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　我就是一堂吉诃德

　　 　　1963年，他是河北省的高考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却成了豫东平原某农场的杀猪匠。 　　“文革”初期，他是北京大学名噪一时的红人，位列聂元梓之后，号称“北大第一嘴”，但一夜之间，却主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出红卫兵组织。
　　1974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背着85条“反动言论”，被投进看守所，本以为必死无疑，却在1979年安全释放。
　　15年后，他成为主办河南大河报的四大元老之一，是这份中原地区第一都市报的灵魂人物，却在其鼎盛期无奈离开，在同仁看来，这“标志着一份报纸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他也像那些理想满怀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做新闻的地方，东奔西走，最极端的例子是居然在一年之内连跳３家媒体。
　　去年8月，这位61岁的老先生，就任河南商报顾问。他当“顾问”，既顾且问，亲自采访、亲自写稿，然后亲自编版，依然是带着一帮年轻记者，继去年10月捅出“巨能钙含双氧水事件”，今年3月又率先报道河北“聂树斌冤杀案”，以至于有人评论“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新闻，全让老马给做了”。
　　老马，就是马云龙。这位以非党人士身份一直主管新闻的大河报原副总编，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向有“狂人”、“怪人”之称，但私下里，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却因其狂和怪，亲切地称之为“马老爷子”。
　　
　　从造反派领袖到青年农民
　　
　　所谓命运，不过是人生中诸多偶然的累积。
　　马云龙之所以来到河南，并且成为今天河南新闻界的扛鼎人物，和4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飙席卷全国，北京大学成为全国运动的风暴眼，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脱颖而出。这位曾经的河北省高考状元，博览群书，兼具口才，大小集会频频露面，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北大第一嘴”不胫而走；进而作为北京大学惟一学生代表，进入首都红代会常委会，成为14名常委之一。虽然不久之后，这段经历让他终生懊悔，但当时，年轻气盛的马云龙一时领风气之先，饱尝灵魂革命、思想斗争之快感。
　　但是，随之而来的一场武斗，将他从“斗出一个新天地”的梦幻之境拉回残酷的现实。1968年3月28日深夜，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率先向“井冈山兵团”发起攻击，大打出手，是为全国高校“文革”武斗之始。“3?28武斗”暴露了所谓“革命”的另外一副真实面目，马云龙大梦方醒，第二天早上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声明：即日起辞去红代会所有职务，彻底退出红卫兵组织。
　　自此，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目变成彻头彻尾的逍遥派。上午泡在寂静冷清的图书馆，啃读列宁全集；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晚上则和来自各系的逍遥派们辩论政治、议论时局、交流读书心得。这种“神仙”般的日子持续到1968年底的毕业大分配。
　　军宣队控制下的毕业分配，一切变得非常简单，军代表手中名单一念，数千名学生踏上行程，分赴祖国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马云龙卷起铺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太康县解放军第一军的部队农场，打土坯，烧砖瓦，盖房子。然后，他被分配在炊事班，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杀猪。
　　两年之后，“学军”结束，按照全国统一政策，这批大学生理应分配工作，但患有“意识形态过敏症”的河南却执行了更左的政策：“学军”之后再“学农”。
　　农场里的七百多名大学生就像“老三届”中学生一样，进村入户，插队农村。马云龙这次被“分配”在长葛县南席公社古城村，开始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又是两年过去，1972年“学农”结束，这批早就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就地找工作。有门路的去了郑州和许昌，马云龙举目无亲，他的去处是长葛县教师进修学校。
　　从首善之区北京到豫东平原农场，继而是不为人知的古城村；从红卫兵领袖到被改造的大学生，到农场炊事员，继而荷锄而作的青年农民，最后是县进修学校教员――虽然依旧关心时事，虽然坚持晴耕雨读，马云龙还是深深感受到了政治风潮对于个人命运的无情播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于昔日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如今散落各地厂矿村寨的马云龙们，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当副统帅林彪命殒蒙古的消息传到河南，正在学农的大学生们惊诧莫名。马云龙说，“我们当时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愤怒和屈辱，是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和屈辱。”
