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美国人的心态和卡特总统的威信

　　我在卡特中心工作。卡特总统是大家的“老板”。

　　在别的地方工作可以说老板的坏话，但在卡特中心，大家对“老板”尊敬得“五体投地”。我感觉这种尊敬不是来自恐惧和感激，而是来自与卡特总统的使命的共鸣：创建和平，抗击疾病，打造希望。这里的人总叫人觉得他们从事的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感和奋斗心在卡特总统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更加深厚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不会对“老板”产生什么怀疑，就是看到或听到对“老板”的批评和攻击也总认为那只是一小撮极端保守和狂妄的美国人所为，无理，无力，无据，可以不屑一顾。民主党7月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卡特作了主题发言，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在电视看到就要过80岁生日的卡特总统如此神采奕奕，如此受人欢迎和尊敬，突然感到卡特的声誉不仅在海外如日中天，在国内也开始蒸蒸日上。象他这样的古稀老人还如此不知疲惫地奔波与世界的个个角落，不就是为了一个持久甚至永恒的政治遗产吗？他老人家就要实现为自己证明的志向了。

　　所以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来自同一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奇尔·米勒（Zell Miller)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火执仗地攻击卡特总统时，我大吃一惊。这位目前被民主党全党诅咒的参议员指责卡特总统在执政期间奉行绥靖主义政策，没有给美国带来和平和安全。卡特总统事后写信给米勒，不仅批评他叛党，更严厉指出米勒说他是绥靖主义者毫无根据。卡特说，他在美国海军服役13年，在总统任上竭尽全力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与绥靖主义者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卡特会受到如此攻击？在美国，如同在世界各地，绥靖主义是与希特勒和纳粹的崛起及他们给世界带来的惨重灾难连在一起的。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卡特总统来说，这样的攻击可谓严酷和不可思议，而当这样的攻击不是来自意思形态不同的敌对党派而是来自一个“同壕战友”，卡特心里一定万分悲凉。我感到纳闷，不理解“老板”为何会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我开始搜索以前不太关注的话题：卡特总统为什么不受欢迎？是卡特总统出了问题还是美国人不能明辨是非？这样的攻击是意思形态使然还是政党在选举年的竞选策略？普通来百姓跟政治和学术精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吗？

　　我的“调研”结果让自己大吃一惊。我发现卡特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无能和软弱的总统，而且在离开白宫之后也是极尽诋毁美国声誉和损害美国利益之能事的前总统。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是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学者史蒂文·海沃德（Steven F. Hayward）最近发表的专著：《真实的吉米·卡特：我们最糟的前总统是如何破坏美国外交，纵容独裁者并塑造克林顿和克里之流的》(The Real Jimmy Carter: How Our Worst Ex-President Undermin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ddles Dictators and Created the Party of Clinton and Kerry)。按海沃德的说法，卡特奉行所谓人权外交，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军力，抛弃了美国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助长了中东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改变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言必行、行必果”的形象。从历史角度看，卡特可谓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看他的书你会感觉书里有一句作者想说却没有说的话：卡特总统对9.11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位以报道美国赛车为职业的记者兼作家布鲁克·叶慈（Brock Yates）在评论海沃德的书时写道，“我是1976年投票给吉米·卡特的被愚弄的可怜人之一；
在卡特和蔼的笑容的表面下隐藏的是象尖刀一样的冷酷；
卡特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近二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他在与里根的竞选中落败而发起的不顾国家利益的报复……。（见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 (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 第32期）

　　拉什·林波（Rush Limbaugh，美国著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在美国600个电台播放，拥有听众2千余万）经常在他的节目抨击卡特，认为他无知无能，他执政期间政策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造成了能源危机，为霍梅尼和伊朗革命铺平了道路，也为里根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在林波看来，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决战是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后展开的，在这场昏天暗地的大仗中，保守主义削弱了华盛顿由左倾新闻媒体、左倾既得利益集团和庞大的联邦官僚结成的铁三角。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里根的圣战》（Reagan’s War)一书的作者彼得·史威哲（Peter Schweizer）在卡特2002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就著文指出，卡特号称是人权总统，但是在执政时奉行双重标准，一味姑息包括波兰和苏联在内的共产主义国家对人权的肆意践踏，甚至低级趣味地分别在1976、1980和1984几次派人或亲自唆使苏联干扰和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史威哲承认卡特对在世界范围推进民主、和平和人权的准则的投入无可指责，但好的愿望不能替代好的政策，而好的政策正是卡特所欠缺的。

　　今年5月，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汉森 (Victor Davis Hanson)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题目为《绥靖的后果：卡特和学界的多元文化论者是如何促成911的》(Wages of Appeasement: How Jimmy Carter and Academic Multiculturalists Helped Bring Us Sept.11)。他认为卡特是对原教旨伊斯兰信徒的暴行和无理姑息和容忍的始作俑者，之后各任总统，从里根到克林顿都犯过同样错误。领导人的错误加上对文化和经济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造成了举国上下的集体瘫痪，为恐怖主义的成长创造了绝妙的环境。

　　如果精英的看法是这样的，那么老百姓又是怎么想的？我于是去考察我美国历史课上的学生。他们的年龄多在18到20之间，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白人血统，父母多为中产阶级，自己亦在课余时间打工，爱国，不太关注国外的事情，大多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在几堂课前播放了米勒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攻击卡特后接受记者采访的网上短片，读了卡特给米勒的信，让他们写几句话谈谈对卡特的看法。

