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第一人

　　家有自闭症患儿，做父母的一定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死之后，孩子怎么办？” 　　据美国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闭症明显呈“蔓延”之势，美国平均每110个孩子中，就有一名自闭症患者。未来10年， 他们中将有50万人步入成年。离开父母的庇护，他们是躲进疗养院里孤独老去？还是冒险融入这个看起来“可怕”、“凶险”的丛林社会？
　　唐纳德•格雷•特里普利特是世界首位被诊断为“自闭症”的患者，现已77岁，一直居住在家乡密西西比州弗里斯特小镇，健康、快乐、独立。
　　他的经历，也许能给人们一些希望和启示。
　　
　　“一号病例：唐纳德•Ｔ”
　　1933年９月，唐纳德出生于美国南部弗里斯特小镇一个富有家庭。３岁那年，父母发现他性格孤僻、行为乖张。比如，他从不哭着喊着要妈妈，拒绝自己吃饭，对周围一切熟视无睹，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母亲一度绝望地称他为“无可救药的疯孩子”。家庭医生建议给唐纳德换个环境，于是他被送到离家50英里远的一家疗养院。这似乎是那个年代像他这样“脑子有问题的人”理所当然该去的地方。
　　疗养院管理严格，对易得肺炎的孩子实施隔离，家长一个月只有两次探望机会。唐纳德原本只拒绝与人接触，新环境让他变本加厉，拒绝所有事物：玩具、食物、音乐、运动……他终日“呆坐着，面无表情，对一切了无兴趣”。研究专家后来评估这段经历时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
　　疗养院没有对他作出正确诊断，那是必然的，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自闭症”这种说法。他被视为“低能儿”，或患有“精神分裂症”。
　　一年后，情况有所好转，他开始吃饭了，而且不再独处，只是从不参与其他小朋友的活动。院方对唐纳德的父母说，“孩子适应得不错”，建议他继续呆在那里，但父母坚决要把孩子领回家。他们请院长出具一份唐纳德这一年情况的书面说明，那人敷衍地写了半页纸，称孩子可能得了“某种腺体疾病”。
　　从疗养院回来后，父母又把唐纳德送到巴尔的摩，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教授里奥•坎纳求助。坎纳是当时顶尖的儿童心理专家，著有《儿童精神病学》一书，是医学院经典教材。这个奥地利犹太人拥有柏林大学医学学位，加上一口极难听懂的口音，非常符合美国人心目中“权威精神学家”的形象。
　　去巴尔的摩之前，唐纳德的父亲奥利弗给坎纳写了一封长达33页的长信，详细描述了孩子这５年来的种种怪异表现。他写道，唐纳德好像“缩在自己的壳里”、“沉迷于自己的世界”、 对所有人包括父母毫无兴趣、对谁都不亲近。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挚爱，比如“疯狂喜欢旋转积木、平底锅和其他圆形物品”，对数字、音符、美国总统图片、英文字母极为着迷，能把字母表倒背如流。
　　除行动笨拙之外，他还极度厌恶几样东西：牛奶、秋千和三轮车，“几乎可以说是恐惧”，而且非常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规律被打乱，或者在思考问题时受干扰， 否则会“变得歇斯底里，造成破坏性后果”。叫他名字时，他往往毫无反应，“领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向他提问，他通常只回答一个字；而一旦对几个词语发生兴趣，就会大声反复念叨。
　　同时，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超常能力。比如，不到两岁，他就能背诵《圣经•旧约》第23章，回答长老会《教义手册》上的25个问题。他玩旋转积木时无意的哼唱，如果在键盘上弹奏出来，会是一段美妙的和弦。当他独自冥想时，好像一个智力超群的神童。“他似乎总在思考、思考，”奥利弗不无伤感地写道：“他独处的时候最快乐。”
　　上述描述，是一个心碎的父亲对一个自己无法亲近的儿子的观察，也是对自闭症患者最早的症状记录，至今仍被专家学者作为诊断自闭症的重要依据。
　　坎纳第一次见到唐纳德时，发现较之其父信中描述，他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走进房间，径自走向玩具和积木，“丝毫没有注意在场人员”。整个见面过程，他完全无视坎纳的存在，就像“对桌子、书架或文件柜”一样毫无兴趣。
　　唐纳德的医疗记录上写着先前的诊断：精神分裂症。对此，坎纳打了一个问号。诚然，一些天资聪颖的孩子的确容易有精神分裂症状，但唐纳德从没有出现过幻觉，而幻觉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典型特征。
　　坎纳对唐纳德观察了两星期，仍然无法对症下药。他对唐纳德的母亲玛丽说：“生平第一次，我碰上了迄今为止还未被精神病学或其他文献描述过的病状。”
　　之后，特里普利特一家又3次拜访坎纳，均无果而返。其间，坎纳又发现了其他10个类似案例，在对他们进行跟踪观察的同时，尝试为这种新病症寻找合适的名字。他将这11个孩子的病症总结为：对人缺乏兴趣、迷恋物体、需求趋同、喜欢独处。他在给玛丽的信中，首次称这种病为“情感交流自闭困扰症”。
