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　知青运动是一场破坏

　　 　　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我去了，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邓贤，作家。以其知青的出身，和以知青为题材的创作，常被称为“知青作家”。主要作品为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落日》、《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等。
　　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知青事件正在远去，而人们还在期待更多对知青历史的叙述和反思。邓贤是知青一代人中，表达最多的一个。他以充沛的感情创作的“知青文学”，长期以来引人注目。
　　邓贤自己对此感到满意。尽管他认为客观地书写知青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现在，邓贤是四川某学院的副教授。“教中文，教学生热爱文学，教学生看电影、写影评。”做讲师时，他就破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是一个很认真很负责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同时，他的文学梦远未终结，他会继续写下去。他要“做一个终生的文学爱好者”，“用我的笔构造一个打上我的印迹的主观世界”。他从小崇拜托尔斯泰，他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向托尔斯泰学习”，“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没落贵族后裔
　　
　　1953年，邓贤出生在广元，四川大华纱厂。他的祖父是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裕大华资本集团老板，商界显赫人物。外祖父的叔叔石凤翔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国纺织工业教育的先行者，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嫁给了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
　　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国最贫乏的年代，有着比其他孩子更优越的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邓家突遭变故。北京的红卫兵从中央统战部拿到名单，来成都照单抄家，邓家与旧时代的成都名流邓锡侯、刘文辉等8个家庭，成为四川第一批被抄的人家。
　　此后，邓家人成为“黑五类”，邓贤成了“狗崽子”。这时邓贤还在上小学。家庭影响使邓贤性格早熟，志向高远。他总要求自己比别人做得多，做得好。上中学时，他总是在半学期时把整学期的数学自学完。那时的中学教育，有“与工农相结合”一说，邓贤曾在电子管厂学习3个月，在学校办了一个“二级管厂”。后来他提前离校到边疆，“二级管厂”成为他留给母校的礼物。
　　邓贤从小有两个梦想：一是打乒乓，打成世界冠军；然后当作家，做托尔斯泰。1969年上初中，只上了两年，两年期间，两次夺得成都市中学生乒乓球团体冠军。
　　正当少年邓贤做着冠军梦的时候，他被集训队开除了。一天，他被军代表叫出来，给他念了一段当时引用率很高的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按照当时主旋律的阶级斗争观念，邓贤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被预设为会有“恨”。第二天，他就离开集训队，回普通中学了。
　　告别了冠军梦，他去报名“上山下乡”。
　　他觉得要去就得彻底，去越远的地方越好。母亲留不住他，只得忍心让他走，并在他的手腕套上一块欧米茄表。那是邓贤的父亲在1943年随中国远征军去印度作战的时候，邓贤的奶奶给他的。后来，这个代表着邓家光荣历史的“传家宝”，被邓贤在云南农场劈柴时摔坏了。
　　1971年7月7日，开始试运行的成昆铁路，载着邓贤一行一千二百多青年，向边疆进发。他们预先被告知，边疆建设兵团“不招工、不招干、不招兵”，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终生落户在那里。
　　“那一天本来天气非常好，但是火车要开的时候，就下起大雨来了。”邓贤永远记得那情景，“火车一动，整个车站哭声一片，我就看见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给那个人群挤得非常可怜……我感到生离死别，悲从中来，我第一次嚎啕大哭，躲进厕所，大哭了一场。”
　　试运行的火车经过两天的摇摇晃晃到达楚雄，改坐大卡车。150辆卡车在滇缅公路上卷起阵阵黄沙。周围越来越荒凉的景物，是邓贤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又经过6天汽车颠簸，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怒江以西，南望缅甸。
　　这里已经聚集着13万知青。他们来自重庆、成都、昆明、北京，主要是上海，他们的正式称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简称为“云南建设兵团”。邓贤在这里进入的具体编制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5连。
　　落脚下来，邓贤刚好满18岁。他将在这里度过将近7年艰苦的青春岁月。
　　
　　饥饿的青春
　　
　　漫漫荒丘和原始森林让年轻的知青们感到惊恐。
　　30多人住一个大草房，睡觉时头挨头脚挨脚。谁家来了喜讯或噩耗，立即传染开来。不时哭的哭，叫的叫。晚上，一人唱歌，大家都会跟着唱，唱到半夜。后来是讲故事，讲了一两个月……
　　那里经常下雨，一下就是瓢泼大雨。外面一下雨，屋里就漏，漏到地面涨水，把鞋子漂起来，还长出蘑菇。住了几个月，晚上房子里老响，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终于发现原因：眼镜蛇！那是邓贤第一次见到眼镜蛇，立起来是扁的，还会呼呼地叫。白天它就不见了，大家相安无事。
