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两由之]花开花落两由之的意思

　　鲁迅的生死态度和生命哲学肖像 　　 　　1936年10月19日,一代大师鲁迅先生离我们而去,留下的是无穷的伤痛和未解的谜团｡7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去费思于“如果鲁迅再活得长一点”的假设,因为对于死生,先生有自己的态度和决定,而生命的消逝并不影响精神的长存｡
　　
　　鲁迅的决绝态度
　　
　　鲁迅带着大彻大悟的决绝,匆匆归复生命所从来的大化,距今70年矣｡“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其间不知有多少人如此设问,不知包含几多感慨与揣测｡还有,20世纪末重新热闹起来的有关鲁迅死因的争议｡可惜,无论是耽误说还是谋害论,都没有足够考虑到鲁迅本人的意愿――先生愿意多活一日吗?
　　好生恶死,人之共性,且以中国文化为甚｡“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古书与白话》),对此鲁迅痛加斥责｡
　　决绝,除此二字无以概括鲁迅的生命态度｡
　　临死前不久写出的《死》,明确交待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对妻儿未来生活也有直白的指点｡这正无妨视为鲁迅的遗嘱｡看透生死,习惯死亡,实在是鲁迅区别于凡人的本质所在｡唯其如此,鲁迅重病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不遵医嘱,未去休养,病情稍见好转即行写作,活到五六十自以为赚了“外快”｡明了于此,对鲁迅病重仍坚持延请医术平平的须藤大夫,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往往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态度”,鹿地亘所见极是:“鲁迅先生在临近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丝毫的沮丧,忧愁,他坚忍不拔的意志更加快了工作速度｡”(鹿地亘《鲁迅――我的师友》)鲁迅亲身实践了他的生命哲学｡
　　
　　鲁迅生命观的形成
　　
　　纵观鲁迅的生命观,在三味书屋所受魏晋文学熏陶是其文化的源头活水｡魏晋文学充满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生命嗟叹,曹丕倡导“未若文章之无穷”,更是策略地颠覆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序列｡魏晋文学的自觉,实乃生命之觉醒｡少年时代的魏晋教育早给鲁迅播下了另类的文化种子｡
　　但是,遭遇亲人的死亡更能震撼稚嫩的心灵｡
　　鲁迅8岁时,小妹端姑出生十月夭亡｡那时鲁迅已不再懵懂,端姑病笃时他在屋隅为妹妹暗泣｡1892年曾祖母去世,无意中撬动了周家老宅的基石｡在京为官的祖父周福清(号介孚)千里奔丧回乡,因为周家子弟科考“走门子”行贿败露,被系入狱｡生死的惶惑与恐惧从未如此近逼,鲁迅随母亲逃往娘家安桥头避难,大受刺激｡介孚公被判斩监候,周家于此进入了长达7年的生死等候的焦灼期｡
　　待死之人命偏硬得狠,而富于青春､韶华之年的亲友却不期然地死去｡介孚公系狱的第二年秋,鲁迅的小姑母(康官)产后患产褥热病逝｡父亲承受着科场无望而老父又命在旦夕的双重煎熬,在祖父入狱当年的某一天突然吐血,终于1896年死去,年仅37岁｡两年后,鲁迅赴南京读书,在等候开学期间回乡参加县考,遇四弟椿寿夭亡｡
　　四年后,鲁迅远渡东瀛,留学日本,一待八年,于兹华族危机与生命觉醒形成异质同构,在济世中实现超众以致“不朽”,这是鲁迅的人生设计,“幻灯片事件”是又一起生死事件,它促使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启蒙民族精神,也为了个人的文学自觉｡
　　西哲存在主义的文思,克尔凯廓尔､尼采､安特莱夫､迦尔洵､望?蔼覃等人的作品,进一步充实了鲁迅的个性主张,为此他拒绝成为革命党暗杀行动的牺牲品｡鲁迅对自己有更高的期许｡
　　辛亥革命后,鲁迅北上为教育部部员,经历南北议和,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这一切让鲁迅深有幻灭感｡再加上包办婚姻的失意,时有病痛作怪,家族死亡阴影随之浮上心头,使其倍受煎熬,1924年已成就文名的鲁迅,仍向北大学生李秉中流露了自杀的念头｡李秉中亦有自杀倾向,这就叫同病相怜｡
　　鲁迅采取纵酒､学佛､抄碑等方式进行自我排遣､自我陶冶､自我麻醉｡在成名后,又以熬夜写作来加速生命的燃烧,此与其师章太炎“速死”之道异曲同工｡他所以没有选择显在的自杀,是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更因其also a man,求生亦是其本能｡
　　
　　从死火重温到花开花落两由之
　　
