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赫伯特：站在现实和虚构之间

　　与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所享有的声望相比，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少得不成比例。一个当代最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持续写作大半个世纪之久，目击了上个世纪的大部分那些翻天覆地的事件，最关键的，他来自波兰，这个地区拥有一种传奇的性质——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容易引起人丰富的联想，他居然没有什么故事可以流传，这不免有些令人失望。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状况是赫伯特本人造成的，他或者就是没有什么业绩可谈，或者是他本人不愿意去谈论它们，因而无法传诵。

　　1981年在他母亲去世不久，他接受了一位叫做马雷克·奥尔默斯（Marek Oramus）先生的访谈，其中泄漏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动荡混乱的世界所经历过的事情。问题还是由对方提出的：

　　奥尔默斯：“你曾经做过一些有趣的工作，是不是？你当过工会报纸的编辑、店员、会计、环境卫生和安全服设计师、银行职员等等，但是你的文学履历并没有体现出这些经验。你是不是认为它们无足轻重、没有意义和浪费时间？

　　赫伯特：我没有这样认为。我只是不喜欢写自传。

　　奥尔默斯：从事类似的工作对你有所助益吗？

　　赫伯特：它们在生理学的意义上使得我得以生存。这是一个主要的助益。

　　所谓“生理学意义上”的存在，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表达。实际上不仅是诗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层次的存在，它们并无特殊意义所在。当然，与比如西方诗人不一样的是，对赫伯特来说，从事那样乱七八糟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显然不是自己的选择，其中带有很多不由自主、被迫的成分，但在那样的环境中，有此遭遇的不只是诗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们，大多数普通人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身为诗人做那样一些事情并无深意或神恩在内，它无法直接成为文学经验，成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也是在这个访谈中，他所透露的身不由己的经验还有：此时将近六十岁的他，除了旅游，一直都住在波兰，但是他的公民身份换过四次：在战争之前他是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公民；
接着他的出生地罗乌（Lwow）被西乌克兰兼并，因此他的护照上面还有一个备注，说他出身在苏联；
这之后波兰被德国人占领，他成了德国人治下的一个“特殊公民”；
战争结束之后他又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人民波兰。这令人想起米沃什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达：米沃什说他自己出生的小城，是一个令历史老师头疼的地方，在近五十年内，它依次属于不同的国家和统治者，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穿着不同制服的军队。先是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然后把这个顺序再颠倒一遍。而每次这样的变更，人们都要重新粉刷街道、政府要重新颁布新的官方语言，孩子们在学校里要换上不同的课本。和米沃什一样，赫伯特也属于那种经历了大灾难（catastrophe）的诗人。

　　在这个访谈之后，赫伯特所处的环境又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他出走巴黎在那儿呆了五年，到1986年回国。二是1989年春天，波兰反对派和当局坐到一起，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包括举行大选等一系列协议，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但此后不到十年他即去世。

　　赫伯特拥有一个丰富广博的学院知识背景。1944年他进入克拉口（Cracow）的艺术学院学习，1945年转入商学院，1947年在拿到了经济学硕士的学位之后，转而又去学法律，1950年获得法学硕士之后，继而研究哲学。他很愿意提到他的哲学老师亨利克·埃森博格（Henryk Eizenberg），并深受其影响。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丰富的文化－历史视野作为一种知识储备，不仅标志着一个人决意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其深长的意义在日后艰难岁月中才逐渐显露出来。年轻时候的赫伯特参加过地下军事力量的培训班，在这期间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他曾经为一个女性和别人决斗过，但那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性，别人当着赫伯特的面侮辱了她，他觉得除了决斗别无他法。用的是长剑，对方两次碰到了他，而赫伯特差点将对方的耳朵割了下来。决斗的前一晚上，他因为担忧、兴奋一夜没有睡好觉。

