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心灵废墟 心灵废墟

　　恐怕没有哪个亲历者能够轻易忘记三年前那场灾难，顷刻间家园化为废墟、骨肉阴阳相隔……很长一段时间里，痛苦和恐惧成为了生活的主题。 　　三年过后，花园式小区里的新房拔地而起，学校再次响起朗朗读书声，集市恢复了从前的热闹和喧哗。新房子、新家园、新生活、新产业在人们的注视下一一实现，新希望也融化在乐观、坚强的四川人心里，微笑和感恩荡漾在他们的脸上。是什么抚平了人们心中的痛苦？又是谁在他们心灵的废墟上搭建起幸福的家园？
　　
　　源于人性的热情
　　陈茹（化名），四川都江堰人，49岁。“5?12”之前，陈茹从未想过，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城市有一天会化为废墟，她也未曾想过，并不坚强的自己会在漆黑的夜晚行走在废墟之上，找寻生命的痕迹。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身着一袭深色长裙的陈茹坐在茶座，回想起三年前的那十几个夜晚，语气中仍透露出一丝不安：“一座城市晚上没有灯：废墟、亡灵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经历的恐惧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创伤。”
　　作为科协工作人员，地震发生后，陈茹和一位女领导一起被派往一线开展搜救工作。从未见过尸体的她不得不强忍着内心巨大的恐惧，全身颤抖也要坚持在废墟上奔走。当她终于找到救援吊车，“搭车”回到压着求救百姓的废墟前时，从吊车上跳下来的那一瞬间她几乎瘫倒在地。
　　或许正是这段一生难忘的经历，让陈茹成为了一名心理援助工作者。2008年6月21日，作为为数不多拥有心理学背景的政府工作人员之一，陈茹被调往妇联，参与都江堰市的心理援助工作。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大量志愿者涌入地震灾区，各种流派的心理援助工作全面展开。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统计，地震发生后，先后进入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多达1600人次，这其中仅有480人是心理学专家。
　　在我国，心理学临床研究起步较晚，通过注册心理咨询师考试的全国也仅有20万人，这些人中具有临床经验的人数便更加无从统计。5?12地震如此大规模的灾难前所未有，更凸显了心理援助需求的巨大缺口。
　　然而，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即使没有心理学临床经验的志愿者也可以通过倾听分担受灾百姓的痛苦，所以当时大量志愿者在灾后第一时间进入灾区，也给很多人送去了温暖和希望。
　　
　　迷茫中的探索
　　从2008年6月开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陈茹往返于都江堰、成都之间，参加各种讲座，试图探寻最好的心理援助方法。与此同时，通过在帐篷里走访，她对20个急需心理援助的孤儿开展了活动多样的心理救助。
　　陈茹找到了成都的一个雕塑家朋友，开车拉回一大盆泥巴。第一次“泥土治疗”就这样开始了。“选择泥巴是一种直觉吧，我觉得泥土给人的感觉很舒服，摸到泥土就摸到了地球。”
　　当时，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12岁女孩小婉（化名）给陈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做了一个方形的泥板，四个角顺时针依次写着“爸我爱你”四个字。“她一边做，一边哭，我觉得她的情绪得到了宣泄，也觉得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之后，陈茹又把音乐疗法和在运动中恢复的理念引入心理援助，还在2009年寒假组织孩子们到韩国去治疗。然而，她也意识到，仅凭自己有限的心理知识，缺乏临床经验，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无法解决了。
　　与此同时，大量涌入的非专业志愿者已经不能解决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反而给灾民造成了困扰。许多刚与当地人建立了感情联系的志愿者结束了短期服务，他们的离开抽走了被援助者的支柱和希望，被援助者受到了二次伤害。于是，人们对心理救援产生了抵触情绪，灾区一度流传着“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口号。
　　那段时间，对于心理援助单纯的热情显得苍白无力，受灾群众需要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而这种援助也必须是专业的。
　　幸运的是，陈茹一直苦苦寻找的组织在这时出现了。地震发生后，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钱铭怡和她的助手钟杰老师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开展了心理援助工作。2009年7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钱铭怡初步考察了陈茹组织的心理援助工作。考虑到只有培养本地化的专业心理援助工作者才能解决专业志愿者短缺和无法长期坚持的问题，钱铭怡教授与壹基金合作，在2009年底启动了壹基金北大童心康复项目。
　　而从地震发生后就在灾区建立了7个工作站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一直坚持提供心理援助，开展各项服务，但志愿者缺乏也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正在这时，远在山东的记者方若蛟从大学同学那里得知了北川的情况，因为本身就是心理学毕业，他决定辞去记者的工作，来到北川！
　　
　　困境中的坚守
　　在都江堰，通过壹基金北大童心康复项目，陈茹结识了20余位来自中小学的从事心理工作的教师，他们每周要完成12-30个小时的心理咨询。每个月，来自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会到都江堰给他们进行为期两天的督导，通过“专家会诊”帮他们分析咨询中遇到的个案，并对这些老师进行心理治疗。他们接触到了更加专业而系统的培训，也有越来越多的项目之外的老师主动向他们反映学生的情况，推荐需要帮助的学生接受心理援助。
　　陈茹注意到这样一个小男孩，在最初做泥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小和尚。小和尚紧紧抱住的双臂交叉，垂下的头也深深埋在胸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援助，再做泥塑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做了一个小动物，“虽然我没认出来是个什么动物，但是看得出来，这个小动物是笑着的。”
　　在北川，方若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带领的心理援助大队的工作也一如既往地在进行。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志愿者充分意识到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重要性，放大国家关怀，让群众感觉到国家没有抛弃他们；接下来，他们针对高危人群进行心理援助，通过倾听、陪伴让他们找到生活中的支点；之后，开展心理辅导的各种活动、放松身心的训练等，让人们学会相互扶持，减少孤独感；此外就是对比较严重的个案进行深入咨询和药物治疗。
