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减税！

　　 　　帮助中小制造企业摆脱困境，财政政策义不容辞，减税已经刻不容缓。 　　 　　“出口、投资、消费”素来被称作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进入2008年之后，三驾马车似乎呈现出举步维艰之势：内需不振是多年的痼疾，投资则因为宏观调控而紧缩，中国的出口额仍在增长，但增幅已经大幅回落。
　　托赖于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产业分工，托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及相对较低的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成本，过去的20年里，闻名世界的“中国制造”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但是，因为原材料和能源涨价，因为人工成本上升、因为人民币升值，也因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作为“中国制造”主力军的中小制造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处境。
　　这些企业的未来不仅事关GDP和财政收入，更将影响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将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未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王一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志勇和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李炜光，就中国制造目前的危机接受本刊采访。他们认为，帮助中小制造企业摆脱困境，财政政策义不容辞，减税已经刻不容缓。
　　
　　又闻减税声
　　
　　《新民周刊》：今年“两会”的时候已经听到很多减税呼声。现在提减税，有什么不同？
　　陈志武：这是因为国内外经济在减速、甚至正进入衰退。从最近几个月欧美国家宏观数据看，民间消费持续下行，这意味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在增速上会非常吃力。加上国内因信贷紧缩、新劳动法、新环保执行标准、资源价格上涨等众多因素，今后中国经济也会进一步下行。所以，综合来讲，政府应该尽快想法订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虽然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还有10.4%，但下半年、明年不会这么高，所以，现在有必要做好准备。
　　1995年到现在，特别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历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投资来增加内需，刺激经济。在以前中国需要快速工业化、需要建立商业交通运输网络时期，那种靠投资刺激经济的举措已起到积极效果。
　　可是，中国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基础设施网络也已经健全，此时不能再靠强化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了，而是应该把政府手中的一些税收留在企业和家庭手里，这样能直接刺激民间的消费。也就是说，以前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今天和以后靠减少政府投资、鼓励民间消费来刺激经济，在拯救经济的手段上必须要转型。
　　王一江：我国表面上税收不高，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十几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幅大于民众收入，最近两三年，财政收入过高的问题十分严重，通货膨胀也愈加明显。这导致收入不公平加剧。去年下半年，财政部提出税制改革，从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力度还不够，需要全方面减税。
　　杨志勇：近年来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上半年延续了这一趋势。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有财力支持减税。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8年货币从紧，财政稳健，从实际运行来看，不少企业遇到资金紧张问题。出口企业问题更加严重。处于经济下滑的担心，去年年底我们就建议财政要转向扩张。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从紧。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任何时期通货膨胀的问题只能找中央银行问责。当前货币政策从紧的方式可能需要改变，但货币政策从紧的大趋势不应该变。财政政策中，减税扩支都有空间，对防止经济下滑有益。
　　《新民周刊》：很多中小企业反映现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这看上去是流动性不足的迹象，和减税这样的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不是更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吗？
　　李炜光：近来受央行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民营企业贷款融资越来越难，民间信贷利率不断走高，导致民间借贷资本价格升高，有的地区民间借款年利率高达36%。这说明从微观上看流动性不足的因素是存在的，但如果从宏观上看，主要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这说明钱是有的，但没有流向最需要钱的中小企业。
　　王一江：财政政策是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负担。货币政策有货币总量和银行贷款对中小企业歧视的问题。在中国，不管货币政策是宽松还是从紧，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都是歧视的，中小企业在信贷资金上从未觉得宽松过，容易过。这不是中国的货币政策问题，而是信贷政策如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我们应多发展民间银行，穷人的银行，如国外的小额贷款，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体系。
　　《新民周刊》：减税能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生存危机？
　　李炜光：当然能。因为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就会影响到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企业经营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近年来宏观调控的效果之所以不甚理想，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太低，民间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自然会受打击。近年来中小企业甚至是规模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形势看上去相当严峻，特别是珠三角等地区，不夸张地说，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要保持健康快速发展，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最为重要。今年中国治理通胀主要的调控手段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价格管制。这种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收紧信贷与人民币升值，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升等一起，正在加剧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困境。这时的减税或者退税将对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此外，降低税负对大企业的正向作用也会使中小企业成为受益者。因为许多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配套的，大企业生意好做了，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有了更多的剩余，投资、创新就会容易些，经营情况就会随之改善。