　　同时，农场就业、农田耕作的最底层经历，则促使马云龙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开始用怀疑、审视甚至质疑的眼光打量他所厕身的这个世界。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立的姿态，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牢狱之灾
　　
　　1974年底，马云龙在大小场合的言论被好事者收集起来，计85条，随即被上边定性为“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他旋即被隔离审查，然后确认为“现行反革命”，1975年1月10日，他被关进看守所。
　　先是在长葛县，后又转到许昌专区，一关将近两年，就是不判刑。看守所的“待遇”不如监狱，吃不饱饭，见不到家人，马云龙忍受着“火烧火燎一样”难以抑制的饥饿，忍受着独居囚室的煎熬。更糟的是，铁窗外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传来的全是坏消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他渐渐地绝望了，感觉自己出不去了。
　　“那几年经常夜不能寐，只是在琢磨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才能有人的尊严。甚至动过念头，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他们五花大绑勒着脖子押赴刑场。此外，就想如果有机会，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内容。”
　　事态仿佛如他所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马云龙在里面的感觉是“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他忽然被叫起连夜提审，主审员换成了法院院长，而且是连轴转不间断的审讯。他意识到“凶多吉少，可能要杀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马云龙拿出当年的辩论本领，以法院院长为听众，将那些“罪状”挨个反驳，直将每次提审变成了辩论会。连续6天下来，85条“罪状”还没过一遍。
　　10月6日，也是在一夜之间，审讯突然结束。“三天之后，站岗的卫兵悄悄打手势告诉我，中央抓了４个人，他问我知不知道哪４个，我明白了，告诉他是王张江姚，他很惊讶。从那天开始，只要他站岗，他就从食堂偷偷给我带馒头，从窗口扔进来。”
　　“四人帮”虽然打倒，但马云龙尚有12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因此，他又在号子中度过了两年“不杀也不放”的日子。
　　1979年初，马云龙被告知“免于刑事起诉”，1月19日，他走出许昌地区看守所，两个月后平反。
　　他将恢复自由的1月19日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有关方面曾打算把他树成“张志新式的与‘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他三言两语就回绝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再被左右，只想要自由。
　　他又回到了长葛县，这让当时的县领导甚感为难：“你虽然平反了，但我们县这些年大会小会批马云龙，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邓反右倾、1976年批四人帮，都要把你马云龙捎上。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呢？你还是走吧。”
　　马云龙去了郑州，当年一位农场同学介绍他到省图书馆工作。５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还是由同学的推荐，他调进河南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一年，马云龙整整40岁。
　　
　　“苍蝇老虎一起打”
　　
　　自1968年兴冲冲来河南，已经16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年届不惑。但是，失去的只是懵懂，得到的却是彻悟；变化的亦只是容颜，不变的仍然是激情。
　　他自告奋勇去老山前线采访；他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长沙漂流，并且策划组织了黄河漂流队，和那些血性男儿一起出生入死，被他们尊为“政委”。更为难得的是，进入河南日报不久，在党报体制内，他屡有“出格”之举，有一次竟将考试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
　　因为强烈的道义担当，底层生存所赋予的民间立场，以及对新闻的挚爱与执著，马云龙很快赢得同行的敬重。
　　1995年2月，在领衔创办洛阳晚报之后，马云龙重回河南日报社，与王继兴、庞新智、马国强3位昔日同僚一起，共同筹办大河报。当时的郑州报业市场上，郑州晚报一家独大，年广告收入8000万元，而偌大的河南日报只有3000万元。4位主办人抱成一团，豪气干云，决心夺回市场霸主地位。
