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活着,否则死去

　　 　　幸存者 　　 　　2001年9月11日上午，由日裔美国建筑师山崎实设计的世贸双塔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上班和参观的人群。这栋大楼的所有窗子都只有46厘米宽，反映出设计师的恐高症和为使办公人员感觉安全的需求。作为地标，双塔也享受到与巴黎埃菲尔铁塔同样的命运，遭到了纽约人的冷嘲热讽。导游每次介绍它，都这样开头：“全曼哈顿最好的风景一定在双塔顶楼，因为只有在那里你才看不到双塔本身。”
　　不过，这个简单到极致以致过于无聊的摩天大楼在落成后就成了摩天大楼之都新代表，位于106和107楼的“世界之窗”餐厅在2000年成为了美国盈利额最高的餐馆之一，尽管饭菜足够难吃，但在下雨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在云上的日子。
　　刚过8点半，在纽约港务局办公室上班的Lila Speciner，捧着外带咖啡来到了自己位于北塔楼88层的办公室。头天晚上是周一橄榄球之夜，纽约巨人对丹佛野马，难分难解的比赛直到深夜才结束。这个时候办公室里还没几个人，Lila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望向万里无云的窗外。
　　突然一阵巨大的震荡，很快又停了下来，感觉就像一列全速的火车冲进了大楼。事后，楼里的人们通过电视新闻才知道，实际上这是一架净重124吨的波音767飞机，携带着373立方米的燃料，以每小时将近1000公里的速度撞向塔楼，随即产生的火焰温度高达2000度。
　　Lila看见浓烟四处冒起，起初，她怀疑是地震，开始跟同事们寻找烟的源头。这时，一个从楼上跑下来的男人大声地对他们喊：“大楼遭到了撞击，赶紧逃命。”这个男人的名字叫Frank Demartini，直到今天，Lila都不能忘记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也许整个办公室的员工都会跟着塔楼一起消亡。
　　他们一起走楼梯来到了78楼，这里是空中大堂，也是换乘楼层，另外一个换乘楼层在44楼，1993年汽车爆炸案时Lila曾在那里工作。自从那次爆炸案后，世贸大楼拓宽了消防通道，并增加了人员疏散的演习次数，这使得“9•11”袭击后，15000人能够有序地撤离大楼。
　　与此同时，双塔内部198座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的电梯，在突然遭受飞机撞击后成为了死亡陷阱。《今日美国》估算，有200人死于电梯内，有的因为缆线被火烧断坠楼而死，有的则被电梯井里四窜的火焰烧死，更多人被自动预定程序锁在了一楼大堂的电梯里，直到大楼倒塌。电梯井变成了大楼内一条条流通管道，帮助飞机汽油伴随着火焰更快地到达各个角落。
　　78楼的电梯已被锁死，Demartini让他们先走，自己试图打开电梯门救出里面受困的人，从此再也没出来。此时的Lila则开始步行下楼，人们各自把手搭在前面一个人的肩膀上，路上她还遇到一个盲人，两人互相搀扶着往下走。偶尔能听到有人在尖叫，另一些人则在不停地哭泣，可是没有人推搡和插队，大家还特意让开了楼梯的左边。
　　自从二战后，Lila再一次找回了陌生人守望相助的感觉。
　　到了较低楼层时，一队队看上去20岁出头的年轻消防员，身背七八十磅的装备正不停地往上冲，这个场景一直刻在Lila的脑海中。他们只是在尽职，但他们都没能出来。从8:46到10:28，短短的102分钟里，两座塔楼相继倒下，幸运的Lila在10点刚过时下到了地面，那时南塔刚倒。
　　那天直到很晚，她才回到家中，地铁和火车都已停运，超负荷运转的纽约城继1965、1977年大停电后，又一次彻底停了下来。晚些时候，地铁重新开通，满身是灰的Lila和儿媳一起坐地铁到32街，然后从32街换火车回到家。列车上的乘客看到她的样子并没说什么，大家各干各的事情，车厢里很沉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接着列车到站，大家如往常般沉默地低头前行，各自回家。
　　到家后，Lila冲进浴室，出来后叫了一个披萨跟丈夫吃了起来，家里恢复了往常的氛围，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事情没有发生前的状态，只不过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回放早上的事件。她关了电视上床，一夜没合眼。
　　“9•11”纪念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坐在我们后面，旁听完以上的自述，同时也打断了我们几个涉及政治的问题。
