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

　　时间：2001年12月20日（周四）晚7：00

　　地点：电教报告厅

　　主讲人：黄平（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读书》杂志主编）

　　讲座内容：

　　我今天要谈的很多问题其实大家平时都思考过，都受到过困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究竟现在社会科学有没有遇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形成了对社会科学所遇到的危机的讨论，尤其是对十九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这套社会科学提出置疑，但是我总感觉最近这十年才是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外显化的时期，因为这一段时间社会学危机比较明显，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当然，十年以前我们也看到人文科学有点被社会科学边缘化了，但主要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社会科学，包括以前的一些很重要的学科，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似乎都不像二战后前三十年那么举足轻重了。

　　在二战刚结束的那三、四十年里社会科学所具有那种给社会的孕育、发展、变迁和治理提供合法性、提供依据和提供阐释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似乎正在丧失，它越来越让位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乃至于财会、金融、计算机等技术科学或自然科学。在国内我们讨论的比较多的当然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就好像是别的社会科学学科被经济学所取代，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经济学也遇到了不少的挑战，因此，不仅人文学科有一种失落感，人文学者被边缘化了，其它的学科也遭受了挑战。前不久有一群在自己的领域里比较有见识的社会科学家们联合起来，写了几篇文章，形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开放社会科学”。这本书很小，但是它探讨的问题正好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奠基于十九世纪，在此之前就有了社会思想、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等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纪产生的。

　　社会科学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基本制度框架的产物，也是为这个框架和制度提供合法性和依据的主要源泉。这个框架就是民族国家体系。在十九世纪以前，世界并不是按照民族国家的体制来组织的，很多地区的小封建制国家或者殖民帝国存在的时间都很长。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国家，即那种拥有权益、边界、领土等东西，有自己的国民经济、国家防务和国家安全，以及在这个框架制度下存在的国民待遇、国民权利和国民义务等，这一套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就在欧洲奠定了基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区和人民都陆陆续续被组织到了这个框架下面。

　　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原来所描绘的那种边远的、落后的和土著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它们在二战后都经历了一个独立的过程，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本来是要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宗主国和争取独立，但是它们独立以后也基本上都复制了前宗主国的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本土上所建立的那一套社会组织形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都被组织到了国家的框架里，政治、法律，乃至于艺术、教育和知识文化的再生产也都成了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这个有机部分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独链条，因为它提供了国家赖以立国的合法性和知识上的源泉。所以知识的再生产不只是一套传授技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教育，由于近代以后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组织趋于集中，所以知识的再生产和传授也具有这么一个特质。学校之所以要建立小学，从技术上说就是以为有很多东西都必须趁早学，等过了一定的年龄学起来就很难了；
有些知识必须连续地学，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还有一些知识，特别是那些关于现代社会的知识需要集中地学习。这三个技术要件使得现代办学成为必要，但这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通过教育把每个人组织和培养成为具备一个国家公民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人格力量的人，并且应该能够成为国家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方面，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是社会科学最有影响的时期，很多人都怀有这样一种非常虔诚的想法：我们要像认识自然那样来认识社会。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他主张建立一个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要像认识月亮、地球，认识植物和动物那样来比较我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这种理念除了真诚和执着的追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过程本身也就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再生产的过程，这而个过程除了要像认识自然一样去理解社会、寻找可能存在的社会发展规律之外，事实上也是不断地把社会生活的知识组织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里来，并且要把它合法化，让大家不知不觉地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早期的社会科学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其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现代社会科学和所谓的现代社会可以说是孪生的关系，一个是另一个的产物，另一个又促成了它的发展。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第一次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人们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想要建立关于社会的科学，那时候我们以为可以以这种方式认识社会，但是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社会科学家们都没有意识到的，整个社会从银行到金融，从生产到交换、到流通、到消费，一直到人们的日常就业等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大萧条的时代，这个时代第一次给社会科学提出了最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本身其实也促成了社会科学，特别是某些社会科学的成熟和合法化，最典型的当数经济学了，其次就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后二者使得这三门学科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形成了社会科学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有了它们，整个社会科学就被建构起来了。到后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社会科学的贡献，所以在解决了就业、需求不足，以及由于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等问题之后，社会科学就确认了其合法性。

