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历史的“灵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出生于1881年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不仅在小说、诗歌创作方面声名卓著，在人物传记、历史特写方面更是名震遐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是他的十二篇历史特写集。此书于1928年出版时虽然仅收五篇，但立即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25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由于茨威格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茨威格的所有著作都被列为禁书，此书自不例外。茨威格本人也于1934年受纳粹迫害流亡国外，这位充满博爱精神的大师眼见战火纷飞，人类彼此互相残杀，最终对人类前途悲观失望，于1942年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就在他去世不久，就有出版社在1943年将此书再版，并由五篇增补至十二篇，以后仍不断再版，至今在世界仍拥有大量读者。逾一个“甲子”仍畅销不衰，足见此书魅力之强大。

　　茨威格是杰出的作家，对“灵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自然体会殊深。他知道，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会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而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作往往只是那突然袭来、稍纵即逝的“灵感”之笔。而“历史——我们把它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惊天动地的“关键时刻”与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的关系，实即我们所说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形而上”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为所有人接受的最后结论。或许，那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是为了历史的突变准备、积蓄能量，正如地下奔腾的岩浆，在长期积蓄的压力作用下最终喷薄而出。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关键时刻的选择，的确是一生一世、存亡兴替。如果说那漫长的悠悠岁月是历史长河底部平缓的深流，那短暂的“关键时刻”就是大河上的惊涛骇浪；
如果说漫长岁月是历史幕后的长期练习准备，那辉煌的一瞬间就是历史前台的眩目演出。茨威格这十二篇历史特写，表现的就是历史的滔滔巨浪，历史的精彩演出，是历史的主体——人——在这一瞬间的所作所为。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时，一秒钟作出的决断将使历史的结果完全不同。决定历史命运的滑铁卢战役，就有这样的“一秒钟”。1815年6月中旬，重掌大权的盖世雄才拿破伦与反法联军激战数天，取得一些胜利后却最终兵败滑铁卢，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后，“滑铁卢”便成为遭遇重大失败的代名词。然而，拿破伦惨败滑铁卢却不乏偶然因素，胆小怕事、惟命是从的格鲁希元帅在一秒钟内作出的错误决定，终酿大祸。

　　面对强大的联军，拿破伦决定趁其尚未真正结合成形时分而治之，于是定下了先打对他威胁最大的比利时方面的英、普联军。战斗于６月１６日下午２时打响，法军主力７万人首先同普军主力８万人交战，拿破仑另派５万兵力牵制英军，他希望能够把英、普军队切开，然后各个击破。在法军的猛攻面前，普军立即溃败，向布鲁塞尔撤退。拿破伦明白普军虽被击败，但并未被消灭，于是抽调了一支部队由格鲁希指挥，追击普军，以防止其与英军会合。

　　击溃了普军的拿破仑，亲率大军转攻英军，听到普军战败的英军害怕孤军作战，便迅速撤退到滑铁卢方向，英法两国军队在滑铁卢展开决战。这时，被拿破仑击溃的普军重新集结，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滑铁卢附近的英军，一路直接围攻法军右翼。而格鲁希仍在离滑铁卢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寻找普军，但一直没有找到。６月１８日上午１１时，决定历史进程的时刻到来。激烈的战斗使双方伤亡惨重，英军已无力支持，法军也疲惫不堪，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援军，这时谁的援军先到，谁就是历史性会战的胜利者。这的确是极其关键的历史时刻。黄昏时分，终于从远处飞驰过来大队人马，双方都在祈祷上帝：来的是自己人！那支部队越来越近，双方终于都看得非常清楚，那高高飘扬的是普鲁士军旗！经过浴血奋战，没有援军的法国军队最终溃败。

　　就在滑铁卢战役打响时，格鲁希的部队就听到一声声沉闷的炮声不断传来，感到大地在脚下微微震动。他们立即意识到重大战役已经开始，由于找不到普军，所以他的几名下属急切地要求格鲁希命令部队“赶快向开炮的地方前进！”增援拿破伦然后，格鲁希只考虑了一秒钟，就强硬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在拿破伦撤回成命以前，他决不偏离自己的责任，前去增援。对这决定历史的一秒钟，茨威格感叹道：“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一秒钟全取决于这个迂腐庸人的一张嘴吧。”“倘若格鲁希在这刹那之间有勇气、有魄力、不拘泥于皇帝的命令，而是相信自己、相信显而易见的信号，那么法国也就得救了。”“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不过，命运有时也会残酷把人捉弄，让人只成为“一夜之间的天才”。

　　1792年4月25日，大革命中的法国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宣战的消息传到斯特拉斯堡。这座与德国邻近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城立刻沸腾起来，到处是激动的人群在演讲、喊口号，要求报名参军。而负责鼓动市民的市长感到还缺一些雄壮的歌曲，便请他认识的一位喜欢音乐的年轻工兵上尉鲁热是否愿意为明天出征讨伐敌人的“莱茵军”谱写一首战歌。鲁热为到处弥漫的爱国热情感染，爽快答应下来。

