号，其中原因，当然还是在于组织化的运动型的管理模式仍然起着作用，但也有部分原因也许在于，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高远的目标。

　　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吗？当那样一个口号被喊出的时候，我们已确知，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吗？

　　二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21年前，这同样是丁学良的问题，21年后，它变成了丁学良的书名。

　　有一些因缘际会和刻骨的内在的原因，让丁学良成为这样一个主题的极佳诠释者。

　　第一个因缘际会的原因是，丁学良在哈佛大学受业，饱受艰辛的七年蓄艾，一时之选的师者丹尼尔•贝尔、马若德，迥异于中国大陆的知识体系、教育方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人和留学生，都促成甚至刺激了丁对于哈佛的深入了解。第二个因缘际会的原因是，从哈佛毕业以来，丁学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尤其在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和任教，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十余年以来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一所年轻大学的蓬勃。除了科大的美景，丁更熟悉科大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层面。正如杨小凯先生称赞台湾在政治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大陆的良性影响，科大作为一所新大学，同样给泛华人地区大学的成长能带来诸多经验。第三个因缘际会的原因是，多年以来，丁从事环太平洋地区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并作为一个“国际非盲流”（不盲目地流动）和关心大学问题的有心人，既了解到了这一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这使他能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也掌握了国际间著名大学的一些运作状况。

　　第一个刻骨的内在的原因是，丁深爱中国，深切关心这个我们国族的所有人歌哭于斯的大国如何实现其真正的振兴。他关注大学问题，恰好也在于他把大学和大国的兴衰联系起来。他说：“从公元十一世纪到现在，哪里有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兴旺。”第二个刻骨的内在的原因是，丁学良少小生活在皖南地区物质殊不充裕而崇尚文士的氛围，热爱知识，进而好奇于名校甚至胡适的美国母校那样的名校，强烈地引发了丁年长后对这个问题宗教般的热忱。

　　由于这些原因，丁学良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分析，便端的视野相当开阔，并且，正如余英时先生所引用的，“我认为写史应该带着愤怒和热情”，尽管价值中立是必须遵循的，但在冷静的思考和探讨的背后，使命感也给丁带来了对此一问题发于内衷的关切。

　　三

　　丁学良先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本著作，分七部分。

　　第一部分，“何谓世界一流大学”，类似于一般著作的“总论”部分。此一部分，丁在宏观层面，分别叙述了大学的理念、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大学兴衰与大国兴衰之关系。同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一起，本部分文字可能会成为中文世界关于大学理念的经典性表述。

　　第二部分，“从行政主导到学术主导——一个关于大学制度演变的故事”，丁在这里仔细讲述了他所服务的香港科技大学体制演变的诸个制度性特点，尤其是重点介绍了它的学术评审制度。同第一部分的宏观言论比起来，本部分在微观层面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丁特别强调：对教员晋升和长聘的评审机制，是研究型大学教员整体素质的核心保障。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原为讲演的文字，其问答部分相当好看——座中的北大学生，显是听者有心，丁的回答，亦颇具几分剑气纵横。

　　第三部分，“你敢写中文——英语学术界的研究产品发表制度”，这是丁对于英文学术界的“行规”这一关键性问题的的集中讨论。在一番较为细致的介绍与论述之后，丁对比并指出中文学术界在学术规范方面的诸多问题。作为附录，丁列出了美国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关于稿件处理、学术期刊的引用频率指标情况以及依据不同标准而评出的美国大学经济学排名等一些列数据。这一部分先期单独发表之后，经济学家盛洪先生曾相当喜爱。

　　第四至第六部分，是三篇关于大学改革的长篇访谈，分别以“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以国际视野看北大的改革”、“体制改革的技术操作”为名。这是在以北京大学改革而被激起的国人对于大学改革以及“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丁学良以开放心胸为主调，针对人共关心的问题所作的一系列阐述、评论和建言。在同记者的互动里，这些访谈如数十篇短论，在理念、制度、措施等各个层面探讨了大学改革的重要问题。

　　第七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竞争：中国与印度”。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印度在经济、社会、教育方面的了解，相当寥寥，而作为一位比较发展领域的社会学家，丁学良传达的信息是：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素质高，其勤奋、刻苦、把握问题关键环节的智慧穿刺力和独立研究的能力都超过中国学生；
印度经济实力从中长期来看可能超过中国；
印度在体制演进方面，具备相当的比较优势。这部分文字最少，但在我看来，却最是牵动人心，甚至使人沉重。

