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力,画布上的诗歌

　　北岛隐居香港，芒克开始画画，郭路生（食指）被关进精神病院又被放出来，当年《今天》振聋发聩的那拨诗人，在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能握着诗歌之笔进行创作的不多。严力是剩下的一个。
　　年龄，以及年龄引起的力比多变化，是诗人的天敌――他们终生需要与之对抗的东西，在这场创造力的战争中，总是会有人负隅顽抗，有人缴械投降，有人败下阵来。
　　严力依然写诗、作画、写小说、玩摄影……他的一些短小细碎的诗句，登在《新民晚报》礼拜天的都市版上，每段两三句，他管它们叫“诗歌口香糖”，“有味道你就多嚼一会儿，没味道你就吐掉。”
　　在美国，他的画卖得不错，有几个固定的藏家每年都会买他的新作，他的城墙系列、补丁系列、唱片系列……虽然中途遭遇过美国经济不景气，他的代理人有两个关了画廊，另一个死掉了，但30年来，绘画几乎成为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让他在中国和美国两种语境里，都能保持独立的身份去做一个诗人。有时，他也会扔下画笔，写一阵小说，曾有4年的时间，他一口气写了七八十个短篇、两个中篇和一个长篇：《纽约不是天堂》、《带母语回家》、《遭遇9•11》……“写得好自己也陶醉，无所谓别人鼓掌不鼓掌。”
　　当然有人鼓掌，《带母语回家》刚一出版，就被陈思和评价为“这一年里我看过的最好的华语小说”。
　　严力曾经有一个更加秀气斯文的原名，在那场人们纷纷改名以表忠心的运动里，他给自己选了这个“力”字，因为“笔画少，写起来容易。”他才十来岁，祖父不堪批斗之辱，上吊自杀，曾经都是地下党的父母带着妹妹被流放五七干校。机关大院里，留下一群无人照管的半大孩子。父母赋予孩子名字的权力，在这里被更高的力量取代了，没人知道他为自己起名“力”的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恐惧：安全感的缺乏，对强大力量的渴望。但自从他变成“严力”这天起，他成了自己的命名者和领路人。
　　
　　时代之绳，掂不出个体之重
　　父母离开北京前，找他谈了话，告诉他祖父的死讯。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瞒着他。他回想起祖父出事前对他说，“你得走，去你父母那里，我保护不了你了。”祖父是上海滩著名的老中医，曾给国民党高官看过病，文革里，这成了主要罪状――“当一个病人来敲门的时候，我不可能因为他的身份就不给他看病。”祖父说。
　　那段生活仿佛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4岁不到的严力脖子上挂串钥匙，每月到母亲的单位领25元工资养活自己。闲时滋事，好勇斗狠，两帮少年看不顺眼，就戗上了，“明天下午3点，玉渊潭见。”无处发泄的乖戾和怨气，只有斗殴和群架能成为出口，血与死亡都仿佛游戏。脑袋被“开”过好几次，缝过好几针，这个在严格家教下长大的温和少年变成了另一个人。“叛逆，野。我想，再温良的小孩，你把他一个人扔在街上，完全没人管，他也会变的。当时我们院很多人的父母都是自杀的。玩着玩着，哎，你爸卧轨了，他爸跳井了，常有的事儿，那时候一说谁死了，我们很麻木，好像人很容易就会死掉。”
　　他后来也来到五七干校的子弟学校，上午背语录，下午干农活，每天都很饿。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死亡：
