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家庭的医疗史

　　来自同一家族的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面临疾病时，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医疗路 　　 　　时间交汇在1996、1997年左右，一个家族的两个家庭从此分别进入了漫长的与疾病斗争的日子。
　　在一张泛黄的家族全家福照片上，仍可以显示出这个贫穷家族人丁的兴旺。1984年，这个家族的长者90大寿，直系旁系亲属从各方远道而来，拍下了这张照片，总共有四五十人。
　　
　　家族内部的分化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世代务农的一部分人凭借贫农身分、个人的努力和运气进入了大城市武汉，后来这个家庭培养了令整个族人骄傲的留洋博士。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儿孙们，仍然留在江西省都昌县务农，少数人靠着城里亲戚“关系”的提携，进入了当地市、县，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城里人和国家干部的生活。
　　乡村和城市的差异是巨大的，在1996、1997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在疾速变化。农村的税费负担在那几年达到顶峰，农民开始了汹涌澎湃的南下打工浪潮，农村多剩下老弱病残。旧农村合作医疗已土崩瓦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那时已经开始试点，但因为农民负担沉重，需要农民缴费的新型合作医疗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总方针相冲突，一直止步不前。
　　在城市，医疗卫生体制经历了1992年混乱的国家甩包袱式的改革后开始逐步回到正轨，1998年，伴随着国企改革攻坚战的进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企业办社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一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新组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以局长身份执掌这个机构，后来却发现他是一大蛀虫。那几年城市的改革如火如荼，与之伴随的包括住房体制改革、高校扩招等等。
　　至今为止，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城乡为界，分为二类，一类为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类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此外，公务员和部分大型国有事业单位仍然实行公费医疗政策。
　　1996年，18岁的江西省都昌县汪墩乡茅垅村的姑娘陈春初中毕业，开始跟随打工大军南下，她先后去过广东、浙江，此前她从未去过县城。打工很不顺利，不是被骗就是求职无门。
　　1997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份电报来到这个小村庄，电报来自江西鹰潭某派出所，让陈春父亲陈钢去领女儿。陈春被拐骗了，被派出所解救。
　　谁也不知道她被拐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回家后，陈春变得喜怒无常，有时还点燃家里的被单。村里人知道：她疯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病如魔咒一样缠绕这个家庭。
　　此前一年，1996年，远在武汉的陈春的二奶奶刘菊也患了一场大病：脑溢血。一位名医来到了她家，刘菊马上被送往了附近的大医院，但此后的十多年，疾病从未脱离过她。刘菊1954年随丈夫来到武汉。她刚到武汉时靠帮人带小孩、洗衣服度日，1975年才开始参加工作，去了一家街办塑料厂，1985年退休。不像陈春，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刘菊最初享受厂里的公费医疗，后来转为城镇居民职工医疗保险。当然，比保险更有效的是，她的儿子从剑桥博士毕业回来后，跻身成功人士，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无论贫富，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然而，这里的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人――一个城里人和一个乡下人，几乎同时患病，却开始了长达11年大相径庭的疾病旅程。
　　
　　噩梦
　　
　　陈春母亲回忆起这11年来的经历仍像在噩梦中一般，心里在打颤。
　　有一次，凌晨1点，下着倾盆大雨，陈春母亲将邻居们叫醒，8个中年妇女，一个个穿着红色的上衣，抬着象征着邪恶灵魂的稻草人，往西北方行走，送到几公里外的指定地点后将稻草人烧掉。那几天，从不迷信的陈家请来了道师，在家中搭起了灵台，然后按照道师的指引操作。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没能治好女儿的病。
　　陈春她妈为什么要信这些法师呢？她回忆起来也觉得荒唐，只是病急乱投医，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
