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隽 回到繁荣期是不可能的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连冯小刚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广州进不了上海,何况是香港人要拍两边讨好的片子?      “你不要问我如何报名参加香港电影金像奖,你先把电影拍好再说。再说,你拍电影又不是为了这个奖。”
  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不,前香港金像奖主席,自从今年的“辞职风波”之后,他的手腕上就换了另一只手表。而在过去四年,他一直戴的是有金像奖标志的手表。
  “我一口答应了做这个主席后,发现花在上面的时间太多了,现在卸任了,有松口气的感觉。”正好他也一直在杭州、上海间跑来跑去筹备新片《婚礼》,六月中开拍。
  
  这是一个动作敏捷,作风务实,表情慧黠,性格直率的男人。香港电影很好看,他的故事可能比电影还有趣。但他“不会告诉你的”。
  文隽熟读各类杂志,并且绝对分得清《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比记者本人更了解这个行业。如果你对某部电影露出白痴一样的表情,他毫不掩饰他对年轻人善意的失望和宽容:“你做记者才三年,我做了三十年,年轻人,有天分,够敏感,最重要的还是要勤奋,会不会记笔记……”
  作为表率,他掏出随身带的小黑皮本,左边是“八荣八耻”,右边是黄巢的《菊花赋》,还有他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来的荤段子。他熟知坊间各式八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他懂得江湖,既彪悍又细腻。
  在一寸一寸移动的出租车上,他甚至提起幼时家贫,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却酷爱读书,发奋写文只为糊口,早上7点钟导演要剧本,晚上就要写出来……他的港式普通话既流利又诚恳,但这样的前世今生,只得一瞬间――北京的暑天太热,车流太密,时间太紧张,不适合追忆。
  香港逼仄,文隽虽然生得身材短小,却作为监制、制片、编剧和经纪人,在充满名利是非、快意恩仇的江湖中获得好评。很多人知道舒淇当年的成功转型全赖文隽摆平,《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晓庆姐”在做头发的时候,他坐在后面听她讲起,才得以成就12年前的大导演姜文。
  他还是《古惑仔》系列、《华英雄》等“打片”的幕后推手。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他放下当年金像奖主席的身段饰演“紫禁之巅”的搞笑的陆小凤,并且令很多学生不能忘怀《玉蒲团之官人我要》。他喜欢开玩笑,随时随地,有着生动、脱跳的表达能力。他快言快语,希望你和他一样思维敏锐,便于感同身受。在暴晒的阳光下他微微皱着眉心。他事务繁忙,远不止都市报上每月他所提供的60-70篇专栏。
  文隽争分夺秒,不肯浪费时间,我们的访谈时段包括咖啡馆之32分40秒,出租车上的35分2秒,演播室里21分50秒,出租车上又28分13秒,最后茶餐厅之33分钟。只谈电影,不谈江湖。
  
  “京广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招待所?
  
  17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天,文隽第一次北上,“那时北京黑黑的”。他也没想过,1990年之后,他会和北京结下不解之缘。
  “1990年,你知道多敏感的日子。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愿意回来的。对我们这样的香港仔来说,祖国大陆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不可能回来的。我儿子是在加拿大出生的。那时大家都说,赶紧去加拿大生小孩子,给他将来留个后路。”
  1990年冬天,太原的乔家大宅开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文隽所在的出版社到太原给巩俐拍“卸影集”,完事后到北京,转机回香港。到北京住的是京广中心,他心里小声嘀咕,“京广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招待所?是不是也和太原的一样,10点以后就没电了,也没电梯的?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京广中心便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
  “那时北京还是黑黑的。东三环都是黑黢黢的白杨树。”“我一个人,”文隽说,“在电梯里,忽然一个女仔对我露齿而笑。我知道初到北京,还没有当地人认识自己,这一定是香港人无疑了。”
  他原本就天生好奇活泼,每到一处都会查找地图,,找好吃的,好玩的地方。他于是巴巴地对女仔说,“你今天约谁吃饭吗?你无论和谁吃饭,我都跟着你好吗?”
  女孩说好啊,等下班和经理吃完晚饭,就去卡拉OK吧。文隽没想到北京还有卡拉OK,又惊又喜。“结果一进门,十桌有四五桌叫我的名字。原来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香港人。他们晚上坐自行车带我去北海啊,三里屯啊,充分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那时我刚好在北京筹备一个片子叫《告别紫禁城》,罗文、莫少聪演的。1991年的春天在北京筹备批文(那时电影还是协拍的),常住在亮马河。有一天,从颐和园回亮马河的路上,天上挂着很安静的月亮。我心里想,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段历史。我在东交民巷走过,想当年溥仪就跑到这里,也是感慨颇深。我们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去看圆明园、紫禁城。我必须利用我当导演的机会,好好在大陆跑一次。”
  
