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幸福是十分偶然的事

　　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英] W.H.奥顿《悼念叶芝》(查良铮译,下同) 　　 　　真是美妙,然后从神圣的睡梦中
　　复苏,从树林的清凉里
　　醒来,傍晚时分
　　迎着更柔和的光走去,……
　　 ――[德]荷尔德林《莱因河》(林克译)
　　
　　我将一遍又一遍牢记这一时间和地点:2010年3月8日凌晨4点39分(北京时间),诗人张枣在静穆的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年仅47岁零3个月。
　　很快,消息开始了飞速的传递;3月9日下午,我从北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一噩耗。这是一个忙乱的下午:我的电脑因突发故障正在抢修;有关张枣逝世的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起;我的身子也在轻微地发抖,时断时歇,直到夜半。是的,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3个月(从肺癌发病到身亡。在此括号内,容我再多说一句:199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曾与他及我的一位德国汉学家朋友Karin Betz一道漫步西柏林街头,他突然笑着用手指点街头的一个Marlboro香烟广告牌对我说,那拍广告的牛仔不吸烟,但死于肺癌),时间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想到了27年以来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不太连贯,仅枝蔓横斜,繁杂而多头……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和时间。在1984年某个夏末初秋的深夜,在重庆,在歌乐山,他轻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对我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他说话、走路、书写都显得轻盈,即便他后来发胖后亦如此,犹如卡尔维诺所说:“真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卡尔维诺《论轻逸》)他几乎从不谈论死之恐怖――除两三个极端时刻,譬如在孤绝得令他欲疯的德国生活之某一刻――只赋予死优雅的甜的装饰,这种我还在参悟的甜,是他一生的关键词。
　　他也很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其身体完全彻底地投入生活的甜里,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对诗人陈东东和他年轻时最满意的诗歌学生傅维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我知道他深受失眠的折磨,因此长期靠夜半饮啤酒才能入眠。个中痛苦,尤其在他德国时期所写诗篇中最能见出,如《祖国丛书》(1992)、《护身符》(1992)等。
　　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人会萌生“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参见白居易《问刘十九》)的怀想。但就是没有对饮的那个人。……是的,在这个时代,连失眠都是枯燥的,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为了防堵失眠,你就只好“补饮”。补饮过的人,都知道那是咋回事:跟人喝了一夜的酒,觉得没过瘾,觉得喝得不对头。于是,趁着夜深人静,再独自开饮。这时,内心一定很空惘,身子枯坐在一个角落里,只愿早点浸染上睡意,了却这一天。
　　――张枣《枯坐》,见《黄珂》第197-198页,华夏出版社,2009
　　从以上所引张枣的文字,我们一眼就可见张枣在德国日常生活之一斑,落寞、颓唐,夜夜无眠……
　　他对我说过,他很喜欢“盲流”一词,最想去做一个盲流。
　　此说特别令我震惊,因我内心从小就一直有一种盲流冲动,但这种“英雄相惜”的思想,即我内心也有的这个想法,却从未告诉过他。
　　是啊,这多好啊。那些曾经的流浪与漂泊,那些曾经的风与疯,那些空虚滚动的云……在重庆,在德国,也在你最后的北京得以完成。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你:
　　来吧,这是你的火,环舞着你的心身
　　你知道火并不炽热,亦没有苗焰,只是
　　一扇清朗的门,我知道化成一缕清烟的你
　　正怜悯着我,永在假的黎明无限沉沦
　　――节选自张枣《与夜蛾谈牺牲》(1987.9.30-10.4)
　　请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同时,也请携带上你那一生中最珍爱的汉字――甜(活与死之甜、至乐与至苦之甜)――起飞吧!向东、向东、再向东,请你分分秒秒地向东呀!因为:
　　一个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润色。
　　――W.H.奥顿《悼念叶芝》
　　
　　“张枣来了没有?”“来了。”
　　
　　在我动身去重庆北碚区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1983年10月的一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川外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