　　第二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六十年代整个世界上兴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反战运动等，这种运动对社会科学的建制和它的基本理念、基本组织方式提出了挑战。这其中包括越南战争、妇女问题、种族问题，也有最古典的传统的工人问题、就业问题等等。除此之外，社会科学家们自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传授的那一套知识系统其实并不是大家理想的那种具有普遍性的范示，实际上，看上去最具有自然科学特色的那些社会科学的定理、公式、原则和方法其实是根据一些很特殊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情境总结出来的。比如说总结了一套西欧发展的规律，就得出了一套关于经济、关于社会和关于法治的理论阐释，而这种阐释一旦产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性的特色，就像定理、原则那样，至少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那种普遍主义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对某一特殊地区的某个特殊时期的某一些特殊现象的总结，这种对于特殊现象的总结是否具有普遍性本身就是值得疑问的，到二战后六、七十年代它就遭到了第二次很大的挑战。这次挑战也促使社会科学领域里引入了一些新学科，它们过去要么根本就没有被纳入国家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么就是被设置在非常边缘的细琐学院里。

　　社会科学所遇到的第三次大挑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整个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重新界定自己、重新界定社会生活的一个阶段，正好在这个时候，社会科学家们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甚至我们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能把它说清楚了。一方面，冷战结束，人类重新迎来了一个普遍主义、和平与全球化的时代，另一方面，原有的社会科学说辞、范示、方法、假说和理论全部遇到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来阐释它。社会科学合法性遭到了置疑，所谓的“边缘化”不只是某一个学科、某一批人，或者说这一批人的训练是否到家的问题，有些人的训练和素养很好，但是他们也遇到了如何来阐释今天的社会生活的问题。而我认为，我们不妨用“全球化”这三个字来描述当今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

　　尽管“全球化”这个字眼在目前还是很有歧异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很清楚的说法，但是用它来描述有几个特色：第一，“全球化”这一现象不是某一个学科专门研究的独特领域，比如说，生产、交换、消费以及流通等等社会科学领域都是经济学所研究的特殊领域，但是“全球化”这一现象至少迄今为止还不是哪一个学科专门来研究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全球化”是几乎每一个学科都会碰到的。第三，不管对“全球化”的批评和怀疑有多少，甚至有人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全球化，它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它所讲的那一切早就发生了，而且五百多年来一直在发生，但是全球化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十八世纪以来、启蒙时代以来，乃至愈文艺复兴以来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所形成了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就是民族国家这一形式真正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来自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局部，或者是对一个国家的挑战，而是一组跨国的现象：从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到信息，很多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都不仅是在国家层次上组织和策划的，有很多种组织形式具有跨国的特色。

　　尽管“全球化”这个词意义并不明确，但我认为这它对当今社会科学提出了最大和最重要的挑战。原来的社会科学都是民族国家建制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为民族国家提供最基本的知识源泉和合法性，但现在有很多现象不再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发生：在经济上有了跨国企业、跨国产品，资本在国与国之间得到越来越频繁和大量的流动，技术呢，越来越多的技术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现象。而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信息方面了：有人说经济早在十六、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了跨国的因素，特别是一些不承认全球化的学者认为，经济早就有了更大量的交换、贸易、流通等，但是说到信息，恐怕是到了二战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从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其总量的多样性和跨国的特色是以前的时代所没有的；
而信息当中当然包括我们所说的知识和知识的再生产，越来越多的知识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所特有的，也不再是根据某一特殊国家所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这种从经济、资本、技术、产品一直到信息的跨国现象，对于我们三百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才能说好的难题，这已经不只是某些学者、某些学科的素养、调查研究和经验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国家体系三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认识世界、阐述社会的基本工具都失灵了，也就是说这种挑战是由世界本身的变化所导致的。

