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

　　时间：2001年11月11日

　　地点：北大正大国际会议中心多功能中心

　　主讲：王绍潘

　　讲座内容:

　　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文的特点，所谓的居士，是指既有财富，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人士。慧远的《维尊义记》中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
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其实，居士主要指的是士大夫中修行佛法和禅教的一部分人而言。

　　居士们能在中国各朝代推广佛法和禅教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他们大部分因富有家产，所以可以给予禅教以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持；
因为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所以可以为禅教做政治上的保护；
作为社会上层分子，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禅教教义的阐述和宏扬，因之而光大；
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才能使教义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

　　居士佛教除了卓有成效的护法功能，更突出体现在佛教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尤其通过他们对经典教义的阐述和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断中国化，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建立起新的统一王朝——唐朝。他们有鉴于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我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同时，佛教文化也进入了一片空前繁荣的时期，在此文化背景下，居士佛法——禅法的运动，蓬勃展开。正是禅教文化依托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创造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代表着当时学术思想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大批文人士子，左右了时代思潮。而禅教文化的进一步普及，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透露着智慧的教义也逐渐形成为大众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居士大夫的参禅悟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昌废佛之后，佛法需要新的法要倡导，带来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后期的禅宗顺应了时代条件，成为恢复佛法竟声的必要的一面旗帜。居士习禅使禅教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充分展示它的民族人文特色。慧能的禅法思想，早已为学界公认，有关加强民族自尊自信、发扬主体意识精神、破除西方迷信、放弃佛祖崇拜的思想，处处体现出时代禅法对传统佛教反省运动中的共同呼声。它预示着佛教革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种革新，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成佛的决定因素是众生与佛同具智慧；
自心有本觉，人人能成佛。

　　隋唐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把心性论推向新的水平，它重要是由禅宗文化来完成。儒家有效地吸取禅宗思想的精华，以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不仅李翱这样做了，而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都这样做了。儒家学者经由禅学文化的启发，提高了自己思维水平的能力，进而发觉《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中的要旨，把汉唐思想导向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这是禅文化对中国思想史所做的最大贡献。官僚士大夫的学佛参禅，由于他们精深的儒家根底，延续并发扬了传统的人文精神；
即使在佛教最繁盛的唐代，传统人文精神也仍然闪耀光芒。这是禅文化的特旨，也是发展留下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精品。

　　由慧能而下，中国禅文化发展的趋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起分头并宏、自由开放的新型传承体系，这一体系与动荡割据局面和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极力反对片面的知识言说、读书看教，强调自信、自力、自悟、自觉，实现基于真正知解的真修实证。大量吸取老庄、儒道思想，超越传统佛教烦琐的教条以及形式仪规，传承佛法中的智慧体系。

　　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按安史之乱加速了贵族文化的衰弱，代之而起的是适应广大平民需要的新型文化，它与塞门仕进以及经济中心转移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禅宗恰恰是坚决否定对外在神权的崇拜，与对于自我心性的体现，故深受社会大众的欢迎。官僚文人的参禅问道，更将儒道等文化带进禅林，成为禅宗逐步傲视天下的重要原因，官僚士大夫由中央到地方，掌管一方政治、经济实权。通过禅宗，吸收消化部分流民，又教人人安心自足，有效地稳定社会秩序，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开发和繁荣。隋唐居士佛教的主要体现，是官僚士大夫对佛理的吸收和改造，对禅宗心性之学的欣赏和运用。其突出的贡献，是他们在参禅悟道的过程中，融会儒、道、佛三家之学，推动禅文化的全面发展。自禅宗形成，中国文化思想展现出崭新天地，宋代学者周比大说：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这说明了禅文化对人才造就的契机。

　　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前代相比，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显得成熟。两宋的政治，前后长达320年，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维持时间最久的王朝。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方面，传统儒学再次得以改造，形成所谓理学。理学对宋代国家的完整统一作出了成功的贡献。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物质生活刻意和方便的追求，加以限制以及要求自我道德品质的完善，提高民族气节，宏扬爱国精神，求得国家民族的安定和强盛。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大多出现在两宋王朝，的确与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关联。禅教在宋代的成长和演变，居士禅教在宋代的全盛和危机，也都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完成的。

　　宋太祖于开国时所定下的对佛教基本政策是：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宋仁宗对禅学有更高的修养，真宗支持禅宗慧命相续。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科举比唐朝发展得更加完备公平合理，从而使大批卓有才智的文人士子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各部门的基础力量。广大文人士子在标榜精通儒学而外，参禅问道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风气。禅宗在唐末五代勃兴之后，继续在宋代呈现了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热诚向往。

　　理学建立的前提是以强化中央集权，又是以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思想繁荣为前提。沿着唐代韩愈等学者开辟的儒学复兴道路，北宋五子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他们一边批判禅道，一边消化禅学的修养方法来充实自己的体系。理学家反复提倡和标榜的内圣外王，实际是儒家治世事功，和禅宗内养精神互相表里的理想。宋代禅宗的世俗化，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缩短了与士大夫的距离，保持着兴盛的局面。北宋仁宗朝，许多主张抑佛的重臣都改变主张，转而成为护法居士，参禅学佛之风渐炽，禅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宋代是官僚士大夫参禅活动全面展开的时期，在当时造成一种历久不衰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传到日本，也造成日本禅文化的再生，有些日本人至今还对中国的宋代文化思想赞叹不已，甚至说出只有唐宋之人才能代表中国人的纯属偏见的说法。