　　四

　　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丁学良对于北京大学的情有独钟。

　　在历史现实中，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的，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和五四时期，西南联大和复校之后，文革前和文革后，中间都无制度的、地域的、观念的承继性。并且，同样在历史现实中，我们也能看到北大在文革中的政治盲动和文革后多多少少的急功近利。但是，在人们的情感中，这一个个分割的北大，却也是同一个北大。这就是一个被自由主义者永远视为自由主义之家，被诗人永远视为诗人之国，被崇尚学术的人永远视为学术之殿的北大。基本上，形容哈佛大学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北大：“在共和国中诞生的国度，从各教堂中独辟蹊径的教堂，从诸阶级中脱颖而出的阶级。”在丁学良这里，确乎有这样一种热爱。

　　另一方面，丁关注北京大学，显然又不仅仅是出于上述的热爱。北京大学不仅仅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精神之向往，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它更是中国未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最少的那两三所或是最早的大学，是作为国家大学的重要学府，是中国振兴在知识、技术和人才方面的重要依托。它简直就是丁作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最需要关心的那所大学。

　　北大在改革，于是丁也关心改革。不但关心改革，丁还有力地声援了那场改革。

　　前已有述，本书收录的三篇访谈，大抵成于北大改革揭幕之后。关心北大改革的人，不一定都支持北大改革或改革的目标与措施。，改革当然需要“伟大的反对派”，但是，具体到此时的一些尖锐反对，确乎给当时的主事者带来压力，也确乎有言辞颇欠思量。从舆论来看，当时几位身居海外的社会科学学者对北大改革的异议，由于其个人的影响力，更在知识界形成冲击。在这个时候。丁学良在主流媒体的访谈，雄辩地支持了北大的改革。人们惊讶地看到这样的文字：“相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从整体上来看，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很多人这么认为。”人们从中看到了中外差异之大。

　　前已有述，本书第二部分，来自丁学良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公开讲演。讲演中的一个小插曲，丁未在书中介绍。当时，丁来到北大，并未惊扰他的友人，北大改革的主事者之一张维迎先生。然而，看到网页海报后，张悄悄来了。讲演结束之后，一贯幽默而平实的张维迎，以极动情的语言，陈述了他对改革、反对改革者的看法。张有委屈，并感谢丁对改革的支持。在现场，观众为张维迎动容。在那个晚上，张维迎是深情的，而丁学良是雄辩的。讲到愤怒或激动的地方，丁像一头狮子，声音高亢，语言大在逻辑中。

　　北大确乎应当改革，我们在第一部分看到的那些见怪不怪的现状，北大并不例外。在行政主导、超行政力量的主导之下，尽管从好的方面来说，北大的教授数量也许并没有明显的非理性扩涨，北大录用的教师尽管不是身出“世界一流大学”同样非常优秀，但这所大学确乎存在诸多问题，并不能让更大量的优秀人士积极进取、心情愉快和乐意参与其中。在北大的身上，既具备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潜质，却也同样缩影着中国高教的一切弊端。北大改革，也像一切改革，蕴含着成功的希望，又被它所侵犯了利益的内部人士以各种形式反对或阻挠。

　　不过，且让我们阅读丁学良在这本书里，引用的一段北大学生写给他的电子信函：“我也（曾经）随大流而认为北大改革没有必要，简直是越改越乱。但是，听了你的讲座后，我仿佛如梦初醒，算是弄明白改革究竟要改什么、怎么改了，也对北大改革的前途充满信心。”丁学良不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或校友，但他确乎是一位良友。他在这本书里的言论，值得北京大学和关注北京大学的人们关注。

　　五

　　人们太过喜欢用《双城记》里边的那段话形容今天的这个时代：“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
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这是一种歧路的局势，在战国思想家的言说里，杨朱面对歧路，戚然变容。这里又有沉重的问题，在贾谊的论述里，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我想中国高等教育以及被它深重影响着的中国，在这样的悲观之后，在坏与好共生的情境里，还需振起：且让我们部分地承认既有的繁荣，同时在不自大、自满或自欺中看清目标。如果需要的话，还是可以高喊一点口号。

　　而丁学良先生的这本书，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是一本不能不翻开的书。事实上，知识和思想上的借鉴和启发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渗透在字里的作者的家国情怀，是我们这滔滔世界里同等重要的方面。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丁学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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