　　马云龙的职务是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他带领着同样理想满怀的编辑记者，以这张新报纸为阵地，东拼西杀，“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大河报之所以会有爆发式的发展，两年之后全面超过郑州晚报、奠定中原老大地位，马云龙等4人及其麾下的那批年轻的新闻信徒们，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初创期弥漫整张报纸的那种冲动与激情，仍令后来者怀恋不已，有人甚至直接将其称为“马氏风格”。
　　“马氏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那是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上，一位颇具声名的报社老总说，现在舆论监督环境不甚理想，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马云龙当场反驳：“错了！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也许有时候打不了老虎，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他是这么说了，他更是这么做了。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第二天，这条破天荒的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
　　类似的事情多了，“马云龙一见好新闻就兴奋”、“马云龙做新闻，六亲不认”之类的说法开始传开。甚至有部下在办公室当着马云龙的面，半是玩笑半是感慨地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堂吉诃德！”马云龙闻听此言，哈哈大笑。
　　回想起来，马云龙带领众弟兄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可能是张金柱，以至于直至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
　　1997年8月24日晚上，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醉酒驾车，将苏氏父子撞翻，11岁的苏磊当场死亡，父亲苏东海卷入车底，被张金柱的座驾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
　　从这天晚上直到第二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马云龙贴身指挥记者江华等人，对此案做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4个月下来，发行量一路飙升3倍。
　　但是，成也在兹，败也在兹。就在马云龙心无旁骛、带领部下步步向前之时，他的路也越走越窄。
　　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商厦一场大火，305人亡于火海。马云龙坐阵指挥，以《悲惨圣诞夜 横祸降洛阳》为题，当夜将这一重大新闻独家发出，受到有关方面批评；
　　2001年2月27日，刊发《靓女包围医改会》，捅出中国医药界痼疾，某部门大为光火；
　　2001年3月26日，转载新华社稿件《周口外商气得直哭》，被斥为“损害河南形象”；
　　之后，他再也没有迈进大河报办公室的那个门。
　　
　　再返江湖
　　
　　大凡受过牢狱之灾、半生困顿的知识分子，无外乎三种归宿：一是被整怕了，从此闭嘴，安度余生，甚至开始风花雪月；二是矫枉过正，要以今天之左来掩盖当年之右；第三类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反而更加义无反顾。
　　屡挫屡奋的马云龙当属第三类。
　　离开大河报之后，他回到河北老家，侍奉年迈卧床的父亲，略尽孝心。之后，他重返江湖。
　　但是，他无处可去，于是流浪和跳槽成了这位老报人的无奈选择。
　　他担任过香港文汇报河南办事处主任，独家报道了柘城县农村艾滋病；他甚至还南下珠海，为珠海晚报出谋划策；直到去年8月，他才在河南商报稍微安身。
　　接下来就是“巨能钙含双氧水”、“聂树斌被冤杀”、“任文辉冤狱”等一个个重大新闻，从这个不甚为人所知的报社连珠炮般地捅出。
　　河南新闻界的人都知道，站在这些报道后面的，就是马云龙。
　　2004年11月16日下午，在记者初稿的基础上，马云龙亲手编写、五易其稿的调查报道《消费者当心：巨能钙有毒》确定第二天见报。巨能公司河南分公司经理来到马云龙办公室，开口承诺只要稿子不发，给他个人100万元，至于报社要多少可以自己开价。马云龙不露声色，沉着应对。一小时后，来自某要害部门的说情电话打了进来。
　　马云龙决定编版印刷流程提前3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报社所有人员下班回家，同时安排网络编辑迅速向全国100多家报社传送稿件，争取第二天全面开花。
　　当天深夜，商报的主管单位负责人接到指令，指派5个激光照排人员赶来强行改版。但是，整个商报社人去楼空，3层办公楼漆黑一片。有马云龙坐阵，他们来晚了。
　　与此同时，编辑记者们下班之后并没回家，而是兴冲冲赶往印刷厂，运送报纸。
　　第二天清早，当看到费尽周折的报道终于重磅推出，有的编辑记者激动得哭了。
　　此后，巨能公司声称河南商报诬蔑中伤，要动用法律手段。马云龙有理有据，毫不退让，随即写出7点声明；同时，他带着大河报和郑州晚报的记者，千里迢迢，赶往天津和河北沧州，一路调查，从生产车间追到供货基地，不仅掌握了巨能钙含有双氧水的铁证，更调查出使用工业级双氧水的确凿事实。