　　学生的回答都很简短，总结起来基本观点如下：1）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厌恶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认为选举让国家趋于分裂，使政客言不由衷，迫使人们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忽略了国家的大策；
2）在美国这样的国度，米勒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米勒是好样的，敢于直言，敢于反潮流；
3）卡特不是好尽经管他离开白宫后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佩，但他过于关注国外的事情，没有更多地为自己的国家着想；
4）卡特忽视国防建设，一味追求和平和人权多少使美国威信扫地；
5）美国这些年一直在走下坡路，道德沦丧，国家安全危在旦夕，主要是因为缺少信仰和对上帝的执着，而米勒和布什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上帝要保佑美国是要建立在美国人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的。

　　纵观美国保守的精英阶层和普通年轻人对美国目前的处境的分析和对卡特的遗产的评价，卡特在美国的声誉走下坡路的深层原因大致如下：

　　1）美国人在9.11后极度的不安全感和对冷战后世界的动荡不安的根源不解和困惑。推倒柏林墙和摧毁“罪恶帝国”苏联使美国人多少有点骄横和霸道，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方式变得更为简单和单纯。世贸大厦的坍塌把这种扬扬自得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仇和报复心理，任何和平主义的倾向和干预削减军费的主张都会受到剧烈的抵制和反对。国家安全是个纲，纲举目张。在这样的氛围里，历来主张和致力于和平的卡特在许多人眼里多少显得有点苍白和无力。特别当美国人回首从1979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到1983年241海军陆战队官兵再黎巴嫩惨死于恐怖主义攻击，到1993年世贸中心第一次被炸，到1998年美国在东非的使馆被攻击，到2000年美国导弹驱逐舰“克尔号”被炸，而每次美国的反应都不够强硬和果断，终于酿成911。这种软弱跟卡特总统四年执政期间的政策关系不无关系。

　　2）美国人是乐善好施的民族，他们的外援和慈善遍布世界各地；
历史上他们也多次出兵解救其他国家于燃眉之急（从向西班牙宣战帮助古巴独立、到出兵欧洲击败德国和奥匈帝国，到再次登陆欧洲剿灭法西斯，到参加韩战防止北韩的铁蹄轧扁朝鲜半岛，到海湾战争解救科威特）。美国人不太考虑这些战事不仅事关国际和平和稳定，更与美国的强盛和称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多认为这是奉献和牺牲，而最后的汇报则是9.11这样的无情打击。在这种无限委屈和沮丧的心态下，卡特斡旋成功的戴维营协议，会见金日成调解朝鲜半岛核危机，在世界各地观摩选举，不仅显的有气无力，并多少伤害了美国人的“强人形象“，让恐怖分子觉得美国好欺负。

　　3）困惑和愤怒的人也许好战；
战争可以让人们感到兴奋和忘我。9.11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国际政策支点的布什总统在9.11之后显得果断，决绝，勇敢，先出兵阿富汗，再大军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人觉得这是国家危难时期最最需要的头人和舵手。而他又让人想起老布什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更让人想起里根加强国防建设，启动星球大战计划，直言不讳称苏联为“罪恶帝国”，并让克里姆林宫领导推倒柏林墙，最后导致苏联的分崩离析。联想卡特“抛弃”台湾与中共大陆建交，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仅仅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在伊朗革命风起云涌时对自己的盟友“见死不救”，导致人质危机，形成巨大反差。三任共和党总统均让美国任感觉到作美国人的尊严和成就感，而克林顿和卡特都让他们感到是残废，是老好人。换句话说，共和党总统让美国感到“爽”，乐观向上，劲头十足，而民主党人让人感到“背”，内疚不已，困惑绵绵，学究气十足。

　　4）对卡特的评价自然也随着美国整个社会思潮和政治割据的变化而变化。从1964年亚里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哥特化德（Barry Goldwater)竞选总统而大败给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从罗斯福“新政”的阴影下浮出，到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完成了它的反击，而里根的胜利又在两位布什总统的麾下得到巩固和深入。保守主义不仅在政界取得胜利，在媒体和文化领域也战果辉煌。保守的基督教会的扩张更加强了保守主义的势力。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卡特在国内自然会遇有“声名狼藉”的处境。

　　当然，卡特总统的地位和遗产不是由他的同代人或是后来人来评说的，更不是几本书、几篇文章或是几次广播节目就可以断定的。1980年落选后卡特的确曾大失所望，灰心丧气，但他很快就能重整旗鼓，收复失地，建立卡特中心，继续为美国和世界作出他的贡献。一个可以承受世界最高职位竞选失败的人自然可以承受声誉飘摇不稳的小风微澜。

　　写到这里我想起卡特在给米勒的信的结尾处写道：

　　奇尔，我与你相识42年。在过去，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和让人尊敬的政治领袖。但是，现在，你抛弃了穷人而拥抱富人，抛弃强国团结他国保护自由之道而选择单边和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抛弃真理而崇尚谎言和造谣，并利用人身攻击的手段换取选票或是赢得短暂的掌声，我们民主党许多人对此感到极为不安。这不是你和我继承的那些伟大的民主党人的遗产。

　　卡特总统有自己的遗产。

　　10月1日是他80岁生日。祝他生日愉快。80岁的老人应该完全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胸怀和气度。(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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