  “1992年我拍的第二部片子叫《狭路英豪》,这是姜文和万梓良主演,周晓文拍的,后者当时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里最有商业头脑的导演,拍过《疯狂的代价》、《秦颂》等。我参考的是美国的《午夜狂奔》,中间还在北京飞车。利用这个片子,我到内蒙古、广州、武汉跑了一圈,和姜文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我有幸是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正是有这一段因缘,才有了刘晓庆跑到香港,为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拉投资。
  “她在兰桂坊弄头发。她说,文隽啊……我就说,哈哈哈。”
  “我也认识王朔,他曾经有两本书《我是你爸爸》和《动物凶猛》的繁体字版是我出版的。我认为《动物凶猛》去除文革背景后,其实是一个青春成长故事,即便在国际上也是可以被接受。我认为这个题材的故事可以拍。”
  “我见过很多人,有些人拍电影是为了生活,有些是为了赚钱,有些是为了得到某些荣誉,我们后来看到很多拿奖的电影,心里都会很奇怪:为什么会拿奖?
  但我觉得姜文是为了电影而生的。你和他聊天,他五句话里,有四句是在谈电影,他的才气和热情我都很认同。
  他后来出书谈这个片子的诞生,说香港的投资人逃跑啦,还有人说,文隽在拍三级片,其实,那是他们在调侃。哪有那么容易就拍三级片呢?其实我在跑他们超预算的100%的资金。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来算了一大堆账,原本我们的预算是一百万美金,后来是两百万美金,超了100%,后来的很多钱都是我垫出来的。我都没当一回事,因为我有幸是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1995年,有两部国产片是最火,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部是《红樱桃》,听说票房都过了几千万。”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策划的《我的兄弟姐妹》与你的本色风格如《古惑仔》完全不同,明显看出你是在刻意经营――依照内地电影生产的游戏规则,精心炮制,旨在面对内地大众(见石竹青的《流年光影――香港电影:“七九新浪潮”之后》),你同意这一看法吗?
  文隽: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与电影创作有关的工作我都做过,什么类型的片子我都做过。我20岁出头,就给张国荣、陈百强写电影《喝彩》,也写过武侠片等各种题材的剧本,国产片我是驾轻就熟。《省港风云》、《停不了的爱》、《风云》,这样的题材都是“男盗女娼”。
  1991年在北京拍戏的时候,听说有一个片子非常好看,观众哭得一塌糊涂,叫《妈妈再爱我一次》,卖拷贝赚了很多钱。我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悲剧吗?我也能做得到。
  当时我监制了《决战紫禁城》、《我爱777》等片子,我想拍一个悲剧。就有人说,不要拍,万一赔钱,这就是我们老板的悲剧了。我看过一个美国片,在冰天雪地里把弟弟妹妹送给别人家。这个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我为什么选在哈尔滨拍的原因。你要悲剧写得好,就要把这些主角写得很快乐,很开心,这样家庭分开的时候才会特别可怜。
  1992年,香港人回大陆拍片子,都是拍武打片, 不关心生活,但是我拍的《狭路英豪》讲的就是北京的公安去追击香港的大盗。我早就知道这些游戏规则。什么迎合,都没关系,我有那么笨吗?其实《我的兄弟姐妹》就是一个1991年的灵感,酝酿很久的念头。
  很多新导演对我说,文隽,我拍这部片子,我一定要拿奖。这些都没必要的。导演俞钟就没有说这样的话。我看《我的兄弟姐妹》的样片,没有音乐,没有效果,我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最大的限制是内地电影没有分级
  