　　在北京后几年,鲁迅所作《野草》以诗语纵容阴郁､颓败的心情放任自流,藉此宣泄了他内心的死亡意识,完成了生死的思考,实现了文学疗伤的功能｡
　　但死火重温,关键还在于爱情的力量｡许广平闯入他的情感世界,赋予鲁迅新的生机｡这迟到的爱,对于鲁迅具有生命拯救意义｡除了许广平,还有谁过问鲁迅的生死?为此,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完全站到了学生一边;为此,鲁迅找到了生存的另一理由――“为了我的敌人”｡
　　鲁迅决定活下去,不是想做什么“名人”,而是要“玩玩”｡此外,“中间物”的历史定位,作为进化链条的一节,鲁迅也确立了“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写在后面》)的生存方式｡
　　离开北京后,之厦门､之广州,最后折至上海,并且渐渐安顿下来｡在教授与作家之间,鲁迅选定了后者,算是将爱好变成了专职｡然而,职业作家的自我定位,反倒拘限了鲁迅的自由创作｡灵感弃他而去,重写中国文学史亦因纷扰的心绪､资料的欠缺､生计的拖累而只能敛手兴叹｡
　　上海,注定要埋葬这位文化英雄｡鲁迅迅速老去,衰老得让萧军初见为之落泪｡对自己的衰老,鲁迅一方面有所忌讳,另一方面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比如,推掉一些稿约,有所不为正为有所作为｡再如,文化心态更趋沉静,不再激越于论战｡又如,生命转速加剧,想写的就赶紧写｡
　　晚年鲁迅也适当养生,嗜烟饮酒也受到爱妻的有效控制,但往年积劳向晚年鲁迅连本带息索要昂值,鲁迅疾患不断,看病的次数明显增多,但再多不过是敷衍,他自己也是个焦躁的病人,医药仅成安慰剂｡鲁迅依旧透支着生命,他在《“这也是生活”……》中已暗示自己将死于“过劳死”｡
　　但这已不是有意找死,只是遇生且活,死来即亡｡用鲁迅的话说,也就是“姑且活下去”,“姑活”不同于醉生梦死的“苟活”｡因为“姑活”,鲁迅挈妇将雏躲避“一?二八”战火,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正因为“姑活”,鲁迅不惧特务暗杀威胁,毅然前行为“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送殓――鲁迅已是“花开花落两由之”了｡
　　花开花落两由之,是生存命题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这也是鲁迅生命哲学的最高终结｡
　　
　　鲁迅创作的生死主题
　　
　　生死关怀,是鲁迅创作的一个潜在母题｡
　　晚年鲁迅承认:“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他认为此乃人之“真情”,“无赖子”无之｡
　　那确然是一个生命短促的时代,与鲁迅生命交织又先他逝去的,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死亡名单｡《朝花夕拾》对保姆､父亲､范爱农深表哀悼之意,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戮,鲁迅更是写出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与《记念刘和珍君》合成双璧,深情追悼强权暴政下殒灭的灵魂｡他还为《守常全集》作“题记”,为白莽诗集作序,更是带有“纸墨更寿于金石”的用意,花大力气为亡友瞿秋白编纂遗文集,意在接续亡友的生命｡
　　感念逝去的生命,译印先贤的作品,成为极具生命感的鲁迅行为｡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因原作者死于关东大地震;与郑振铎编辑《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那是在抢救行将消亡的制笺艺术传统｡此外,鲁迅作品中还有一些丧悼文字,如《韦素园墓记》､《?田诚一墓记》､《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死所》､《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还有那没有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织就《死》､《女吊》等黑焰文字,更是满蕴着自我的生命意识｡
　　鲁迅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但他在同生命迁逝的角力中胜出｡
　　我们现在只能假定“鲁迅”这一笔名具有NOTHING的含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寓言证实他的如此人生到头来绝非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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