　　邓贤在这里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贫困”。原来，在他的概念里，贫困就是吃得差一点，穿带补丁的衣服。现在，他看到有一位老职工家，一间屋，三面都是竹篱笆的墙，鱼网一样的被子，没有鞋子，5个小孩，有一半没衣服，碗不够，一个盆子，去食堂端饭回来，大家围着吃。
　　对贫困的认识，使一度产生过“破罐子破摔”念头的邓贤心里平和了许多。
　　生活的艰苦难以备述。农场缺乏的，正是食物。在7年时间里，知青们喝着“玻璃汤”――只加了盐的开水。有一个叫“一碗油”的故事，邓贤是这么讲的――
　　1974年去山里面伐木，19天后下山，衣服基本给树枝刮烂了，我上身是赤裸的，下身反正都遮一下，比树叶好不了太多。我当时感觉是见到一个活的东西都想啃一口，确实是喉咙里面生出手来了。意外的是，在一个知青那儿居然见到一碗油，一碗胶水状的混合油，可能将近两斤吧。仗着我们关系挺好，他们可能准备吃一个月的，贡献出来了，一大堆人围着我，我把它全部喝完了，又把碗全部舔干净。
　　后来，邓贤的名文《一碗猪油》在多处获奖。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从生理学角度表示，人体承受不了“一碗油”。但是，邓贤说，他喝完后的生理反应是，肚子咕噜咕噜响了一阵，同时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而且这种状态至少持续了3天。
　　没有出路，对社会不满，苦闷，消沉，颓废，压抑，绝望，“偷鸡摸狗”，暴力，同居，混居……“你能想像的事情，都发生了”。在枯燥而劳累的生活里，邓贤同样看不到出路，但是，这个经历过抄家，遭受过歧视的青年，不愿意随大流，他盼望着未来，强烈地自制着。
　　到农场20天，他就当副排长。当了副排长就上山放牛。每天早上出去，背个袋子，里面装一口锅、菜和米，走很远，一直要走到后来十分出色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插队的三营二连对面的河滩上。
　　一年多以后，不到20岁，邓贤入了党，以后，做连指导员。1974年，成为云南省“先进知青”，他在大会上做了“扎根”宣誓。事实上，1年前，上级就决定了，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不能被推荐上学。而邓贤内心的愿望就是上大学，包括入党，都是为了读大学。宣誓令他后悔、矛盾和痛苦。
　　邓贤一直做连指导员。这个工作，相当于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领导大家搞农业，种甘蔗。放牛、喂猪、煮饭、伐木、开荒、砸石头……邓贤“什么活都干过”，还“扛过200斤的麻袋”。“人家流一滴汗，我流十滴汗。”他用劳动镇住自己。他患了心肌炎，但是他还不知道，知道了当时也没有办法医治。经常出事故，他经历过5次翻车，大难不死，而且心里麻木。
　　性格严谨的邓贤还兼任着一项日常工作：敲钟。敲了5年钟。早上6点，邓指导员敲钟喊起床喽，7点钟敲钟吃饭喽，8点钟敲钟出工喽，12点钟敲钟收工喽，晚上敲钟学习啦，再晚上敲钟熄灯睡觉啦。
　　
　　比身体更饥渴的，是心灵。读书，是邓贤最大的安慰，甚至是惟一的安慰。农场7年的青春期，甚至没有对恋爱的渴望，只有读书。但书籍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书读的时候，他背过哲学词典，背过字典，拿马克思的书当散文读。白天，盼望晚上早早到来，因为晚上可以看书，用牙膏皮和墨水瓶自制煤油灯，晚上放在蚊帐里看。青春即便在如此困乏的年代里，也是旺盛的。邓贤说，他往往能够看一通宵的书，第二天还可以照样劳动。
　　渴望知识，也渴望沟通。听说谁有学问，就去拜访。北京来的知青多数是高中生，有的比邓贤大好几岁，听说他们中有人能背《资本论》，顿生崇拜，赶几十里山路去见，彻夜请教。
　　
　　重续文学梦
　　
　　1977年10月，当人民日报的人经过15天的跋涉来到陇川知青农场，带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邓贤已经在那里度过了6年零3个月的青春。18岁离开成都来到边疆，现在已经24岁了。
　　高考，对于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的初中生邓贤来说，意味着机会来了。
　　他打着赤脚，从工地到考场，他憋着太大的冲动，他不自觉地在考场上展示才华，而忘记应该争取分数：语文考试两个作文题，《青松赞》和《攻书莫畏难》，只须任选其一，但他把两个题目都做了。“我一拿到《青松赞》这个题目就觉得文思泉涌，没有打草稿，直接在考试纸上写的，一气呵成。完了，又写了另一篇。完了，还剩下10分钟，我写了一首诗。”
　　后来，邓贤的高考作文《青松赞》在《云南日报》刊出。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上学之前，他就在学校出名了。他晚去了一个星期，学校已经根据他的履历，确定他为年级党支部书记。写作课老师又把他的高考作文作为教学范文。
　　5年“更夫”成了条件反射，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宿舍第一天早晨醒来，他习惯性地跳起来去敲钟，“差点从高床上摔下来”。当他看到同学们都在睡觉，看到“这世界上还有不出工的地方，觉得很不平等”。这种心理错位居然整整一个月才调适过来。
　　然而，毕竟学校才是邓贤最应该去的地方。在学校，他如鱼得水。
　　大学时期，他疯狂般练习写作。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这一年，他一鸣惊人。他用一周的时间，把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明姑娘》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云南台播出受到欢迎，又在中央台多次播出。后来，他的这部电视剧处女作获得首届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
　　同时，这一得意之作也意味着年轻人的莽撞：它未经著作权人航鹰的允许。许多年后，人到中年的邓贤对此深怀歉疚，他说自己很希望有机会对前辈作家航鹰当面道歉，说一声对不起。
　　1987年，邓贤要调回成都了。他对知青的命运一直耿耿于怀。当时的感觉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请了两个月创作假，揣了两百块钱，准备开始他的知青历史的写作。可是，他在搜集素材途中，改变了主意。