  人物周刊: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是看香港电影长大,有些人就是“录像厅”一代。
  文隽:现在香港电影在内地老百姓的心目中越来越淡出了,确实是没有一部香港电影你们是非看不可了。你们过去看录像,看电视,那时没有选择。就像我们19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也沉迷于日本的偶像。到了70年代香港就有了自己的偶像。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偶像和明星了。你们有了李宇春、蒲巴甲、新的林黛玉了。
  有些事情不能回头。香港电影要回到80年代的繁荣期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一部香港片他们非看不可。时代已经改变了,网络世界到来了。
  人物周刊:CEPA出台的时候,很多香港电影人都说这对香港电影发展有很大作用,这几年看来,效果怎样?
  文隽:内地市场开放的时候,每个香港导演都在想,哇,发了,只要每个人出一毛钱,我们就发了,结果过去这么多年,符合两地口味的,成功的很少。其实你想想,连冯小刚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广州进不了上海,何况是香港人要拍两边讨好的片子?
  我1990年就回大陆,深入地方,读历史,看新闻,交朋友,非常八卦,如数家珍,我能把中国历史从长征一直说到建国。我了解国家,一方面有一些限制,一方面也努力在开放。当然有种种原因,步伐没那么快。
  无厘头,武打片,古惑仔,恐怖片,怪力乱神,都是香港特色,回归后,拍电影还是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拍鬼片。
  我们问电影局的领导,为什么不能拍鬼片?领导说,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大部分人在农村。那些人知识程度不高,如果我们说有鬼的话,他们会相信的。这是我们一直不能够拍鬼片的原因。
  香港在内地拍片,最大的限制是内地电影没有分级。好像8岁到80岁都能看,其实导致很多片子不能拍。如果电影局先把分级制度施行的话,这是最大的帮忙。
  
  放弃两地讨好的片子
  
  人物周刊:在合拍片的政策和内地市场口味的双重驱使下,你怎么看待现在的香港电影的本土性?
  文隽:我拍过一部片子叫《我的美丽乡愁》。我的想法是,打工妹身份,女白领的身份,广州背景,两种类型的人,算是迎合了吧?可是效果不大好,档期与《英雄》同期。我的意思是说,有智慧、有想法的人都会判断错误,更何况,躲在香港炮制,加一点内地因素,这怎么能轻易成功呢?
  其实讨好两地观众的题材,就是讨好全世界的题材。那就是大片,比如《黄金甲》、《无极》、《七剑》,古装大片,都没有本土色彩。如果又想讨好两地,又有地域局限性的话,成功的几率比较低。如果你不拍大片,能把本土色彩拍到位,就是优秀的。比如陈果的《香港制造》。但不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做到这样。
  最近的香港片有些索性放弃了大陆的市场,返回了80、9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比如恢复无厘头的搞笑,郑中基的电影《我爱模特》、《龙威》,叶念琛的《十分爱》。内地的《疯狂的石头》,就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片子,可是它就很成功。这说明我们要放弃这种两地讨好的想法。
  人物周刊:内地很多观众以及媒体对《英雄》这样的大片有质疑。
  文隽:从《英雄》开始有两个突破。第一,原来中国电影在票房能得到这么一个高峰,两年5个亿,在之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之前只有《泰坦尼克号》好些。
  第二,我们发现了音像市场是很大的。《英雄》的音像版权卖了1000多万。当年《我的兄弟姐妹》别人才给我十几万的版权费,我宁愿不卖。《英雄》就卖到了这么高的价钱。
  现在看电影不是惟一的选择,还有网络世界,游戏,卡拉OK。如果不是大片的话,谁会去影城看电影?
  我们可以批评大片的水平,但是对拍大片的商业模式要认可。你看《蜘蛛侠》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好,那是他们操作好。我们并不是要反对大片,而是要求大片的制作水平。我们能拍大片的导演也实在太少了。陈凯歌拍《无极》,谁又想到这是那个当年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香港电影有什么优势?
  文隽:这十几年来香港电影有些没落了。其实香港电影的影响一直限于亚洲市场,东南亚和华人地区,在国际上一直没什么优势。中国人不是英语世界,东方人在好莱坞是少数民族。
  我们现在很容易想到巩俐和章子怡。但都是男人电影,说是女主角,其实也不大重要,她们能拍到《艺伎回忆录》,如果不是这个电影,能遇到什么样的还很难说。
  香港电影在国际上这十年来要感谢几位优秀的人才,比如说陈果、王家卫、杜琪峰、徐克、吴宇森、刘伟强。
  为什么某些香港电影人会受到好莱坞的重视?那是因为香港电影固有的元素,武打、动作片等。最明显的例子是袁和平到了美国拍《二十一世纪杀人网络》。包括周润发,到了美国也得走动作和功夫的路线,演文艺片如《安娜与国王》没多大影响。陈可辛的《甜蜜蜜》,很优秀的文艺片,但是不能离开华人世界,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两个大陆人跑到香港呢?
  
  (实习记者郑廷鑫对本文有帮助)

相关热词搜索:繁荣 回到 是不可能 文隽 回到繁荣期是不可能的 文隽回到繁荣期是不可能的 回到繁荣期是不可能的

版权所有 蒲公英文摘 www.zhaoq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