　　“那时候人都很好奇。前一天听说，要枪毙一批人，第二天就走10里地去看，步行去。我到那儿已经晚了，人山人海，有上万人，都是各地的农民。三面是山坡，山坡下的平地上，远远押过来5个人，都绑着，脖子后面竖一牌子：反革命。一队当兵的过来，扛着枪，我身边有个女的，转过去不敢看，我还记得。枪响了，人倒下去， 士兵收枪，转身，离开。只见人群越来越缩小，像潮水一样涌上去，我就看不见了。几分钟后，又像潮水一样退开了，我远远地看到地上留下5个裸体的人。 为什么？扒衣服，那时候大家没衣服穿，所以死人的衣服不能浪费。”
　　他后来在小说《带母语回家》里用很淡的口吻提到了祖父之死，“他用一只插在裤袋里的手把裤袋撑开了线，他梦见爷爷把‘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搓成了一根麻绳，然后把被关在一间小屋里的自己吊在上面，时代并不知道他有多重。”
　　
　　把失掉的尊严偷回来
　　没有任何专业绘画基础的严力后来成了画家，他把他艺术上的师承，归功祖父。这个中医名家热爱收藏，也写诗，书法、绘画都很好，他给病人开的药方，上有泥朱印章，下有端正落款，完全就是一幅书法作品。那些药材的名字，比如当归，比如芍药，比如麝香，用秀逸的毛笔字书写出来，充满美感。从1岁到11岁，严力的眼睛被真正的好东西喂养过：“于右任的、潘天寿的、郑板桥的、唐伯虎的……有上千幅。文革的时候统统被毁掉，两三个月里抄家抄了6次，连墙都被挖了。”
　　在等待毕业分配的日子里，严力结识了芒克，那是1970年8月，芒克从白洋淀回来探亲，“认识他半年以后，他又回了白洋淀，我们保持通信。”这些信严力都保留着，前不久，他翻出了一封，芒克在信里写道：“严力，我在这儿还不错，你能不能帮我买个笔记本，我在这里买不到。我想写点儿诗。”――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白洋淀诗派”由这个来自北京的笔记本发端。
　　严力自己接触到的第一首现代诗，是郭路生（食指）的《相信未来》，这首手工传抄的诗歌让他无比激动。直到现在，他依然承认，芒克和食指对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
　　他是个雅贼，装配钳工严力，发现工厂的地下室有个仓库，里面堆放着被尘封和遗忘的图书。偷，他第一次摸黑随机偷出来的3本书竟然全是诗集：普希金。
　　“当时我有个朋友，是大学生，从上海分配来北京，祖上是外国人，有几分之一的法国血统，鼻梁高高的，脾气也怪怪的，听我说地下图书馆有文革前翻译的西方经典，他就告诉我很多书名，让我去偷。什么巴尔扎克、雨果、马克•吐温……”严力说，那时候人们唯一的阅读可能，是毛选和《人民日报》，但他通过偷书，把失掉的人性、失掉的知识、失掉的尊严，一点点偷回来。他熟练地撬锁，偷回一摞，藏在床底下，看见喜欢的，玩命一样地抄，因为书还得还回去，那时候的人，没有“占有”的意识。
　　基本上一个晚上看一本书，看了一年多，三四百本书被囫囵吞枣地咽进肚里。
　　 他从1972年开始写诗，偷偷地，2年后，觉得自己的诗可以看了，才鼓起拿出去给人看的勇气。对绘画则格外大胆一点，1979年用女朋友的画笔随便涂鸦，几个月后就参加了“星星画展”，并成为画展上唯一一幅被老外相中并成交的作品。
　　“我那时的女朋友是画家，她家里小，就把画箱扔我们家，有一次，我拿起颜料自己涂涂，觉得很上瘾。”第一幅处女作，他至今挂在家中的走廊里。女友夸赞他的色彩感，这仿佛给了他一张通行证，“我就接着画，一个多月画了十几张画，挂在墙上。”当时的严力已经是地下杂志《今天》的主力成员，黄瑞和马德胜来看他女朋友的画能不能参加‘星星画会’的展出，结果一眼看中了严力的画，根本不相信是他画的。
　　
　　双子楼前，一丝不挂的稀有动物