　　很长时间之内，赫伯特在波兰国内受到限制。他于四十年代就有作品发表，但直到1956年三十二岁时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光的和弦》（A Chord of Light）；
此后出版的诗集有《赫尔默斯，狗和星星》（Hermes ,Dog and Star，1957）、《物体研究》（A Study of the Object，1961）、《我思先生》(Mr.Cogito，1974)，其中《我思先生》使得他在国外声名大振，这部作品以一种讽喻的眼光打量那位叫做“我思先生”的日常生活，这个家伙和艾略特笔下的厌世者普鲁弗洛克非常接近，据此人们经常将他和T S 艾略特相提并论，在美国甚至有一个“我思先生俱乐部”，而在波兰的“我思－赫伯特”先生则没有这么走运。至1989年前波兰社会不定期的宽松和紧缩，经常使他陷入“抽屉写作状态”。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内，他的新作不能出版，他已经出版的诗集也不能上架。他同时还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剧本得不到上演。他阅读丰富、游历广泛，1962年，他出版了一本讨论意大利和法国文化和历史的书籍《花园里的野蛮人》（A Barbarian in the Garden），还有一本讨论十七世纪荷兰文化遗产的随笔集《生活仍然带着马辔》（Still life with a bridle，英文版1991）。

　　赫伯特获得了波兰国内和国外的许多文学奖项，其中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有1990年耶路撒冷文学奖。

　　赫伯特有这样一些头衔——“欧洲文明遗产的继承人”、“具有古典头脑的现代诗人”，这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在他所有作品中引经据典、穿凿附会，令他的翻译者十分头疼。他不仅像艾略特，对某些东西的着迷显得他在性情上还非常接近博尔赫斯。在那本关于十七世纪荷兰的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斯宾诺莎的床”，他的做法看上去是“故弄玄虚”的：“我们的记忆最清晰地保留了伟大的哲学家们走向生命终结的景象。”他开出了一系列“高尚的垂死者”的名单：苏格拉底端起那杯有毒的酒送到嘴边；
塞内加被奴隶切开脉搏；
笛卡尔在冰凉的宫殿房间里嘟噜，他预感当瑞士女皇的老师是此生中扮演的最后角色了；
老康德则在每天散步之前闻到了磨碎的辣根（一种多年生耐寒植物，也用作调料）的味道，这玩意先于他越来越深地沉入沙土之中；
而斯宾诺莎正被结核病所折磨，带病磨他的镜片，衰弱得不能完成关于“彩虹”的论文。作者其实要说的人是斯宾诺莎：“在他的传记者眼里，斯宾诺莎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聪明人：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他著作的精确结构，对物质事务彻底冷漠，能够从所有的激情中自由地摆脱。但他年轻时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不是被这些传记作者们忽略不提，就是被认为仅仅属于年轻人狂妄的想法。”赫伯特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的确不十分流传：斯宾诺莎的父亲于1656年去世，由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姐夫合谋，斯宾诺莎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这位姐姐希望这个埋头研究不知何物的弟弟不介意这件事。但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斯宾诺莎雇佣了律师，召集了目击者，搞了一个周详严密的诉讼，让人感到一位儿子的权利遭到了严重侵犯。很快，有关方面达成协议重新分割了遗产，可是斯宾诺莎不依不饶：他要求父亲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归于他的名下：从母亲去世的那张床和深绿色的床罩开始数起，包括一根拨火棍、一只水壶（壶把已经坏了）、一条普通的厨房用的长凳、一个头部已经损坏的瓷人儿、一只坏钟或者一幅被烟熏黑的壁炉前的画像，他说自己对这些都充满了强烈的感情。结果斯宾诺莎赢得了官司，所有的东西归他。最终他又并没有停留在享受自己的胜利成果上面，他只选择了母亲的那张床，放弃了其余所有判给他的东西。赫伯特对这个故事熟悉的程度，就仿佛那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中最值得拿出来说的事情之一。

