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章　“少爷艺术家”的愤怒] 法斯宾德 艺术家愤怒

　　徐元章在“上海第一私人花园”住了50多年，但判决书中，他连继承人之一都不是。 　　 　　对法院的判决，徐元章充满了愤怒。 　　“我在宝庆路3号住了50多年，连继承人之一都不是?!”9月20日，这位以画上海老房子闻名的水彩艺术家愤愤不平地反问。
　　更让62岁的他想不通的是，最近徐汇区法院的判决，把他的居住权也否定了――必须于30日内搬出宝庆路3号。
　　“我可是从7岁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啊!”徐元章说，对于宝庆路3号，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外祖父在这里置业、居住；父母在这里相识、相恋；自己也在这成家立业。
　　法律毕竟还是法律，对上海高院的终审判决，徐元章提出了申诉；对徐汇区法院判令他30日内搬离的决定，他提出了上诉。
　　但对于结果，徐元章不抱任何希望。
　　
　　豪门后代的遗产纠葛
　　
　　徐元章住的地方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纠葛，在于它的价值――上海市宝庆路3号，位于宝庆路和淮海路的交叉口，是上海市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
　　更为人瞩目的是，宝庆路3号有着上海市最大的私家花园――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
　　此花园原为一德国商人所用，后被当时的“颜料大王”周宗良买下，加以整修，重新建造多栋洋房，作为自己的居所。由于整个宅邸土地使用面积达4774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48平方米。在当时的上海，该豪宅几乎无人望其项背。
　　1946年，周宗良移居香港。
　　解放后，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满1048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周宗良的指示，留在上海的女儿周韵琴和女婿徐兴业得以人住宝庆路3号，7岁的外孙徐元章随父母入住其中。没想到，这一住就是50多年。
　　“外祖父这个决定英明啊，不然这套老宅也许早就充公了。”谈起自己入住宝庆路3号的经过，徐元章很感慨。
　　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病逝，留下了处置包括宝庆路3号在内的遗产分割协议：妻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当周宗良儿子、女儿这一代也要相继离开人世时，周宗良的遗产分割日益成为众多后辈的心病。
　　2002年6月，周宗良的三媳妇周遂良等7人向上海市一中院递交诉状，将周宗良二儿子的女儿周广仁、养女周平等16个子孙告上法庭，要求解决宝庆路3号等几处不动产的遗产分割问题。
　　“为什么要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宝庆路3号呢?因为继承人众多，意见不一致。”徐元章说。
　　让一些继承人意料不到的是，本想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决争议，结果由于法院判决，他们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之中。
　　
　　原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周宗良遗产的继承人众多，对宝庆路3号房屋无法作实物分割，就采用了继承人竞价的方式将房屋变现7300万元(净价)。而让众多继承人惊讶和不理解的是，取得该房屋产权的企业没几天就打出广告，以一个多亿的标的要将宝庆路3号卖出。大部分继承人认为，他们“被法院和企业耍了”。