　　“‘星星画会’当年的绘画条件是无法想象的，我曾经因为买不起画布，把家里的3张床单偷偷剪掉，绷在画框上之后，马上涂上白粉，可是不久要换床单的时候，我妈妈因为找不到床单，就来问我，我当然有点吞吞吐吐，她用怀疑并发现秘密的那种动作，撩起挂在墙上的画，往后一看就明白了……她很快向她的朋友们呼吁，结果一些人捐给她一些布票，才去买了新的床单，把拖了很久的脏床单换掉，所以至今我对床单有怀念的情结，但它与大家所说的上床没有关系。”30年后，同样旨在鼓舞“在野”画家的“新星星艺术节”启动仪式上，严力这样回忆，从“星星”到“新星星”，这种精神一以贯之。
　　“那时候，只要不是单位美工室工作的人，没有人家里有颜料。你没地方可买，你也没钱买。一盒颜料五六块，工资才三四十块。画第一张画的时候，我们到工地上偷木头钉框，把家里的两小块布用缝纫机轧起来，好几张画都有接缝。”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表达，没有人知道画可以卖钱，当“星星画展”造成轰动，一名法国女艺术家要买严力的画时，所有人都懵了，“这，合法吗？”
　　他们商量了很久，还是觉得，卖画可能违法，于是有人给严力想了一个点子，用最原始的方法，以物易物，万一被当局问住，还可以说，这是礼物，礼尚往来。严力的这幅画，最后换了一台相机，法国人特意托人到香港才买到的，抵得上当时普通人五六个月的工资，很招人艳羡。
　　因为画画，严力早早地过上了“好日子”，芒克记忆中的严力特别时髦：喇叭裤，尖头皮鞋，有时候还穿女装！喝酒喝到胃穿孔，1981年就开始抽登喜路牌的香烟了，有一幅他当时的拼贴画为证：画面正中是烫出眉眼的登喜路烟盒。“老外来买画时送我一条烟。那时候用兑换券，我画卖得好的时候，抽屉里有很多兑换券，我不知道干什么用。没有东西可买，最多的就是一辆自行车，一块表，剩下就没东西可买了。”
　　 陆续卖画的收入成为严力1985年到美国时揣在口袋里的“第一桶金”，第二年，他的画就在美国参加巡回展，其中包括纽约市政府的画廊，机会来得很简单，“他们对中国好奇”。“他们不是选择了我，而是选择了我们的group，我出国的时候，星星画会已经有6个画家出去了，人家觉得：呦！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出来了，稀有动物啊！没见过！他们恨不得把你关进笼子里，展览一下。”
　　1985年，他刚到美国的那一年8月，两个中国艺术家在现已荡然无存的世贸中心双子楼前全裸合影：左边是艾未未，右边是严力。那时的艾未未跟今天这个结实的胖子之间，还隔着漫长的时光――艾满头浓发，腹部隐约可见8块腹肌，身边的严力比他更瘦。在金融帝国之前，两个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精瘦中国青年，裸裎如新生儿，坦然地嘻嘻而笑，不管这一行为艺术是示威，是嘲弄还是玩笑，他们浑身元阳充沛。
　　人物周刊：画画和诗歌虽然是相通的，但是它们还是有各自的技术门槛。你是怎么打通的？
　　严力：技术门槛很简单，就像做菜一样。你如果坚持做各种各样材料的处理，5年以后，你一定会有自己风格。绘画和诗歌一样，并不是我练了某一种功夫，我就一定能画好了，并不是我练了古典诗歌的韵律平仄，我就能写了，问题不在这儿。对创作来讲，技术永远不应该被特别强调。很多人跟我讲学画画一定要学习素描，我都会说甭给我来这个。中国以前没有透视、素妙，水墨画画出来照样好。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不是只有素描才能到达绘画。
　　人物周刊：写诗和画画之间，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画能表达的感觉，文字不能，文字能表达的，画面不行.
