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荆：新保守主义冲击中美关系

　　认清在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本质，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经济上的开放、改革和让步，并不能化解美国新保守派在政治、外交上对中国的敌视。

　　美国外交为什么总是包裹着这么厚的道德油彩？

　　对一位外国观察家来说，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观察家来说，美国华府的外交政策及其辩论，令人吃惊地带有“去政治”的色彩。在中国、法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外交政策问题属于典型的政治问题，他们的外交政策语言，都是政治性质的，在中国，政策还是历史的映射。而在美国，作为政治的外交，则总是以道德的面目示人，其外交政策的辩论，似乎像道学家们布道，义正辞严，颇类似耶稣在山上的训诫。

　　确实，建基于宗教情怀上面的道德关怀，是美国外交最与众不同之处。最早到达北美大陆的那些人，就自命为赋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选民”：“他们也是一个整装待命的民族，明显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约瑟夫·盖尔《清教传统》）。他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在这个国家，外交家的语言从来就不如道学家的语言受欢迎，因此，外交语言总是要穿上道德的外衣，才拥有更多的说服力。正如斯帕尼尔所言：“要想唤起公众对国外冒险的支持，就必须把这种国家体系下争夺权力和自身安全的斗争，想办法说成是为实现最高理想和价值观念的斗争。美国从立国之始就自认为是一个后欧洲社会——即一个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方面堪称旧世界光辉楷模的新世界……所以，只要美国能把现实政治说成是理想政策，就可以去实现其现实政治，这也正好符合美国执行外交的国家风格。”

　　就现实政治层面来看，联邦的对外政策似乎呈现为钟摆一样的周期性节奏。共和党保守派被民主党自由派取代，然后，民主党自由派又被共和党保守派取代，强硬之后，接着要温和一些，现实主义的接班人，总是理想主义。然而，在这种周期性钟摆式运动中，总是有一个枢轴，那就是道德支撑。现在，克林顿政府被认为是温和的、开明的，小布什政府被认为接受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但是，克林顿政府出兵科索沃时说的话与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时说的话，就很难说有什么差异，即使学究气十足的学问家也很难辨析出大的不同。评论家们之所以总是使用“革命”这个字眼，原因差不多只是他们太过健忘罢了。

　　实际上，只要看一看美国满地的教堂，就大体上可以理解美国外交为什么总是包裹着这么厚的道德油彩。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传统和保守的国家，尽管美国是现代各种先锋试验的发源地，但是，那些令人目眩的实验不过是翻滚在静流之上的泡沫而已。然而，我们并不是说，宗教都主张对外战争，都支持强硬的对外政策和海外冒险，不是的。在美国的教堂中，我有几次听到牧师批评布什的外交政策。宗教对外交的意义，只是指，宗教的善恶意识构成了美国文明和美国政治的核心价值。在当今世界上，似乎只有美国才总是用邪恶一类的词描述别的国家。也似乎只有美国才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其中的原因，就写在教堂的尖顶之上。

　　二战以来，教堂的尖顶上写上了民主二字。民主制度变成了“准宗教信仰”。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的民主历程》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贫穷、困苦、工业落后会使任何国家的人民变得不那么热爱和平，不那么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更倾向于成为美国的敌人”，基于这一假设，“美国人对‘应该如此’与‘已经如此’这两种概念是一贯混淆不清的”。他还说，新的对外援助哲学“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传教的场所，看作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战场”。

　　被保守的“小圈子”劫持的布什政府

　　《国家评论》的专栏作家约翰·德贝西瑞对我说，在他的杂志社，一说到里根，大家就崇拜得不行，提到他，“我们都想跪下来叩头”。这位专栏作家的话，形象地揭示了当前的保守主义与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的血缘关系：在《国家评论》看来，里根的保守主义同布什的保守主义，没有根本的区别，笼罩着布什内阁的所谓新保守主义，究其源流，与里根的保守主义，乃一脉相承。

　　布什政府被认为是当代最保守的一届政府。而为这届政府提供思想支撑的，则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因为有“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支撑，因此，布什政府还得到了“最有思想”的一届政府的雅号。为布什政府提供思想的思想库中，最著名的，当是“新美国世纪计划”。