　　窗外是新世贸中心的工地，10年过去了，只有纪念馆接近完工。在纽约做一件事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利益相关者在重建的诉求中意见并不一致：物业持有人希望按商业化原则重建、政治家则只希望重建精神标识，而对于遇难人员的亲属来说，这里最好永久成为非商业化的纪念地。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诉求面前，纽约数以百计的律师加入其中。民主的博弈从来就是耗时费力的，但它却保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Lila现在每个月来中心做两到三次的志愿导游，带着游客绕着新世贸工地参观，并讲述她的故事。这对于极其乐观的她来说是一种疗伤，虽然听者终究无法彻底理解她的心情。
　　我们旁听了一次她的导游，她和港务局的同事Peter一组，带着十几个游客沿着世贸周边讲解。中途她拿出一张孙女的照片，告诉我们，这张照片当时就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大楼垮塌之后，纽约市政府把所有能找到的物品都拍照并编号放在网上，她居然找回了那张照片。
　　就在她讲解的同时，遥远的中国发生了动车相撞事件。车头被迅速掩埋，不止一个遇难者家属表示，逝者的随身物品丢失了。
　　“9•11"后不久，一名叫 Tania Head的“幸存者”曾对无数游客和记者讲过一个很伤感的故事：飞机撞击大楼的时候，她在南塔楼的78层，全身被烧伤得很厉害，她的未婚夫在北塔楼里，没有走出来。不久之后，《纽约时报》用头版质疑了她的故事，首先是“未婚夫”的家里人并不相信这段关系的存在，接着她所说的公司也否认有过她这个职员。
　　几乎每场灾难之后，一小部分人都会假装自己是受害者，以“9•11”为例，遇难者家属分别能获得88万至410万美元不等的赔偿金（同时也必须放弃起诉政府或航空公司的权利）。但Head不是冲着钱来的，她一度还担任一个遇难者协会的负责人。
　　“9•11”之后，曼哈顿地区的律师们对539个人进行了起诉，其中小部分罪名为盗窃和非法闯入，但大部分是那些号称自己丢了工作、丧偶的人。其中一个叫Sugeil Mejia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在袭击发生两天后致电警方说他的丈夫还埋在废墟里，警察迅速带她来到现场，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挖开水泥块搜救，但Mejia却突然消失了。4个月后，她被曼哈顿最高法院以鲁莽致险罪判处了3年监禁。
　　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有太多孤苦和渺小的灵魂，“9•11”给了他们一个受到他人同情和关注的机会，他们渴望成为幸存者，这样就能与比自己无限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见证历史。
　　
　　“救援队”
　　
　　Vincent Williams 那天是65辖区的一名一级消防员，一直到2004年才退休。第一栋楼倒塌的时候，他到达了现场。在那之前，没有人能想象楼会倒塌，大家脑子里能预想到的只不过是跟往常一样干活，进入大楼，救出里面的人，然后回家。
　　Vincent开着自己的车来到现场，所有走出来的人都满身灰白，如泥塑一般。现场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全都死去，整个指挥中心被倒塌的大楼彻底掩埋。他根本不知道要向谁报告，只是像往常一样从后尾箱里拿出了制服和工具开始上路。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拖出肢解的尸体放入尸袋的时候还是很难受，里面还有他的同伴。
　　很快，所有人都被要求撤离，旁边的楼很可能会倒塌，Vincent决定先回自己的车里休息一下。他走了半条街，跟他一个教堂的警察叫住了他。Vincent过去打招呼：“嘿！我准备回去休息一下。”话音刚落，7号楼开始一层层地往下砸，整个建筑瞬间瓦解，粉尘如风暴一样袭来，两人开始狂奔，寻找掩护。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辆SUV车，在后面躲了起来，心里默念：“上帝，千万不要让这个东西把我撕碎。”
　　过了一会，灰尘静止，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又回到了现场。
　　退休之后，Vincent成了一名牧师。我们问他：“作为一个牧师，你是否问过上帝为何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摆了摆手，说：“我真诚地问过，但并没得到一个答案。”
　　除了专业救援人士，当天还有大批普通的纽约市民自发前来，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随后他们带着创伤离去，却往往被轻易地忽略。
　　《乡村之音》的签约作家Harry Siegel和几个朋友在世贸遗址待了几个星期，他们带了很多烟，可以分给在那里的警察和消防员。那并不是一个戒烟的好时机。