　　他喜欢做这种年代或身份的置换。再遥远的过去，对他来说仿佛就发生在眼皮底下。在以自己一首同名诗作为题目的《为什么是古典的》一文中，他说一想到自己若是在雅典城大街上漫步，就情不自禁地要双肩发抖——那是在伯里克斯（495——429BC）的年代即雅典的全盛时期，他正在跑向苏格拉底，于是这位哲人拉着他的胳膊肘大声喊：“你好！我很高兴撞上了你。昨天我们正在和你的朋友们讨论诗歌，讨论诗歌的本质以及它是说出真理呢还是谎言。但是我们当中不管是索夫龙（Sophron）还是克雷顿（Criton）甚或柏拉图都没有写过诗歌。而你是写诗的并为自己的创造而自豪，你能跟我们谈谈什么是诗歌吗？”“我敢肯定我早已晕头转向。”赫伯特写道。“我们被如此一个意见纷纭的人们所包围。我将像拉凯斯（Laches）统帅一样无法定义什么是勇气，像波罗斯（Polos）和索非克斯（Sophist）一样根本不懂修辞学，像祭司欧斯福龙（Euthyphron）虔诚到了不能说出任何有指导意义的话。”其中涉及到这些奇怪的人名，都是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虚构人物，赫伯特对它们如数家珍。这场会面的结局是——写诗者赫伯特红着脸溜走了，身后传来一阵爆笑和不满的抱怨：“什么？你就这么走了，把我们留在无知当中，你这个唯一有能力将事情弄明白的人？难道你要仍然保持自己的秘密，继续用你那不可思议的声音欺骗我们？而我们不知道是屈服于你的魔力呢，还是拒绝它？”而赫伯特逃走的理由是：正如有勇气的人并不能定义“什么是勇气”，写诗的人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歌但未必是一个好的诗学家。放在我们这里，赫伯特无疑会被划入“知识分子诗人”。

　　但如果由此得出一个印象：赫伯特是一个“图书馆型”的诗人，他凌空蹈虚，从别人的句子开始写出自己的句子，那就错了，尽管他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感觉。这样一个插曲颇能反映出赫伯特处境以及这处境造成的他的双重性：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自己的诗集和与别人的合集里，用的是同一张照片，而这中间隔了较长一段时间，这张照片“看起来像是希腊人或是罗马人的侧身浮雕。这是一种刻意的风格吗？”赫伯特答道：“我若给你看整幅照片，你会大吃一惊。它摄于一家国营集体农庄，我在那儿扛麻袋。当时我坐在一面坍塌的墙下，脚边是一群母鸡，整个人筋疲力尽。这跟罗马人一点也不相干，是不是？”这不仅仅被看做修正一个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它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赫伯特的真实处境：一方面，他身处底层的匮乏、困窘和被迫之中，为了维持生理意义上的存在，不得不耗尽最后一点力气；
另一方面，他没有屈服和听命于这种环境，熟读希腊经典的他当然知道维持肉体的劳动意味着什么，那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所为，反抗这种纯粹肉体存在的方式是维护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在这狭窄、逼仄的空间中开辟出另外一个空间，那是自由人的精神空间，是反抗将人归于生理性存在，在这个空间中，服从肉体存在的需要被归于零，任何以生存的名义推行精神上的“斩草除根”政策都被拒之门外。以生存的理由及物质现实来强奸精神生活，是强权所为；
而以生活的粗鄙化来强求精神上的粗鄙化，以脚下摇晃的地面为自己随波逐流而辩护，只是一般人们的怯懦和可耻。赫伯特以诗歌构筑起一个城堡，以远方不灭的世界作为一个维度，来抵御以各种名目出现的物质虚无主义。他同古代的圣贤们一道出入、远游，和死去的人们一道进餐，表明他不和当朝的皇上一道进餐的决心。而所谓“皇上”在现代远远不只一个面孔，有时候它就变成了“人民”。现代虚无主义几乎无一不是通过“人民”的名义来完成的，“人民” 同样会伸出一只“真理之手”，把所有的人驱赶到一个通道和出口处。

　　因此，古代或经典，在赫伯特那里，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平衡和制约，是为被驱逐的精神寻求安置，是让受惊恐的灵魂得到自由，是寻回在现实中失掉的尊严。事实上，赫伯特并没有停留在一味歌颂过去或者把玩历史，他的“古代”充满了现实焦虑，它们仅仅像一个封套，于其中赫伯特缝进他自己的内容。通常的做法是，赫伯特对古代的某些现成题材进行某种改写，一直到让它们能够承担赫伯特所要承担的现实内容。最典型的是这首《一位诗人的重新讲述》，说是“广播剧”，其实可以看作一首韵律多变的长诗，于其中荷马翻唱了他曾经讲述的故事，他把目光从英雄、厮杀、喊叫的行为转向那些沉默的存在：那株柽柳、柽柳上方的天空、“我自己”的左臂、小拇指、一块石子，它们从来没有被注视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英雄“所创造的历史中没有它们的位置，它们处于任何权力的关心之外，但它们始终存在着，有着自身存在的正当理由、独立性和尊严，有自己的“激情和冷漠”，“辉煌而镇定”。正是这些从未编进英雄历史的存在，不仅构成了生活的背景，而且它们本身正是生活的主体，生活的理由和意义根源。赫伯特揭示存在的这个层次，无疑是对新的造神运动、新的英雄史观、新的历史主体（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作出的有力解构。在这些东西看来，除了“历史”所赋予的意义，其余则没有意义。赫伯特的做法则相反，他把生活还原为生活，生命还原为生命，而不是将它们绑架在某个自诩为代表历史前进的车轮上。在那套滔滔不绝、自以为解释了人类从古到今一切现象的意识形态面前，赫伯特赋予了实物和沉默的尊严：“代之而起的，是从谷物到谷物，树叶到树叶，感情到感情。从词到沉默。”

