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崇美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

　　我想从中美关系谈起今天的话题。因为现在围绕伊拉克事件发生的种种争论的主要背景，还是对于美国应该如何认识，对于中美关系应该如何认识。长久以来，这些都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是民族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战的主战场之一。

　　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权，美国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多重复杂的含义：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帮助最大，是中国经济产品的主要外部市场之一，自1972年以来，它在与中国战略上相互利用的同时，还对我们发出了理念上（也就是意识形态上）极大的善意，希望我们最终演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正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的方向，也是有利于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的方向。中国社会自身转型的目标之主要方面，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享有充足人权的生活，最少遭受种种人造枷锁的束缚。在实现这种转型的进程中，美国的政治文明是我们仿效的主要目标，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真诚地向她学习自由民主知识，应该敞开胸怀接纳她善意的理念输入和直言不讳的人权批评。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民族应有的气度。

　　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超级军事强权，它为自身基本的国家利益而动，又为溢价的、有时候是非分的霸权利益而动。这些为霸权利益而动的行为，有时（比如在台湾海峡地区）就和中国的国家安全发生冲突。自1996年以来，中美之间发生了多次高危摩擦，1999炸大使馆，2001中美撞机，都对中国在战略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令中国人的自尊受到了一定的挫伤。一部分地缘政治的专业研究者认为，这些事件的背后，代表着美国对中国正在增长的实力表示恐惧，它在继续支持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同时，欲在地缘战略上未雨绸缪，运用其强大的军力优势，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规范和限制，希望再度复兴的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一个以服从和依赖为基调的伙伴，不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产生重大挑战。

　　上述两个方面，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

　　作为一个持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言说者，我认为，中国一部分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理解中美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迷失，他们只愿意看到上述中美关系“硬币”的正面，而拒绝正视“硬币”的反面。美国文明的确存在着众多新颖、积极的内涵，对于一些人的亲美，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些人由亲美进而走向过分的崇美，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待中美关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利益不加剥离和区别对待，一概地加以合理化认同；
而把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一概地视为专制者的话语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以为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在这个极端上滑得很远，甚至把美国美化为自二战以来一直都是全球道德英雄，连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都代表着正义的一方，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又是多么人道，等等——这种思维，无异于美国的国家主义历史观的中国摹本。虽然，这种思维的出发点，乃是对专制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叙事阻挠全球普适文明的传播深恶痛绝而作出的反拨，其立意可能非常严肃，但这种在中美两国利益的客观分立中，脱离了中国本位，走向美国本位的思维，完全迷失了自我，也偏离了基本的理智。它和它所坚决反对的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思维，恰恰构成了两个偏执的极端，它们都是极权时代崇尚黑白二分法的哲学不自觉的继承者。这两种颇为粗鄙的思维范式，居然在今日中国大陆都拥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不能不令人惊异。如果说，前几年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么在这次伊拉克事件中则是过分的崇美主义盛行一时，它增添了本来处于愚民统治和民族主义误导下的民众对来自西方的政治文明的疑虑，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思想界亟需矫正的一种偏差。

　　对于民族主义，我同样地持坚决的拒斥态度，主要理由如下：1，民族主义以集体目标和集体利益为归宿，必然要对正当的个人权益产生挤压和侵蚀。2，民族主义把国家和民族予以神圣化，而在全球时代相互依存状态下，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已跃出国界进入对方腹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必然要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社会，人权要高于主权。3，民族主义的泛滥将诱导众多的非主体民族谋求民族自决权，这将破坏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内地理依存，诱发高危的民族冲突。

　　我要着重强调，地缘政治考量不是民族主义，它基本上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操作理性。我曾经提出，我们应该在向英美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注意引进地缘政治等辅助性的操作理性，把英美主流的“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国家哲学，改造为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国家哲学。这样经过自由主义改造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将建立在“相互依存”和“公民国家”等基本理念基础上，强调人权与主权的同构、外交与内政的关联。它谋求的是在一个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的自由国家的基础上，发展强大的国力，在全球范围内，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战略博弈，实现人民和国家的最佳权益，而不是无边地追逐国家的最大利益。同时要用实力和信用去支持世界和平，去推动人道的、程序化的国际规则的建立。

　　我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能够在进行理念演绎的同时加大对操作研究的投入，能够摆脱传统士大夫的清议习气，至少对于操作研究给予相当的尊重。自由主义只有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中，才能实现本土繁殖和思想原创。如果研究的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在重视自由、人权等首要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变量的实际影响，不能重犯“用意识形态压倒一切实际考量”的错误。

　　具体到伊拉克事件中来，“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将使我们能够正视事件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的因素。

　　我想说，萨达姆倒台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个专制暴君和战争狂人的完蛋乃是伊拉克人民的一大福音，我想绝大多数人对此不会有疑问。但是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案，而是包含着多重个案在内的整个世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游戏规则。正如一个村子里有一个流氓，对所有人都造成了伤害，后来被一个强人出面给杀掉了，大多数村民都会感到高兴。但问题在于，这样不通过公共司法机关，不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来铲除邪恶，甚至有些惩罚过当，符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会不会给其它人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