　　当时在现场，没有人能想到这将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人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搬动水泥块儿，直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Harry当时负责送水和去附近的建筑物里疏散人群，并且还要站在“危房”前面，谁也不知道附近的房屋什么时候会倒。
　　30个小时之后，大家都很清楚，没多少人能活下来了。
　　Harry发现，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男人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木已成舟，反而是他的几个女性朋友的出现，给了在那里长期工作的人以安抚。像Harry这样的热血青年，有好几个晚上就只能睡在布鲁克斯兄弟服装店里（BROOKS BROTHER，美国高端男士服装店），衣服撕烂了就换上店里的衣服，没地方洗澡，一个星期下来，就像要饭似的。
　　以往每当士兵从战场回来，人们都会好奇地问：“你杀人了吗？干掉几个？”士兵们往往选择沉默，这跟从世贸现场回来的人情况一样。作为一个纽约人，Harry在之后的10年再没谈起过这段经历，直到我们采访的那天。他已记不清是否看到过尸体被运送出来，他的大脑已经强制抹去了这部分记忆。
　　回到布鲁克林后，他开始频繁地与女友吵架，变得极其易怒和暴躁，最后把自己流放到了三千多公里外的西雅图。3个月里，他租了一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洗碗池的单人房，同住一栋楼的都是些刑满释放犯和刚康复的精神病人。他在那段时间没听过音乐，没跟任何人说过话。
　　他说，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得令人绝望的东西，一个身体系统根本无法消化的东西，想要继续活着，你只有两个选择：到处跟人哭诉，或者闭嘴自己解决。
　　
　　哈雷神父
　　
　　从Astor Place地铁站出来，到达Richard Del Rio和Jeremy Del Rio两父子位于一栋民居二楼的教堂（更像一间舞蹈教室），需要穿过艾未未照片里拍摄的汤姆金斯公园。那里在1988年曾经有过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如今这座公园已变得再普通不过，周围群居的艺术家和同性恋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领救济金过活、无所事事、裤子拖到股沟的人们。
　　20年前，这片区域曾经充斥着毒品和暴力，Richard一直以神父的身份充当社区的调和人。他是波多黎各和挪威人的后裔，从小在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长大，混过很长时间的帮派。
　　Richard神父开哈雷摩托，粗壮的胳膊上纹着狮子和耶稣，头发打着足够多的发蜡，整齐向后梳着，手腕上的金手链和项链一样粗。站你面前，像是那种一个人独自坐在餐馆里切牛排、后面站两个保镖、面见不同小弟的“教父”。
　　1982年，他问警察，下西区情况最糟糕的地方在哪里？得到的答案是：“第五和第八大街之间。他们在那里杀人、交易毒品、出卖身体（妓女）。”
　　开着工地上用的卡车，他和妻子还有3个不到10岁的儿子进入了这些街道，他们试图去跟这些平时没人搭理的帮派分子交流，因为他们坚信上帝爱每一个人。
　　在一片毫无希望的土地上，他们带来了食物、音乐、免费T恤，以及希望和关怀。如今29年已经过去，他们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一切支出全靠Richard建筑公司的收入。
　　1994年，街上的一个帮派分子被人杀了，按常理，他的帮派马上会有报复行动，警察打电话给Richard，问他是否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Richard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准备些热巧克力和三明治，接着把整个帮派带了回家，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喝一边谈话，逐渐让这些怒不可遏的年轻人冷静了下来。那是他第一次充当调停人的角色。
　　有一次，Richard在“希望卡车”边上跟一个妓女聊天，他说：“你难道没受够被皮条客天天欺负吗？”他不知道，其实拉皮条的就站在旁边，腰里还别着枪。可无论如何，每当他进入街头，他就知道上帝一直“罩”着他。
　　可是上帝并不能“罩”所有人。Richard承认有很多年轻人的灵魂被窃取，他们几乎没人关心，只能在街上乱转，也没机会接受教育，沾染毒品上瘾后就丧失了出路。监狱里装满了年轻人。他想把一部分孩子带出来，教他们建筑行业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能自力更生，这像极了伊斯特伍德电影《老爷车》里的情节。
　　“长期服务于危险的环境已成一种常态，因此‘9•11’那天，父亲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他的儿子Jeremy这样说道。