　　回到社会学领域来说，原来我们一直认为，社会有两个基本要素：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而且我们一直把社会流动想象成是完成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间环节。就像对于个人来说，有些知识要早学，有些知识要连续学，有些知识要集中学，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是你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里打基础，但是这时候你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还没有职业，到了三十、四十之后，你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建立了你的家庭并拥有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地位中可能还会有一些结构的不同，存在现代的官僚制度结构，但是它很是很确定的，即流动本身是为了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所以，我们的最后一个假设就是，不管社会怎么变，说到底万变不离其宗，或者最后总会进入一个相对静态和相对结构化的体系中去，而现在社会学所面临的环境是：流动本身成了常态，不再像人那样二十岁以前生活是不定的，过了三十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就连建制本身也是变化不定的。

　　拿企业来说，原来只要有一个MBA，在上海就能在比较好的企业找到工作了，但也许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这家企业有从上海转移了，而且公司转移比个人转移还要容易、频繁，这种转移无疑会给上海带来一定程度的高失业，这种现象在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由于诸多原因，跨国公司本身转移了。这意味着你以前对自己人生发展的预期、设想现在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你的大学文凭不再能够保证你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而且这种不确定跟历史上的那种自然灾害、疾病和战争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由抽象的制度本身的漂移和动态造成的。已经不再是个人的知识有没有跟上时代、或者个人的选择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的个人，不论其学术背景和知识训练如何，都遇到了一个不断变动的时代。

　　“全球化”时代除了经济的跨国流动本身的不确定性，除了资本、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等的流动之外，还带来了一个国家怎么管理的问题。实际上十九世纪就是以国家形式来组织生产，所以我们把经济叫做国民经济，把经济还原到以国家的名义来组织的，现在有了大量跨国的经济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组织的，在企业里工作的个人可能在上海或者其它城市的公司工作，但是公司本身已经不再是national economy当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学的一个假说也遇到了挑战：一个现代经济的确立会有一批现代企业家和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构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议会民主选举、公民的权利等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基础，即选民对政治的参与；
但是当这些企业本身已经不再属于国家的时候，即使还有相当一批人在从事管理、从事经营和技术，他们已经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是变成了跨国的中产阶级、跨国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等等，人们的身份认同逐渐多重化，这种多重身份和多重认同同早期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假设的基本制度框架发生了矛盾。

　　以前最基本的框架即市场经济都是在国家这一层面发生的，因此市场的出现导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组织、以国民经济相对应的中产阶级等等，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逐渐有了现代政治和现代民主体制的基础，因为他们遵纪守法、按期纳税、具有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但是随着跨国现象的出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挑战的不只是像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贫穷落后国家，实际上发达国家和整个国家建制本身都遭到了挑战，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遇到了怎么对付跨国资本、跨国技术、跨国信息和跨国产品等诸多问题。比如说跨国的经营者们，他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等，其民族性越来越淡，而流动性和跨国性则越来越强。

　　可见，现在我们遇到的，不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流动的时代和风险的时代，或者说是不确定性，而是说有没有另外一套组织框架来适应、解释并重新组织这种大量的新信息、新技术和经济生活。二战结束后，各国吸取教训而建立了联合国，但联合国基本的组织方式还是以国家为前提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商、沟通、谈判与合作，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大量的现象已经在非国家或者跨国的层面发生了。所谓跨国层面，不仅仅是指一种产品从美国到中国，它可以在地区间、城市间发生，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的很多东西也带有了跨国色彩。全球化不但超越了原来社会学所研究的范围，原本我们研究的是人怎么从传统到现代、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关系，以及更多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们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而跨国的空间则是无限的，我们日常活动交往的半径早就超出了原本存在的狭隘的物理和地理空间。