　　严力：有，这就是我要提出来的：我比很多人节省了很多灵感。比如说，我们经常看画展时有一个感觉，是画面带来的灵感。如果你非要用诗来处理很难，很牵强。我因为会画画，那我就不会让这个灵感浪费掉。我有一首诗《我的鱼钩》，说有个鱼钩在池塘里，自己游起来了，最后自己一口吞了自己。
　　人物周刊：这个灵感最初在你的脑海里应该是画面的。
　　严力：我想表达最极端的无奈，无奈到了极点了，至少相对很奇特。但我发现画不了：鱼钩怎么自己把自己吞下去？超现实！太难了！你画钩子游起来可以，自己把自己吞下去没法表达。于是我就找到了文字，用文字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在美国，用母语写诗是件需要用力维持的事情吗？还是比较自然的？
　　严力：自然的。其实写诗很简单。为什么要写诗，诗人一定是对人类社会现象有所满意或不满，有话要说，所以诗歌有韵律，可以朗诵，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写诗的整个过程也是个反省的过程，你会多角度看待这个事情，要琢磨怎么去表达。这种过程是人类培养自己反省能力的过程。所以我相信，一个诗人，即便一事无成，只要坚持写诗，也能自己建造自己内心的文明。
　　人物周刊：我一直觉得，诗歌是所有文学形式里离哲学最近的一种。
　　严力：这是自然的。反过来说文学艺术是哲学的中心。80年代开始，西方那些学者开始觉得研究哲学太枯燥，而且影响范围太小，于是就把哲学的中心定为文学和艺术。事实上这是对的。
　　从诗人角度来讲，种族啊、国家啊、宗教啊，只是文明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地球是一家人，总有一天，种族、国家和宗教的区别都会成为历史。
　　人物周刊：真的会吗？也许这个阶段，漫长到难以结束。
　　严力：对，很长很长，因为人性本恶。但是，自私到为国家的时候，就不叫自私了吗？
　　人物周刊：或者，打着宗教的旗号去杀人，就是神圣的吗？
　　严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诗人是把思维当玩具。说得幽默点就是这样。诗人经常思考问题，然后辩论。我碰到很多诗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你写诗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物周刊：你得到的最多的答案是什么？在中国诗人里。
　　严力：表达理想啊，对社会不公有所批判啊……但是我最想得到的答案是：写诗是为了改造人类的行为。 一个诗人话说得很漂亮，品行很差，在中国，这样人格分裂的写作者太多了。“我的行为是不是更接近我的诗歌理想了？”这是每个诗人要问自己的，没有这点，就不是真正的诗人。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的年轻诗人――你的后来者有什么评价？
　　严力：首先，中国缺少独立知识分子的观念。这个观念在中国缺失了很多年。专业写诗在西方是没有的。在中国有，我们有作协，有美协，我们养着你，给你发工资。我最讨厌有话语权的人互相吹捧。在美国，独立知识分子很多，根本不愁。但问题是，人类特别容易抱团，人性还是弱的，某种程度上，人加入一个团体会觉得更安全。另外，作为一个诗人一定要朝远看，要超越金钱。多少钱能养活自己就行了，多余的我不要。要有地球价值观。人类唯一能确定的居住地点就是地球，它要成为你考虑问题的因素。还有一个，要意识到，人从哪里来？也就是说这世界还有不可知的力量在监督你。
　　人物周刊：有件事情你贡献很大，你在美国的时候自编出版《一行》诗刊，几乎网罗尽了中国当代优秀诗人，成为中国诗歌文化“出口”之窗。听说你选诗有个习惯，不看名字，只看作品。
　　严力：对，只要诗好。我比较反感权威，我对权威不信任，对名字不信任，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国内好多诗人我都不认识，只认识十几个人，但在《一行》登过诗的有四百多人，都不认识。name 对我不重要，一百年后，别人看到“严力”两个字，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只有作品里有意义。可是作品独立生长，和我没关系。就像商店里买来的菜，你觉得好吃，是谁种的？根本不重要！谁种的，这个环节和营养没有关系。别人不知道严力经历了什么，就像我们不知道巴尔扎克经历了什么，但丁的生活是怎样的，有几个兄弟姐妹，“李白”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就是个符号。
　　 人物周刊：我不这样看，我宁愿每个人物都有他们各自的命运和色彩，比如但丁对贝阿特丽齐的单恋，我觉得就影响了他的创作，也影响了我们如何理解他的作品，这对一部分人还是有意义的。
　　严力：是，对一部分人是有意义的。但是，最终，大部分人还是被作品感动，而不是被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所感动。时间是很残酷的。
　　（实习记者沙春利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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