　　9月10号晚上，Richard住在上城的曼哈顿俱乐部，第二天早上本来有个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产中介突然打电话说需要立即去下城处理些事，他就跟几个朋友去餐馆吃早餐，有人跑进来大声喊道：“看电视”。他们看到了其中一座塔楼已经着火，接着第二架飞机又撞进了第二个塔楼，他自言自语：“这看上去像是恐怖袭击啊”。
　　Richard曾在世贸一楼有工程项目，到了中午还会到顶楼吃午餐。他撇下了朋友，跳上了摩托车，用最快的速度冲了回家。扒开衣柜里的皮夹克，找到了一个神职人员专用的衣领，第一次戴上，然后换上牛仔裤和皮靴，骑着哈雷生产过的最大的摩托车冲向现场。
　　整个高速公路都已经被警方封闭，他翻出警方以前提供给他的身份证明，接着骑着摩托车在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狂飙，就像那些发生在纽约的世界末日电影里孤军奋战的英雄。把摩托车停好后，一个警察过来问他：“神父，也许你愿意为这些肢体祷告。”于是他开始为死者的家属祷告，因为在基督教里，人活着的一生是决定自己是否选择在死亡之后永生的一次机会，一旦这个机会过去了，那么也就永远地失去了。
　　在美国，如果有辆车着火，一定会有3到4辆救火车大声鸣笛前来，但是当天的现场，竟是一片死寂。南塔刚倒时，Richard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大声叫喊：“我丈夫在轮椅上，谁来救他？”他赶紧把老人放到轮椅上推了出去，接着又走回现场，看到几个警察正在发动汽车，于是走进一家糖果店，拿了些果汁往里浇，试图冷却引擎。
　　周围漫天飞舞着文件资料、法院档案和支票，人们的生活就这样随风消逝。救援工作虽然并没中断，但救援队似乎更需要被拯救。一个志愿者把自己的社会保险号码写在了手臂上，怕死后没有全尸，人们还能知道他是谁。接着7号楼又塌了，Richard听到了钢筋断裂的声音，所有人都在奔跑逃命，粉尘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Richard说：“这就是当时的情绪，你想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眼前的毁灭如此巨大，又似乎没有尽头。活着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于是一口气准备了两万个尸袋。”
　　作为第一个到达现场的牧师（最后现场总共来了350个牧师），Richard并不能给出答案和方向，他所能做的是代表教会出现在现场，跟遇难者和救援人员一起祈祷上帝能带来平安。他的祷词很简单，这样大家才能跟他一起吟诵：“耶稣我需要你”，“上帝请帮帮我们。”当有人说“我需要安宁”，他会回应：“上帝请赐予他安宁，请帮助他在这个时刻不要放弃自己。”
　　信念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神职人员将众人与神明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无法理解和消化这么大的事件时，至少知道自己在前行的路上并不孤单。
　　“9•11”之后，Richard的圣经很快就发完了，教堂也挤满了人。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去教堂的人又慢慢少了。
　　19个恐怖分子都是伊斯兰教信徒，这场袭击也被打上了“圣战”的印记。9年后，一场争论席卷美国，人们讨论在世贸遗址旁修建清真寺（详见本期黛西•卡恩的专访），从奥巴马总统到普通一员都卷了进来，纽约人自然别有滋味在心头。
　　去年纽约爆发了一次大游行，一边是反对修建清真寺的人，一边是支持者。双方都在大喊我们支持和平，又拼命反对对方。Richard听到的都是脏话和激烈的言语，这让他感到恶心。
　　作为一名神父，对于归零地清真寺这事，他想说：“应该会有更好的地方建立这座清真寺，也许离归零地稍微远一点，他们应该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Richard的儿子Jeremy安静坐在父亲旁边，他带着黑框眼镜，俊朗而斯文。之前他是公司里的律师。2001年9月12日，他到了现场，意识到人们心理的创伤绝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愈合。几个月后，他辞去了工作，投身到父亲的教堂事业中。
　　依托教堂，他组织了很多活动，有针对工人培训的，也有儿童夏令营。在他的活动中，尤其侧重青少年。Jeremy说：“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亲眼见到亲人死在世贸双塔里，10年后他们长大了，很容易变成问题青年。‘9•11’的后遗症才开始逐步显现。”
　　
　　宗教行者
　　
　　8月的纽约，赶上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温。炎热的天气下，对于Tony Carnes先生来说，从汽车里钻出来那一刻一定非常痛苦，他是个胖子。
