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

　　剧变后的俄罗斯的命运，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因缘，无论俄罗斯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将影响中国的命运。俄罗斯是中国的镜子。看不清俄罗斯也就看不清中国自己。可以说，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对中国模式的挑战。

　　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我们应该擦亮眼睛，端正心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反思是不充分的。许多人乐于见到，也乐于相信，俄罗斯糟得很，热衷于报道俄罗斯的困境，渲染俄罗斯的痛苦，实则是想教训人们：看吧，这便是俄罗斯的下场！简单地把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贴上反面教材的标签是危险而有害的。这就可能使我们从苏联和俄罗斯的经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从而妨碍了我们本应该进行的变革，或者延缓了变革的步伐，甚至是直接遏制某些必要改革的进行。

　　在有些人看来，俄罗斯改革采取的是激进战略，并且认为这种战略震荡大，风险高，社会难以承受。其实答案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也许在中国人的眼里，仅仅1991年后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滑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俄罗斯的冬天开始了。虽然两个国家的国民都长期受过这种观念的灌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有的中国学者却宣称俄罗斯陷入了醒不过来的噩梦之中。在一本纪念苏联解体10周年的书中，我们只看到剧变后的苦不堪言：90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时期的25%，每4个俄罗斯人就有1个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单看这些数据，似乎俄罗斯已经民不聊生。不少中国学者一直在为俄罗斯人民忆甜思苦。对于俄罗斯一度出现的经济衰退，有些中国人表现得比俄罗斯选民还要愤怒和不满。

　　照这样的视角来看，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岂不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春天来临，噩梦已醒吗？要知道，1999年，俄罗斯GDP增长32.%，2000年增长8.3%，2001年增长5.0%，2002年增长4.2%。2003年GDP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同比增长7.3%，人均3200美元。2003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2010年GDP比2000年增加一倍。

　　由此可见，如果只会以物欲的心态判断俄罗斯的转型，就会走眼，看不清俄罗斯转型的真相。单从俄罗斯对苏联制度的否定程度和速度来看，是根本性的，也可以说是激进的。但是，俄罗斯社会是否能够承受这种激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俄罗斯国民用自己的选票做出了回答。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无论是经济处于什么状态，哪怕是1991—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1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俄罗斯人民在坚定地用选票宣布自己抛弃什么，需要什么。或许，这让只会以经济眼光看问题的人难以理解。

　　俄罗斯的制度剧变不是暴力强制，而是俄罗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罗斯公布的《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公决是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重大问题进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决的决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国均须遵照执行。”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就是否实行总统制举行全民公决，75.3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选民投赞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中，74.7%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7.3%的选票投了叶利钦的票，只有16.8%的选民支持雷日科夫。1993年4月25日，64.5%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58.76%的选民对叶利钦表示信任，53.04%的选民对叶利钦总统和联邦政府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社会政策表示赞成。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选民的58.4%赞成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新宪法。迄今，俄罗斯已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1996年大选时，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然而，是叶利钦，而不是久加诺夫获胜。1999年12月，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并于2000年3月26日当选为俄罗斯第三届总统。2004年俄罗斯第四届总统选举中，登记选民共1.09亿，选民投票率超过61.18%，普京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获得71.31%的选票，远远超过2000年当选时的52.94%。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里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

　　这四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实际上是俄罗斯人民对选择方向的再确认。如此看来，转型就不仅仅是渐进还是激进，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导致经济衰退那样简单的问题。当我们看到， 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幅度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30%，我们就不能因此简单得出结论：俄罗斯倒退了。

　　俄罗斯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框架下参与政治。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哈里托诺夫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承认自己在大选中失败。选举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结果。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治轨道。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不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震荡。政治斗争将继续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这也表明，俄罗斯没有把苏联制度的瓦解看成是改革失败的象征或标志，而是相反。国家权力乃公器。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得与失评价变革的成与败，以为得即成，失即败，而要看是否有利于完成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

　　可以说，从俄罗斯的几次全民公决和总统大选来看，没有出现过社会难以承受的问题，倒是反对根本变革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没有赢得国民的支持。比如，1991年的8•19事件就是例子。判断变革的步伐是慢了还是激了，准确的民意表达是最好的裁判。换句话说，俄罗斯转型是首先从变革的合法性入手，而不是简单的激进或者渐进的问题。一旦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并获得了权威，那么国家的目标就明确了，变革也有章可循，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是哪里，甚至是到底会走到哪里，到底想走到那里，都不清楚。如果是慢慢地往火坑里走，这样的渐进无论是怎么个渐法，都形同慢性自杀。只要民意认可，壮士断腕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有俄罗斯学者对一为中国经济学家说：“俄罗斯有很多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这些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俄罗斯人民。”这本身就是谎言。俄罗斯选民从来不是对一张白纸进行全民公决，然后政治家拿着这张白纸任意填写。这一点如果不提，俄罗斯变革非但不能给我们提供积极的教训，而是可能被简单地当成反面教材，甚至变成吓唬变革的工具。

