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重金搜集苏联档案

　　 　　沈志华　1950年出生。1968年应征入伍。1979年考取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
　　
　　“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怕，我现在事太多了。”历史学家沈志华说，“我不大想谈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
　　说归说，实际上做的，却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他借助新公布的苏联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有出入，招来某些同行的侧目自不消说，还有人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对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是去喊口号了。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材料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沈志华学上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从部队复员；明明是最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68年2月就当兵了，航一师的，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热衷政治运动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他的将军梦很快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73年的考试。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怎么回事。
　　“197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的级别够买很多这方面的书。”和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那篇著名回忆文章中讲的一样，“文革”晚期这批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社科著作，成了很多人思想启蒙的火种。
　　
　　“邓力群觉得我是不错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建国以来到‘文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这篇文章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研，他的通知书生生就给领导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邓在一次大会上讲，沈志华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挺不错的这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很多年后，邓力群还在一次接见年轻学者的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说我是‘左王’。其实我是很爱才的，当年沈志华，他的观点我很不同意，但是我还让他读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学习，就能为国家做贡献。”
　　
　　在监狱里做学问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十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原本，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保外就医什么的，能少受点罪。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儿，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觉。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总不能脸朝脸吧。”
　　后来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列宁被关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儿人家盛传，说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昕，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生活他们都说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在监狱里头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
　　
　　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 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
　　他感慨，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呆不下去，就想到了南下。“85年春节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我就去了深圳。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要出一套外国学术丛书“20世纪文库”，缺人审稿。于是找到了沈志华。他放弃了南方已经稳定的工作，每月700元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元。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完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88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回去又挣钱去吧，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但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后来，海南省的银行的人，黄金处的人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我们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40岁开始的好运气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
　　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垫。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为有名的学者。”
　　
　　30美金雇用俄国学者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需要一个官方身份。“没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去了俄罗斯，才发现那里的效率之低下，令人难以忍受。“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而且特别贵，一页一个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2．8美金。”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
　　再就是去美国复印档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苏联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毛泽东选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谁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都是针尖对麦芒，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
　　
　　冷战背景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谁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的，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历史学家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人们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了嘛。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就会去思考。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历史是什么?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你仔细听，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人物周刊：学术上您一直都是单干，很晚才进入大学体制，您对这个环境感受如何?
　　沈志华：现在的教育体制就是一架行政机器。意志不坚定，或者说内心追求不是很强烈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
　　搞历史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材料，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你不能拍拍脑袋想想就说。但是你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要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大家都在争项目，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一天到晚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真的也没有人做学问，把学生也都带坏了。这种状态快10年了。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什么学术上的打算?
　　沈志华：我在的华东师大有了一个专门的“冷战史研究中心”，学校也很重视。学科建立，人才培养，都有了很好的环境。
　　我自己这方面，最近资金托管上遇到一点小麻烦，没法再投入很多了，好在也不用自己贴了。另外，我在上海有一批企业家朋友，素质很高，也愿意为文化做点事，也信任我。所以我想将来还是会做一些支持学术的事情，把好的资源整合起来做基金，资助档案收集整理。
　　博士生有好的课题，也可以来申请。比如很多至今研究很薄弱的领域，比如建国之初大城市的接管工作、秩序的恢复等等，我们可以给你条件，让你跑档案，查资料。
　　人物周刊：到现在为止，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沈志华：当初没有学好英文，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受限制。当初我跟李丹慧(沈志华夫人)商量，女同志学语言快，想让她学，哪怕是专门到国外呆两年都成。但人家自尊心强，不干。(大笑)说凭什么你搞专业，我就要学英文。现在老了，很难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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