　　在武继平的介绍下,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布衾多年冷似铁”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象。”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不太情愿立即承认,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写得同我一样好或比我好,而且此人就在眼前这一事实,我还完全无法接受并反应过来。他的出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后来他说这是神安排他来重庆与我接头,如没有这次接头和相遇,很可能我们俩人就不写诗了,因那时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的危机。
　　“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我的内心在紧急地催促。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他那时才21岁,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丽影。
　　1984年3月,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很可能就是3月7日或8日,谁还记得准确呢?那就让我放胆说出来吧,就是这一天,3月8日――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30-40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的距离)传递着它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形塑、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
　　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张枣那扑面而来的紧迫声音。
　　这天下午3点至5点,4个人(我、张枣、彭逸林及彭带来的一位他所在学校――重庆钢铁专科学校――的年轻同事)在经过一轮预热式的谈话后,我明显感觉到了张枣说话的冲击力和敏感度,他处处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境,似乎每分每秒都要携我以高度集中之精神来共同侦破人性内在的秘密。这工作本是我特别的强项,但在一般情况下,我是最不乐意与人谈论这个极隐蔽的话题的。我总是在生活中尽量回避这直刺人心的尴尬与惊险。但张枣似乎胸有成竹地预见到了我对人性的侦破有一种隐密的嗜好,或者他也想以某类大胆的尖端话题――譬如性――来挑起我的谈兴和热情。而我当时已打定主意不单独与他深谈了。吃晚饭时,我就私下告诉彭逸林,晚上让张枣和他带来的那位老师共住我已订好的一间招待所宿舍,而我们一起住在我家。如果当时彭逸林同意了,我和张枣就不会有这次“绝对之夜”的深谈,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交流要么再次推延,要么就从来不会发生。但命运却已被注定,彭逸林无论如何不答应我的建议,反劝我与张枣多交流。这场我本欲避开的短兵相接的彻夜长谈便随即展开了。
　　谈话从黑夜一直持续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紧迫却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孩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州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的死本能、里比多以及注定要灭亡的爱情……
　　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像夜半人语。唉,我们无一幸免,就这样成为了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呢。
　　这时张枣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在下面划出两道横杠;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分别框住;而在纸页的上方又写了一个大字“悟”。我们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
　　
　　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
　　
　　急进而快乐的4月,欧阳江河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做“离经叛道”的现代诗讲演(这种类型的讲演在稍后的1985-1986年曾风糜全国),我们3人相聚,形成我当时最核心的诗歌圈子。张枣就在这时读到了让他吃惊的《悬棺》(欧阳江河早期名作),同时在周忠陵处油印了他第一本个人诗集《四月诗选》。这是他献给当时正风云际会的中国诗坛的第一份见面礼。
　　后来,1999年冬,他在德国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便,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他那时偏爱用弗洛伊德的一个精神分析术语“谈话疗法”即talking cure来形容我俩这个谈话的节日)。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常常我们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
　　以上情形随着他1986年夏去德国后便结束了。第二年冬(1987)他短暂回国,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很小的谈话高潮,他这时主要是以行动而不是说话在重庆和成都刮起了一阵昔日重来的明星式旋风,他似乎更想通过这“风”荡尽他在德国一年来的寂寞,与此同时我们各自未卜的前程也已经展开,双方难免心怀语境不同的焦虑而有点心不在焉了。1995年秋冬之际,我们又在成都短暂见了几面,谈的多是些平凡具体的生活琐事。再后来,便是两年后(1997),在德国东柏林一个叫Panko的地方相逢,这一次我们似乎又找回了青年时代那“谈话节”般的喜悦。