　　1943年，他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一份名为《焦虑的孩子》期刊上。从此，精神病学史上出现了“自闭症”这一专门术语，而所有相关教科书上，都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一号病例：唐纳德•Ｔ……”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另一个奥地利人汉斯•埃斯佩格在维也纳也在做类似研究，他恰巧也选用了“自闭”这个词来形容他所观察到的新症状。他的论文发表于1944年，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翻译成英文后，才被人广泛知晓。
　　
　　小镇最爱旅行的人
　　坎纳的论文发表后，一些学术期刊不断更新唐纳德的案例发展，但几年后便放弃追踪，唐纳德从此销声匿迹。直至最近，《大西洋月刊》记者来到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弗里斯特小镇，才了解到他后来的生活轨迹和现状。
　　他依然居住在父母养育他的房子里，门前种满金银花，几株老橡树枝繁叶茂。房子距离凋零的商业老区不远，有些陈旧，需要修理刷点新漆。有几个房间，包括餐厅、客厅，因长期不用而有些霉味。自父母去世后，唐纳德很少进入那几个区域，那是父母当年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他不需要。对他来说，厨房、浴室、卧室已经足够。
　　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和朋友一起喝咖啡，然后散步锻炼，看电视节目《大淘金》重播，下午４点半，开着他那辆咖啡色的凯迪拉克去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只要天气允许，他每天都会去打球，而且打得不错，开球通常都能打在球道上，短杆能击出６英尺的推杆。大多数情况下，他独自打球，有时俱乐部举行“争霸赛”，他不得不与其他人组成团队参赛，倒也合作愉快。
　　此外，每个月他要出门远行一次，这大概是他作为自闭症患者最独特的一面。他去过德国、突尼斯、匈牙利、迪拜、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保加利亚和哥伦比亚等36个国家和美国28个州，其中去过埃及３次、伊斯坦布尔５次、夏威夷17次。他参加过非洲狩猎队，坐过几次游轮，还无数次现场观看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联赛。他大概是这个小镇最热衷于旅行的居民了。
　　不过，他每次出行都不会超过６天，回家后就不再和游伴联系。他旅行的一大任务是拍摄曾经在画册上见过的地方，回家后放入相册收藏，然后计划下一次旅行。如果是国内旅行，他会自己打电话订机票；如果是出国旅行，则交由旅行社打理。
　　人们很难把眼前这个生活井井有条、健康快乐的老人与当年那个孤独自闭、时常喃喃自语的小孩联系在一起。原以为，他成年之后，生活会一团糟，或在某个养老院里慢慢枯萎。谁曾想，他23岁学会打高尔夫，27岁学会开车，36岁迷上周游世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当然，他还是无法摆脱某些自闭困扰。比如，对他来讲，谈话永远是一门无法掌握的艺术。他偶尔主动与别人搭话，多半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信息，如“几点钟吃午饭”，或者告诉对方他无意间观察到的某个事物。正常的交谈、围绕某一主题的随意聊天，是他从未尝试过的事情。
　　对于提问，哪怕是需要详细阐述的问题，他也总是用简短的回答作为回应，好像做一份调查试卷。比如，他具有超常计算能力，能瞬间报出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答案；面对一堵墙，扫一眼就能知道有几块砖。记者问他如何做到这一点，他说：“它（数字）就是出现了。”
　　“你感觉好吗？”
　　“哦，好，哦，好。”
　　“你能描述一下那种感觉吗？”
　　“不，我不能。”
　　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会给他喜欢的人一个数字作为代号。附近小镇一个名叫布迪•拉夫特的老熟人被他叫作“333”，他与唐纳德已经多年不见，他建议记者见到唐纳德时，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号码。结果，记者刚报出拉夫特的名字，唐纳德就说他是“333”。他记得所有人的号码，无需回忆，脱口而出，从未出错。
　　唐纳德擅长记忆时间、地点、人名和事件，但对暗示、情绪、情感之类问题则明显束手无策。比如，说到照顾了他52年的母亲，记者问：
　　“唐纳德，你母亲哪年去世？”
　　“1985年，1985年５月。”
　　“还记得当时你在哪儿吗？”
　　“我在银行。医生说那是迟早的事……我听说她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
　　“当时什么感受？”
　　“意料之中，我不是很伤心，没有哭什么的。”
　　“你为什么不伤心？”
　　“我只是没什么反应。不同人面对那种情形会有不同反应。”
　　“想妈妈吗？”
　　“是，想。”
　　他说他也想念父亲。父亲1980年死于一场车祸，非常突然，但他同样没有流眼泪。
　　对于这种“情感迟钝”，自闭症研究组织前主席彼得•格哈茨解释为缺乏“直觉经验”。格哈茨认为，这种“直觉经验”可以通过学习训练掌握，但当下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过分强调传统学业，却忽视了社交技巧。一旦他们成年，国家资助的教育突然终止，就会变得无所适从。这就好像“出租轮椅，租期只有一个月，到月底，他们就得交还轮椅，自己走路”。