　　于是，一部分继承人提出上诉。
　　2006年5月，上海市高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对房屋产权归属及折价款数额认定的判决。
　　让徐元章气愤的是，从1951年住进宝庆路3号起已经在此居住了50多年的他，由于母亲周韵琴“下落不明”，竟然成了局外人，连继承人都不是。
　　
　　宝庆路3号的记忆
　　
　　现在，除了愤怒，对宝庆路3号，徐元章更多地是感到惋惜和不舍――从7岁开始，他的生命就和这些房子连接在了一起。
　　基于诸多亲属的回忆，徐元章是这样想象作为上海巨商的外公周宗良的：讲一口带有宁渡口音的上海话，英语、德语流利，出入于显贵巨商之间，但却又身着长袍马褂，洋气中带有一种传统之魅。
　　外公住的主楼，徐元章去过，有16个房间，小的只有6平方米，里面的布置完全西化，进门有衣帽间，很讲究，绿色吊灯，黑色挂衣橱，铜钩。
　　会客室也让徐元章惊叹黄丝绒帷幕，有流苏，热水汀全是紫铜的，有木架子。壁灯都是车料磨出来的，非常昂贵，家具是达芬奇式的，米色。
　　餐厅两大间，外面中式的，里面全是欧式的，柚木的餐台酒吧台，彩色玻璃，很大的皮沙发。
　　“可惜，在‘文革’时，这一切都被拿走或破坏了。”
　　更给徐元章带来更多亲切记忆的是，在宝庆路3号这座深宅大院内，他的父亲徐兴业和母亲周韵琴完成了传奇般的相识、相恋过程――周宗良四女儿周韵琴绘画、钢琴、社交舞样样精通，又讲得一口流利英语，只是国学修养较显单薄，为此，周宗良特地选了一位毕业自无锡国文专科学校，相貌平淡、沉默内向的先生做女儿的家庭教师。这位先生就是徐元章的父亲徐兴业。
　　让周围所有人都惊讶的是，仅仅一周两次课的教授，长相平平的徐兴业就俘获了比自己小七岁、裙下追求者众多的富家小姐周韵琴。
　　说起来，徐兴业也是出身名门，父亲徐春荣是一名实业家，致力闸北民族工业发展，开办了闸北水电公司。为了纪念他对闸北区所作的贡献，曾有人建议将现今的上海青云路改名为“春荣路”。
　　可惜的是，在日本人飞机的轰炸下，徐春荣的财产瞬间化为乌有。
　　出身名门而又家道中落的徐兴业，前往大买办周宗良家执教，不成想，又和自己的学生走到了一起。
　　徐元章回忆，他在整理旧居时发现好几封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秀丽的毛笔小楷写在毛边信笺上，虽不像徐志摩那般花哨，却也是火热情深。
　　徐兴业和周韵琴的爱情遭到了周宗良的反对，然而，沉浸在爱情中的四小姐已经听不进去父亲的劝阻，最终执意搬出宝庆路3号的豪宅和穷书生徐兴业走到了一起。
　　周韵琴没有看走眼，多年后，凭借一部100多万字的《金瓯缺》，徐兴业获得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也是上海市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可惜的是，周韵琴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1957年，周韵琴赴香港奔丧，从此一去不返。后“下落不明”。
　　
　　“少爷艺术家”
　　
　　周韵琴赴香港时，让学画的二儿子徐元章跟随着自己的老师、著名的雕刻家张充仁先生学习。当时，徐元章12岁。
　　“那时和现在一样，学画是要给钱的，张充仁先生名气大，一周指点我一次，每个月要14元钱。”徐元章说，在当时，14元是不少的一笔钱。
　　在家庭的支持下，徐元章还先后师从哈定、李泳森夫妇习画，而让徐元章尤感骄傲的是，著名油画肖像大师俞云阶，也曾上宝庆路3号教他绘画长达5年时间。
　　“那时间俞云阶被打为‘右派’，一分钱工资都不发，为了谋生，他不得不教学生度日。”徐元章说，家里为了请俞云阶给他上课，在每次上课之前，都会请俞云 阶大吃一顿，酒足饭饱之后，才开始上课。
　　如此开销，在普通人家看来，自然是心痛不已，但在这个有着贵族血统的宝庆路3号的豪宅内，一切都是如此顺理成章。
　　有一次，徐元章想和伙伴们一起合伙请模特，这样可以分摊费用，结果被家长们制止了：“要单独请!”