　　陈春她妈还记得，女儿第一次自杀那天，也是劳烦了乡邻，大家把竹床倒转，将喝了农药的女儿放在上面抬往汪墩乡卫生院治疗。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救，一个乡亲已经买好了纸和爆竹，并且派人去村外的一块荒地上搭起停放尸体的棚子。陈钢觉得只要女儿有一口气就要救，后来终于救活了，只是手已经被针扎得不成样子，开始流脓。
　　
　　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住院一个礼拜后，实在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得不抬回家。父母开始四处为她寻找民间偏方。当时，茅垅村的老村医改行不做了，一个在外地做学徒3年的新村医开始接手，他将私藏的民间秘方交给了陈钢，5角钱一粒，结果治好了陈春手上一直消不掉的肿。
　　这个家，也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女儿见人就破口大骂，根本没有人进她家门。有一次，女儿将一瓶除草剂倒入菜中，亲戚吃了全都肚子痛，幸无生命危险。还有不知多少次，陈春半夜突然拿起锄头砸父母住的房门。也不知多少次，陈春突然拿个木棍朝父母迎头劈来，还有时是一碗开水，或是别的。父母的痛无处诉说。
　　家人及亲戚对陈春的态度也有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怕恶，打几次就不会乱来，她父母始终下不了手，即使自己被女儿打得流血。也有人建议，应当关起来，父母也关过陈春一段时间，可房间大便小便不分，最终还是放出来。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钢一家一贫如洗，还经常借债，遭人白眼。在收到那个电报的一个礼拜后，家人决定把她送到九江市精神病医院，每天的费用高达70多元，一个月两千多元。陈春她爸说，“那里的医生，问了几句情况怎么样，就叫心理咨询费，一分钟不到，账单上就二十多块。” 这些都是自费支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进进出出几回，九江的亲戚也有些厌烦，打电话给陈春她爸：“还不接回去，你有多少钱这样耗得起？”
　　那些年，农村的精神病患者逐渐多起来，村里就有七八个。据都昌县卫生局统计，全县80万人口，精神病患者有3万人，重症患者有4000余人。后来，都昌县有了精神病医院，是属于“招商引资”的项目，那个老板靠在各地开精神病院赚钱。即使如此，这家医院的收费比九江公立的精神病医院还是要便宜很多。陈春还被送到过这个医院，有一次连续治疗了一年，6000元。
　　后来，都昌县卫生局吊销了这家精神病院的经营执照，原因是执业医师人数不足，硬件不达标。然而，庞大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这家医院像打游击一样在县城不同的角落搬迁，有时是旧民房，有时是旧粮库。至记者今年采访时，这家医院又刚刚不知去向。
　　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在茅垅村推行，农民看大病也可以报销。可是，这与陈春又没有缘分，精神病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之列。2008年，江西省残联启动了一项民心工程，精神病患者免费一年吃药，陈钢也为女儿领到了吃药经费，一天一元钱，一年政府补贴365元，杯水车薪。
　　陈春她爸想不通：为什么合作医疗要抛弃精神病？为什么医院总有那么多的达标标准？为什么公立医院比私立的还贵？为什么一个小村都有七八名精神病患者而一个县却没有精神病院？
　　
　　命
　　
　　在农村，许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结婚生子后会自动康复，这也成了陈春爸妈最后的希望。陈春在发病的间歇期，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将她拖向人生的深渊。
　　2004年，陈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方打工回来的阿亮。阿亮勤恳、诚实，个子与陈春一般高，父母做县城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愁吃穿。陈春答应了这门婚事，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在二人初次见面一个礼拜后，双方家庭为他们举办了婚礼。那天，敲锣打鼓，陈春穿着漂亮的衣服，握着一束鲜花，和新郎一起拜完祖先，就坐上接新娘的轿车进了阿亮家。陈春爸妈发自内心地为女儿高兴，希望从此女儿的命运有所改变。
　　可婚后第三天，亲家那边传来消息，陈春又发病了，摔东西，大喊大叫。她的丈夫胆小，不知如何是好，几天以后，就南下打工，他本答应过段时间接陈春去南方，但陈春又被送进医院，反复进出，仍由娘家照看。从此双方日渐疏远，终至杳无音信。
　　婚姻失败后，她又自杀过一次，偷偷在村里的杂货店买了一瓶几元钱的农药，幸好是除草剂……
　　
　　这些年，农村男多女少，单身汉多了起来。虽然陈春处于病中，给陈春做媒的仍然不少。另一户人家又上门说亲了。对方年龄比她大许多，父母早亡，自己是石匠。这次，陈春主动地接近男方，还拉着未婚夫的手，大胆地向近邻介绍：这是我的老公。她老公则骑摩托车载她兜风，还给她买了一部手机。或许，这次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不多的时日，她怀孕了。又不多时日以后，她和老公吵架了。她的老公以南下打工的名义扔下她不管，他们也没有打结婚证，那次结婚也没有办酒席。她老公甚至不愿意要小孩，婚姻即将破裂。陈春父母下狠心带女儿去打胎，女儿不愿意，陈春父母也犹豫不决，在农村打头胎是很不好的事情。
　　这时，陈春叔叔来到医院，说了句“狠话”：“还不打，要是我的女儿，我哪让她到医院来打胎，我就用脚踩出来，踩死了算了。”陈春吓得乖乖地躺下。