　　
　　“我们中的一员”
　　格哈茨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强调了社区环境对自闭症患者“接纳”的重要性。就这一点而言，唐纳德是幸运的。
　　在弗里斯特，他一直被充分“接纳”，从小时候母亲拒绝专家意见执意把他从疗养院领回家，到学生时代同学们对他的尊重友善，再到如今高尔夫球友们的不离不弃。邻居们不但毫不介意他的古怪行为，而且非常欣赏他的特别才能。当外人没有讲明来见唐纳德的目的时，他们会摆出保护他的姿态。当《大西洋月刊》记者向小镇居民了解唐纳德情况时，有３次遇到相同的回答：“如果你伤害到唐，我知道去哪儿找你。”显然，在弗里斯特居民眼里，唐纳德是“我们中的一员”。
　　唐纳德９岁时，坎纳认为乡村生活也许有利于他的成长。于是，他被送到距离弗里斯特10英里处的刘易斯夫妇家生活了４年，其间父母经常去看望他，坎纳也曾去观察他的生活状况。刘易斯夫妇自己没有孩子，但照顾唐纳德很有一套。他们鼓励他工作，“设定可行的目标”，实现自身价值。他们见唐纳德对测量很有兴趣，于是让他挖井，然后报出井的深度。唐纳德喜欢一遍遍数玉米垄数，他们就让他一边耕地一边数。坎纳去拜访时，发现唐纳德一共种了６垄玉米，对养马、种地等农活十分在行。他还上了当地一所学校，其特殊才能得到认可，成绩优秀。
　　高中时期，他重返父母身边，又取得新的进步。曾教过他几节课的简妮尔•布朗（唐纳德给她的代号是1487）回忆说，虽然他曾被取笑过几次，但他是公认的天才，有着令人嫉妒的智力。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唐纳德的关注焦点不断向外扩散，他开始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同时，外面的世界也逐渐向他敞开大门。在米尔普斯学院上大学时，唐纳德主修法语，其间加入了兄弟会，是男子无伴奏合唱团成员。合唱团指挥从未使用过定音管，因为他可以直接从唐纳德那里得到任何需要的音符。
　　唐纳德的室友布里斯特•威尔是基督教长老会一名教士，他说唐纳德是一个“可亲的朋友”。他曾想方设法帮助唐纳德融入社会。他在做水上安全指导员时，一心想教唐纳德学会游泳，可惜“他的协调性不够好”。之后，他又设定新的目标，想通过教唐纳德掌握一种时髦的发音来“拓展他的个性”。虽然一再受挫，但和兄弟会其他成员一样，他始终认为，唐纳德“是有点怪，但他是一个天才。我很荣幸有他这个朋友”。顺便说一下，威尔的数字代号是“569”。
　　唐纳德的案例也许有些特殊。他家很有钱，母亲家族创建了弗里斯特银行，父亲是前市长的儿子、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律师。出生于当地名门望族，可能减少了人们对唐纳德的歧视。一位弗里斯特居民说的很有道理：“在一个南方小镇，如果你贫穷而怪诞，那就是个疯子；如果你富有而怪诞，就只是有点与众不同罢了。”
　　唐纳德长大后，在家族银行当了一名出纳。家里为他设立了一个永久性信托基金，以支付他的账单。这个信托基金经过精心设计，可以防范“女孩骗婚后卷钱而逃”。事实上，唐纳德从未对女性表示过兴趣，也从未有过女朋友。
　　他每周日会到弟弟家做客，弟媳妇会做一桌好吃的招待他。自从这个小镇知道了“自闭症”这个医学术语，就敞开胸怀接纳了他。如果说治疗一个自闭症患者的理想环境包括“宁静”、“熟悉”、“稳定”、“安全”几大要素，那么弗里斯特小镇为唐纳德提供了一切。其实，他并不需要治疗（因为自闭症不可能痊愈），他只需要成长。
　　他的母亲玛丽在给坎纳的信中说：“他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拥有自己一席之地，比我们期望的要好得多。我希望我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此时，她心头那个“无可救药的疯孩子”的恐惧早已烟消云散。
　　值得一提的是，唐纳德从来就不会“数砖头”，这个“独门绝技”的传说源于一个游戏。那是60年前的一天，他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外邂逅几名高中同学。他们知道唐纳德是数学天才，于是让他数马路对面县法院大楼有几块砖。他们也许是想开个玩笑，也许只是找个乐子。唐纳德很快扫了一眼大楼，随口报出一个天文数字。显然，那些孩子当场被镇住了。从此，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为唐纳德平添一份传奇色彩。后来，随着法院改建成学校，那个天文数字也就无从考证了。
　　对于自闭症患者，人们通常认为他们不擅长撒谎或编故事，因为他们太缺乏想象力，但唐纳德的例子让人有些意外。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刚刚走出被视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童年，但他已经开始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并且知道数学是他胜人一筹的武器。
　　多年之后，当记者问他为何当初会脱口而出那个天文数字时，他闭上眼睛，然后给出一个惊人的回答：“我只是想给那些孩子留一个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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