　　所以我认为，当前遭受挑战最多、最大的是实际上还是整个国家体系，正是这种体系本身所遇到的挑战使得作为国家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和为国家体系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社会科学也遇到了挑战，比如说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国民经济就遇到了挑战，政治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国家也遇到了挑战。由于这样一种挑战，“全球化”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在谈论，但是人人都不知道怎么谈的问题，人人都在说，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区分：现在有没有哪一种现象真正是全球化的；
目前有没有一种比较占主导地位的对全球化现象的理解和主张，这种主张通常都是很微观的，比如说从经济的角度切入，比如说拥护或主张全球化，比如说在提全球化时被讲的最多的实际上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有很多人对这些观点都持反对或至少是不拥护的态度，他们认为全球化不只是经济全球化，也不只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全球化也不光是应该推动和拥抱的，等等。

　　那目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关于全球化的相对简单、相对片面化的主张呢？我认为这和冷战的结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了，以前最大的民族国家体系框架下的矛盾好像一次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以国家形式来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组织国防、国民经济，赋予其公民权利与义务，所谓的社会主义体系从一战以后苏联出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此后似乎国家体制就一次性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就迎来了一套套的对全球化的解释，有人叫它“globalism”而不同意说“globlisation”，等等。

　　现在一说到“全球化”，就容易让人想起技术、经济等好处，所以大家都认为要去拥抱它。而事实上冷战结束所提出的新问题已经超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来意义上的分歧或者苏美之间的争霸的范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经济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跨国公司，另一个就是与跨国公司相关的一整套社会宣传、鼓动等媒体的运作。媒体本身现在已经成了第二大跨国帝国，第一大跨国帝国是跨国集团、跨国公司，第二大跨国帝国就是组织和释放信息的媒体。媒体和经济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我们人呢，还继续被组织、界定和认同在原来的国家框架里面，所以我们自己遇到了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不仅是1997年遇到的金融风暴，也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中国家，不只是所谓的东方古国遇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这一挑战仍然存在，只要有原生的传统文化和西方后起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但反过来说，西方文明并不完全是连成一块的，而且即使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受到了来自新的跨国公司、跨国经济等的挑战，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东西抬头。也就是说在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都遇到了来自全球化挑战，全球性的媒体和它本身的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一个很紧张的关系。

　　我倒是比较同意有的人觉得不要对全球化过于迷信，其实有些东西是古已有之的，罗马时代就有了帝国时代，后来又有了十八世纪的经济扩张、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都已经具有了全球的性质。二十一世纪以来也有一些新东西，比如说信息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它给所有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提出了挑战，可能相对而言挑战不是那么尖锐的就是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但是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遭到了大量的跨国现象的挑战，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如果一味地讲经济全球化，而忽略人的全球化，人的跨国、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时代的流动，历史上有过很多流动，但那些都是某一时期内某一些人的迁徙，还没有能够形成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全球化的人口流动，而且政府都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个案来处理，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大量的跨国侵袭的资本、技术和产品流动，我们怎么可能把人拴在原来意义上的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行业范围内呢？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最典型的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其原因不只是狭义上的因为城乡存在经济的差别，而在于信息的作用，或者说是由于信息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些差别，城乡差别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着。现在的各国政府基本上是消极地、被动地、用个案的方法来处理为数有限的跨国流动，这种处理有两种：一种就是高级的科技、技术人才，各地都在抢着要，另一类就是大量的没有技术、没有资金、衣衫褴褛以及所谓缺乏教育的人。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这种现象使得目前的国家体制，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法律体制、移民体制都受到了冲击。

　　更大的一件事就是最近发生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新挑战，因为冷战结束的一个假设就是最大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没有了，迎来了一个和平的时代、没有敌人的时代，或者是历史终结的时代，但实际上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着。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哪一批人干的，而在于究竟产生恐怖活动的机制是什么，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即使解决了这一次恐怖活动，但是下一次从任何一个角落里又会产生一次新的恐怖主义。所有恐怖主义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以国家的形式来组织的反抗，以前的战争总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恐怖主义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以国家的名义来组织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用比较个案的办法来处理恐怖主义的。