　　陈春的父母至今仍自责那次打胎是否做错了。后来，她的病又发了，也治疗过。家人没有把她关起来，她时常出走，即使是三九寒天，有时睡在路边的稻草堆里，爬出来外面白茫茫一片。陈春她妈四处寻找女儿，每次女儿又总是一周、半个月自已回来，或是好心人打电话回来，半夜里，清晨，父母把女儿从一个个陌生的地方接回来。有几次，女儿出走，陈春她妈因为思女心切，差点晕倒，精神恍惚。
　　有人说，陈春没有病，只是闲得无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农村来说，这样的日子简直是神仙才有。也有人说，陈春的病不是精神，而是心理，她对人生绝望了，破罐子破摔。
　　现在，陈春经常整个下午坐在临街的太阳底下，有时唱着凄婉的歌曲，她总是一个人在唱，一个人在说，没有一个人与她说话。
　　11年过去了，陈春的爸妈因为异常的操劳而比同辈人显得更苍老，只是仍然没有放弃对女儿的希望，他们最忧虑的不是女儿给自己带来操劳，而是今后这一负担又变成其他子女的负担。
　　有时候，陈春父母说些气话：那次自杀没救还好，何必救了大家都在世上受苦。一个木匠在陈钢家做工，告诉他一则故事：他们村有户人家女儿也得了精神病，她父亲煮了一碗面条给女儿吃，几分钟后，他女儿就倒下了。煮面条之前，他已经叫好了近邻，让他们等下去他家商量事（江西农村，有人死去后，亲属们开会料理后事）。这样狠毒的事情，陈春的父母下不了手。
　　再次让陈春好起来是这个家庭全家的希望，可县城的精神病院已经被查封了，九江精神病院对他们来说是“天价”，合作医疗也不知何时能将精神病人纳入其中。
　　 “命，一切都是命。”这是陈春爸妈对人生的解释。他们根据陈春的生辰八字查了一本算命的书，书上写了四句话，没有一句好话。陈钢说，她的女儿是苦命，命中定的事，谁也不能抗拒。
　　
　　老人和名医
　　
　　陈春的爷爷有兄弟三人，两个弟弟都在城市工作。二爷1952年通过考试来到了武汉教书。当时，退役军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却需要开始管理这个新生的国家。于是，只有从全国各地招收老师来教他们文化课。
　　
　　二奶奶刘菊是两年后来到武汉的，她一共生了11个小孩，解放前生了5个，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解放后生了6个，活下来5个。他们在武汉过着贫民生活，靠帮人家洗衣服、带小孩度日，还要供养农村的年迈的父母。不过，当时房子国家分配，连热水瓶、脸盆也由国家发放，子女读书有国家补助，丈夫有公费医疗。他们熬过了几十年苦日子，1978年恢复高考，二儿子继续他们的奋斗之路，不仅考上大学，还考到国外留学，成为留洋博士。留洋博士学成归国，参加工作，家庭开始变得富有起来。
　　市场体制一旦运转，社会的活力便爆发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也加速起来。同样通过奋斗改变人生命运的是汪墩乡的一位乡村医生刘军，后来他和陈春的二爷成了忘年之交。刘军在1981九江医专毕业后成了汪墩乡卫生院一名普通的医生，当时他是属于为数极少的大学生分配下基层的医生，那时全国都缺医少药，汪墩乡卫生院连青霉素、链霉素等普通消炎药都很少。
　　这样的乡村卫生院显然不能栓住这位年轻医生的心。1985年，刘军考上同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归国后成为名医。
　　他在武汉一家大医院工作，每周都要接待数批老家去看病的人，有的人还需要他帮忙找旅馆、带去挂号。只要他回乡有人知道，他就别想休息，家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他看病。除夕夜也不例外，年夜饭吃完，大门一开，队伍已经排得老长。
　　武汉市拥有华中地区最强的医疗力量，同济、协和等医院首屈一指。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同济、协和都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但即使如此仍然人满为患，江西北部的许多农民遇到大病也常到武汉求医。
　　陈春的二爷也是个热心人，只要老乡去看病，他都接待他们，有时还给他们一百、两百块钱。因此，他回家办八十大寿，许多得到他帮助的人都买了长长的鞭炮来庆贺。
　　1996年，陈春的二奶奶刘菊突发脑溢血，儿子不在身边，二爷爷先打了刘军的电话，刘军二话不说，马上赶过来抢救，并将她背下楼。那时，职工医保体系尚未建立，刘菊只在一家塑料厂工作过10年，退休后医疗也仍由该厂负担。那时，厂子效益较好，二爷去厂里领了5千元，看病花了3千多元，他又退回1300元，他的儿女们说他傻，领回来的钱竟然退回去。
　　刘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又能打麻将，也能缓慢地上下楼梯。他的儿子为她从外国买了昂贵的药物。过了几年，她一次走路不小心，摔断了腿，从此再也不能站立，生活不能自理。儿子为她请了保姆，每天给他们煮饭，擦洗身子。
　　虽然后来刘菊退休前的单位也帮她转入医疗保险系统，每月都可报销一定的医药费，但是她已经不在乎这些小额的医药费。她一个侄孙在武汉某私立骨科医院，她马上转到该医院治疗，由她的二儿子支付医药费。
　　后来的五六年时间里，她都由人照看，躺在床上度过。前年夏天，她过世了。骨灰于去年清明运回了老家，举办了安葬仪式。村里人说，她一生过得清贫，晚年依靠二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刘菊走完了87岁的人生旅程，而29岁的陈春却仍然蹲坐在街角独自吟唱，疾病带来的都是痛苦，但在村里人眼中，城里人刘菊和乡下人陈春的患病经历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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