　　4月26日凌晨，劳累了一天的鲁热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开始创作。创作非常顺利，今天在街头看到的一切，自己心中的各种感情，全都汇集一起。似乎不要创作歌词，只要把这一天之内有口皆传的话押上韵，配上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即把人民最内在的感受表达出来了。好象也无需作曲，因为战士的行军步伐、军号的节奏、炮车的辚辚声如同最好的旋律。“旋律越来越顺从那强有力的欢呼的节拍——全国人民的脉搏。鲁热愈来愈迅速地写下他的歌词和乐谱，好像在笔录某个陌生人的口授似的——在他一个市民的狭隘心灵中从未有过如此的激情。这不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亢奋和热情，而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这一瞬间聚集起来，迸发而出，把这个可怜的半瓶子醋拽到离他自己相距千百倍远的地方，把他像一枚火箭似的——闪耀着刹那间的光芒和火焰——射向群星。”

　　第二天早上，他急忙带着创作好的歌曲赶到市长家中。当天晚上，在市长的客厅里为那些经过仔细挑选的上流社会人士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客人们出于礼貌客气友的地鼓了掌，市长夫人在给亲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只是她丈夫为了社交想出来“换换消遣的花样”，这首歌“社交界认为相当不错”。正如茨威格所说，首先听到这支歌曲的上流社会人士“显然不会有丝毫的预感：一首不朽的歌曲借着它的无形翅膀已飞降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同代人往往很难一眼就看出一个人的伟大或一部作品的伟大”。以后几天，鲁热则不无虚荣心地在咖啡馆为自己的同事演唱这首《莱茵军战歌》，让人抄写复本分送给莱茵军军官。这首不为上流社会沙龙所重视的歌曲，却开始一点点地口口相传，终于在广场、战场，在群众和士兵中间找到知音，特别是在马塞，反响极为热烈，成千上万人都在传唱这首歌曲。7月2日，马塞的五百名义勇军唱着这首雄壮的战歌向巴黎进军。

　　随着他们的行军，这道歌传到沿途各地。7月30日，马塞义勇军遍又一遍唱着这首歌进入巴黎，成千上万欢迎他们的巴黎民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几小时后这首歌就传遍全城。于是，“这歌声像雪崩似地扩散开去，势不可挡”，歌名也改为《马塞曲》。一两个月后，《马塞曲》就成为全军之歌、全民之歌。许多部队就是唱着这首歌勇敢地向敌人冲去，敌军发现当“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的队形冲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塞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后来，《马塞曲》被定为法国国歌。

　　然而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以后的四十多年中，鲁热却过着十分卑微的生活。他干过行行色色的行当，并且不乏欺蒙拐骗，曾因金融案件入狱，为了逃避债主和警察而东藏西躲，最后在1836年去逝。“那一次偶然的机缘曾使他当了三小时的神明和天才，然后又轻蔑地把他重新抛到微不足道的渺小地位，这是多么残酷”！

　　如此人生，不能不让人唏嘘再三。

　　在人生的旅途中，信仰无疑是生命最重要的支柱。正是信仰的力量，使几被命运“打败”的德国作曲家韩德尔重获新生。

　　韩德尔早年成名，但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社会的音乐欣赏风格骤然大变，他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的几部歌剧上演也相继遭到失败，他经营的歌剧院被迫关闭，常被债主堵在门口，并不断遭到竞争对手和各色人等无情的讽刺打击。1737年4月，内外交困的韩德尔中风偏瘫，所有人都认为他的音乐生涯将就此完结。然而，他凭借着生命中的原动力终于在几个月后重新站起，又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创作。他的创作在几年中依然不被人接受，遇到的依然是尖刻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一天天的债主堵门……在走投无路之中，他的勇气渐渐被消磨，离群索居，心情越来越忧郁，情绪越来越低沉。曾如泉涌般的创作灵感完全枯竭，生命的原动力也不复存在。他心力交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打败击垮，认为自己这回彻底完蛋。他不住地感叹早知此还不如当年一直就半身不遂更好，甚至认为不如当初一死了之来得痛快。在绝望之中，他时时不由自主地喃喃低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喊的话：“我的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1741年8月21日晚上，逼债人离开后，韩德尔忙到街上散步。几个小时后，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时，突然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纸包，是友人写的清唱剧《弥赛亚》的剧词，请他作曲。心情疲惫甚至已有些变态的韩德尔竟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他，气愤地爬上床睡去。但怎么都睡不着，仿佛有种鬼使神差的力量使他无法抗拒，让他下床重新点燃蜡烛，再次打开稿本认真阅读。风一打开稿本，他就突如遭以电击一般，魂不守舍，只听到耳边乐声回响飘荡、呼唤咆哮。当他一页页往下翻的时候，他的手不停地哆嗦，心灵突然被唤醒，每一句歌词好像都是救主弥赛亚在向他召唤，一切疲劳全都消失，“他还从未感到过自己的精力像现在这样充沛，也从未感到过浑身充满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那些歌词就像使冰雪消融的温暖阳光，不断地倾泻到他身上。”他就是要证明“只有饱经忧患的人才懂得欢乐；
只有经过磨难的人才会预感到仁慈的最后赦免；
而他就是要在众人面前证明：他在经历了死亡之后又复活了。”在他无能为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安慰他，但现在一种神奇的力量帮助了他，这就是他的信仰。“他信赖上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并且看到上帝并没有让他躺在坟墓里”，“上帝再次唤醒他肩负起给人们带来欢乐的使命。”“赞美声已充满他的心胸，在弥漫，在扩大，就像滚滚火焰喷流而出，使人感到灼痛。”他立即开始写下一个个音符，无法停止，“就像一艘被暴风雨鼓起了风帆的船，一往直前。四周是万籁俱静的黑夜”，“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是一片光明，在他的房间里所有的音乐声都在齐鸣，只是听不见罢了。”