　　上午9点，在纽约哈林区125街的星巴克，我们和Tony接上了头，他和女助手Melissa Kimiadi今天的计划是走访哈林区几条街道，调查这里的宗教场所状况。
　　Tony是美国著名宗教杂志《今日基督教》的高级记者，不过吸引我们的是他现在干的一件事情。他组建了一个团队，去调查纽约市所有宗教场所的情况，报告和调查分析都出现在自己建立的网站上。
　　我们沿着Adam Clay大街前进，在夏日的上午，满街都是懒洋洋的人群。不时看到黑人兄弟们穿着背心闲坐在一起聊天。哈林区是纽约黑人的主要聚集区，一个满头白发的白人胖子带着几个中国人满街溜达，还不时打量、询问和拍照，显得很打眼，但这种场景对于纽约人来说，实在是过于稀松平常。
　　天气很热，没走多久，我们就开始汗如雨下。这种走访工作没法开车，要靠双脚一步步丈量。我们很好奇Tony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费时费力不说，他只得到了部分朋友的资助，但依然乐此不疲。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Sheri Fink，一个搞网站的家伙写了一篇深度报道，获得了2010年度的普利策深度调查奖，文章里用了Tony拍摄的一张照片。这件事触动了Tony，他开始琢磨着，对于宗教报道，网络的作用可以更大。
　　从去年开始，他启动了这个项目。整个团队已经拍了几万张的图片，采访了几十个阿訇。在纽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如此认真地调查过宗教场所。Tony今年推出的重头报道是纽约的穆斯林调查，这是个有点敏感的话题。纽约穆斯林领袖黛西•卡恩告诉我们，直到今天，穆斯林和外界之间的隔阂依然挥之不去。
　　Tony试图打破这种隔阂，他走遍了纽约的5个区，第一次给出了一个具体数字――175：整个纽约有175座清真寺。而官方报告上，自从1999年开始，这个数字就是模糊的一百多。这一天是周四，很多教堂没有人。我们走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大的教堂，Tony上次来没能进行深度访谈，这次他决心再试试运气。他沿着教堂溜达了一圈，很遗憾，教堂负责人还是不在。
　　“这种事情常见么？”我们问Tony。他晃了晃肩，说最好是周日来，但纽约太大，不可能每个周日都能赶上。
　　教堂的正门口站着一位黑人大爷，晒着太阳，悠然自得。他注意到了我们，他叫Gus，81岁，是教堂唱诗班的执事，一脸的沧桑让人想起摩根•弗里曼。
　　Tony很有兴致地和他聊起了宗教话题，但显然，他对东方面孔的我们更感兴趣。Gus说：“上帝有很多名字，颜色并不重要，如果你感到害怕了，你就去找你的神。哈林虽然有过很乱的日子，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他指的是1977年大停电导致的哈林暴动，当时的牧师们把散弹枪藏在布道台底下，因为每逢周日，暴徒们会一间一间教堂地搜刮信众的供奉钱。驻扎当地的警察每人身穿T恤，上面写着“杀戮地带”（The Killing Field)。
　　Tony出生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城，也在德州大学读了大学。在他小时候，整个镇上都没有一个中国人，也见不到中餐馆，但现在整个镇上多了很多华人，中餐馆也多了起来，他自己也娶了第二代华人移民作太太。
　　读中学时，他喜欢街头飙车，周日经常偷偷从学校里溜出来，去废弃的空军机场看飙车比赛。70年代读大学时又喜欢上了冲浪。之后，他去了欧洲研究哲学问题，他觉得这是人类终极思考的事儿。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他又来到中国。
　　兜兜转转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哈林区的140街，街上的人们兜里都揣着枪，经常能看见枪杀和蓄意放火。他觉得在纽约，宗教的力量太弱了。
　　上大学时，经常有一帮人找他传教，Tony并不觉得教义有什么吸引人的，但传教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吸引了他。现在他是长老会的信徒，尽管他出生在一个循道宗的家庭。
　　2001年9月8日，Tony正在跟两个中国特工人员在五角大楼对面的一间餐厅里吃饭，他们很惊讶民航飞机在降落前竟然能离白宫和五角大楼如此之近，他自言自语道：“恐怖分子只需要动动手腕，飞机就可以直接命中目标了。”
　　9月11日正是他的生日，那天《今日基督教》的全体员工刚好放了一天的假，尽管办公室离世贸大楼很近，但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Tony在家里读完早上的报纸，正打算去哪里放松一下。9点01分，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探员给他打来电话:“快打开你的电视，我先去忙了！”Tony 纳闷一个探员的世界怎么会跟自己这个宗教记者相关，于是打开电视，看到了飞机撞入大楼的画面。他首先想到的是飞机里也许会装有核武器，很久以前，一位军事记者曾告诉他，如果核弹在华尔街爆炸，毁灭威力只会延续到第14街，然后是辐射尘，他的老婆在第15街上班，他打电话过去给她留了言，让她赶紧回家躲入家里的防核地下室去。
