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斯诺命题谈新世纪的文化建设

　　谢谢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非常荣幸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交流思想。今天的讲题是《由斯诺命题谈新世纪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个大题目，应该是由北大的季老来讲的。小子怎敢造次！前面斯诺命题我可以讲一讲，后面我主要是从我自己的学科专业领域讲。斯诺其人和斯诺命题比较简单，第三部分是二十世纪的两个典型案例，充分解释斯诺命题的重要性。第五部分讲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最后我就落实到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下面我就开始讲。

　　第一部分：斯诺其人。这个斯诺不是在我们北大未名湖边上长眠的那位埃德加·斯诺，是C.P.斯诺。这位斯诺他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当时从事分子物理学的研究，同时他也非常热心于社会和政治活动。在大学里担任职务，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担任官员。在国会的科学拨款预算委员会担任官员，同时也是政府的科学顾问。由于他的这些成就，他被英国王室授勋。所以我们也叫斯诺爵士。他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也还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陌生人和兄弟们》，一共十一卷，从大概40年代到50年代，十一卷全部写完。到今天为止，他的小说在文学史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他在分子物理学也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他只是剑桥大学一个普通的院士。他最有名的是他跳出山门来，1959年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后来就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这就是所谓的斯诺命题。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基本素养、他们使用的研究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局面。而这两个阵营的人又相互鄙视，相互看不起，甚至于就不屑于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话。他们在说什么我根本不要听，完全是rubbish，这个现象被称为斯诺命题。

　　斯诺命题提出来以后，批评的意见也非常多，经常有人认为它并没有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对于文化的定义也不见得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看来，斯诺命题，也就是两种文化的割裂现象，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条非常醒目的线索。多少著作，都是围绕着两种文化的割裂和互相制衡而展开的。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斯诺命题的来龙去脉。就像李约瑟问题提到的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在纷纷绞尽脑汁求解，答案有上百种，但是最后没有一个象代数题这样一个大家公认的正确的解答。李约瑟问题并不始于李约瑟，在他之前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斯诺命题也不始于斯诺。那么下面就进入我演讲的第三段。(www.bdjt.com)

　　斯诺之前的斯诺命题。我先讲第一个，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到十四世纪，但丁等文艺三杰，出于尊重人性和人性道德的愿望，公开的批评科学，甚至医学。他在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医生的指责》里，用非常刻薄的语言：“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他觉得医学就是完全不顾人的尊严这样一种东西。大约在一百年后，人文主义者罗伦佐，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佛罗伦萨的学者和思想家们认为帕德瓦大师的思想和见解是古怪的，佛罗伦萨和帕德瓦都在意大利北部，相隔不远，佛罗伦萨是一些文艺复兴大师的聚集地。帕德瓦离他不远，教皇的控制松了点，一些有名的科学家都在那里，比如伽利略就曾经在那里教授他的新物理学。至今帕德瓦大学的两个镇校之宝之一就是伽利略的讲台。罗伦佐的这封信揭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过去没有人注意的。其实文艺复兴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走向。第一个是帕德瓦，坚守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以紧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机制的科学家，站在他对立面的，高扬人性第一，就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家，诗人，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对垒。这种现象后来被有名的学者表述为“阿为罗以”，就是帕德瓦对佛罗伦萨。(www.bdjt.com)

　　下面一个登场的是卢梭，大家知道，他是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本身他的思想有很多反理性的成分。我们今天到巴黎参观的名人祠，地下室一进门，两个人相对而立，左边是伏尔泰，右边是卢梭。伏尔泰和卢梭一开始是战友，但因为对文化的观念不同，后来不再互相理睬。卢梭通过夸大雅典和斯巴达在审美情趣上的差异，来宣扬他的反理想主张。如果说刚才那个是“帕德瓦对佛罗伦撒”的话，那么卢梭的可以说是“雅典对斯巴达”。他在1750年，在一个征文大赛中，题目是“艺术与科学是否有利于人类”。他以反方立场出现，被评为一等奖。他的论文里赞美斯巴达，鄙夷雅典。后来他在《论不平等》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当他把文章给伏尔泰时，后者对他做了尖锐的嘲讽和批评。严格说来，卢梭没有真正涉及艺术和科学的分野，在他眼里，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的腐化的思想，但是他强调尊重人的感性的思想，对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期浪漫主义者对田园生活有着美好的幻想，他们诅咒工业文明，以及由此带来非常丑恶的结果。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马西阿洛德，他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人文主义传统在英美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他1869年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本书里，把物质文明和文化做了对比。1882年为了回应赫胥黎“文学家不可避免的被科学家取代”，他是一个科学主义者，提出取消文科教育。马西阿洛德在剑桥大学做了一篇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讲，他说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人类的道德提供指点。(www.bdjt.com)