　　还有练习写生，徐元章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上海周边的风景名胜，以至于最后常监督他学画的叔叔也能从艺术的角度对画进行品鉴，之前叔叔对画一窍不通。
　　“这也就是很多人都称呼我为‘少爷艺术家’的缘故。”谈起早年学画的经历，徐元章有些许自豪，又有些许羞涩。
　　按照远在国外的母亲的指示，徐元章还师从范继圣(钢琴家孔祥东的老师范大雷之父，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学钢琴，与哥哥一起去陕西路一私人教授处习英文……
　　著名作家程乃珊写道：“宝庆路3号围墙内三代人的精致生活，打造出徐元章这样一个流着蓝色的贵族之血的画家。”
　　然而，时代的风雨还是侵袭到了这个豪门大宅――“文革”爆发后，宝庆路3号被抄家，一些单位强行入驻其中；画画成了没有前途的职业，徐元章只得到街道工厂绕线圈；而他的父亲在妻子离家多年后，开始着手写作《金瓯缺》。
　　
　　“我父亲那么柔弱的一个人，在‘文革’时期，竟然能顶着压力，整天东躲西藏地写小说。”徐元章说，那时他感到很不可理解，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才渐渐地明白了父亲的苦心。
　　1991年，徐兴业临上手术台前，向病友哀叹：我这辈子怕再也见不到我的妻子(周韵琴)了!
　　果不其然，徐兴业第二天死在手术台上。
　　
　　爱情、“老克勒”
　　
　　在街道工厂，徐元章整整干了二十年可是这二十年的工人生涯磨灭不了他对艺术的追求。1985年，他辞职在家，成为了一名自由画家。
　　刚开始，以画谋生，生活艰难可想而知。为了女儿的前途，在出国风潮中，徐元章的太太黄亨义选择去了美国，此后两人天各一方。
　　“真的没有想到，我父亲是师生恋，后来两人分开，我自己的命运也是这样。”徐元章常常感叹，为何冥冥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他走了父亲的老路?
　　和父亲的爱情相同，徐元章的妻子黄亨义也是在向他学画的过程中相识、相知，恋爱一谈就是8年。
　　和母亲周韵琴一样，徐元章眼中的黄亨义漂亮而且多才多艺――跟言慧珠学过京戏，跟男低音歌王温可铮习过声乐，在当年的罗宋俱乐部跟白俄学过芭蕾……
　　更为惊人相似的是，和周韵琴相同，拜倒在黄亨义石榴裙下的人也不知其数，但黄亨义还是选择了教他画画的破落子弟徐元章。
　　“那时候啊，家里人就担心我找不到对象。”徐元章笑言，自己长相一般，没有技术，又有许多海外关系，在当时，许多人家女孩确实有顾虑。
　　然而，这段爱情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妻子走后，徐元章一头扎进艺术的殿堂。或许宝庆路3号给了他灵感，抑或是年少时的豪门生活给了他太多记忆，他坚持用维涅尔的画法画旧上海建筑，慢慢地，形成了许多系列，如历史名人住宅、宗教建筑等。
　　一位外国画商如此评价他的画：“画西洋建筑在西方绝不稀奇。但在徐元章的画里，有一种旧上海的历史韵味，很独特，很令人陶醉。”
　　更让一些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是，10多年前，在宝庆路3号，徐元章搞起了“上海老克勒”(洋泾浜英语，取意class，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们的舞会。
　　参与者都是一些名门望族之后：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女朱文琪、面粉大王的孙子朱永宣、盛宣怀的外孙和孙女、海上名医钱潮的儿子钱绍昌……
　　这些人大都是来自昔日的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能讲一口流利英文，对西洋古典音乐旋律如鱼得水，对社交会得心应手。
　　时光流转，随着徐元章搞的“老克勒”舞会名气愈来愈大，来的人日渐增多，连许多驻沪总领事都来，最壮观的一次外国人聚会，前后来了170多位，包括瑞典的一位省长，“慢慢那些真正的老克勒就不常来了”。
　　“一是年龄在变大，来不了了，再有就是人一多层次就会下降。现在，宝庆路3号被法院卖掉了，舞会怕是再也办不起来了。”望着窗外有些凌乱的花园，徐元章叹了口气。
　　是的，宝庆路3号都没有了，那些拥有丰厚历史韵味的记忆还会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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