　　华尔街并没被夷为平地，当天第一个被抬出现场的是纽约消防局严重受伤的牧师Mychal Judge，接下来的一周里，Tony的面部和嘴唇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当有记者问起他当时的反应时，他说自己似乎闻到了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火葬场里飘出的味道――在中国，他一直就住在那附近。
　　Tony有着电影里美国人的典型性格，总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他住在皇后区一个小套房里，用着旧款的诺基亚手机。
　　乐天派的性格总能为他赢得朋友，别人说话时，他很真诚地看着对方，让人感觉很温暖。在一次穆斯林的节日里，他和Melissa去一个很大的清真寺做参访，并在穆斯林社区里住下来，访问了很多人，尽管Melissa很害怕，因为她没有戴面纱。他们成了这个穆斯林节日里唯一的记录者。
　　Tony不是单纯的记录，记者工作给了他很多经验。当记者时，Tony曾经报道过一个家伙借着盖教堂的名义去骗钱，他做了调查报道揭发，这让编辑部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发表了。《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专门报道了他的故事，出发点就是一名宗教记者怎么会去报道宗教的黑幕。
　　他曾经在北京、上海和沈阳生活过，他知道刘宾雁，知道在中国当记者并不容易，不过他还是很好奇，中国记者为什么很少报道宗教。“其实宗教是每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每次看到神职人员，或者在宗教场所内看见穿制服的人，Tony都会去问对方4个标准问题，其中包括“如果你是市长，你要怎么改变纽约”。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Tony说，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来这些宗教人士注意点主要是局限在自己的宗教，还是他们有对社区和对城市公共利益的兴趣。
　　我们来到了一家规模很大的教会中心，这里有教育机构也有教堂，是今天走访的重点，Tony找到了负责人，认真记下了教堂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完成这一切时，已是下午3点。Melissa提议去吃中午饭，她今年25岁，在印尼出生，带有印尼、华人、荷兰人血统，是一个天主教徒。不过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姑娘一样，她的父母也在催她赶紧结婚。她说现在这份工作很有价值，想多尝试。
　　对于自己的工作，Tony倒从来没说过什么漂亮话，他提过一个例子：一个摩洛哥人写邮件给他说，看了他的网站非常激动，因为正准备去纽约，通过他的网站找到了很多清真寺。
　　“在纽约，我们帮到了他，这不很好么？”
　　
　　
　　老布和老琳
　　
　　老琳是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的夫人，自从今年年初来过中国后，他们喜欢以老琳和老布自称。谈起“9•11”，她说那次事件后，一个星期里，空气中都能闻到烧焦的气味，那种气味不但来自建筑材料，还来自于尸体。想起这些，她的胃里就一阵恶心。
　　事发当天，从老俩口格林威治村的公寓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浓烟四起的塔楼。人们内心的脆弱被外化，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事情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老布说，“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先会感到震惊，接着做出反应，之后还有更严重的创伤，可生活还是要继续。”
　　也许“9•11”之后被引用最多的段落，或者说预言，出自E•B•怀特7500字的散文《这就是纽约》，老布用在了他最富野心的作品《小城》的题记里：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须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数百万人化为灰烬。”