　　不过，巨能公司却偃旗息鼓了，马云龙策划的第二轮报道才未发出。据说，为了打官司，巨能公司请了多位专家仔细研读稿件，结果专家的结论是“这官司没法打。”
　　今年1月19日，郑州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北在逃嫌疑犯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的消息。2月底，河南商报记者从警方得知，王书金主动交待自己曾在河北省广平县犯下一起强奸杀人案，但广平县警方却称此案已破，“凶手”聂树斌早已于10年前被执行死刑。
　　闻听此信，马云龙当机立断，带领记者赶往河北广平，前后去了4次，遍访聂家父母、办案律师和河北警方。3月17日，河南商报头版头条《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将这一沉年冤案兜底托出，舆论一片哗然，3天之内，新浪网的网友评论高达7万多条。
　　碍于种种限制，重归江湖的马云龙无法全力出击。
　　很多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新闻，而是如何才能继续在新闻一线安全地呆下去，如何不失去现在的机会，不致再次“流浪”。
　　因此，他把自己的目标压得很低，“巨能钙调查、聂树斌冤杀案，这样的新闻，两个月做出1个，一年能做6个，就是我的理想”。
　　至于亲自采访、写稿、编版、写评论，马云龙认为是“为了自己良心上的平衡，同时也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没有努力过。”
　　
　　性情硬汉
　　
　　还是在大河报时，马云龙有一张“工作照”，背景不是办公室，而是郑州街头。光头墨镜、T恤衫牛仔裤，腰间配一腰包，身后是麾下几位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他本人双手叉腰，站在马路中间，面目冷峻，威风凛凛，势不可敌。
　　他的昔日部下都知道，这只是“六亲不认”的马云龙，并不是“让人喜欢”的“马老爷子”。
　　首先，马老爷子一有好新闻就兴奋，一兴奋就要和大家喝个痛快。马云龙自己也承认，“总编不过是个记者头儿，活干完了，干高兴了，弟兄们一块喝酒去！”
　　1995年10月15日，1岁半的小女孩李恒掉进建筑工地深达8米的地桩洞里，300名民警展开了几个小时的大营救，大河报摄影记者陈更生拍回了独家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之后，陈更生很兴奋，但是，马云龙比他还要兴奋，连声叫好。当整整3个版的现场图片报道全部编妥，马云龙从家中拿来两样东西，一手拎着的是剑南春，另一手是一条三五烟。
　　其次，老爷子雷厉风行，作风硬朗，有时急了还会骂人。
　　1998年1月12日上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金柱死刑，马云龙离开法院时已是9点多，这时当天的大河报还没上报摊，就在等这条消息。在回报社的车里，马云龙用手机给编辑部口授稿件，有一个词说了几次，编辑都没听清，马云龙那个急啊。同车的刘书志说，“云龙急眼了，那个词重复一遍就骂一句‘傻B’，他连骂了6个‘傻B’！”
　　2002年底，大河报举行春节团拜会，邀请马云龙参加。马云龙在河北老家侍候重病的老父亲一年了，几乎没在郑州呆着，也就答应了。他没想到的是，编辑记者们一见推门进来的是一年半没见面的老马，全体起立，鼓掌10分钟！
　　和马云龙共事近20年的刘书志深知，新闻硬汉马云龙也有温情的一面。
　　2001年5月马云龙离开大河报之后，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于是和报社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关起门来喝酒。刘书志亲眼看到黯然神伤的马云龙无法自持，两度落泪，“突然地痛哭，涕泪长流，然后又突然地收住眼泪”。
　　马云龙自称，在郑州他有3个生活圈子：一是同事和部下；二是因为特殊经历结识的民间思想者；第三就是“报社看大门的、司机班的司机、印刷厂的师傅”。在第三个圈子里，他们都叫他“马哥”，一见面，“马哥，喝酒去”，“马哥，最近有事没有？有没有谁欺负咱？有的话咱打他去！”
　　因为采访聂树斌案，他去了4次聂家，并和“可怜的”聂父聂母结下感情。他告诉两位年迈的老人，等到聂树斌平反那一天，他会专程到他们儿子的坟前，为他扫墓献花。
　　在报道周口二级警督袁文龙被山西临汾关进冤狱一案时，他再次承诺，只要袁文龙获释，他就要亲自开车把他从临汾接回周口老家。
　　还是在河南商报，在编写一篇无良中介将无辜农民骗到海外做苦役的稿件时，看到这些中原农民沦为“现代农奴”，他潸然泪下。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马云龙则被视为“狂人”和“怪人”。
　　多年以前，马云龙就有了副高职称，此后，他一直拒绝参评。2000年，社长和总编强令他参加。谁也没想到，评审会上，轮到马云龙个人自述时，他开口就说：“这评职称在我眼里就像大街上耍猴的一样，敲一声锣，猴子就得翻一跟头。现在你也别敲锣，我也不翻跟头。它对我什么也不是，评上了我不高兴，评不上我也不会难过。”
　　15分钟的个人自述，马云龙三下五除二把这些意思讲完了，又是扬长而去。
　　采访结束时，记者和马云龙有一段对话：
　　“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非常不满意。”
　　“在河南这么多年，你孤独吗？”
　　“非常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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