　　他发现了抗日战争的旧战场。那是一座山，山之陡，达到60度。满山战壕，坦克壕、雕堡，松树上还有弹痕。这是他父亲的战场，这里牺牲了2万军人。父亲属国民党远征军，他从来没有向邓贤讲过他当年的抗争。他想，才过了40多年，历史不仅被扭曲而且被遗忘，连儿子都不知道父辈的牺牲。作为知青，不过是劳累，比起战争算什么，比起父辈算什么，比起战火中的青春算什么，父辈的英勇抗战关系着国家的存亡，而我们呢？邓贤感到个人在历史面前的苍白渺小。他说，“我在山顶上坐了一天，我就从那儿站了起来，长大了。”
　　他决定写他的父辈。1990年，邓贤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记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历史的《大国之魂》，获得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
　　但为邓贤赢得更大名声的，却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知青梦》。接下来有《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共5部纪实长篇小说。邓贤出名了，他被称为“知青作家”，甚至被称为“知青代言人”。
　　
　　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知青情怀，是邓贤永远的烙印。
　　人生是这样乖谬，憎恶和缅怀，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邓贤认为，知青运动完全是一场破坏，如果说要找一点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带去了一点都市文化，一个赤脚医生，一个会计，但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而不是知青下乡的形式。知青是强迫去的，跟志愿者组织不一样。所谓“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也不满意”。就个人选择来说，“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认真地生活过……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但是，邓贤也“感谢生活”。书写那段历史，成为他个人的历史任务。那里也成了他的一种精神联系，他至今每年都要回云南好几回，当然也少不了去看当年生活学习的地方，去看“干妈”，那些曾经互相照顾过的人。
　　邓贤用极大的热忱去描写知青的命运。为了写那一群知青中的“极致”――带着输出革命理想去缅甸打仗的知青，他两次深入缅北山区，深入那些在外界传说中异常危险和奇异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带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后有《中国知青终结》。“终结”二字不是邓贤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作家，他书写历史，而对知青的历史认识远未终结。
　　不过，邓贤认为他有激情过度的时候。他说，因为当时太激动，《中国知青终结》这本书“写得太使劲，太投入了”，还可以写得冷静些。
　　知青是邓贤永远的激动。邓贤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个充满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称“不爱哭”，但有时却会哭得没有收拾。《中国知青梦》出版以后，去鲁迅文学院讲课，讲到盈江农场的故事――一个女知青在床上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睡着后油灯引起火灾，烧死10个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上海女知青。她们共同拥有一个半圆形的坟墓，朝着上海的方向――的时候，“本来挺平静的”，结果，“突然悲从中来说不出话来，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儿嚎啕大哭了半个小时”。
　　曾有年轻学者批评过他的作品“自恋”。邓贤说，“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恋。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质量’更高。我爱知青，但是，知青曾经很无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中坚，有重要的领导干部，有社会学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没有科学家。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
　　邓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太热爱文学了，我是一个终生的文学爱好者”，已经50多岁，功成名就的邓贤，提起文学二字，还是初恋般地深情。他没浪费过时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学理想靠近。
　　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弃了一切别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学的路。大学毕业，选派给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当秘书，他没有去，因为那条路可能不通往文学；1985年，堂兄从美国回来，帮助他去美国留学，但是，他不知道当作家还去美国干什么；1996年，有机会移民加拿大，“更觉得没有意思：我必须守住我的母语”。
　　直到现在，他一边教书，还每天早晨写到下午，写作时间超过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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