　　《小城》的主角是一位一辈子与世无争、空闲时埋头研究纽约老地图和典故的老好人，他的家人在“9•11”当天全数遇难，伤心欲绝的老伴又随即仰药自杀。这个身上带有老纽约乡愁的老人，从自己心爱的纽约故事中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的历史，就是暴力与死亡的历史”，到处都是“牺牲”，而“每一次，牺牲者的灵魂融入了城市之中，成为精神遗产的一部分”，都将使得这个城市变得更伟大、更丰富。于是，一种杀人模式随之诞生。
　　这里面似乎可以看出老布生活的印记，当然，指的不是杀人的部分。他说话的语速很慢很轻，像是端着一杯满满冒泡的啤酒，生怕它溢出来。老琳是家里真正的主人，她负责打理一切日常事务，甚至厕所或者水管坏了，都是老琳亲自出马修理。这都是为了能让老布安心写作。除了环球旅行，老布现在很少出门，长时间的写作似乎导致背有些驼，加上身高，和细长的手指，你此时似乎能想象到他坐在苹果电脑前写小说的样子――一只巨大的章鱼。
　　在纽约的两个星期里，我们试图找寻他小说里的酒鬼私家侦探，或者是约翰•麦克纳尔蒂笔下的《第三大道的这间酒馆》，可惜一无所获。直到坐在了他的面前，我们才意识到为什么他那么不愿意出门，因为纽约的变化大得有时令人无法接受，他显然更愿意在文字里复原自己想象中的那个纽约，也就是当他还在酗酒时的纽约，以抵抗不可阻挡的遗忘。
　　作家Pete Hamill在随笔《下城》里提到，纽约人一直都有共同的情感表达，无论年代如何更替，首先必然是贪婪，那种不择手段赚钱的欲望，还有愠怒，因为如此多不同的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岛上，以及对权威产生出于本能的挑战。但除此之外，最为强大的还是一种称之为怀旧情结的东西。
　　喝完两种辛辣和甘甜的茶水之后，老布回到了工作中，把我们交给了老琳。
　　她带我们参观了公寓，卧室旁边是一个神殿般的地方，里面摆满了各种宗教的信物，从天主教到藏传佛教，老琳说他们信仰万神，对每个宗教的神都保持着一定的尊敬，地上还能看到他们从世界各地捡来的石头，五颜六色堆满了一地。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几乎去遍了世界各地，前段时间刚从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回来，在沙漠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之前，他们还在中国的新疆待了一个月。
　　离开公寓前，我们的摄影师给沙发上的老两口拍照，他们像两个孩子一样坐在那里，贴着脸说起话来，我们趁机问了一个问题，“如何保持婚姻幸福美满？”老琳头也没抬地回答道：“WE TALK（保持沟通）。”
　　下楼之后，老琳带着我们逛了格林威治村，也开始了一路的抱怨。她是个活得很细微的人，从不掩饰对地产商的厌恶。她会指着老房子上的砖头，跟新修的砖头比较很长的时间，并告诉我们还是老砖头好，每块都不一样，带着岁月的痕迹。她还带我们走进一家中国移民后代开的咖啡豆店，里面难得地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模样，地上堆满了装咖啡豆的麻袋，香味一开门就迎面扑来，而如今这样的店越来越少，生活气息正在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名品店，里面卖的是一般人无法负担的货品。
　　格林威治村的建筑新奇多样，竟然还有人从外面运了一个小农场过来，安放在了高大公寓楼之间，经过时还能从栅栏外看到一个小花园，别有一番童话色彩，像极了《飞屋环游记》里的小屋。这里还有马厩改造成的餐厅，见证了新大陆的历史。
　　河边是新建的临街高级公寓，就是纽约电影里男男女女第一次约会后在石阶上吻别道晚安的地方，售价已到了1500万美元。本来，格林威治村还有更多老房子要被拆除，以修建千篇一律的高级公寓，但老琳说，幸好有简•雅各布斯这位老太太，她组织社区居民奋起反抗政府勾结地产商吞噬格林威治村。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提到的街道眼，也就是街道两旁向街面开放的商业店铺和住宅得以保留，人们拥有的复合型的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得以延续。
　　尽管如此，商业的力量正逐步渗透格林威治村，老琳说这很正常，每个大城市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在公寓里，老布也曾谈到，当他父亲还是个孩子在纽约居住的时候，纽约就已经是一个只能容纳最富和最穷人生活的地方，这一直是纽约的趋势。尽管生活艰难，但“充满崇拜之情的年轻人”（E•B•怀特语）总能找到办法留在在这里。
　　老琳带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一处去年刚刚建成、由火车高架桥改造而成的公园（Highline Park）。高架桥建于1930年代，主要负责承载向纽约各食品仓库和副食品加工厂运送奶制品和肉制品的车辆，减轻桥下道路负担。1980年，当最后一班火车通过后，它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40度高温下，我们沿着曼哈顿的“空中奇迹”走了一个小时还没走到尽头，哈德逊河在我们的左边流淌，SOHO区佛兰克•盖瑞设计的、类似于北京三里屯的建筑在右边，我们“这些人跟这个伟大城市里所有的人一样，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过去和未来