　　同样，在《声音》、《我想描述》、《敲击者》中，都显示了这种沉默的力量及其尊严。在某个特定的语境即人民屡屡失败、正义并非马上实现的情况下，沉默就是不去加入“胜利者”的合唱，不去学习胜利者的语言，不去更换服装和给自己的脸上涂上油彩。坚持沉默也就是坚持不更换背景，不去宣布新的真理和新的救世主、新时代已经降临。这是对于自身的处境、记忆以及死去的那些人们所表达的忠诚和尊重。他的这批诗歌作品，大都是由米沃什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的。

　　出版于1974年的《我思先生》（Mr.Cogito）给赫伯特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这是一本由四十来首短诗构成的一本薄薄的诗集，英文版不到六十页，拉丁语“Cogito”经由笛卡儿的“我思”，在这里成了一个自我嘲讽的主人公，从这样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思先生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孔》、《关于我思先生的两条腿》、《我思先生想返回他的出生地》、《我思先生冥想受难》、《我思先生和纯粹思想》、《我思先生和思想运动》、《我思先生读报》、《我思先生的异化》、《我思先生去看望一个死去的朋友》、《我思先生为妇女杂志而作的一首晚秋的诗》、《我思先生考虑自然的声音和人类的声音有什么不同》、《我思先生讲述斯宾诺莎的诱惑》、《我思先生有时候接到奇怪的信件》、《我思先生的魔术观》、《我思先生寻求建议》、《我思先生如何设想地狱》《我思先生挺身而出》等等。这批作品的风格和他早期时期的反差较大——应该说，赫伯特是少有的在不同时期写出不同风格的那种诗人，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善变的人，而是说作为一个运用语言的诗人，他的音韵十分宽广，他的语言包容和吸收的能力很强，能够适时地将身边的生活押上韵脚。

　　和普鲁弗洛克先生一样，我思先生也是一个思虑重重、落落寡欢的人，这种人处于生活的边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宇宙深处传来，伴有一种挑衅性的异质。比较起来，艾略特笔下的那位具有一种“先知”的意味，以对现代文明之深渊的洞察力见长，在越来越变得欲望化的世界面前，显得迟疑不决、顾虑重重，所谓“勇气”也包括在他嘲讽的对象之中，基本上是一个厌世者的形象；
而赫伯特笔下的这位，虽然过度的精神生活同样给他的世界加上了一层滤光镜，但他仍然宁愿以自己的肉体之躯在这个滤光世界中摸爬滚打，在其中沉浮出没，经受各种考验和拷打，通过把自己交付出去，折射出这个世界的某些景象：她的残破不全、她的郁闷窒息和失去平衡。换句话说，世界存在于“我思”先生的自我披阅之中，“我思”先生有多么奇怪和畸形，这个世界也就有多么令人咋舌；
“我思”先生身上有多少个窟窿，这个世界就有多少个坑洼不平的弹孔。镜子里的“我思先生”是这样的：“人们描绘我们的面孔当然得有水痘/以铅笔书法勾勒出一个‘o’字形/但是却给了我一个双下巴/饕餮之徒而我全部的灵魂/却在思慕禁欲主义这就是眼睛/为何生得如此紧凑/说到底那是他而不是我/ ……耳朵太突出了两片耳壳/也许是一位祖先的遗产能追得上回声/来自大平原上猛犸隆隆的行进/……在镜子前这张继承人的面孔/年代久远的肉在一只口袋里颤动/激情和中世纪的罪孽/古石像的饥饿和恐惧/掉向另外一株苹果树的苹果/连接在种族链条上的身体”。其中的自我揶揄可以看作时代分裂症的征兆，存在于“我思先生”身上的裂隙也是时代的裂隙，站在这个裂隙当中，“我思先生”成了“饶舌者”——当他说自己的脸是掉向另外一棵苹果树的苹果，他的意思是说这张面孔成熟在一个地方，收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不经意地把某种荒谬的逻辑推向了极至。“我思先生”的两条腿也是这样地不寻常：一条健康、正常但有点短；
另一条瘦弱、带有伤疤，是逃跑的印记；
前者喜欢正常人喜欢的一切，起跳、舞蹈、“热爱生活”；
而偏偏是后者，却是“高尚的、严峻的/对危险报以嘲笑”，“我思先生”靠着这样两条不对称的腿，在这个世界上“摇晃蹒跚”。