　　杨志勇：中小企业的困境有两个原因：一是企业自身的原因。不是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困难。市场竞争过程同时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一部分企业倒闭时正常的。二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支扩大内需、融资政策等方式帮助企业，但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靠企业自身。
　　对中小企业减什么税，这是一个问题。现在首先遇到困难的是中小型出口企业。我认为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它们更有好处。前几年由于汇率政策的不灵活和资源能源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原定的出口退税零税率制度早已被粉碎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出口零税率，并将出口退税作为制度，而不是政策来看待。增值税转型势在必行，所有企业都将受益。
　　
　　财政增长快，减税有基础
　　
　　《新民周刊》：不可否认，减税的前提是财政增幅远远大于GDP增幅，但中央政府推行的许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的建设，也都需要钱，减税会不会导致这些政策无力推行？
　　陈志武：不会。一方面，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盈余近12000亿，退税、减税就有基础；另一方面，本来许多政府项目、特别是办公大楼一类的项目是浪费多余的，政府开支应当减少。中国的政府行政开支占财政预算近26%，而美国的行政开支才占政府预算的9.9%，俄罗斯7.6%，加拿大7.1%，印度6.3%。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行政开支，而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很低？许多人说“在操作层面上，要退税、减税很难”，这就奇怪了，既然收税可行，为什么退税、减税就难了？
　　有一个基本规律：如果征税权基本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上，政府虽然花钱效率低、浪费严重，但税种、税率还继续以数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局面。
　　杨志勇：中央是否掌握了过多的资金？这个很有争议。我们经常说，政府要在改善民生上有所作为，但没有钱，如何作为？我觉得现在更加紧迫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制度，让政府资金使用的效率提高。比如说，政府海外投资有许多是通过中投公司进行的。中投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要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但是投资有风险。如何提高中投公司的投资决策水平，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与税收增收没有直接关系。
　　王一江：我们要从更加广泛的范围看这个问题，资源收取得太厉害，社会经济会丧失发展的活力，政府的收入今后也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比例如何合理？如果税收过高，降低赚钱积极性。西方的拉弗曲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新民周刊》： 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13.8%，但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这让很多人担心今年的财政情况也许不会像过去那么乐观，这会不会使得减税变得困难？
　　陈志武：如果更多的中小企业倒闭了，今后的财政税收会进一步大幅减少。在经济增速下行或出现衰退时，表面看政府为了保证税收而更应该“杀鸡取卵”，但这样做是把经济往更加衰退的路上推。中国的财政税收增速早该出现拐点，但到目前为止，不仅没有出现拐点，反而还在加速。现在退税、减税最为明智。
　　王一江：减税短期内会减少政府收入，长期来说则有助于企业发展，政府税收的源泉才能更好地得到保证。减税有可能会带来将来更多的税收。我国政府对社会透支太厉害。除了财政政策以外，还有一系列限制性的名目繁多的税负。
　　防止经济衰退是一个宏观调控问题。现在是两个任务如何统一完成：保增长，防通胀（简称“一保一防”）。从需求管理的角度，觉得“一保一防”是矛盾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就控制货币，控制货币就控制需求，控制需求就经济衰退了，价格就上不去。从供给管理角度来看，这两者可以统一。企业提高效率增加活力，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供给更加丰富了，生产更加具有活力的状态下，更多的人就业，更多的人增加收入，投资也更加兴旺。所以政府要在思维模式上从需求管理改为供给管理。现在减税不仅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义，也有很强的宏观调控意义。
　　李炜光：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大幅下降的原因，一是企业效益增速大幅回落，二是新税法实施，三是企业所得税退税，四是汇算清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经济景气下滑造成职工工资增速放缓，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给中小企业减税、解放中小企业的生产力确实已经迫不及待了。
　　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其中的道理，一是名义税负的下调可直接增加企业盈利，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企业投资额和居民消费量就因被激励而迅速增加，经济增长就会加快，这就给税收的增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二是由于名义微观税负下降，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就会减少，而减税的同时如果再伴随着税制的简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杨志勇：下半年财政收入不一定会减少，但企业经营碰到的问题，可能会在财政收入上反映出来。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企业有帮助。但对中小企业采取扶助的政策，不一定是大规模减税。
　　
　　税应该怎么减？
　　
　　《新民周刊》：减税应该怎么减？
　　陈志武：第一项重点是取消增值税以及类似的税种，以企业所得税取而代之。其次最重要的是减少行政审批种类和相应的隐性与显性审批费用，这些众多的行政审批款项是直接和间接压在民营中小企业的大山，给企业带来日日夜夜的公关负担和行贿运作，这些隐性“税赋”必须尽快消除，否则，更多中小民营企业将关门。
　　李炜光：中国未来的税收组合应该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渠道过多，除了29个税种，政府还大量参与经济建设，通过盈利性的工商业活动而享有投资收益、一般性的经营收入和行政性垄断经营的超额利润，如每年5000亿以上（且仍在高速增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这就有简化、归并税制和收费体制的必要。
　　要使中国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增长，光靠减税也不成，最好的办法是把减税作为重新构造我国税收组合，优化我国税收体系的实际步骤，应取消一切形式的歧视，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的纳税人，鼓励民间投资而不是政府自己投资，使税收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而不是阻滞的作用，并为今后的长期发展蓄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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