　　张枣的声音总是那样柔和而缓慢,他谈得最多的是诗歌中的场景(情景交融)、戏剧化(故事化)、语言的锤炼、一首诗微妙的底蕴以及一首诗普遍的真理性,后来他将此发展为他的“元诗”理论(参见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他那时正热爱着庞德等人发明的意象派和中国古典诗词,这刺激了我并使我急匆匆地将“历史”和“李白”写入诗中。他温柔的青春正沉缅于温柔的诗篇,他的青春也焕发了我某些熟睡的经验。
　　
　　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
　　
　　写作已箭一般射出,成熟在刹那之间。这一年深秋或初冬的一个黄昏,张枣拿着两首刚写出的诗歌《镜中》、《何人斯》激切而明亮地来到我家。当时他对《镜中》把握不定,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首诗是他早期诗歌的力作并将奠定他作为一名大诗人的声誉。《何人斯》是对《诗经•何人斯》创造性(甚至革命性)的改写,并融入个人的当代生活与知识经验。他诗中特有的“人称变换技巧”,已从这两首诗开始并成为他写作技艺的胎记与指纹,之后,他对这一技巧将运用得更加娴熟。“你”、“我”、“他”在其诗中交替转换、推波助澜,形成一个多向度的完整布局。
　　毫无疑问,张枣一定是被《何人斯》这3个字闪电般击中,因而忽然获得某种神秘的现代启示。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常常见他为这个或那个汉字沉醉入迷,他甚至说要亲手称一下这个或那个(写入某首诗的)字的重量,以确定一首诗中字与字之间搭配后产生的轻重缓急之精确度。
　　《何人斯》开篇4行对张枣《何人斯》的触动尤其重要,且引来一晤: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
　　劈头一问,那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正是张枣每时每刻都在揪心叩问并思考的问题,他的诗可说是处处都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即他终其一生都在问:我是哪一个?张枣的这首《何人斯》也是从当前一问:“究竟是什么人?”一路追踪下去,直到结尾“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
　　说来奇异:湖南人近代以来就以强悍闻名,而张枣平时最爱说一句口头禅:“我是湖南人。”
　　那意思我明白,即指他本人是非常坚强的。“坚强”一词,他曾无数次在给我的来信中反复强调,这里仅抄录他1991年3月25日致我的信中一小段:
　　不过,我们应该坚强,世界上再没有比坚强这个品质更可贵的东西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庞德的纪念片(电影),他说:“我发誓,一辈子也不写一句感伤的诗!”我听了热泪盈眶。
　　但这内心强悍的湖南人总是轻盈的。奇妙的张力――轻盈与强悍――他天生具有,《镜中》最能反映他身上这一对张力――至柔与至刚――所达至的平衡。
　　我还记得我当时严肃的表情,我郑重地告诉他:“这是一首会轰动大江南北的诗……”
　　他却犹疑着,睁大双眼,半信半疑。
　　在用字的唯美上,我始终认为他是自现代汉诗诞生以来的绝对第一人,至今也无人匹敌。
　　张枣1986年11月13日写于德国的《刺客之歌》,以“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来自喻他在德国的境况:“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不是吗?
　　2006年,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
　　在德国,鼓乐已遽然壮息了,但与此同时,他又迎难而上,假诗中“刺客”的命运及任务,来暗示或象征他自己身在异国的诗歌写作的凶险命运及任务:
　　“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
　　《刺客之歌》的诗句还让我想到他曾对我说过不止一次的话:“我知道我将负有一个神秘的使命。”(张枣1988年7月27日的来信)
　　那将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使命呀!诗人的决心下得既艰难又决绝,为此,他的眼前只能是矛和盾。
　　在《云》中,他对儿子张灯,同时也是对他自己,说出了最富启示性的话语:“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
　　
　　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
　　谁就是原始人
　　
　　《镜中》、《何人斯》等诗,迎合了他不久(1986年)写出的一个诗观,这诗观与T.S.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完全匹配,即:“必须强调的是诗人应该加强或努力获得一种对过去的意识,而且应该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继续加强这种意识。”
　　他着迷于他那已经开始的现代汉诗的新传统试验,着迷于成为一个古老的馨香时代在当下活的体现者。1988年7月27日,他从德国特里尔来信告诉我:
　　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
　　在此,他间接批评了中国文学中有些文人,由于功利目的太强,从而导致其作品的现实感过于贴近当下的俗事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基本没有任何世俗生活的痛苦,即便有,他也会立刻转换为一种张枣式的高远飘逸的诗性。他的痛苦的形上学:仅仅是因为传统风物不停地消失,使之难以挽留;因为“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古典青春将不再回来,又使之难以招魂。他的这种纯粹天生诗意的感发对于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与之相比,却显得实了,远不如他纯粹)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不知道我是在祈祷
　　或者,我已经幸存?