　　心理辅导是北川心理救援大队开展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活动。但其实，真正走进工作站求助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并不习惯自己走到工作站和志愿者谈心，方若蛟和志愿者们只能干着急。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没有相等的愿望”。为了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方若蛟便带领工作站的志愿者走出工作站、深入社区，主动去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通过走访，方若蛟发现，最急需心理援助的是失去孩子又没有生育能力的父母，孩子往往凝聚了父母甚至一个家庭的希望，如何重建这些人的信心与希望呢？
　　他们了解到当地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茶馆儿，他们便在社区里开茶铺，摆上桌子、椅子，沏了上好的茶吸引人们从板房里走出来，从社区的新楼里走出来。一般一张桌子周围要摆上四把椅子，人们坐在一起喝茶就会开口聊天，新认识的邻居相互熟悉了，还通过聊天分担了各自的伤痛。刚开始，茶铺的上座率并不高，但才两个月，第一次买的10张桌子就不够用了，不得不再买5张。
　　他们知道四川人好耍，喜欢“摆条子”（打麻将），就组织扑克牌局、跳舞、卡拉ok大赛、书画比赛。2009年、2010年连续举办的两届卡拉ok大赛吸引了上至80岁的老人高歌《九一八》、小到9岁的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
　　对于建立心理援助长效机制、增加人才储备，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川工作站也有着长远的打算，他们组织中小学校长参与体验式的团体游戏，让他们感受到心理辅导的重要，然后对学校负责心理工作的骨干教师进行培训。
　　
　　遗憾之上的希望
　　三年来，志愿者有来有走，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一直坚持志愿者与被援助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做好志愿者之间的“交接班”工作。通过一对一的辅导以及培训当地教师进行心理援助，北川地区的心理状态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在地震之初，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川工作站在2万受灾群众中随机选取5000人，对他们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20%-25%的受访者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比国际上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8%-12%的比例高了一倍还多。而活动开展一年后，再次调查显示，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7%。在方若蛟等志愿者接触的个案中，之前最严重的闪回（灾难发生场景无意识的闪现）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还有一些受助者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能简单地帮助其他需要心理援助的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在这场地震中，90%的家庭两代以内直系血亲有人遇难，30%的家庭整个家族遇难的人数达到两位数。在陈茹看来，地震之后产生的心理问题会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比如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他们再次生育后，教育孩子的模式也会受到影响。而孤残儿童群体的心理问题也更加严重，直到现在陈茹都不敢触碰，生怕做不好而伤害了他们。
　　都说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但没有志愿者的工作，这种伤痛要困扰人们更长时间，甚至心理素质差的人心头的伤口一辈子也难以愈合。在新城市建起来、新房子分下来的第三年，心理问题仍然存在。“一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突然变了样，原来熟悉的人没有了，熟悉的路改变了，连上班、回家都要问别人单位、家在哪。那种恐惧、陌生和孤单的感觉才是最真切的。这时候的心理重建就要尽快消除人们的陌生感，让他们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这也是陈茹下一步要做的事。
　　2008年10月，北川一位基层干部自杀身亡，人们突然意识到长久以来他们忽视了受灾群众中很重要的一群人，那就是干部。根据那位自杀干部的日记来看，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在废墟中看到了他孩子的一只鞋子。这群人的压力更大，内心的创伤却往往被忽略。在采访中，汶川的一位官员也坦言：“我把微笑和坚强留给了别人，其实我心里也很不好受，谁来关心我呢？”
　　“另外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就是教师。”方若蛟补充道。除了地震中受到的伤害，他们还要面对需要帮助的学生。地震使得许多人辍学、许多孩子在课上无心听讲，而对于这一切，老师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说又说不得，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压力也会增大。
　　在灾区，还有一个群体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那就是心理志愿者。因为我国没有国家级的心理援助组织，各种组织单兵作战、力量有限还缺乏归属感；因为资金不到位，他们的生活难以保障、工作不能顺利开展；因为看到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不能得到有效帮助，甚至被徒有其表的人误导，他们也感到愧疚；有些人家里受灾，却还要让别人的痛苦一次次触及自己心灵最柔软的地方，他们要接受更多的负面信息，但没有谁天生就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
　　时间也是检验志愿组织专业性的最严格的标志，坚持到现在的心理工作者一般都有专业的体系来保障志愿者的心理问题得到及时疏导，上一级的督导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而家也是志愿者最可依赖的支柱。
　　方若蛟是家里的独子，从山东跑到北川，工作一忙连电话都顾不上打。然而每当听到父母的声音、听到他们说到“儿子，你要把工作做好。你放心，家里一切都好”的时候，他感到最给力。因为长年在北川，月收入也有限，已近而立之年的他还没有成家，也没法照顾、补贴父母，但他并没想过离开：“要工作到这边的事告一段落再说吧。”说到这里，方若蛟又甩了甩他的头发，他边比划边说道：“刚来的时候才那么短，一忙起来连头发都顾不上剪，索性留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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