　　在华盛顿1500余家智库中，很少有智库像“新美国世纪计划”这样享有骂名的。在华府的政策圈子中，在美国新闻界，在世界各地的专栏作家和国际政治专家中，流传着一个布什行政当局被一个阴谋小集团劫持的故事。与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名字有点类似的“新美国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的话很有代表性：“世界上惟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现在是由一个小集团控制，它既不代表美国公众的意见，也不代表主流的外交政策权威人士的意见”，这些由保守派构成的小圈子“充分利用了布什的无知和外行”。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由这个小圈子制定的，国务卿鲍威尔陷进了他们的包围中，正是这些人，推动了伊拉克战争。新美国世纪基金会的副总裁Steven C.Clemons也对笔者表示了对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批评立场。在《国家评论》6月16日的封面文章中，拉姆士·彭努如(Ramesh Ponnuru)几乎重述了林德的叙事：布什是一个无知和缺乏经验的总统，一个新保守派阴谋集团劫持了他，即使像布什政府的那个“热情的门神”，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无法阻止他们。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布什政府的批评者中，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写到：“如果我所知道名字的25个人在一年半之前被流亡到一个荒岛上，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

　　弗里德曼在这里暗示的，大概是“新美国世纪计划”最早的那些签名者，他们正好是25个人，这25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长年登在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网页上。他们的名字，不只是为弗里德曼所知道，一般公众对他们的名字也不陌生。比如，在这份名单中，有副总统切尼，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沃茨，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刘易斯·莉比，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阿伦·弗里德伯格，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以及著名学者如福山、唐纳德·卡根、诺曼·波德霍雷茨等。所有这些布什班子里的核心人物，都列名于“新美国世纪计划”，因此，确实可以这样说，如果他们在一年半之前被放逐到一个荒岛上，伊拉克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布什总统大概也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成为新保守派人士，就属于鹰派人物

　　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第十七大街。其办公室设在著名的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大楼里。这或许表明了新美国世纪计划与企业研究所的亲密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自70年代以来，一直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在其办公室的隔壁，是著名的《旗帜》周刊。而目前担任这家周刊主编的，就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核心人物，该计划的发起人和主席威廉·克里斯多尔。《旗帜》周刊被认为是目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

　　新美国世纪计划成立于1997年，当时还是民主党当政，它的那些发起人大多还处在在野状态。然而，五年之后，这些当年“投掷石块的革命党”成了显赫的政府要员。他们的构想，成了美国政府的政策。

　　在华盛顿新美国世纪的办公室，我与这个思想库的执行主任加里·施密特进行了交流。他对我说，在布什的班子里，有三个人对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人是副总统切尼，他在9·11之前就已意识到美国的安全问题，面对恐怖主义的袭击，美国人非常容易受到伤害，而且美国政治制度使它彻底预防恐怖袭击变得非常困难。第二个人物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前他在国会专门负责防止武器扩散，这个委员会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根据他在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研究，武器扩散与以前不同，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拥有发展大规模武器的能力和知识，武器扩散成大面积、快速度进行，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所以要把事情终止是不可能的。第三个人是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他80年代就在政府工作，他目睹了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沃尔福威茨80年代在政府中的经历，使这届政府十分重视民主的传播。这届政府在民主体制和大规模武器扩散之间建立了联系：由于民主制度的扩散，使得武器的扩散比较困难。这三个人，构成了布什主义的整体：美国特殊的安全问题要求先发制人；
恐怖主义与国家的结合，恐怖国家大规模扩散武器，要求采取政权更迭的办法对付恐怖主义；
最后，民主是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的办法。

　　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显然并没有脱离美国保守主义主流。他们是一批提起里根就准备下跪的人。从布什的思想班底可以看出，这些人早在里根时期就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当然，如果没有９·１１，他们或许不会如此显赫，但他们会在其他方面显示自己的存在。《国家评论》的专栏作家在谈到里根的保守主义与布什的保守主义时说，两者“在根本上，在哲学上”没有分歧，指的就是这一保守主义主流。他们在每一届政府中都存在，作为鹰派而存在，正如新保守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多尔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新保守派人士，就属于鹰派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想要把威力和教化的使命结合起来，是理想的戴高乐主义者。”