　　
　　Henry A.Sheinkopf喜欢人们叫他Hanks，发名片时唰唰几张，跟飞镖一样递到你的面前。40年前他第一次帮人参加竞选时，还是个外地来的连胡子都没长齐的穷小子，每个星期只有35块钱的酬劳，住在皇后区的地下室里，月租50块。
　　40年后，他成为了民主党的政治顾问，还曾作为克林顿智囊团的一员驻扎在华盛顿。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纽约一直笼罩在共和党的光环下（尽管布隆伯格已经退出了共和党），他显得有些落寞。
　　跟大多纽约人的反应一样，本•拉登的死对于Hanks来说只有些许的释然，但用时太长。他认为美国人一直很幸运，这片土地被两个海洋隔开，边境线的两边一直都很安全，这片孤立大陆上的人们很少把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但“9•11”告诉美国人，事实并不是这样，美国一直都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
　　纽约的政治，或者说任何民主国家的政治也许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危机才能创造出新的领导人。
　　在纽约的历史上，共和党人拉瓜迪亚（1934-1945）当选是因为城市里巨大的腐败问题；之后的共和党市长约翰•林西（1966-1973）获选也是因为危机――当时的纽约被称为世界海洛因之都，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几乎陷入瘫痪；而下一个共和党人朱利安尼（1994-2001）成功竞选市长则是因为城市里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他又正好是个联邦检察官，并起诉了许多高知名度的犯罪集团首脑。
　　2001年后，纽约的危机变为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这导致商业领袖布隆伯格成功胜出，因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挽留住纽约丧失信心的商业精英们。
　　正如E•B•怀特在他的散文里所写的，纽约这座城市（特指曼哈顿岛）在历史上常常遭遇崩溃的威胁，早期是船员带来的鼠疫和瘟疫，接着是食品和资源供应链的崩断，还有席卷陆地的飓风和海浪，而更严重和持续的是人的暴力与欲望。直到“9•11”的出现。
　　为此，我们问Hanks，“‘9•11’对于纽约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记忆里，纽约头一次不再是美国的骄傲，记得在1975年，当纽约几乎破产并开始抱怨的时候，国会和参议院说让它死吧，它在教育、医疗、福利上花钱太多。2001年后，美国人说让纽约活下去，这里成了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从来没有那么多新的工程项目进行，更多年轻人进入学校，更多移民选择纽约。光是在皇后区，就有165种不同的语言， ‘9•11’之后，纽约人变得更为贪婪，耐力也更足，而那些想让自己耐力更足的人也成为了纽约人。”
　　“如果‘9•11’没有发生，纽约会怎样？”
　　“朱利安尼会成为历史的注脚，布隆伯格成不了市长，失业率会上升，华尔街的工作会被转移到别处。从某种程度上说，“9•11”再造了这座城市，那是一次巨大的损失，但也是一次巨大的收获，如果没有“9•11”，这座城市将陷入更严重的灾难。恐怖袭击带来了新的生机，全国的眼光聚集到了这座城市，政府愿意为这座城市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服务。”
　　“你如何看待纽约的未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纽约的政治图景改变了许多，但贯穿始终的鲜明特征是：持续、巨大而迅速的变革。在洛杉矶，人们相互见不到，他们都坐在车里。在纽约，人们没有选择，他们只能待在地铁里，他们必须看着每个人的脸，必须忍受高温和严寒。大部分新移民成为中产阶级以后，就会搬离这里，他们会选择新泽西、宾州，然后会有新的移民补充进来，所以纽约是一直在变化和相容的。”
　　“未来的问题在于新来的移民是否会选择同样的方式，纽约能否提供独一无二的机遇，这都取决于一个信念：你想让这个城市活下去，那么做点什么；如果你想让这个城市就此死去，那么什么都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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