　　所谓“自嘲”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自嘲的人一方面经历了时代的灾难和蹂躏，经历了客观现实的亢奋和衰败，另一方面，也经历了自身的失败和迷茫，自身的无奈和无力。“我思先生”感到自己如履薄冰，漏洞百出，但是他的焦虑是适度的，并没有变成一种夸张的叫嚣。他是一个有节制的“现代主义者”。在这首《我思先生的深渊》中，其深渊并不是帕斯卡尔或陀思托也夫斯基式的，而是“适合他本人的尺寸”：这深渊“不是无底的”，不是那种“引起恐怖”的，只是“跟随他像一个影子”、“像一只狗”，“像湿疹般烦扰”；
它更像是“我思先生”所随身喂养的一只活物，当他返回家里，这深渊便被放在门外，“仔细地盖上/一件旧外套的一角”。这里，赫伯特用词是委婉的，他所选用的意象也是日常的、知冷遇热的。在《我思先生和纯粹思想》一首中，“我思先生”发现自己同样犯了“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哈维尔语）的毛病，他无法平静地到达“纯粹思想”的彼岸，只能看到平庸的水面上的那些漂流物——一只锡罐、一根木头、一束头发而已。他无法把自己的目光和这些可笑的东西分开，用“内在的眼睛”去透视发现点什么。最后他承认，自己只是无数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拥有“由别人提供的思想”；
也许稍后的某个时刻，等他的身体变冷之后，他才能进入某种“开悟”状态，并像那些大师们似的来“推荐虚无和/困惑”。被生活如此推搡的人，他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学说，他不再“天真”不再盲从，他守住自身像守住一幢千疮百孔的碉堡。如果用得着里尔克的那句话：“那有什么胜利可言，坚持就是一切”， 同时得需要加一个备注：所坚持的东西并非一定是辉煌的东西，很可能看起来是灰暗的、晦涩的、容易引起误解的。1989年之前的波兰语境对我们来说并非完全陌生，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腹背受敌，来自朋友的催促和不满更让人觉得不安。良心的拷打永远并非是外部环境造成，心灵的地狱有时候就是自己做成的——不是指黑暗，而是意味着在其中受煎熬的程度：自嘲的人不可能也不愿意堕入一种自我感动的状态之中，他恐惧和拒绝这种状态像有些人怕蛇和拒绝蛇一样，对这样的人来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最讨厌和令人恶心的；
但是，往往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所发生的事情就把你推到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当中，让你看起来像一个傻瓜，如果你不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任何一种其他的选择都是不能应对的即无效的。这对于心灵来说，无疑是一个更深重的灾难。如果你以前卷入了，是因为无知；
而现在不管你卷入不卷入，都是一种陷阱，一种原罪，一种伤心的做法。从这个视角看过去，我们才可以理解“我思先生”所谓的“残暴的最低层”意味着什么，那是心灵自我厮杀和磨难的场所：“那是在要去德而菲的路上。我刚刚通过一块红岩时，阿波罗就从对面出现了。他急走着，目空一切。当他走进时我却留意到他正把玩着毒魔杀的头颅——那因年代久远而枯萎的头颅。他嘀咕地念念有词。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是在反复地诉说：“艺术家应该去侦察那残暴的最低层。”（毒魔杀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Phorcys和Ceto的三女儿之一，但只有她会死亡。她们的眼睛皆具有杀人或将人变成石头的能力。魔毒杀为Perseus所杀；
她的头被挂在Athena的盾牌上，但仍然具有她活着时点人成石的能力。译诗及注释见《东欧当代诗选》，陈瑞山译著，台湾 书林出版有限公司民国七十八年五月出版，321页～325页）