　　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俄罗斯的立国之基，已经不可动摇。因为这个基础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认可的，其权威性和合法性，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难以否定。任何政党想谋求政治席位，就必须在这个前提下从事政治参与。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就一定是渐进的了。这不是对苏联制度的修补，不是在苏联制度的基础上走一步看一步，最后走到哪里都不知道的改革，而是在全新的地基上对宪政民主制度的修补和完善。

　　在立国的基础奠定和稳固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就会一种方向明确的渐进变革。在这样的框架下，政治家会争相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了政治家必须符合“国情”，否则他就难以赢得选民的支持。比如，普京就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尽管人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权力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总统由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公民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不能连任两届的规定，使得总统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也不可能成为斯大林。在新制度下，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受强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而且宪法明确规定，禁止书刊检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里，集权只能是有限的，因为没有绝对权力聚敛的基础。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都表明，政府不能不是有限政府。这是一个不会再出现克格勃半夜敲门和大清洗的国家。即使总统拥有君王般的权力，他也是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下的君王，他的铁腕只能是法律认可的铁腕，是受到在野党和社会制约的铁腕。

　　毋庸讳言，转型不是给国民免费发放的纯净水。玫瑰色的、纯净的变革是没有的。在思考俄罗斯转型时，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腐败和两种不同的稳定。否则，我们就难以看清俄罗斯的现实和未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政治改革使得俄罗斯的变革走上了不归路。私有化一方面造成生米做成熟饭的事实，从而形成维护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比如，谁想把一块属于公民个人的土地要弄到手，就得遵照平等自愿的市场法则，否则，就会遭到强烈反抗。反过来，经济自由化政策也保证了政治变革的民众基础，谁想退回计划经济制度的老路已经没有可能性。虽然公开私有化，不免出现了寡头或者腐败，这也和关起门来化公为私的政治含义不同。选票和民意意味着鞭策。任何政党和政治家想立足都只能在民意的基础上进，而不能退。如果寡头利益跟选民利益不一致，那么，政治家里就会分化出制约力量，而不是整个政坛如酱缸，径直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清晰的产权界定使得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更加容易，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解决问题，比如解决竞争不足、垄断价格等等问题，就不会觉得是一团乱麻，不会觉得不全盘推倒整个制度就没有希望。

　　在私有化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国企的公司化改造就会存在更多腐败的可能。和公开私有化导致的腐败相比，这是两种不同的腐败。一种是关起门来的腐败，一种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腐败。在前者，媒体只是权力的看门狗，后者是自由和权利的表现。我们应该理解宪政民主制度下腐败治理的前景和专制下腐败的治理前景的区别。如果俄罗斯还是斯大林时代的制度，书刊必须审查，这也不能批评，那也不能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不但不能消除腐败，相反，倒是腐败和特权的温床，如果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改革，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市场激发的物欲结合起来，就不能不导致黑社会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了。这时再来自我赦免，就缺乏道义基础和合法性，会引起社会严重不满，甚至是政治危机。

　　在一个不干净的国家，“哪个是干净的？”这个疑问将是毁灭性的质疑。要知道，这种渐进改革并不是没有牺牲品，而是牺牲品不能发出声音。渐进改革不是没有代价，而是代价由弱者付出。一旦他们有机会释放自己的能量，将会有什么后果呢？基于这一忧虑，既得利益集团就可能奉行顽固抵制宪政民主改革的策略。一旦错过了时机，面临投鼠忌器的困境就更大。因为宪政民主的转型必然意味着社会对腐败的遏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形成了恶棍绑架国家的局面，必定会产生经济社会震荡。另一方面，经济成就往往意味着跟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对于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来说，它首先看中的是否能够赚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和社会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资本就会开溜，但国家却不能开溜。由于担心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震荡，切实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就会更加艰难。

　　因此，应该正视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不应该在社会精英中培育和强化期待完美转型的幻想。否则拖延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代价更加高昂。宪政转型必定会有或大或小的风险和震荡。变革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天上掉馅饼。风险也不能单从一年二年甚至10年、20年的经济效果来看。如果地基打歪了，虽然拆掉会有损失，但是将就着下去，盖得越来越高，住起来就更危险，再要拆掉，那就损失更大了危险更大。可以说，从俄罗斯变革历史中得出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是十分危险的结论，本身就是危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几乎成了一种宿命论：中国走过改革道路是只能如此。改革在变成另一种僵化，一种不断变动的僵化。

　　中国除了走过的线路外就别无选择吗？或者说，走过了的，就是最好的？中国的制度、体制、社会发展是可以持续的吗？这样的问题也许异类，但是这样的问题却可以使我们警惕。

　　我们应该有反思的自由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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