　　
　　来自烈士墓的风尽是春风,他在这春风中成了1960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当时,在重庆)。
　　那时,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忘记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包括傅维、杨伟、李伟、文林、付显舟),后者以我为首(包括郑单衣、王凡、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
　　他在这两个圈子里欢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被公认的天之娇子的身份,而且南来北往的诗人也开始云集在他的周遭。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
　　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3年(1983-1986),那3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
　　并非完全独自研习诗艺,我们也常常陶醉于彼此改诗的快乐之中。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的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
　　我是赞成改诗的,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理论,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
　　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中――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这也是诗人间最完美的对话。
　　关于此点,张枣在其写于1987年的《虹》中的4句解说,尤其能体现他那种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
　　一个表达别人
　　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
　　一个表达别人
　　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
　　按中国的说法:“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凡人,40岁的老不死。”当时张枣只有24岁,正值才子年龄,锐气和理想都趋于巅峰,还未进入平凡、现实的30岁,潦倒、暮气的40岁更是遥遥无期,但他对自己的形象却有相当提前的把握了。
　　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作为新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的两个重点他都有:一是烂熟于胸的专业知识配备,二是轻松自如的人生游戏。尤其是第二个重点,使他的日常行为表现得极为果断成熟,对于像我这样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甚至是超级的早熟,而不像我那代人的青春期被一再推迟。这里,我将以极简的语言讲一个真实故事:一天深夜,当我在他太脏的斗室谈起我的一个女教师朋友时,他突然很肯定地说:“你信不信,我会让她几分钟内迷上我。”我颇不以为然,赌气似的,就让他去一试身手。结果果真令我震撼,他就这样轻盈地送上了对我的承诺。
　　但另一点他又与我一样,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轻诗人。他一开始就喜欢今天派的作品,尤其是北岛和舒婷,即便他并不像他们那样写(这或许来源于他那“传统”的诗观吧)。他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说又是旧的,甚至是保守的,但这是他的赏心乐事,也是他自认为先锋的乐事;他早在22岁时就深深懂得了真先锋只能在旧中求得,绝无它途,而我以及其他人,却要等很多年之后才能真正恍然大悟个中至理。
　　后来我见过他的一些访谈,他仍沉浸在1980年代的浪漫理想中,是一个天生的80年代的怀旧者。对于眼前的新世纪,他有恍若隔世的陌生感,深陷于内心并不示人的孤寂中。这种因知音稀缺而产生的孤寂感,早在1988年1月18日,他就在一首诗《云天》里,悲欣交集地抒发过:
　　在我最孤独的时候
　　我总是凝望云天
　　我不知道我是在祈祷
　　或者,我已经幸存?
　　……
　　我想我的好运气
　　终有一天会来临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
　　寥若星辰的
　　那么几个佼佼者
　　阅读,并且喜爱。
　　
　　但我们不会
　　消逝,正如尘埃不会消逝
　　
　　诗歌之鸟已经出发,带着它自己的声音。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短暂的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飞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啊,一只鸟儿,孤独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直到今天,我仍难以相信、想象他已离我而去的事实。我依然对他满怀信念,耳畔老响起他早年的一小节声音:
　　但是道路不会消逝,消逝的
　　是东西;但东西不会消逝
　　消逝的是我们;但我们不会
　　消逝,正如尘埃不会消逝
　　――节选自张枣《一首雪的挽歌》(1988.11.21-22,德国特里尔)
　　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因此,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干脆以一种浪费的姿态争分夺秒地打发着他那似乎无穷的光景。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现,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对于他晚年的饮食起居及诗艺思考,我暂不作过多评论,在此仅引来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文字以启发我们的联想吧:
　　而我还不想睡,便独饮着。忽然想起自己几年没写诗了,写不出,每次都被一种逼仄堵着,高兴不起来。而写诗是需要高兴的,一种枯坐似的高兴。好像弗罗斯特(Robert.Frost)也有同感:从高兴开始,到智慧结尾。或者可以说:从枯坐开始,到悠远里结尾。想着这些,觉得这暗夜,这人世,都悠远起来,觉得自己突然想写一首悠远的诗,讲一个鲁迅似的“幽静美丽有趣”的“好的故事”。
　　――《枯坐》,见《黄珂》第202页
　　一切都没有等得及,那“悠远的”时间似乎刚开始就结尾了。但我此时仍笼罩在他那年轻影像的幻美之中,我要说,要说:极有可能由于他的早逝,由于这位杰出的诗歌专家的离场,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探索和评判会暂时因为少了他,而陷入某种困难或迷惑,张枣带给我们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作者为诗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原文20000字,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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