　　许多赞成美国的战争行为的，相信的是一种实质正义论，这是一种梁山泊好汉式的道德哲学。有人说联合国软弱无能，坐而论道，根本无从谈论什么程序正义。但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联合国多次在重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这次我们也看到了，法国在最后已经做出了退让，给一个月时间作最后通牒，姑且不管法国这样做是否丧失原则，但它的确是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形成实质正义和合法程序相对磨合的一大契机，却被布什政府轻率地拒绝了。

　　美国拿不出发动战争的充足法律证据。它在战前施压的理由是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一当发动战争，就以“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为标榜。的确，按照美国今日的战略思路，专制制度被认为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在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的。这一观念不无道理。但是，“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仅是美国众多的目标中的一种，其最直接的和主导性的目标，还是防止一个与美国结下了深深的仇怨的政权在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对美国实施911式的报复，另外，美国是否还想把世界第二大石油国家培植成为一个土耳其式的军事盟友，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美国的战争意图明显是多重的，一些欢呼民主消灭专制的人士，单单挑出其中之一的目标——“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作为这场战争是否正义的评判性证据。显然是在把复杂事物给简单化，在运用“意图伦理”来遮盖美国在“责任伦理”上的巨大阙失。

　　非洲刚果刚刚发生千人以上的屠杀，据一个美国救援组织称，在最近22个月中，刚果国内有230多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不仅按照“民主解放专制”的理论，而且按照“人权高于主权”的信念，美国都应该领导联合国出面给予军事干预，可是美国好象没有看见，这样并不是说法德中俄都做的比美国好，他们同样没有采取大的动作。所以，用意图伦理去美化美国的道德形象，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一些眼里只有“自由民主”的人士来说，回归常识理性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就是常识理性。“在绝对正确的自由民主之上，还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流血的战争是令人哀悯的，一个没有充足理由的战争更是不值得欢呼的。911炸死的美国人是人，在伊拉克，美国飞机炸死的平民、机枪扫射的汽车上的7名妇女和儿童、在反美游行示威中被打死的十几个民众，都一样是人。在上帝、真主和大自然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

　　美国是自私的，并不是说法德中俄就不是在为自己打算。这本来应该是一场首先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进行的大国博弈游戏。法德中俄对美国没有提供充足理由就想获得联合国的战争授权的企图给予阻挠，虽然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新意。这涉及的是对于超级强权的国际制衡问题。

　　英国自13世纪以来通过多次战争和流血，创造出了代议制民主。这一伟大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在代议制民主的具体操作背后，站立着关于对权力实施制衡的伟大思想，它的哲学前提，是不盲目相信人的善意，而毋宁假定一切权力都具有滥用和谋取私利的倾向，只有从操作体制上加以程序化的制衡，才能使权力体系走向规范和文明。这一伟大的哲学是支撑今日人类文明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它不仅适用于对政府权力的议会式制衡，还适用于众多的、几乎一切权力存在的场合。在国际关系上，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权，其压倒性的军事暴力构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权力，存在着严重的滥用的倾向，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对它的行政系统向外使用武力拥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那往往发生在美国军人出现大规模伤亡之后，在此之前，美国的民族自私往往会遮盖良心发现。同时，在军事强力机构内，还存在着一些民意、甚至文官系统都监控不到的“死角”，比如重大的政治和战略阴谋，再比如象驻南韩美军轧死两个女学生，被军队绕了几个弯子后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也是严重违反美国的法制精神的，难道美国总统就愿意这样因为公开违反法制而破坏重要的战略关系么？所以，权力天然具有作恶的倾向，只要制衡的机制没有建立，它就会肆无忌惮。

　　除了以往大国间的实力制衡，这次法德中俄在联合国展开了程序制衡的尝试，这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开了一个先例，这先例现在是用来约束美国，但将来会用在一切挑战合法程序的蛮横国家身上。正是由于领头的是标准的西方民主国家，所以这次程序制衡的尝试能够撇开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如果用新的意识形态把其中的积极意义给抹杀掉，无异于用一个万能的标准答案做僵化的教条，去阉割不断变化的新生活。

　　我理解许多人为战争喝彩，目的是为了反讽中国内部的专制。想一想吧：1980年代的人们不敢直接向专制开战，只好假借反传统文化来反专制。现在的人们拼命地用伊拉克独裁者的下场来暗示国内专制者的命运，除了小国与大国自主命运的力量不对等外，其中包含的外来军事入侵的辅助前提更是显得不伦不类，并且有损于民族尊严。我很不欣赏这种扭曲战术。这种诡而不正的文化权术主义，总是用一种所谓的主要目标遮蔽了丰富的多元价值，实效无多，后遗症却很大。

　　我们也不必那么脆弱，一对美国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就担心干扰了向美国学习自由民主的大局，担心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或者担心干扰了国内反专制的大局，这种过分紧张的思维让我们想起了什么？我们应该建立健全的心智，培养对于复杂事物和多种对立的思想兼容并蓄的襟怀。自由主义应该成为温和的、成熟的、经得起风吹浪打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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