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８０岁这一年]高耀洁

　　“你们记者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这些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骗子，还有那些还在组织农民卖血的。要是我死了，你们不要写我，多揭发那些骗子、血头！” 　　
　　老伴走了
　　
　　屋子里很暗，到处是成捆的书，冬天的阳光本来就少，加上窗台和桌子上的花挡着光线，客厅就更暗了。已经80岁的高耀洁摇摇晃晃地走在书堆间的空地上，到厨房去热上顿吃剩的稀饭和馒头。老伴郭明久在照片上笑着，静静地看着她。
　　“等我把这些艾滋病的资料寄完，就该走了……我巴不得早点死掉，我太累了。”她说完，继续趴在桌子上喝稀饭。假牙托泡在杯子里，不戴牙托，老人的嘴周围已全都塌陷去了，馒头掰得很碎。
　　
　　高耀洁现在很少出门，只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要看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还看《新闻调查》，书和杂志堆在一张大床的一侧，另一侧被子掀开着，屋子里暖气不热，飘着股浓重的药味。每隔几个时辰，高耀洁就要从袋子里各种瓶瓶罐罐中摸出一大把药吃下去，“每天都得定时吃药，活一天是一天，一个月药钱得1000多，太贵了。”
　　2006年，越来越多的时间，高耀洁都是一个人呆在家里。这一年的4月10日，老伴郭明久走了。去世时，老伴的心、肺、肾都坏了，当时医生说动手术抢救，高耀洁说，不用了。她用手在喉部、腹部比画，这么大岁数了，再全身开刀，多活几天，有什么意义呢。
　　“2004年底，老头病了，我就很少出去。原来手头有钱，自己下乡或者雇人下乡。2005年以后，我更不能离开病房，手头也没钱了。”高耀洁以前读过《孝经》，老伴去世之后，她辟出了一个房间，设了灵堂，要守孝三年。很多人劝高耀洁，说老人80多岁去世，是喜丧，高耀洁说她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伤心。
　　老伴在的时候，总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帮高耀洁寄资料，写信封，一个摄影记者还曾拍下两个老人一起骑自行车去邮局寄资料的照片，高耀洁骑在前面，老伴慢悠悠地跟在后面。那还是哪一年的夏天呢？老郭还穿着遗照上那件白色的短袖衫。
　　照片前面插着新鲜的菊花，“十年了，我都没有好好照顾过家里。我的学生跟我说，要是她，家里肯定都有第三者了，都离婚了。”高耀洁看着老伴的照片，“他在家好看电视，老坐在那个沙发上……就是我花钱花厉害了，他要说我。”
　　
　　对吴仪：“他们在骗你”
　　
　　“好多人盼着我死，那些吃艾滋饭的人，怕我说话的人，都恨死我了！”
　　还有那么多骗子缠着她。一个村里的老支书，自己的孩子得艾滋病去世了，高耀洁去村里看他，给他钱，他还管着村里的一群艾滋孤儿，一给高耀洁说起艾滋病来，就老泪纵横……看着是个多么善良淳朴的人啊！可是今年村里的艾滋病人给高耀洁写信，她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年组织村里人卖血的“黑血站”的“血头”，而且不断从艾滋病人收到的捐款中刮钱，现在甚至在村里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了艾滋病救治协会。
　　“我曾这样想，苍天如此无知，今后我敢相信谁呢？”
　　她又说起老搭档桂希恩，“那是个老好人，心眼太好，太老实啦。那些骗子能骗得了桂希恩，她（他）不敢来骗我，我斗争经验比桂希恩丰富。”
　　“文楼村马深义现在找了一个对象，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女病人，我不去村里，可是我消息灵通得很，有人给我说。”高耀洁露出孩子般狡黠又得意的笑容，“我有线人，啥也瞒不过我。”
　　墙上还有那么多艾滋病人的照片，“我这把年纪了，那些孤儿我都交给杜聪了，要不我死了，他们就没人管了。”
　　她还想继续去村里，还有那么多人她想去看看，还有好多资料她想发给村里人。“我还没有被举报过，我值500块钱！记者值50块钱。”
　　为什么呢？原先在有艾滋病患者的村子里，如果有人举报高耀洁来了，村干部会奖他500元钱，举报其他的生人会有50块钱。
　　“我还没有被举报过呢，穷人都对我好，所以现在还没有人拿到这个钱。当地有人给我送信，还有农民会早早把我藏在玉米地里，谁也找不到我。”
　　她还记得前些年，河南有的村子里，房子东面的窗户全都堵死了，问为啥呀，说是害怕艾滋风；村东的麦田麦子全烧焦了，一问是怕有艾滋味；东面菜地里的菜全烂了，说是有艾滋气；就因为村东有个艾滋病人去世了。“就为这，要是能动，俺还得去。”
　　“某些人”是她认为的“相关机构的御用文人”。前一段时间，有人写文章称，一个妓女能感染多少例艾滋病，并附有相关数据。高耀洁就按照数据统计了半天，得出结论，全中国人很快都会感染艾滋病。她说，“这种文章的目的，就是强调性传播，来掩盖政府失职的责任。”高耀洁喜欢引用在河南流传颇广的打油诗：“乡骗镇，镇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2003年12月，吴仪会见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仍然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新浪博客里写：“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高耀洁说。
