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简单的午饭后，历史学家吴思在办公白纸上计算“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一般地，老板开价3到5万，政府发文件提高补偿力度，定为20万，吴思从庞杂的历史数据里得出自己的答案：应该是66.27万，官价的3倍，老板价的20倍。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正确估价，他从20个省历年的矿工死亡统计数据计算得来。他在这组数据旁边画了一条“命―财曲线”，说明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和生死性命之间的关联，因曲线形状酷似跪地之人，他称之为“弯腰下跪”。“弯腰下跪”共分三段，其中一段，便是他在书写中国历史时的一个著名发现：血酬定律。
　　
　　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通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叹谓，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怀疑
　　
　　1966年，9岁的吴思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他带着弟弟，在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便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的人游街，其中一个便是自己的母亲，罪名大概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吴思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是那时候养成的。
　　1968年，吴思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两年后，回北京，在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他们一家住在六机部七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委，看到的尽是将军、大校和国际专家，住宅楼也是这么分的，先是将军楼、专家楼、大校楼，后是校官楼、尉官楼，一般职工住平房，等级鲜明。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是一连串的失败体验。两年后，当21岁的吴思离开这里时，他意识到教条的支离破碎，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下乡插队后两个月。生产队麦田正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上的土豆还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和收成关系甚大。生产队副指导员吴思带领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他的指示是，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开头几天，有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吴思转达了意见，他用几句书本里的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为了打退自家小生产的进攻，吴思发动舆论攻势，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口子》的评论，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宣传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
　　一天下午，他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40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吴思上去制止，先说好话，不管用，正牌贫农骂副指导员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吴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你堵一锹，我扒一锹，最后演变为推推搡搡，吴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正牌贫农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队委会开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吴思坚持自己的观点。队长并不和他正面争论，说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抓阄决定。队委会7个成员，6个同意他的意见。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下乡插队之前，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他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第一次成功尝试后，他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有些矫情。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他们生产队，继而在他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形式。吴思后来说，我的计划比大寨还“左”。三四次后，主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社员只剩下吴思自己。这一次，副指导员吴思对贫下中农永不开化的觉悟有了点愤恨。
　　回顾对农民的情感变化，吴思有个惊奇发现：当年的愤恨变成了赞赏。意识形态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最关心集体、最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他的期望值，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而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乌托邦社会的憧憬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认同。此时心态平和，把追求个人温饱、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更高的自我约束则倍感珍惜。
　　
　　重建
　　
　　下乡插队之前，1974年，他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他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有人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他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他在大港油田干活，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他大惑不解：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
　　上山下乡两年，吴思体验到了剧烈的冲击。他中学时代在心中构建的教条图景，接触农村实际后，遭遇重创，他无法分析原因，甚至无法表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重创。“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现在，潜意识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原有价值观崩溃后重新站起来，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这个意义上，插队两年对我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30年前的失败，仍在对失败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高浓度地包含普遍性。”
　　对他而言，当时最真实的心理转变，是凌云壮志变成了上当受骗后的愤怒和迷惘。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他深感恐惧，他调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他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除了寻找对现实的解释外，他也在寻找对人性和自身的解释，在艰难困苦的插队两年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我身上有许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暗处，我的本性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远。”这影响了他对别人的看法，也影响了他对一般人性的看法。跳出教条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精神上的自觉，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便是他从信仰乌托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依据。实际上，这也注定了吴思日后怀疑用“五阶级论”描述出来的那些“中国通史”。
　　他找了很久，总想找到解决疑惑的新框架，找来找去都不甚理想，只好自己杜撰，最重要的，是有了杜撰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从‘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所有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从史料的累积和掌握上看，我根本够不上历史学家，但如果说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的判断，我觉得中国那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我好。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也经历过，他们受过的许多苦难我也受过，甚至更多，他们所缺乏的理论武器我现在比他们还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见识上并不比他们弱，说不定还比他们强。”
　　上山下乡改造了吴思的世界观。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他自嘲说，“变得越来越像‘老鼠’了”，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正是这一眼光，让他日后在中国历史里看到了潜规则、元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
　　
　　杜撰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流传的时候，他正在大寨参观，和同样是积极分子的同伴商定：扎根农村，不做逃兵。1978年秋，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你的分数特高，赶快去看看。他不动声色，回到宿舍，取出镰刀去看秋。所谓看秋，就是秋收季节，总有人偷东西，大队要派个最愣的人去看护。他每隔三五天就能抓到一个，是村里的最高纪录。他拎着镰刀往村外走，走到没人荒地，按捺不住，一口气跑到山梁上，大气不喘，蹦得老高。狂喜之余大吃一惊：我不是一直绷着不去高考要扎根吗？不是一直绷着对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忘吗？由此他也得到一条心理经验：人往往并不了解真实的自己。
　　1982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农民报》(后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0年后，写了自己的第三本书，《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也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又10年后，因为这本书，他惹了一场官司。
　　输了官司当然不是好事，损失了两万元，顶一年的工资，再加上律师费，一半稿费就没了。但他另有所得。最大的收获，是对司法系统的了解，对败诉者心境的真切体验。认识与体验毕竟不一样，当赤裸裸的真实逻辑、规则砸到你头上时，你才能体会“被宰割的痛快”，体会其间涌动着的情感和微妙心境。
　　潜规则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还想过别的词，比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总觉得不如前者贴切。这个杜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真实生活。
　　在《中国农村报》做记者时，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官员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见到此等丑事立即亢奋，急不可耐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那些“条子”保存完好，像机关单位里的公文档案，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担心。外面视之为丑恶交易，内部人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采访结束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
　　这次调查所得和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体会，有了某种契合。该书他读过不下５遍。1986年初读时，只觉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却理不清。找到“潜规则”这一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段积累，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是这“潜规则”。黄仁宇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没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把水烧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黄仁宇像一个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
　　上世纪90年代，腐败成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潜规则渐渐清晰了，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听，你写出来吧。他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历史读得深入，量越来越大，就进去了，欲罢不能，越来越往里看。
　　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
　　让他感觉到心脏收缩的，正是“元规则”这个词。它一跳出来，他就感觉被击中了要害。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得来的酬报。元规则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个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它非常残酷，又的确是真相。一针刺出，心脏收紧，先前的那些描述，就只能算是窥见了猎豹身上的斑斑点点，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几年前拼凑出来的《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只能算是临时性的草图，少了论证，多的是文艺性猜想，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草图全面更新。
　　他逐渐养成习惯，对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做极其清晰的计算，包括物质和精神力量。他认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说法成立，什么说法不成立。“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他看历史上的那些清官、贪吏，不是简单的颂扬和鞭挞，他知道背后的关节在哪里，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经历了那些磕磕绊绊、头破血流，在废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觉得扎扎实实，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来的。我刨一下就是一个坑，我可能算错三五镐，但你要说我多数错了，不可能，你算不过我。这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算法。”他感觉无坚不摧。
　　“潜规则”、“元规则”出来后，批评接踵而来：贪官污吏身上的脏水、污浊全被吴思的“潜规则”清洗了，见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潜规则”、“元规则”啊！“这一批评我认了，同一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还应该算算账。一方面，官场上有人拿来干坏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我觉得是正数。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但是猴子都会算。老百姓则不然，他们离得远，官府显得莫测高深，你不说，他们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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