　　造成这种风气有以下因素：官僚士大夫队伍的空前壮大和文官体制的完善，因文化思想所致，而使他们归心禅学，倾心禅文化。禅学取代佛教的其他宗派，独立鼎盛，更加深了禅文化心性之学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禅门大德应机示教，三教兼通，这种极高的文化品位及圆融的思想思想品格，足以使官僚士大夫倾心向往。有些士大夫是属于社会上层人物，政治地位很高，更是朝廷的重臣大员，他们参禅的共同点是在脱略世俗与著名禅师激扬酬唱，以期于彻证。

　　宋代士大夫的参禅，多数因受禅学心性的启发和鼓励。他们通过接受和体验参禅悟心的体会，重新审视社会人生，更从积极处领会，于忧患之际开拓心性，顶天立地，对社会人生多能贡献无尽的心力。诚如禅门所谓：深深海底行，高高山顶立。

　　附:

　　记王绍潘先生二三事

　　 ——代《只为辜恩始报恩》后记

　　 摩诃力

　　王绍瑶先生编撰的《只为辜恩始报恩》就要出版了。包括本书编辑宗平同志在内的几位朋友都怂恿我写一篇后记，以增加读者对王绍瑶先生的理解，同时说明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并说这也是王先生本人的意愿。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但从另一方面讲，要写这个后记，我也的确有一种畏难的感觉。这个后记太不好写了。王先生这个人太不好写了。

　　记得王先生经常感叹人生短暂、时光飞逝，的确，悠忽之间，我认识王先生已经十年了，我也从一个小孩子走向了成年。但是，一九九三年春天，我第一次到王先生家里去的情形却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此前只听过两、三次先生的讲座，与先生一直没有个别接触的机会。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在向北安国实习，，其问曾因公回京数日，公事办完了，却仍有点时间没处打发，于是向一位名叫侯志强的学友要了先生的电话，拨通之后，当晚就去了先生家，谈的问题就是青年人应该怎样学佛。当时我认为光看近、现代人的著作是学，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想先用几年功夫把《华严经》、《金刚经》、《法华经》直到《成唯识论》、《六祖坛经》等古箱读一遍，再结合自己的‘情况，进一步学习。我自以为这巳很不错了，不料先生听了我的打算，劈头便是一句，“这样学法，八大阿僧祗劫也成不了佛!”接着，谆谆地教导我说：

　　学佛必须要有各知识的教授，然后通过阅读原典，了解佛教最不共的精神，在思想中体认这一精神，在行动中实践这一精神。还要有语言的基础，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研习佛典一定要以原典为主，决不能盲从他人的意见，给自已戴上“有色眼镜”，佛陀最反对古目的崇拜了，也从不给别人戴“有色眼镜”。

　　先生与一个素昧乎生的后学初次见面时，所说的话就是这些。现成：有些人认为先生偏激，认为先生不重视学术，这实在是一种误会，这里只举我亲身经历、亲耳所闻的两件事来说明。

　　大概就是我从河北安国实习归来，先生有一天忽然对我说：“你好久没去看任老①了吧，我们去看望一下老人家！”我当然遵从。那时任老正在翻译、编写《现观庄严论》②的注解及讲义，先生随喜赞叹之余，非常遗憾地表示，自己年岁已高，事务又忙，无法学习如此稀有难遇的教授，并让我一定要多亲近任老，打好法相底子，学好教理基础。过了几个月后，先生又把我找去，专门要我把亲近任老的情况讲给他听。此后，也曾多次要求我多读书，多学教理，，多亲近任老。我常常为自己没有学好教理，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惭愧，但我也深切地体会到，如果当初没有先生的

　　督促和要求，我是不可能那么彻底、坚决地作出依止任老的决定的，更是找不到学佛的门径的。

　　又有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对几位学友“辟谷”③的作法不理解，认为那是“外道”④，专门跑去向先生请教，才知道是先生让他们“辟谷”的。先生说：是我让他们辟谷的，因为他们身体需要，身体清净了才能学佛。的确，外道也辟谷，但不能因为外道用了什么方法，我们就不敢用，没有这个道理。要知道，外道不光合碎谷，外道还合吃饭呢，而且吃饭的外道，无论如何也要比辟谷的外遗多得多!我们是不是连饭也不能吃了?!关键不在这个地方，关键在于外道认为辟谷能成仙成佛，我们认为碎谷能健康身体。外道不外道，要希本质而不能光希表面现象。

　　当时我听了真是惭愧极了，觉得自己亲近先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学到先生那种“不迷信古人，不迷信今人，不迷信自己，不迷信书本，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独立人格”的精神，还是满脑子的成见，太辜负先生的期望了。

　　先生就是这么一位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独立人格，热爱自己所学，从而也才是热爱自己祖国的杰出的学者。我认为，先生此次编撰《只为辜恩始报恩》，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而为的；
宗平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编辑、出版《只为辜恩始报恩》，所力图展示的，也就是这样一位杰出学者的风貌。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西窗小筑

　　① 任老：即笔者的亲教师任杰老人，1920年生，汉族，当代著名的佛教大德，戒律严谨，见解精当，学兼显密，犹长于印度中观宗及藏传佛教诸门，有多种译、著完成，均具有极高的理论及实修价值。

　　② 《现观庄严论》：古印度圣慈氏菩萨造的一部论典，是《般若经》的根本颂、般若的修法，向众生开示了《般若经》中关于觉悟空性的修行次第以及一些深密的教法。

　　3.辟谷：一种保健方法，每周一日或每月两至三日，不吃五谷及熟制品，除饮水外，只进食少量蔬菜和干、鲜果品，有清理消化道、保健身体的作用。历史上有些外道曾长期推行辟谷术，认为可以成仙或解脱，这当然是一种违背科学、不符合客观现实的错误的观点。

　　④ 外道：佛教术语，佛陀时代指佛教之外的宗教、哲学流派，如“六师外道”、“九十六种外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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