　　随后的三个星期，他一步都没有离开房间，已完全如痴如醉，吃饭时也不停地写谱，经常泪流满面，浸湿手稿，最终完成了全部创作。演了获得巨大成功，面对众人祝贺，他只是谦卑地低声说道：“不过，我更相信是神帮助了我。”他并且宣布，演出这部作品自己永远不收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捐给病人和身陷囹圄之人，“因为我自己曾是一个病人，是依靠这部作品治愈的；
我也曾身陷囹圄，是它解救了我”。以后每年春天他都要亲自指挥《弥赛亚》的演出，直到老年双目失明也不例外，并且信守诺言，收入全部捐出。“他在世间取得的胜利愈伟大，他在上帝面前表现得愈恭敬。”《弥赛亚》实际成为韩德尔的灵修圣品，此后他又源源不断谱出多部圣乐。这时，他的创作已经不是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是为了内心的信仰。信仰，使他超越了自我。

　　1759年4月6日，74岁的韩德尔已身染重病，仍照例指挥了演出。几天后，终于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但《弥赛亚》这部旷世的不朽之作，终于成为著名的宗教乐曲。

　　信仰是生命的支柱，但走向信仰之路却往往充满难以想像的坎坷。而俄罗斯著名作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走向信仰之途的。1849年4月，年仅28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反沙皇的政治活动被捕，被褫夺了贵族身份，并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他与其他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一起被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教堂广场执行枪决。就在行刑的士兵们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气喘嘘嘘地挥着白手帕横穿广场，宣布沙皇圣谕，免除了他们的死刑。根据沙皇圣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为流放服苦役。十年后当他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时，已成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茨威格以二百余行的长诗，细腻地描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中最为关键、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刑场被赦，并提示了以后深刻的心理变化的开端。“只有在触到了死神苦涩的嘴唇之后/他的心才感受到生的甜蜜。/他的灵魂渴望着去受刑和受折磨，/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秒钟里的他/正如千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在同死神痛苦地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难去爱生活。”

　　走向信仰之途充满痛苦，而虔诚的圣徒因为充满悲天悯人之情，在寻求到信仰之后依然有着深刻的内心痛苦，甚至不能排解。伟大的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之后，在个人生活层面因妻子不同意而无法改变不符合自己信仰的地主庄园式生活而长久深痛；
在社会关怀层面他坚决反对暴力，强烈谴责暴政却反对以暴易暴，但现实中又看不到专制的暴力统治能为爱所感化，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也使他痛苦万分。他早就产生了弃家出走的念头，1910年10月28日、82岁高龄的托翁终于下决心出走，几天后因肺炎在途中小站去逝。

　　早在1890年，托翁就开始创作剧本《光在黑暗中发光》，剧中主人公在信仰发生变化后与家庭和社会发生严重冲突，长期内心不安、痛苦，实际是他自己的写照。但这部剧本却一直没有写完，只有一些片断，因为他找不到解决矛盾和痛苦的办法。对托翁充满敬佩的茨威格认为“把托尔斯泰自己的这个结局作为他那部悲剧片断的尾声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他以托翁的出走、去世为题材，写了剧本《逃向苍天》，“试图以尽可能忠于历史和尊重事实与文献的态度把这种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结局写出来”。他申明，自己的这番努力并非要完成托氏的剧本，“而仅仅是想为他那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和未解决的冲突写出一个独立成篇的尾声，唯一的目的是要给那出未完成的悲剧以一个悲壮的结局”。

　　在这出话剧中，茨威格把托翁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苦以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剧中的“大学生”是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尊重托翁，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以许多残酷的事实说明沙皇专制政权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因此责备他要人民宽容忍让、用爱感化专制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表示“要仇恨一切给人类造成不公正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我也会把他像一条疯狗似的打倒在地”。而托翁则表示：“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仇恨”，“即便是仇恨那些对我们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我也反对。”“即便是罪人，也还是我的兄弟。”“大学生”斩钉截铁地说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托翁则尖锐反驳说：“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会再产生暴力。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很快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他永存下去。”对此诘问，“大学生”无言以对，但却指出托翁自己生活方式与信念间的矛盾，认为这也是一种虚伪。这种指责，使托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不能自已……最终上演了高龄离家出走、“逃向苍天”的悲壮一幕。

　　揆诸人类历史，当年深深困扰托翁的这种矛盾，人们至今仍在思索，依然引起激烈争论……

　　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越它。”

　　*此文为广西师范大学即出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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