　　赫伯特对石头情有独，他一再写到石头，把它作为一种完美的存在的象征，因此当我思先生寻求自我认同时，也愿意和石头取得一致，不过那是一种经过岁月磨洗之后的石头，有着某些摸不去的记忆，因而拥有了某种穿越力——穿越时空却仍然保持石头的本性：“如果他有认同感，也许是与石头/和那种不太易碎有着灰色光芒的砂岩/它有着一千道燧石的眼睛/（一种无聊的比较这种石头用它的皮肤来观察）/如果他有深深的联盟感那肯定是和石头/ 这根本不是恒定的理想 这石头/是可以改变的 在阳光下它懒慵如月亮般发光/而当暴风雨临近时它变成暗黑的石板如同乌云/接着贪婪地吸吮雨水和水扭斗/甜蜜的湮灭力量的角逐自然力的抵触/都是即美好又可耻的/ 因而最终将在由雷电烘干的的大气中醒来/难为情的汗水穿越于情欲亢奋的迷雾之中”。完全可以说，内心的搏斗是这类人的个性化签名。而正是在这种搏斗中和煎熬中，赫伯特作为一位诗人的良知出现了。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写的社会良知，这种“良知”是小写的：作为一名诗人，他同时承担着对于人类文明的责任，他不能不接受迄今为止人类永设不灭的辉煌文化的召唤，接受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的召唤。在极权主义的思维中，这些东西同样是被禁止的，极权主义只需要满足生理学意义上生存的动物般的人。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更深基础的文明建设，没有更为丰厚的文化作为背景和源泉，即使是有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也会因为其粗鄙、粗陋、粗俗而垮台。所谓民主不只是体现在制度上，它是和人类文明的所有好东西一道前来的，是建立在丰厚的人类文明、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八十年代波兰民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被米沃什称之为“波兰的甘地”的亚当·米奇尼克（1946——）称有四个本民族同胞影响了他的民主思想，米沃什和赫伯特两位诗人排在第一、二位。他说赫伯特对他的意义在于：赫伯特的作品中传达了这样的思想：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成为一个例外？当几乎所有人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各种胜利，侵犯和占据了生活的所有方面，我就一定要跟随他们吗？而有时候这种要求一致的强制性力量以各种各样不同的面貌出现，同样令人感到窒息。这个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能随口背出赫伯特的某些诗句，1992年他和已经担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有过一个长谈，其中涉及是否宽宥那些曾经给这个民族带来灾难的人们，赫伯特说，他本人可以原谅这些人，但是他不能忘记赫伯特的诗中所说的：“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这恐怕是写诗的人在不写诗的人当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

　　赫伯特没有忘记自己是波兰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他只是在思考作为一个诗人，如何构成民族整体的一部分，“我必须或者应该尝试给我自己的生活带来意义。我将试图证明我构成了一个整体中有意义的一部分。切斯特顿有一篇小说涉及上帝存在的问题。怀疑论的声音说上帝也许存在但我们只是他的中国花园的玩具。他戏弄我们，嘲笑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抱负或目标。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游戏。另外有声音说，也许情况是这样的，但是通过我的受苦我赋予这场游戏以意义，我自己的特殊意义。在这个世界中，我把自己作为其有意义的部分建立了起来。”“也许世界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知道生命并不是永远延续下去，每一件事情都要走到它的尽头。《伊利亚特》，大教堂或者毕加索。但是我仍然有能力感到痛苦。我可以为一个更好的道德秩序而奋斗。通过写诗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试图捍卫对我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事情。把一些词放在一起和阅读它们是仍然可能的。……和现实相抵牾的痛苦感受——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我知道我不能拯救我的民族或者拯救封锁我阳台的占领军，但是我将这样去做好像这是可能的。仅仅是试试。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剥夺我为此而奋斗。去提取意义是我们的首要使命。”（同上，见与马雷克·奥尔默斯先生的访谈。）

　　讲完那个冗长的斯宾诺莎继承遗产的故事之后，赫伯特肯定地说：“它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含义。斯宾诺莎仿佛要说——从根本上说，美德并不是一个弱者的避难所，放弃的艺术是一种勇气的艺术。（改造与建设）

相关热词搜索：赫伯特 站在 虚构 现实 崔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