　　中美关系将在波浪起伏中发展

　　新保守主义有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

　　９·11之后，中美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两国关系呈现出阳春景象。但是，这种阳春景色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呢？能持续多久呢？根据我的观察，这种阳春景色正面临了重新检讨的压力，其中的原由，一是即将来临的总统竞选，二是美国保守派骨子里面对中国的看法。

　　《国家评论》的专栏作家在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用了一个十分传神的评语：对中国表示“小心谨慎的感激”。首先是感激中国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这名保守派作家接着说，美国担心中国会利用美国的感激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感激之前加上了“小心谨慎”这个形容词。这位作家的话最清楚地概括了中美两国之间那种若即若离、乍暖还寒的关系。把他的话转换成国际关系的词令，则是：美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需要中国的支持，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但是，在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美国对中国抱有深深的疑惧和担忧，从长期趋势看，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新保守派中出现了重新评估中国的趋势。曾在1999～2002年担任“新美国世纪计划”副主任的托马斯·唐纳利，在５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概括了布什主义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强调说，重要的还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约翰·格什曼在评论唐纳利的文章时指出，这篇文章表明新保守派重新回到了中国问题上来。他还说，布什政府任命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著名新保守派人物阿伦·弗里德伯格担任负责安全事务，就是仍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征象。

　　美国《洞察》杂志在７月８日～21日一期刊载迈克尔·沃勒的分析文章，作者认为，布什政府正在改变对华政策。文章指出，布什政府内外的思想者都开始把中国看作是一股危险而又时常无所畏惧的力量，“如果整个美国都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美关系肯定要触礁”。

　　这种重新评估中国的趋势是新的吗？我想，恐怕不是。要对中美关系有一个准确的看法，就不能回避美国保守派外交构想的基本支撑，也就是要把握建立在宗教和道德意识之上的外交传统。短期的战略需要和经济需要，无法撼动这一根基。

　　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冲击

　　那么，新保守派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根据我对保守派的接触，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他们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我问：中国真的在崛起吗？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加里·施密特和约翰·德贝西瑞的回答是：是的，是在崛起，中国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

　　２、“中国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们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而对于转型的方向，则没有把握。他们明确地表示，对中国感到担心。加里·施密特说：“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布什担心中国。”他还说，他们的第二个担心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发表了大量的东西，研究怎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非常手段和方法达到目的，这使我很担心。他认为，布什上台后改变了对台湾的模糊政策。“如果出现大陆军事对付台湾，美国一定要介入，这就是白宫的政策。”他评价说，“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政策”，“排除了猜测，恐惧，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３、他们对中国的转型，持悲观的看法。加里·施密特说，如果他是中国领导人，就会把中国界定成地区性大国。施密特和德贝西瑞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要吸取德国1866～1914年的转型和日本20～30年代的转型失败的教训。

　　４、影响中国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历史屈辱感。德贝西瑞说，历史屈辱感是一种病毒，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从肌体中排出。他说，1814年，英国人把美国白宫给烧了，但是，现在美国人见了英国人没有谁提这件事。而到了中国，中国人总是说，英国人把我们的圆明园给烧了。他承认烧掉圆明园是一种罪恶，但是，他说，到了一定时候需要忘记。

　　如何“看”决定着如何“待”。新保守派眼中的中国形象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基调。

　　在中美两国内部，都有敌视对方的人。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一般基于与宗教相连的道德感，而中国对美国的敌视则是与历史和政治相连的敌对，这样的敌视基于我们长期建构起来的近代中华民族的经历，基于民族屈辱感而来的忧愤和抗争态度。如果比较一下，可以说，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之根基要深得多，难以改变得多。一般来说，美国新保守派似乎并不在意来自中国经济方面崛起的压力，经济上的竞争关系，他们是认可的，也是准备接受的。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敌视在短期内很难化解。我们即使在经济上采取让步的政策，也难以达到其他方面化解分歧的目的。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还会在波浪起伏中发展。两国关系中，减震的力量和强化冲突的力量，都会发展，盲目的乐观和过分的悲观，似乎都不足取。对我们来说，现实的态度，应当是：明确震源，尽量减震。要看到分歧的实质，即震源在哪里，把震源剥离出来，不要用其他的问题强化震源的能量，比如，不要把经济方面的分歧错误地当成震源从而强化震动。同时，也不要认为消除了经济方面的分歧，通过经济上的让步、合作就可以消除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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