　　我下面介绍尼凯尔特，他是十九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进行表述的一位学者，标榜新康德主义。他在1899年发表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提出了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的文化对立。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业已存在，但是由于其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东西。也就是说，这里人的价值对于区分自然和文化很重要。一切文化的东西都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观点考察。

　　以上是人文学家的观点。再看科学家。科学革命的胜利使一部分科学家对科学必然导致人类进步产生幻想。边沁、孔德的实证主义，都是科学进步的思想的来源。科学进步论的宣传最不遗余力的是孔德赛，他是大革命时期的，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建立在科学一定导致人类进步的基础上。他对人类理性发展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寄予理想。皮尔逊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他的《科学的规范》充分表达了十九世纪科学家对人文学家的优越感。他嘲笑康德，嘲笑黑格尔，我们可以看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分歧。斯诺是明确的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已。

　　斯诺著作的批评虽然不断，但是西方一致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与相互制衡是西方思想的一条醒目的轨迹。现在进入第四部分，也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二十世纪的

　　两个典型案例。所谓二十世纪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个是1923年在北京，跟北大有关，掀起的论战——科学之战。一个是1993－1996年，从美国开始，蔓延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science works。两种文化的分裂在二十世纪就以这两个典型案例为代表。关于科学论战的来龙去脉我这里不想讲，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那么我下面归纳一下我自己的思考结果，也可能有学者有高论发表。我没有看到。这三点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www.bdjt.com)

　　第一点呢，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中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方得彰显。科学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最高水准的较量。高到什么程度呢？简直达到相当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这样一个高度。它对于巩固新文化的果实和塑造更具有前沿意义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荡，后面这一目标未能实现。这是我自己的第一点思考。

　　第二点呢，我们从受到五四影响的新青年这一代，一直到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无不对持文化保守立场的这些玄学鬼嗤之以鼻。但是当今的现实无不显示出他们的有些担心不无道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仍旧是今天我困惑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另一种声音，不要完全不顾及人家的说话立场，考虑他们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第三点，论战的双方的主将都受过西方学术思潮的熏陶。那么他们论战的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由于双方的教育背景不同，又恪守师训，不懂也不屑于弄懂对方的话语立场。因此科学论战可以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www.bdjt.com)

　　我讲一段小插曲。1918年，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干将，也是北大教授，钱玄同和刘半农。他们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合伙编演一个双簧。这样一个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举措，后来就使新文学的这样一个主张让更多人知道。西方的science works中国对待比较冷漠。科学大战在西方渐渐冷下来的同时，在中国又得到重视。苏克尔属于另外一个阵营，他非常不满一些搞文化研究的人的胡言乱语，写了一篇文章，用很古怪的题目，叫做《超越边界，通向量子引力的变形解释学》。专门选择后现代主义所熟悉的语言，引用他们大师的经典篇章。那些搞文化研究的如获至宝，两位主编没做仔细审查，就排版发表。然后他就发表文章，你们没看出来，我通篇都是在胡说八道。这个就闹的很大了，很多人都介入。科学家都叫好，说这是太好了，早就看不惯那些文化学者胡说八道。这件事情充分反映了两种文化的鸿沟。(www.bdjt.com)

　　其实苏克尔只是为这场战争增添了火药，这件事情早就有了。真正的导火索是两年前——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他们站在科学家的立场，来对学术左派的观点进行严厉的批评。这场战争就闹得很大。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法国和英国。对西方的文化阵营的冲击非常大。学术左派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称之为观点左派，他们给了一个定义，说如果不是厌恶贴标签似的定论，我们早就这样做了（即把他们叫做观点左派）。它是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实践主义的真正遗产。即西方自身分子的学术运动，反战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性解放等等。这个时代假定弱势群体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对包括科学在内的权威，来进行挑战。他们认为真理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个观点非常鲜明地刻划了学术左派。我们政治生活中左和右非常混乱，完全与我们要讨论的学术左派和右派是两回事。我现在不想对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再说什么了，我现在想讨论一个问题，也是时时萦绕我心间的一个问题，就斯诺命题而言，两个对垒阵营他们的基本政治文化立场怎么就恰好在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末互为颈项。首先大家要理解我说的左和右。就是说要制衡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不均，人性的割裂等等，对这些批评的是左派。