　　社会科学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技术科学，以前有很多问题是要靠社会科学家来解决的，现在则越来越多的是由自然科学家们解决的。因为要规范组织社会生活、要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所谓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和生态状况等有关系，而不只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跟政治、宗教、文化和艺术有关，这种情况下，好像自然科学的那些方法更能够进入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也给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困惑，就是说：咱们还有存在的地方吗？社会生活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吗？有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没有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所学的可能都是关于国家框架下面的社会生活，那种知识早已经过时，姑且不说这一点，即使光看现在自然科学的解释、说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套作法和影响，就使社会科学的合法性遭到了置疑。

　　社会学家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说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在抢我们的饭碗，而是说这门学科本身所存在的矛盾，由于很多学科被制度化、专业化了，被包裹的很精美，另一方面，

　　就变得与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特别是跟不上全球化的时代。现在每一年都会召开很多次学术会议，但是他们很大程度上说的都是远离战后、尤其远离冷战以后的变迁。历史研究当然是必需的，不管是中世纪的、罗马的，还是清代的历史都需要研究，因为历史跟今天还是有关系的，历史学科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学科，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多进城打工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社会科学家们说了什么，那些进入跨国企业的高级工程师们就更不在乎了，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也不理会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那我们还要社会学科干嘛呢？

　　而这个挑战早就不只是中国的科学家遇到了，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有很多人是挺有学识的，可是学科专业化迫使他每年要发表很多论文，他自己的专业反而没有时间去研究，而是不得不按部就班地按照规定去炮制那些所谓的著作，结构他的精力、智慧和闪光的东西就湮没在那些跟别人一样的繁琐工作中，而那些所谓的著作又根本没有人看。还有一些人是被专业化的制度束缚住了，现在国家要求教授们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稿子，我觉得这种作法背离了原来把社会现象当作自然科学一样去认识的精神，我们怎么能要求教授以年为单位作学术论文呢？

　　除了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之外，还有一个大挑战就是全球化的文化所构成的挑战。现在中国早就不是像满清时期那样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是要亡国灭种、还是要中体西用，抑或是全盘西化的问题。现在早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其实后发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和发达国家发生碰撞的问题，但是后发的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还遇到一些很普遍的、世界性的东西。费正清指出，当中国还没有完全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时，世界体系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体系，因此我们遇到的就不仅是像八国联军时代、甲午战争时代那种一个民族国家的挑战，而是所有的民族国家同时遇到了一个全球化文化的挑战。

　　所以我认为挑战应该是双重的，但是处在落后、和正在建设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容易把它还原为西方文化或者美国文化，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叙说。其实这种叙说是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它漏掉了另外一个可能更大的方面——全球性的文化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英国文化好还是美国文化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传统文化都遭到了挑战。传统的英国文化欣赏的可能是莎士比亚、雪莱、狄更斯，是英国绅士的那种贵族文化，对于现在出现的新现象，他们也有一个适应、不适应，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反过来说，现在全球化的领头军并不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今最红的歌星是台湾的、韩国的、日本的，或者不知道是哪的，也无所谓是哪的，我们的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和流动化了，现在的体育、吃喝等变得如此重要，原来的社会科学框架已经无法解释了。

　　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身份的多重性，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把这个当成自己的理想，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体育明星，但是没有几个人会梦想去当体育明星。身份的多重性也表明，原来那种静态的、某一种身份的确定性如今变成了一个很模糊、头疼的问题，很多人都处在无所谓角色的精神状态下，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民族国家建设上来了，建设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代国民、培育一种人格。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使每个人都具有了多重角色，所以原来民族国家体制下的那种教育方式及其对个人的期望等都遭受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也超出了从满清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我们如何回应西方文化、儒家文明怎么对抗伊斯兰教文明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在研究比较资本主义、比较文化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就很有可能是跟时代和社会现实脱节的。我们不是要以功利主义为原则来处理社会知识再生产，但是有很多东西确实需要加以改变，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总的说来，当前社会科学提供知识和提供合法性的作用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社会科学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能够被人们认可的社会存在的合理理由，它就将失去其安身立命的基础。相反，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如果能够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其研究基本上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困惑找到答案，那么它的根基就会比较牢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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