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 [侯孝贤　诗意的野人]

　　你到底要拍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非拍不可？ 　　 　　今年6月30日，台湾电影大师杨德昌去世，媒体关心的，更多的是杨德昌和蔡琴的情史。在台北出席公益活动时，侯孝贤面对记者的提问，只是脸色沉郁地说了一句，“不要消费杨德昌了”。
　　杨德昌的去世令侯孝贤感伤，他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一个时代好像过去了。”
　　
　　童年往事
　　
　　1947年6月，时任广东梅县教育局长的侯孝贤父亲带着梅县的运动员到广州参加省运会，碰到正好要回台湾当台中市市长的同学，老同学邀请他一起到台中，当他的主任秘书。
　　
　　侯爸爸抵达台中后，发现这里环境不错，便把全家人接到台湾。这时，侯孝贤刚刚出生4个月。
　　起初，侯爸爸的计划只是在台湾工作几年就回梅县，但是，1949年的历史变局，阻断了两岸间的往来，他们回不去了。
　　侯孝贤在台湾一个叫花莲的小镇上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发现自己的家庭与玩伴的不同，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异乡人，一生下来就背上了客家人的乡愁，“那种孤寂感是很强烈的”。
　　13岁，父亲去世。18岁，母亲去世。19岁，祖母去世。那个看武侠小说，偷母亲的钱，混帮派，打群架，泡马子，打撞球的男孩在死亡的残酷中成熟起来了。
　　父母去世20年后，他拍了自传性的《童年往事》。
　　长长的镜头记录了他的成长之旅，淡淡的乡愁像一枚邮票，晃动在影片的叙述里。这部电影1987年获第22届金马奖原著剧本奖，同时获得第3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这时，他已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旗手。
　　
　　最好的时光
　　
　　1972年，他从“国立艺专”电影科毕业，先是当了8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员。他以为就这么一直做下去了。恰巧，当时在李行导演身边担任副导演的李融之找到他，他便到李行的剧组担任场记。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在这部影片中，他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成了他的电影的标识。
　　也是这一年，他认识了刚从美国回来的台北人杨德昌。那时，他还不完全明白这个戴大眼镜的台北人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杨德昌给他看了一些从国外带回来的西方大师的片子。
　　1982年的一个下午，台北一家咖啡厅，侯孝贤认识了朱天文。这个柔弱羞涩的女孩子后来成了他多部电影的编剧，两人一起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那一次，他们讨论的话题是要购买朱天文小说《小毕的故事》的版权，还有把《风柜来的人》搬上银幕。
　　后来，《风柜来的人》连同杨德昌的《光阴的故事》，被公认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始。
　　1989年，侯孝贤拍出巅峰之作《悲情城市》。仍然是静默的长镜头，不动声色直面动荡年代，记录着台湾“二二八”背景下一个家庭的兴衰沉浮。该片在台湾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并获得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悲情城市》之后，他的票房走下坡路了。
　　之后，他开始求变，他的镜头骚动起来，电影的跨度也越来越大。从《南国再见，南国》到《千禧曼波》，关注的是城市青年的生活；《咖啡时光》和今年的短片《红气球》，是别人的命题作文；《海上花》完全用内景表现旧上海的妓女生活。他的作品开始受到指责：太个人化、票房毒药……
　　他不在意别人的批评，他觉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
　　现在，他又准备开拍由舒淇和张震主演的新片《聂隐娘》，“讲述一个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儿因为某种原因，受世外高人指导开始学习武功，成为一名女刺客的故事”。
　　
　　10年前，在法国人阿萨亚斯的纪录片《侯孝贤画传》中，侯孝贤自在自得地嚼槟榔、吃地摊、喝老人茶、唱卡拉OK――依然是那个野孩子阿孝咕，在那片被他拍摄了无数次的土地上，朴素地生活着。
　　10年后，依然朴素――穿着白布鞋出席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话里却多了一份沧桑，“我发现自己经历太多事了，希望自己不要经历太多就变虚无，没有着力点了。”
　　11月1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的会堂里，冗长的典礼过程中，他一直瞪着那一个个走过的、花样年华的学生，竟有些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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