　　科学论战的时候，左派对科学抱着非常高的热情，寄希望于科学来改变中国。文化保守派就是右派。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正好颠倒。对科学持反对的是左派，包括对科学进行文化研究、社会研究的学者，爱丁堡学派等等，搞文艺批评的。保守立场，认为应该发展科学，都是科学家。这个应该值得我们搞思想、搞文化的人探讨。这个也可以解释。

　　因为新文化运动，有足够的理由对科学可以带给人类的福祉坚信不疑。他们不能想象特别是二战那样以国家来进行战争，包括现在的电脑病毒，等等，现代科学技术带来负面的作用，当时的科学家是无法看到的。还有一种解释，因为在冷战时代，国家可以不惜血本来支持科学研究。那么这种巨大的资源对科学家非常重要。人文学者要取消这样，所以科学家不喜欢人文学家的批评，到了90年代，非常严重的冲突就表现出来了。(www.bdjt.com)

　　的的确确，那些文化阵营的人有一些没有受到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玩弄一些词藻，科学家非常反感。这也是上个世纪末两种阵营的冲突尖锐的原因。

　　下面讲性别歧视。一个很有名的环境主义学家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很多引喻，但是科学家不喜欢这样的语言。艾滋病也是西方文化学者非常喜欢讨论的一个题目。如果说我们刚才的种种分析，两个阵营的对垒更多的来源于国家的资源分配，经济利益，那么在911之后，美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全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新的思维。我下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特别是911之后的变化，对科学的制衡，是否还能够有效的实现？整个社会情绪都在变，还有没有制衡极端的霸权的力量存在？当然这不是我们做学问的人能够解决的。

　　对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如何才能与民主主义相区别？这也是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与全球化同步前进与把握文化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对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全球化掩盖下的不公，如何避免地域的、宗教的冲突演化为世界大战？特别是诞生于二战之后的人文学派是否还能够找到生存的理由，或者说他们应该调整自己的战略，如何才能制衡科学的霸权，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www.bdjt.com)

　　下面讲第五个部分，也是一个重点。讲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顺便谈一谈所谓的科学禁区问题。前面我引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道义责任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因为发展大规模破坏武器的科学手段来源于他们。这个是我最心仪的一位科学家，应该说最有人文倾向的科学家，他居住在英国，出生在俄国，叫代森。他引用赫胥黎的《美丽心世界》。这位赫胥黎是个作家，他讲一个科学幻想，想象非常灰色的未来，一个抚育中心成批的制造人。他设想未来一个制造人的地方。回到代森，他说国际生物学界有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功绩，就是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从未推动过生物武器的发展，甚至他们还说服那些已经开始制造生物武器的国家全面停止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假设物理学家也带头来停止发展核武器，然后又说服他们政府销毁库存核武器，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美好啊。他之所以这样乐观，是因为他正好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庆贺政府成功地放弃了核武器的计划。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几年后美国就遭到袭击。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疯狂医生已经义无返顾的启动了他们克隆人的计划，我们的生物学家还有没有理由来说我们已经用干净的双手通过了审判台的第一次考验？现在接着讲生化武器。这本书叫做《第十一种灾难》，生化武器叫做第十一种灾难，被叫做穷人的原子弹，不但伤害人的呼吸系统，而且皮肤都会烂掉。所以有害知识的说法很容易被攻击，但是科学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在今天已经远远超过古代，一种新式的武器，今天非常可怕。这种知识叫做致毁知识。

　　下面的观点，我同意我的一个同事的观点，我们不能阻止致毁知识的出现。只要有商业利益，就有人做。在现代社会中，人是难以控制的。知识本身就具有继承性，严谨性。当代科学家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比他们的前人要大的多，因为奖励和约束不协调。约束薄弱。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使他放弃自我，因为科学没有终境，放弃就意味着放弃优先权。学界的约束没有法律效应，社会约束——公众和媒体，国家利益。我们看看多么可悲。