　　她还认为，“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高耀洁手头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很多来自河南以外的省份。她博客上刊登过一个叫周洪强的家长的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小板，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
　　 “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 高耀洁说。
　　让她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高耀洁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接班人”、遗嘱
　　
　　书堆里还有2006年春节没有寄完的贺年卡，那是高耀洁自己印的。在五只狂吠露着白牙的狼狗边，写着：“撕吃那些‘发艾滋财’的‘冷血坏家伙’们！诈骗艾滋财者该死！贪艾滋财的家伙死完！”
　　从1996年至今，老人自费印发了124万份预防艾滋病宣传页，2001年，她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拉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的1万美元捐款，加印成《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近些年外出讲课的收入，也多半被她用少至50元多至500元转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
　　她身体却是越来越差了。现在每天中午，她都得躺在床上睡个午觉。因胃病住院时，香港的医生朋友来看她，“非要给我请个小保姆，我不让她请，花那些钱干啥呀？我死了就死了，我都累得不行了，死了还轻松。”
　　“你们记者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这些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骗子，还有那些还在组织农民卖血的事情，这还有作用。要是我死了，你们记者不要写我，多揭发那些骗子、血头！”一激动，老人不停地咳嗽起来，声音也哑了。
　　自2003年以来，不停涌现“神奇”的“接班人”，他们给高耀洁来电话，跑到高耀洁家里，要求来接班：“您老年事已高，防艾工作需要年轻人来干，我想本人是最适合的人选，我将继承和发扬您老人家的事业。”尤其是今年，高耀洁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出后，这样的电话和信件更是络绎不绝。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高耀洁说，“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
　　老人在新浪上开了博客，字字句句都与艾滋病相关，“10月19号博客出来，10月23号在河南大学的演讲就被迫停了，他们害怕我在博客上公布的第一手资料。”高耀洁说。
　　高耀洁害怕的是那些“大发艾滋财的人”：曾有人“拿”去她所著的《一万封信》的书稿；有建筑工人给高耀洁来信，说是一起合作开艾滋病医院；有人打广告宣称“八代中医专治艾滋病”，高耀洁公开打假，最后被告上法庭，官司赢了，她却身心俱疲。
　　“我有时候想隐退，不想再声张了，不能辛苦十年，最后却晚节不保。”高耀洁说。
　　老人已提前写好了遗嘱，是托人帮忙写到博客上去的，就算戴上眼镜，她也看不清键盘敲字了。遗嘱中这样写道：“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那场离奇的官司……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黄河激流处，永远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
　　“孙亚，你帮我打开博客，看看有人留言没有？”她叫着学生，学生一个一个给她念着，念到讽刺那些反对她的人的话：“这是谁家的孩子，没教好放出来了？”她拍着手“嘿嘿嘿”笑起来，笑着咳嗽着，“这都是谁呀？写得有意思。还是支持我的人多。”
　　“高奶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要是你不在了，就更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学生念着，高耀洁什么也没有说，靠在床边上，闭了闭眼，居然就睡着了，她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只有这时候，她似乎才像一个80岁的老人。
　　下午出了太阳，高耀洁起床下楼散步，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只有小区门口的保安说：“高奶奶，你出去啦？”
　　“哎！”这个戴着老花镜的普通的老太太弯着腰，走得很慢，没有人认得出她来。阳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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