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真正的撒旦——后冷战时代的战争利益集团

　　据说那场骇人听闻的大爆炸中出现了一张撒旦的邪恶脸孔，这真让人胆战心惊哪，看完那张照片，我吓得魂不附体！

　　然而我固执地相信一点：在人类制造的大邪恶、大灾难中，如果寻根究底，总是能够找到失去控制的某种公共权力的巨大身影。在历史与现实中，公共权力才是最大的绞肉机，真正的撒旦！和它以“国家的名义”吃掉的人比较起来，恐怖分子杀掉的人再多也可以忽略！

　　恐怖分子的恨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那么在眼下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一种比较特殊的、任何国家都有的利益集团：战争利益集团，以及其附着的公共权力——号称“神圣”的国防军事武力及其经济政治的支持系统。

　　这是一个生来就以战争为摇钱树、以和平为利益死敌的利益集团，他们到处点燃狼烟、煽风点火、以强权暴力四处树敌，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却打着“为了国家安全利益”的冠冕堂皇、人模狗样的招牌。

　　——在经济学上，他们是在自己给自己制造“需求”。越是制造动荡不安，战争利益集团就越有理由膨胀，然后就更有能力去挑动更大更多的动荡与不安——这是一个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可怕的恶性循环。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他们制造出敌人，敌国的战争利益集团同时也就具有了相同的利益取向，他们有一种默契——赚钱的默契。这种默契真令人思之不寒而栗！

　　事实上，有些战争简直就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

　　战争利益集团，乃是人类的一大发明。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类往往被自己的伟大发明搞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好比渔夫放出了瓶子里的魔鬼，却不知道怎么把魔鬼收回去——现在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焦头烂额。

　　自冷战结束以来，山姆大叔长期纵容偏袒战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甚至把它凌驾于美国真正需要谋求的国家利益、安全利益之上，其在各种重大决策上的短视、幼稚和愚蠢已经到了颠三倒四、歇斯底里的程度。

　　终于，在“911”的大爆炸中，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利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撕成了碎片！——在这个骇人听闻的“911”面前，政客们一向“大义凛然”地标榜的所谓“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顷刻间成了一个巨大的笑柄，残酷的笑柄！

　　面对这一幕，我的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自食其果”——但这其实并不准确：美国的老百姓苦了、哭了，战争贩子们却笑了。有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美国自食其果”而幸灾乐祸。如果不对撒旦给予强有力的遏制，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最终成为这场金钱游戏中的牺牲品。毕竟，地球太小了，她背负不了这么多的自私自利与滔天罪恶。

　　下面简单地分析一下“撒旦”得以撒野的原因：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多元化特质往往不能有效地遏止某个利益集团对公众的公共利益的冲击，这个问题，美国人自己恐怕是最清楚的了：

　　卓越的管理思想大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管理领域的领军人物彼得·德鲁克（PeterF. Drucker)在其《管理：成功的问题》一文中以“新多元论”为标题对美国式的现代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予以了深刻剖析：

　　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是所谓“并存多数（concurrent majority）自由价值观”，最警惕的是极权主义以及相应的个别利益集团的极度膨胀导致的对其他集团的压制。然而在考虑相应的应对措施的时候，由于其价值观本身对个人和单个利益集团权益的尊重和对极权主义的高度警惕，若采用扩大公共权力的国家主义、整体主义的办法，并不能为美国人所普遍认同和

　　接受。

　　于是，美国采用了一种偏重于限制公共权力的、带有放任色彩的做法，即：首先，尽量加强对政府的约束，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同时，对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发展都予以支持，保证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会被其它某个利益集团所压制。任何一个集团都拥有相当大的否决多数人决定的力量——它不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但它必须能够防止

　　别的利益集团将它们的意志强加到它的身上。这样，就能在同一个社会中形成多个强势集团，其力量的多元化使得彼此间动态地相互制衡，以此来保证每一个集团都不能变得太强盛而“仗势欺人”。政府则主要充当“守夜人、仲裁者”的平衡者角色，其权力受到多方的制约。

　　德鲁克同时指出：美国的新多元论还很不完备，事实上“它使得如此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得以诞生，以至于政府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更不用说谋求公共利益了”。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能使政府作出的改革努力化为泡影——这正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

　　当公共利益与某个利益集团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严格限制的政府无法象东方国家那样直接地动用强大的公共权力来压制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以达到平衡。结果每个利益集团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只能由政府通过相当有限的间接平衡手段来完成，因此要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显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花费很长的时间，

　　有时还免不了出现长时间的反弹。

　　也就是说，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美国更看重个人和任何局部，而不是象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那样“看重”所谓“集体”和“整体”。因为美国的价值观认为，东方的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虽然挽救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却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剥夺了人们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丧失了对公共权力的任何控制，并且给国家带来了滑向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而这，恰恰是他们所最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的价值观一向认为：集体是由众多个体构成的，因而集体是为个体存在的；
公共权力存在的意义是为每一个个体服务；
不能有效保障个体权利的“集体”和“国家”在概念上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里并没有为美国式的体制辩护的意思（事实上对它做简单的价值判断并没有什么意义）。恰恰相反，正如彼得·德鲁克指出的那样：“必须以某种方式，让公共利益从本位利益的喧嚣、冲突中超脱出来”——但这恰恰是美国式的多元利益集团政治的代价：对公共权力似乎有些“过分”的高度警惕和严格约束反过来增加了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难度。

　　至于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德鲁克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只是说“除非整个社会的管理阶层，将公共利益与机构肩负的特定使命的统一，视为自己的工作”——这听起来当然不错，但它根本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说了也等于没说。

　　——也许这就算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吧！

　　美国的聪明和美国的愚蠢，美国的可爱与美国的可恨，以及我们对美国的种种复杂的、难以言述又难以理解的感受，其根本原因都在这里了。

　　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它却给美国社会留下了军队、军工企业等“战争利益集团”高度膨胀的遗产。如何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消化冷战遗产，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美国“并存多数自由价值观”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911”之后，鼻青脸肿的美国，将不得不直面这一严峻考验。

　　那么新多元化会不会造成美国战争利益集团失控性地恶性膨胀，甚至反过来埋葬掉美国的“并存多数自由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有理由持一种较为谨慎的乐观态度。新多元论尽管并不完备，但它在遏制美国滑向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毕竟是卓有成效的——只要有这个前提存在，公共利益总还是有最终战胜个别集团利益的希望。只是在这种多元化背景下，美国要完全消化冷战遗产恐怕还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作出大量的艰苦的努力。

　　看看克林顿吧，他老兄促进巴以和谈、朝韩对话、中美友好，甚至企图抵制导弹防御系统。以他的表现，无论如何也算是个明智的、负责任的领导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也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吗？

　　可就是这样的好人，在企图遏制国内战争利益集团的时候栽了跟头——尽管今天我们知道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阴谋，目的只不过是要他向保守派妥协。

　　唉，现在的小布什，还不如老克呢！看他那表现，我们恐怕不能对他的能力期望过高。

　　愿美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今天，为了捍卫他们一向引以为豪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为了这些他们历来无比珍视的伦理价值，他们必须与撒旦顽强斗争——只不过这一次，撒旦在他们国内。

　　这将是一场极为严峻的斗争。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人民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对那些动不动就以“国家的名义”行事的人和事保持高度的警觉——这决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甚至，不仅仅是针对战争利益集团——一切公共权力，都在警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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