　　卫布什提出了科学无尽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战争术语。二战结束，科学家普遍的担心，因为战争结束就意味着他们丢掉饭碗。于是他们给卫布什传递信息。于是卫布什就写信给政府，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科学的负面效果我们连提都不能提吗？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付出代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做？我的结论是，现在当今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巨大加速度，已经使人类到了一个决定命运的生死关头，寂静的春天说不定哪天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www.bdjt.com)

　　人文学家和科学家应该合作，制止那些可能危害人类生存的事情。问题是应该讨论的，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克隆人是没有伤害的，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声音也非常强烈。有些后果不可预期的，可能会影响子孙后代，会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的威胁，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

　　因为时间非常紧张，最后还有五分钟时间，来讲一下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和科学史。一开始，我就讲了，讲文化建设我没有资格，讲科学史勉强和我的专业挂钩。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往往就是文明形态和学术规范重建的时代。在这个新世纪来临时，我们面临着政治格局的重组，全球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必然带来学术纲领和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那么我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应该是一种整合的形态，综合的形态，这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对斯诺命题的理解。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科学史的功能不单是书写学科的发展历程，更主要是给民众提供更加均衡，更加完备的科学的信仰。科学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发展，已经从研究非常个体化的具体的东西，而且是由价值观主导的，它已经逐渐变为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做研究和分析。这样的学科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科学史作为一种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应该是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www.bdjt.com)

　　我们觉得，从事科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使民众具备科学的文化素质和与时代相适应的素养。

　　嘉宾发言：李晓宁

　　提问与答问：

　　问：您是不是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鸿沟在加大呢？那么这种距离怎么判断呢？还有一个问题，您既然不能判断致毁知识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利用致毁知识来为人类服务，致毁知识不一定产生致毁效果。谢谢。

　　答：谢谢这位同学，问题都很尖锐，也很到位。第一个，关于两种文化的鸿沟，我从来也没有梦想会被填平。西方的科学战争以来，不但没有被填平的趋向，而且越来越明显。因为现代的教育，既有人文情操也有科学背景的越来越少。这是一种现象，我们有所注重，有所弥补，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致毁知识我觉得是可以判断的。如果在当初诞生的摇篮中就可以消灭，那么该有多么美好。人类都有好奇心，伦理的约束，道德的约束都非常弱，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判断的。至于能否带来致毁效果，不知道哪天就会出现。因为地球的生态被毁灭，当代也许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不能欠后代。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有道理。知识是有两面性的。限制致毁知识就限制了人类的创造的能力。这方面我也是矛盾的。

　　问：我想到了宗教。它是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作用？

　　答：我并没有对人的前途悲观，我只是对科学加以限制这一点，没有办法，觉得悲观。科教兴国，喊得彻天想，哪里有宗教的地位？中国提科学霸权，肯定遭到老科学家的批评。我觉得应该有我这样的声音说出来。代森本身也是一个左派，他觉得科学发展要走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他身体力行，坚决的反对星战计划。他觉得中国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应该走一条更加合理的道路。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干吗非要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的计划？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对整个民众有利，比方说互联网，他认为这是对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进步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把资源放在这些方面，应该说还是美好的。(www.bdjt.com)

　　问：刘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希望有机会请教一下。从刚才谈到的，做一个长期的预测，这两种学科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答：首先更正一下。这两种不能叫做学科，只能是两种阵营。每一个都包含很多学科。西方已经出现了整合，叫做science study。实际上，它的主体包括三块人，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最近比较倾向于吸纳科学政策，大众传播，等等，这些人是最容易沟通人文和科学的。中国有自然辩证法，大学都要修这门课。有中国国情，延续下来，名字也不大好改，我觉得还是叫原来的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比较合适。那么这三块人整合起来，应该是有利于两种文化的沟通的。

　　问：刘老师，您好。我想要知道如何来解决您提出的问题？

　　答：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力量。能够提出问题，有人听到，就不错了。我主要计划是为公众服务，为国家服务。谢谢。

　　问：刘老师，您好。我问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我想要知道您对李约瑟问题的解释。还有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比较薄弱，迷信依然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工作者将要为改变这个现象做什么。

　　答：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年四月出版了一本书，是我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是个有启发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不必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没有哪个答案就是对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没有代森那样子的科学家。这是一个悲剧。讲到宽容问题，科学不一定要站在其它文明之上，应该容忍不同的东西。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宽容精神。科学是好东西，但不能自己说好，要让公众说好。这也需要我们做科学史的更多的做工作。(www.bdjt.com)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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